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zhàn)中東西方對峙的形勢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是國家政治的工具，一直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對外貿易既是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也是對外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廣交會則是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然而，隨著冷戰(zhàn)格局的巨大變化，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1972年中美關系初步改善、中美貿易拉開序幕之后，在廣交會上，高度壟斷的外貿體制悄然變化。即在一貫的政治掛帥和國家意志之外，市場意識開始萌發(fā)，成為中國最終拋棄舊體制、迎接新時代的微弱卻清晰的前兆，也是中國的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產品由匱乏走向豐富，國力由弱小走向強盛的開端。這一歷程折射出中國對自身及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留下了冷戰(zhàn)轉型過程中中國逐漸融入世界的痕跡。

　　一、統(tǒng)一對外，意識形態(tài)為先

　　新中國成立以后，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平衡項目。進口的是國內經濟生產環(huán)節(jié)中短缺的物品和彌補不足的商品，出口則是為了支付進口而進行創(chuàng)匯。

　　1956年11月10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廣州舉辦了首屆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1957年4月25日，中國國營進出口企業(yè)在廣州聯合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自此，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窗口。廣交會最初只是進行商品出口洽談，從1959年秋季以后開始兼營進口交易。

　　1958年，針對當對出現的少數對外貿易對外不一致的“混亂現象”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傾向”，中共中央發(fā)布了“關于對外貿易必須統(tǒng)一對外的決定”，明文規(guī)定：“對外貿易必須嚴格統(tǒng)一對外，絕不容許有任何不統(tǒng)一現象發(fā)生�！�…只有統(tǒng)一對外，才能有計劃完成國家進出口計劃并為國家生產建設服務，才能有計劃、有組織地同兄弟國家進行貿易協(xié)作，才能配合我國和平外交活動，特別是才能同國外資產階級進行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斗爭，在防止和抵制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經濟腐蝕或侵襲上體現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盵1]

　　這一文件明確了統(tǒng)一對外的指導方針和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的國別貿易政策。具體來說包括幾個方面：（1）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間的貿易，全部由對外貿易部秉承中央意旨統(tǒng)一辦理。除了經過中央批準可以進行邊境小額貿易的地區(qū)以外，其余各地區(qū)、各部門都不得進行對外貿易，亦不得自行催請兄弟國家交貨；
（2）對兄弟國家的進出口貨單，必須經國家計劃部門綜合平衡，并且經過中央批準，對外貿易部門才可以對外簽訂協(xié)議；
（3）堅持進出口審批制度；
（4）對資本主義國家非政府間的貿易，凡屬壟斷性強或大宗的進出口商品，均由對外貿易部所屬公司統(tǒng)一對外成交；
（5）對資本主義國家進出口同類商品，對外成交價格必須統(tǒng)一；
（6）任何地方任何機關未經中央批準，不得命令銀行動用國家外匯，向外開證；
（7）各口岸邀請外商來華談判或派人出國進行貿易活動，必經事先報對外貿易部批準，由對外貿易部統(tǒng)一組織進行；
（8）除對外貿易所屬各公司和各口岸對外貿易機構外，任何地方機構不許做進出口買賣。這里所指的兄弟國家主要是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和亞非拉友好國家，完全是從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需要出發(fā)的人為劃線，不是經濟活動的準則。從建國初期到六十年代，這種高度統(tǒng)一，嚴格控制的情況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而且在不斷強化。

　　1965年，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1965年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紀要，強調外貿部門“既是經濟部門，又是外事部門，……在一切工作中做到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掛帥，中央政策掛帥，統(tǒng)一對外�！蓖赓Q部門要“堅決貫徹執(zhí)行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和國別貿易政策，支持堅持馬列主義的兄弟國家，支持亞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開展對第二中間地帶的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活動，加強反帝反修斗爭�！盵2]由此可見，外貿完全是政治和外交的配角。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時期，雖然隨著生產發(fā)展，貨源有所增多，要求擴大出口，但困難不少，那就是：“貨源雖多，市場不好”，或“雖有市場，貨不對路”。因為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閉門造車，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場的行情，又沒有暢通的銷售途徑。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成交額占了外貿公司全年出口任務的2/3，因此，廣交會對各進出口總公司完成全年任務具有決定意義。當時的解決辦法是：狠抓統(tǒng)一，反復教育，發(fā)揚互諒互讓風格，統(tǒng)一運用資源，如用廣東的暢銷茶帶動上海的滯銷茶。提倡“三交底”：互交貨單家底，互交客戶安排和準備成交數量底，互交品質價格的底�！拔褰y(tǒng)一”：統(tǒng)一運用資源，統(tǒng)一安排客戶，統(tǒng)一調配干部力量；
統(tǒng)一作戰(zhàn)布置，統(tǒng)一看法。還強調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重申政治是統(tǒng)帥，是靈魂，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線，是全盤工作的基礎。[3]

