錢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雖不感意外，卻不免為之愴神。我沒有資格寫正式的追悼文字，因為我們之間并沒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緣，兩度接席，暢聆先生語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陳石遺有“重因風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寫此短文只能表達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國科學院派了一個“漢代研究考察團”到中國大陸去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古，我也參加了。在北京時我提議去拜訪俞平伯、錢鐘書兩位先生，同團的傅漢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安排，我們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訪這三位先生。開門的是默存先生。那時他已六十八歲，但望之如四、五十許人。如果不是他自報姓名，我是無論如何猜不出的。

　　交談在俞先生的客廳中進行，大致分成兩組：傅漢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談漢魏詩的問題，我和俞、錢兩位則以《紅樓夢》為開場白。但客廳不大，隔座語聲清晰可聞，因此兩組之間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記不清和默存先生談話的內(nèi)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學、哲學的范圍。當時大陸的思想空氣雖已略有松動的跡象，但層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間都得拿捏著說話的分寸。好像開始不久我便曾問他還記得他的本家賓四先生嗎？因為我知道關于他的一點背景主要是得自賓四師的閑談。這是間接的“敘舊”——中國人過去在初見面時常用的一種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幽默，說他可能還是賓四師的“小長輩”。后來我在臺北以此詢之賓四師，賓四師說完全不確，他和錢基博、鐘書父子通譜而不同支，無輩分可計。但默存先生并不接著“敘舊”，我也知趣地轉(zhuǎn)變了話題。接著我好像便把話題移到《談藝錄》。他連說那是“少作”、“不足觀”。

　　這時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話，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謙遜了一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管錐編》的書名。他告訴我這部新書還是用文言文寫的�！斑@樣可以養(yǎng)活毒素的傳播”，他半真半假地說（原話我已記不住了，但意思確是如此）。我向他請教一個小問題：《談藝錄》提到靈源和尚與程伊川二簡，可與韓愈與天顛三書相映成趣。但書中沒有舉出二簡的出處，究竟見于何處？他又作滑稽狀，好像我在故意測驗他的記憶力似的。不過他想了一下，然后認真地說，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載》上找得到。因為話題轉(zhuǎn)上了韓愈，我順便告訴他當時在臺北發(fā)生的趣事：韓愈的后代正在為白居易“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兩句詩打“誹謗”官司。我并補充說，照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考證，似乎確有其事。但是他不以為然，認為“退之”是衛(wèi)中立的“字”。這是方崧卿辯證中的老說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錢大昕的支持。黷存先生不取陳的考證。后來在美國他又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jié)。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辨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闈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他正在我家作客，這句話，我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聞強記實在驚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關于我的資料，所以特別提及當時耶魯大學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確實看過這些作品，評論得頭頭是道。偶爾箭在弦上，也會流露出銳利的鋒芒，就像《談藝錄》中說Authur Waley，“宜入群盲評古圖”那樣。但他始終出之于一種溫文儒雅的風度，謔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國。1979年春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其時正值中美建交之后，雙方都在熱絡期間。代表團的一部分人訪問耶魯，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費孝通先生等。領隊的則是趙復三先生，因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會上，趙先生特別推讓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辭，好像這本來應該是趙先生的任務。

　　我和傅漢思先生等人當然到火車站去迎接代表團。其中我唯一認識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禮時，他忽然很熱情地和我行“熊抱”禮。這大概是當時大陸行之已久的官式禮數(shù)。我一時不免有點張皇失措，答禮一定不合標準。不過我的直覺告訴我，黷存先生確是很誠摯的，這次用不著“敘舊”，我們真像是“舊交” 了。