　　雖然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是政治優(yōu)先，但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尚能基本維持國家對外匯的有限需求，直到文化大革命發(fā)生后，才使最基本的對外貿易活動幾乎無法正常進行。

　　二、政治掛帥，登峰造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各行各業(yè)逐漸受到沖擊。1967年的春季廣交會受到了文革的直接影響。4月初，有匯報說廣州的情況緊張，軍管會難以控制，很可能使廣交會無法在4月15日開幕。為了不使廣交會中斷，4月14日清晨，周恩來乘專機從北京飛到廣州，安排1967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會，并與各山頭的造反派見面，說服他們顧全大局，從而保證了廣交會如期開幕。[4]

　　廣交會雖然如期舉行了，但是這屆廣交會的政治氣氛極其濃厚，強調“交易會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人人都要成為既是交易員又是毛澤東思想紅色宣傳員。……特別要大張旗鼓宣傳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zhàn)略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進入新階段的重大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從而擴大國際反美反修統(tǒng)一戰(zhàn)線�！币獏^(qū)別對待客戶，“凡在政治上靠攏我們的客戶，要支持、鼓勵，對表現不好的客戶要進行教育。”[5]這樣就把經濟貿易活動的場所，變成了政治斗爭的舞臺。在進行商務洽談前后，廣交會要組織參加者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交換意見、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等，參觀訪問的目的也是要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1967年的秋季廣交會開幕前夕，周恩來又再次直接干預。9月13日，廣州兩大造反派沖占軍區(qū)大院，周恩來對他們的行為“大為震怒”，立即召見其在北京的代表，強調必須盡快恢復秩序，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并指示：“廣州的交易會不能停開�！盵6]廣交會總算是順利開幕了，但政治活動比以往更多，甚至在商業(yè)談判中雙方都總要手持毛主席語錄。甚至“據說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語錄本弄臟，看起來是經常讀過的，好贏得中方的好感�！盵7]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達到高潮的1968－1969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被當作是廣交會的主要任務。而且強調廣交會“是國際范圍階級斗爭的前哨陣地，斗爭十分尖銳復雜。因此參加交易會的人員必須是政治上可靠的�！盵8]在這種情況下，各交易團紛紛大搞政治活動，如土產交易團在開幕前、交易會中和閉幕后，舉辦了三期學習班。每天開展早請示、晚匯報和天天讀。進行了大規(guī)模對外宣傳活動，共召開中外來賓座談會72次，走訪56次，文娛演出4場，參觀展館22次。還對客戶摸底調查，之后對客戶分類排隊，區(qū)別對待，確立重點宣傳對象，進行重點宣傳。[9]廣交會的經濟活動幾乎完全被政治狂熱所掩埋。

　　對外貿易部政治部專門編印了1969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工作方案，要求組織參加交易會人員學習，并制定具體的宣傳文稿，它強調：“交易會是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參加交易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決把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當作首要任務。”對外宣傳的內容則包括：（1）宣傳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2）宣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3）宣傳我國人民高舉“九大”的團結旗幟，爭取更大的勝利；
（4）揭露美帝、蘇修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宣傳形式上要“三突出”，即突出毛主席光輝形象、突出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斗爭路線，和“三顯示”，即顯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顯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顯示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的作用。具體做法包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演出樣板戲，統(tǒng)一訂制贈送外賓的毛主席像章等。[10]

　　由于文革的干擾，1968年秋季廣交會的成交額顯著下降。因此，1969年的廣交會提出要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造謠言說我們文革后沒有東西了”而“貶低我文革的偉大意義”做出回應，即在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做法，雖然仍然強調統(tǒng)一對外，同一商品必須由一個交易團或總公司實行對外統(tǒng)一經營、統(tǒng)一報價、統(tǒng)一談判、統(tǒng)一成交，統(tǒng)一對外簽訂合同，但對于價格的高低可以對根據不同商品、不同市場定價，并允許給予中間商大約5%的傭金。[11]這是廣交會首次進行有限的改革。

　　1969-1970年是冷戰(zhàn)轉折的關鍵年份，中蘇關系跌至低谷，中美關系微妙復蘇，但這些還未直接反映到經濟領域。1970年的春季廣交會在政治上仍然強調三突出，三顯示。在對外政策上，1970年4月19日，周恩來在會見松村謙三等人時明確地提出了中日貿易四原則，即中國不與以下幾種企業(yè)進行貿易：一是幫助臺灣、南朝鮮的企業(yè)；
二是向臺灣、南朝鮮的企業(yè)大量投資的企業(yè)；
三是為美國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撾提供武器的企業(yè)；
四是日本在美國的美日合資企業(yè)。[12]總之，政治和外交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但與此同時，恢復因為文革而破壞的經濟秩序也是周恩來的努力方向。4月26日，周恩來審查第27屆廣交會展館方案，并做了“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生產、使用、科研相結合”的重要指示。[13]可以說，從這時起，中國的形勢開始悄然變化。

　　三、抓住機遇，力求變革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中蘇分裂之前，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占了整個對外貿易的絕大部分，但是，到70年代初，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約占中國出口總額的3/4，涉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從外貿的角度看，已經沒有了冷戰(zhàn)初期的營壘分明。對此，1971年3月，對外貿易部召開了全國外貿對資出口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貿易的若干具體政策和做法》，強調“對外貿易是對外戰(zhàn)線的重要方面，必須緊密配合外交活動和外交斗爭，為我國的對外政策服務”，仍然是把對外貿易與國際政治斗爭聯系起來，如對亞非拉地區(qū)的出口，關系到同民族主義國家發(fā)展貿易往來，促進他們獨立的民族經濟，增強反帝力量的團結，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因此要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必要時加以照顧的原則。對港澳地區(qū)的供應，是支援港澳同胞，擴大反帝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需要，是換取自由外匯，支援國內建設和世界革命的需要，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的出口，有利于擴大我國的政治影響，團結那里的人民，制止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爭，有利于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利于換取重要物資，加強國防、三線建設，促進工農業(yè)生產。所以，要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平等互利，緊密配合外交活動和外交斗爭，有區(qū)別地同他們進行貿易，有計劃地出口。[14]

　　相對于1969年8月對外貿易部《關于對資本主義國家（地區(qū)）出口貿易做法的試行規(guī)定》，這個文件主要是明確了出口商品應按國際市場價格作價的原則，對于收匯問題，提出在注意安全收匯的前提下，可以靈活處理，對于出口商品的品種、規(guī)格、花色等也有一些修改。具體措施中還是強調“以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為綱”，但提出要貫徹執(zhí)行“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抓革命，促生產，繼續(xù)搞好斗、批、改。這是繼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做法之后的又一次改革。這些都與周恩來的不懈努力分不開，他在文革的不利形勢下件艱難地進行著有限的突破。197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出版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時，專門談到工藝品出口的問題。他說，風景圖片不能算“四舊”；
石頭刻圖章是廢物利用；
假古董明明白白的賣給外商可以收外匯，用來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不好？[15]周恩來在這段時期千方百計地促進對外貿易，可謂用心良苦。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突然宣布即將訪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對各國的經貿人士更是一個極大的震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紛紛向中國做出發(fā)展貿易的表示。如日本各大企業(yè)紛紛宣布接受中國的中日貿易四原則，其中包括了“過去一直比較消極的豐田公司�！比毡窘洕�界上層及大型企業(yè)也相繼組團訪華。[16]