　　當天晚上，我和陳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團全體在家中晚餐。連客人帶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這個自助餐是陳淑平費了三天功夫準備出來的。我們平時極少應酬，這樣的熱鬧在我們真是空前絕后的一次�，F(xiàn)在試說有關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開的車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們有機會聊天。僅僅隔了四、五個月，我覺得已能無所拘束，即興而談。大陸上學術(shù)界的冰層似乎已開始融化。外面流傳了很久的一個說法是他擔任了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我為此向他求證。他告訴我這完全是誤會。大陸曾有一個英譯毛澤東選集的編委會，他是顧問之一，其實是掛名的，難得偶爾提供一點意見，如此而已。我也問他《宋詩選注》為什么也會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大概因為時間不夠，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當時的批判者。他僅僅說了兩點：第一，他引《講話》中的一段其實只是常識；
第二，其中關于各家的小傳和介紹，是他很用心寫出來的。我告訴他胡適生前也說他的小傳和注釋寫得很精彩。

　　我當時隱約地意識到他關于引用《講話》的解釋也許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態(tài)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個純凈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這一層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準了的，現(xiàn)在讀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兩句，我更深信不疑了。這兩句詩是：

　　　　筋力新來樓懶上，

　　　　漫言高處不勝寒。

　　　　這是他的“詠懷詩”。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為人多，分成了好幾處，我們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幾位，大陸來的貴賓們談興很濃，但大家都特別愛聽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就我記憶所及，客人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他們幾十年來親身經(jīng)歷的滄桑，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彼此怎樣“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 ” （見《林紓的翻譯》）。默存先生也說了不少動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聞海內(nèi)外的頭面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于吳晗的事。大概是我問起歷史學家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說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著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大意如此）回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剎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愿意再繼續(xù)追問下去。

　　在這次聚會中，我發(fā)現(xiàn)了默存先生嫉惡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淵明一樣，他在寫《歸園田居》、《飲酒》之外，也寫《詠荊軻》、《讀山海經(jīng)》一類的詩。試讀他一九六四年的《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fā)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后灰。

　　　　對癥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shù)得陳推。不圖牘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箋釋他的詩，以免“矜詡創(chuàng)獲，鑿空索隱”（《槐聚詩存.序》）之譏。讀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別后，我便沒有再見過他了。不過還有一點余波，前后延續(xù)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嚴守著前一時代中國詩禮傳家的風范，十分講究禮數(shù)。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書寫來一封客氣的謝函。我雖經(jīng)年難得一親筆硯，也只好勉強追隨。這樣一來一往，大約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跡我都保存著，但因遷居之故，一時索檢不得。但最使我感動的是在《管錐編》第一、二冊出版后，他以航郵寄賜，扉頁上還有親筆題識。不久我又收到他的《舊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題贈的《春泥集》。受寵若驚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寫了一首謝詩如下：

　　藝苑詞林第一緣，春泥長護管錐編。淵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爭說照圓。冷眼不饒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軒過后經(jīng)秋雨，悵望齊州九點煙。

　　詩固不足道，但語語出自肺腑，決非世俗酬應之作。《管錐編》第三、第四冊面世，他又以同樣辦法寄贈，以成完璧。我復報之以《讀〈管錐編〉三首》：

　　　　臥隱林巖夢久寒，麻姑橋下水湍湍。如今況是煙波盡，不許人間弄釣竿。（《全漢文》卷二十）

　　　　“避席畏聞文字獄”，龔生此語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為言辭滅族來。（《全后漢文》卷十四） 桀紂王何一例看，誤將禍亂罪儒冠。從來緣飾因多欲，巫蠱冤平國已殘。（《全晉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熱腸，生前所儲何止湯卿謀三副痛淚。《管錐編》雖若出言玄遠，但感慨世變之語，觸目皆是。以上三節(jié)不過示例而已。先生寄贈《管錐編》四巨冊，都經(jīng)親筆校正，尤足珍貴。寒齋插架雖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傳來，重摩茲編，人琴之感，寧有極耶！

　　默存先生已優(yōu)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這樣的文學門外漢，是不配說任何贊美的話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讀先生的書，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說，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機會再補寫。最后，我要鄭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jié)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 20世紀同時終結(jié)。但是歷史是沒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學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樣不斷地勤苦努力，21世紀也許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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