　　在中國方面，1971年8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外貿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由李先念副總理直接領導召開的，會前，周恩來和李先念都多次做重要指示，7月26日周恩來同李先念談到外貿問題時說：“現在一年才進出口四十多億美元，太不像話了，請先念、秋里同志抓一抓�！盵17]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正式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新關系。在這之后，許多國家加強利用香港，對中國進行觀察和接觸。美國也利用中美會談后的形勢在香港增設研究機構，收集研究中國的情況，并積極開展同中國駐港機構的聯系，幾十家美商來到香港探詢對華貿易。當時在港美資企業(yè)超過五百家，也都在加強機構，增加人員，擴大建筑，90%希望同中國做生意。他們邁出的第一步就是參加廣交會。對此，對外貿易部于1972年3月專門發(fā)了一份關于中美貿易的文件，將中央為中美貿易確定的原則下發(fā)給業(yè)務部門。總的原則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對美國的貿易�！币�求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要根據美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和政治斗爭的需要來定，出口可以廣泛一些，進口則“應從嚴掌握�！边�決定邀請30－40名美商參加這年的春交會。優(yōu)先選擇那些對中國態(tài)度友好，一貫主張開展中美貿易并為此作過努力，有買賣可做的進口商，適當考慮包括壟斷集團的代表和能為中國引進先進技術的出口商。同時也提出，原則上可以同第三國的美資公司和美國子公司做貿易。不過，所有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暫時一律由總公司統(tǒng)一掌握，統(tǒng)一對外成交合同。[18]

　　1972年的春交會的指導方針，是貫徹落實周恩來總理關于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科研的重要指示，落實“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因此出現了難得的好勢頭，文革氣氛淡了許多，把外貿工作一方面為革命多創(chuàng)匯，另一方面是通過外貿活動，促進與各國革命人民之間的友誼放在了突出位置。這是文革后第一次比較正常的經濟貿易活動，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這一屆廣交會上客商人數空前，但貨源不足，出現了供不應求的矛盾。接待方面一些人態(tài)度簡單、生硬、甚至粗魯，使一些客商很失望。

　　除了在邀請客戶方面增加了邀請美國商人和美國在第三國的商人外，又有一項新的改革，即對亞非拉國家國營公司代表或官方人士參加廣交會的費用，由過去全包改為原則上自理。如對方確有國難，從政治上，業(yè)務上考慮有必要者，其在中國國內的費用可由中方負擔，個別需由中方負擔單程或往返機票者，應報批準。[19]這也是在走向與國際慣例接軌。

　　四、中美貿易，緩緩起步

　　1972年春季廣交會上，第一次邀請了30多戶美國客商參加廣交會，人數雖然不多、且大多數是以調查、試探和建立關系的目的而來的，但直接出口成交400多萬美元，比較大宗的商品是生絲、棉胚布、服裝、地毯、煙花炮竹、香料油、凍對蝦、銻、錫以及工藝品，初步開始了中美貿易。中美貿易的中斷是冷戰(zhàn)造成的，中美貿易的恢復實際上就是對冷戰(zhàn)格局的極大沖擊，并標志著冷戰(zhàn)格局的巨大變化，甚至可以說，冷戰(zhàn)從經濟的意義上已經基本結束了。

　　從這次中美直接貿易的情況看，中美貿易中斷了二十多年，雙方的隔閡較深，彼此的了解需要一個過程。美國的歧視性關稅是當時中美貿易的主要障礙之一，但中國方面也有供貨品種少，數量少的問題，對美國市場上所需商品的品質、規(guī)格、花色、包裝、標識等很多問題也都缺乏了解。暴露出中國的業(yè)務人員業(yè)務水平不適應新形勢的發(fā)展，不僅對美國貿易缺乏知識，有的人對于一般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也很貧乏。中國商品的商標裝潢存在著混亂現象，不適應市場的要求。換句話說，開展中美貿易，要求雙方增進了解，也因此必須從各自的內部出發(fā)，采取措施，去適應新的形勢。1972年5月31日，經外貿部報請國務院同意，在廣州擴建交易會展館。擴建面積近十萬平方米，比原展館大五倍多。這就是一個適應新形勢的新舉措。

　　1972年秋交會是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及中國與聯邦德國建交之后開幕的，由于中國的國際威望提高，建交國增多，貿易要求量增大，一些商品的生產不適應形勢的發(fā)展，貨源不足，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在實踐中，越來越多人認識到，廣交會是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始學習適應國際市場價格變動而進行調整。對于有些中方有較大發(fā)言權的商品，有些公司通過摸清市場情況，提高價格，走到了市場的前面，并改變了過去有些商品按照“成本加利潤”決定價格的作法，而是因市場和客商的需求而定價。例如，按照靈活調價，看貨議價的做法，一塊重量不到200斤，成本僅100多元人民幣的園藝石，賣了2.2萬元人民幣，這就是活生生的市場價格的例子。于是引發(fā)了思考：適應市場情況，靈活掌握價格，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對外貿易的經營作風？為此，人們逐漸意識到，必須要掌握世界市場上供求的基本情況，廣交會成了學習市場知識的課堂，人們也開始認識到，中國是世界市場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1972年10月29日，周恩來總理對《1972年廣州秋季交易會安全工作情況匯報》作批示：督促實行，帶頭示范，嚴格檢查，有過即改，善始善終。新華社的《國內動態(tài)清樣》630期以“廣交會住房緊張，交通工具不足，引起外商不滿”為題，對于這屆廣交會的情況進行了報道。11月2日，周恩來批示：三件事情非解決不可，提出由北京、天津、上海臨時調一些轎車到廣州，司機隨車調用；
住房不足，可借用機關、學校，特別是要有像樣的廚房；
飯館不夠，可以將茶室改作飯館。[20]這些臨時性的措施雖然能解燃眉之急，但并非長久之計。對外貿易的需要由此帶動國內其他行業(yè)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

　　1972年的春秋兩季廣交會共邀請了180位美國客商，恢復并逐步開展了中美貿易。1973年，中美經貿往來開始起步。這年，外貿部根據中央批準的對外貿易的原則精神，確定了新的對美貿易的原則，總原則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繼續(xù)開展同美國的貿易”，并計劃1973年的貿易額略高于1972年。對進出口的掌握上，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品種可適當放寬，除了主要選一些先進機械、成套設備、先進技術，特別是石油化工、電訊、電子方面的設備和優(yōu)良種籽、種畜外，為更好地利用西方國家在貿易上競爭的矛盾，中國也將根據國內需要和有利的價格條件，適當直接進口糧食、棉花、化肥、廢鋼、鋼材、高級煙葉、油脂油料等。對于進口金額較大、數量較多的項目，需報請國務院批準后進口。對美出口應適當增加，以擴大影響，多出口輕紡產品、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品。對于參加廣交會和互訪問題，提出1973年的廣交會可擴大邀請美商的名額。春季廣交會將邀請80戶，其中可邀請10％的出口商，并根據業(yè)務需要適當增加中美貿易人員的往來。正式表示今后可同在第三國（包括日本）的美資公司和美國子公司做貿易。我國同第三國（包括日本）在美國的公司的貿易按中國對美貿易同等對待。至于航運問題，由于預計1973年的中美貿易貨運量將有所增加，繼續(xù)中途轉運，費用高、需時長，很不經濟，希望能盡量使用第三國船只開辟直達運輸。對美進口貿易，暫由總總公司統(tǒng)一掌握，統(tǒng)一對外成交簽合同。[21]中美貿易的基本形態(tài)得以確立。

　　1973年3月，在周恩來的大力舉薦下，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恢復了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周恩來病重時，挑起了恢復經濟和國家秩序的擔子，在全國進行挖潛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整頓企業(yè)等經濟工作。在林彪垮臺、中美緩和、越南戰(zhàn)爭基本結束的形勢下，中國的國內經濟開始轉向，中美經濟關系也開始發(fā)展。

　　1973年5月31日，在華盛頓舉行了美中貿易全國理事會的成立大會。經中國國務院批準，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作為中方同該理事會的聯系單位。美中貿易全國理事會所列出的10項主要工作范圍中的第一項，就是組織美國工商界人士與中國貿促會、各進出口公司、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等進行聯系和接觸。因此，這之后的美國客商參加廣交會更加方便，也更加踴躍。

　　1973年，外貿部還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例如，對于旅客攜帶和個人郵寄進口少量自用的印有“美國人民捐贈”字樣的物品和包裝用品，不再作為印有“反動字樣”的物品予以沒收，各海關可以放行。對于來自建交國和美國的外籍華人也以一般旅客對待。對于美國人訪華后寫的觀感和有關中國情況的書籍、文章，在發(fā)表后把作品寄給中國有關單位的接待人員，除了有明顯歪曲、誣蔑的內容外，海關可予以放行。對于美國進出口貨物和貨樣、廣告品，不再向海關填報總公司的合同號，而只需憑各口岸外貿公司向海關申報的進出口貨物明細單查驗放行。[22]總之，1973年出現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好勢頭，在中美關系改善的帶動下，到1973年底，與中國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qū)達到156個。經濟上的冷戰(zhàn)格局已經打破了。

　　五、一波三折，步履艱難

　　然而，1972年和1973年出現的好勢頭沒有持續(xù)下去，很快出現了反復。1974年2月18日，外貿部外貿調研組對1974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貿易形勢做了詳細分析，認為1973年是資本主義世界極其混亂和動蕩的一年，年初西方金融貨幣危機加劇，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際貨幣體系破產，年中出現因世界性農業(yè)歉收而造成的糧食、食品供應的嚴重緊張；
年末爆發(fā)“石油危機”，劇烈震蕩了西方經濟�！皬慕洕�方面出現了天下天亂的景象”。如果形勢繼續(xù)惡化下去，說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加強調查研究，密切注意國外市場的變化，進行分析研究，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利用各國和各壟斷集團之間競爭加劇的情況，選擇有利時機和貿易條件，做好進出口工作，為加速我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74年的形勢是：資本主義危機加深，國際市場上競爭劇烈，要繼續(xù)遵循以上原則，抓出口成交工作，積極擴大出口，早成交，早出口，早收匯。[23]這一分析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1974年4月15日，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遷入新展館舉行。雖然強調批林批孔，但仍然堅持抓革命、促生產，趁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較高水平時，爭取早出口、多收匯。這屆廣交會的出口貨單和成交安排金額較小，原因：（1）平時成交有所加強；
（2）有些暢銷商品貨源不足；
（3）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加重，對成交不利。但是，還是針對國際市場上商品價格漲跌變化大，情況復雜的形勢，注重簽活價合同，即先把數量定下來，價格分期協(xié)商。

　　這屆廣交會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干擾，在工藝品題材問題上首先發(fā)難，他們美其名曰，工藝品要反映中國社會主義精神面貌，反映文革以后新的面貌；
傳統(tǒng)工藝要推陳出新，以花鳥魚蟲山水風光為題材的工藝品，要能反映欣欣向榮的精神面貌。提出：反動、黃色、丑惡的工藝品（包括尊孔反法、宣揚孔孟之道的）、以神佛鬼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為題材的工藝品一律不能出口；
而對于古代神話、故事、人物為題材的工藝品要作具體分析等等。結果，工藝品經審查不合規(guī)定的有150多個品類，包括35種美術陶瓷、廣彩、木刻和畫類，全部未展未賣，極左思潮甚囂塵上。

　　然而，1974年秋交會上還是進行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對參加廣交會的外國官方代表團和商人一律改為自費，改變長期以來由中方負擔費用的做法。廣交會初期，為了開展我國同世界各個國家、地區(qū)的貿易往來，擴大對外影響，對邀請參加廣交會的官方代表團和一部分客戶，由我方負擔費用招待，這在當時有一定需要，也起了積極作用。但廣交會到去年春季已舉辦35屆，參加廣交會的外賓達2萬多人，比第一屆增加近20倍，繼續(xù)沿用老辦法已不適應。改成自費后，外賓普遍反映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同時還提高了效率，參加廣交會的十幾個代表團對談判工作比過去抓得緊，有的晚上還加班，有的幾天就簽訂合同回國。二是減少宴請活動，過去每屆廣交會除了開幕閉幕各舉辦一次大型招待會以外，各廣交會還分別宴請客戶。隨著參加廣交會的外商和華僑人數增多，宴請的次數也不斷增加。上一年春交會各交易團宴請外商共達540次，有一個交易團宴請了110次，這反而引起了很多矛盾。主人請了客戶，客戶又回請，這樣往返宴請，使不少負責人和業(yè)務人員疲于應對，無法高效率地工作，宴請多了，也增加了當地供應的壓力。上一年秋交會就開始對宴請活動進行了壓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七個交易團共宴請120次，比春交會減少了420次。[24]這是廣交會力圖減弱政治氣氛的努力，也使其經濟活動的特征日益明顯。1974年11月，外貿部下達了“關于1975年改進外貿經營體制的意見”，對于已經具備條件對港澳地區(qū)直接辦理出口、發(fā)運、結匯的省、自治區(qū)外貿分公司，提出可試辦少數幾種商品的出口業(yè)務，以便取得經驗，逐步發(fā)展。[25]

　　1975年1月，籌備已久的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在閉幕式上，周恩來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地向全國人民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次會上，朱德繼續(xù)當選為全國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為副總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破產，中國的步伐緩慢向前。1月25日，鄧小平先后在軍隊和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qū)管工業(yè)書記會議上，提出進行整頓，之后，各行各業(yè)開始大力抓經營管理、訂規(guī)章制度、抓產品質量、抓勞動效率，國內呈現除了多年來少有的穩(wěn)定和活力。

　　1975年的春交會的指導思想是：“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26]這年春交會進口成交總額達4億美元，進口商品成交額是歷屆廣交會較多的一次。成交的商品絕大部分是當時國內生產建設、市場供應，外貿加工出口所急需的原料和材料，包括鋼材、鋁錠、鉛、廢鋼、化工原料等。[27]

　　1975年秋交會以毛主席關于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重要提示為綱。但也要貫徹鄧小平在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央關于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兩步宏圖。[28]1975年10月5日，外貿部發(fā)出“關于認真抓好出口商品質量的通知”，要求把質量放在第一位，抓好出口商品質量，重合同，守信用，把好質量關。[29]這屆廣交會總共接待了來自11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來賓22778人次到會洽談貿易和參觀。其中美國商人705人次，日本商人2690人次。出口成交14.19億美元。[30]

　　1975年實行的以“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嘗試，但很快受到極大阻力。1976年初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鄧小平恢復秩序的努力付諸東流。1976年春季廣交會又出現了政治掛帥的現象，提出此次廣交會的主題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持貿易平等原則、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側重打擊蘇修。由于當時的出口產品貨源較緊，仍然實行國別、地區(qū)政策，對友好國家和主要市場適當照顧。貿易做法上要加強階級斗爭的觀念，識破敵人的陰謀，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對于工藝品，強調新題材，對于已經生產出來的某些傳統(tǒng)題材的出口工藝品，只要不是反動的、黃色的、丑惡的，可以繼續(xù)出口。這是打倒“四人幫”之前的最后一次廣交會，也是70年代以來最左的一次，外貿部就1975年秋季廣交會期間，由于“階級斗爭覺悟低”，在向國務院的請示報告中引用了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并進行傳達，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彼�以，在1976年的春季廣交會上，要求深入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本屆廣交會適銷貨源不足，滯銷庫存較大。[31]政治上的起伏影響到外貿工作，“左”的思想不是一時能清除的。

　　1976年的秋季廣交會是粉碎“四人幫”后的首次廣交會，一方面，政治的氣氛很濃，主題是繼承毛主席遺志、揭批“四人幫”，仍然繼續(xù)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另一方面，強調繼續(xù)貫徹統(tǒng)一對外的方針，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發(fā)展對外貿易，注意價格趨勢。接待客商人數有較大增加。但不少產品仍然供不應求。

　　1976年開始出現各總公司辦的小交會，即專業(yè)型的小型交易會。它們的優(yōu)點是，到會的專業(yè)商集中，能促進競相購貨；
洽談時間充裕，展出面積大；
有利于國際市場調研。外貿部提出對于出口商品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原則上要立足國內，但經過認真計算和審查，對我們有利的話，也可以接受國外商人提供一些補充性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加工進口。在政治上還未完全擺脫左傾思想和冷戰(zhàn)思維束縛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已經開始為未來校正方向。

　　六、沖破樊籬、走向開放

　　1977年的春交會體現出了轉折時期的矛盾，一方面提出大干社會主義，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另一方面，在“兩個凡是”思想下，突出政治上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狠批“四人幫”，捍衛(wèi)毛主席偉大旗幟，實現“抓綱治國”戰(zhàn)略。[32]一方面表示要堅持對外貿易的平等互利原則，但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出口成交中“本著團結第三世界和不忘老朋友，歡迎新朋友的精神”，力爭使大多數客商滿意。[33]實際上，1977年春交會出口和進口成交額都超過歷屆水平，接待的客商達16049人次，創(chuàng)歷屆廣交會最高紀錄。這一年的中美貿易總額為3.1億美元，與1976年持平，但雙方經貿界人士的來往增加。中美貿易的全面發(fā)展要等到1979年建交以后，但直接貿易的路已經基本鋪好，只要關卡一撤，自然就會暢行。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召開了全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之后在全國工業(yè)企業(yè)中掀起了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運動，石油化學工業(yè)部門更是情緒好昂，一些代表提出了“敢于瞄準美國”的口號，認為只要“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大干社會主義，在不久的將來，完全能夠趕上和超過美國”�！耙�瞄準美國，趕上去，超過它”。煤炭部的代表也提出要“加快煤炭工業(yè)的發(fā)展速度，苦戰(zhàn)十年，原煤產量翻一番，達到十億噸，超過美國”。天津代表表示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瞄準美國，大干快上，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斷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為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努力奮斗。”[34]這些提法雖然不切實際，但以經濟發(fā)展為目標，意味著使政治掛帥讓位。

　　1977年7月，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他第三次重返政壇。此次復出，鄧小平吸取了1975年的教訓，不是匆忙地恢復經濟，而是先解決思想問題，于是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主張。8月12－18日，中共十一大召開，通過了新黨章，第一次寫進了實現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的目標，并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見到了曙光。乘此東風，1977年秋交會盛況空前。廣交會各團也就以下幾個問題達成共識：（1）一定要按照國際市場實際情況掌握出口商品價格；
（2）一定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努力把買賣做活；
（3）一定要服從黨的指導，堅持統(tǒng)一對外；
（4）一定要在對外活動中堅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實和求變的風氣已經初步形成。而當時也出現了某些適銷商品貨源不足，以及來賓住房緊張，安排困難的問題。[35]這些問題再次將國內經濟、社會整體改革和發(fā)展的任務推到了前臺，部分改革已經開始進行。在1978年的春交會上，各交易團開展了來料來樣加工、定牌和中性包裝等業(yè)務，以靈活的做法擴大出口成交。1978年5月，國務院頒發(fā)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yè)務試行辦法》，將來料加工和裝配業(yè)務擴大到廣交會以外的更大范圍，在廣東等沿海地區(qū)開始了經濟改革的試點。

　　1978年5月10人，由胡耀邦主持創(chuàng)辦的中央黨�！独碚搫討B(tài)》第60期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從思想、理論上為改革掃清道路。最終，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七、結論

　　自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高度統(tǒng)一，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以政治目的為先的狀況。文革期間，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政治運動中，與各行各業(yè)一樣，廣交會上也是政治掛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隨著冷戰(zhàn)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中國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調整，在70年代周恩來、鄧小平努力進行的有限的探索之下，廣交會逐漸成為了正常的經濟活動的場所，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最終導致形勢轉變，走向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歷了曲折的中國，由此步入了一個新時期，即政治上理智、經濟上變革、外交上務實的階段。這一過程至今仍未完結，但大方向已經明確，特別是經濟改革帶給人民的實惠，以及國門打開之后視野、觀念上的沖擊，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國門打開后的中國，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只能邁步向前，融入到世界的洪流中。廣交會既是一個實例也是一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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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關于對外貿易必須統(tǒng)一對外的決定”，廣東省檔案館（以下簡稱為GDA）219-2-134，第173－174頁。

　　　　[2]“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1965年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紀要”，1965年4月12日，GDA222-2-7，第22-30頁。

　　　　[3]“1965年秋季交易會茶土交易團政治工作總結”（初稿），1965年11月26日，GDA324-2-70，第1-5頁。

　　　　[4]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第三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10頁。

　　　　[5]“1967年春季交易會藥材部工作方案”，1967年4月12日，GDA324-2-93，第56-61頁。

　　　　[6]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第三卷，第1630頁。

　　　　[7]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45－1972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8頁。

　　　　[8]“關于1968年秋季出口商品交易會人員組織問題的意見”，1968年9月5日，GDA324-2-94，第21-23頁。

　　　　[9]“中國茶葉土產交易團1968年秋交會總結”（1968年11月21日），GDA324-2-94，第1-15頁。

　　[10]“中國茶葉土產進出口總公司函寄1969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工作方案”，GDA324-2-97，第5-8頁。

　　　　[11]“關于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地區(qū)）出口貿易做法情況簡報”，GDA324-2-97，第163-173頁。

　　　　[12]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45－1972年》，第395頁。

　　　　[13]《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下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329頁。

　　　　[14]“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全國對資出口會議紀要及具體政策’附錄二：關于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貿易的若干具體政策和做法”，1971年6月21日“，GDA302-1-282，第1-32頁。

　　　　[15]“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告周總理關于工藝品出口問題的指示”，1971年7月10日，GDA302-1-282，第33-37頁。

　　　　[16]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45－1972年》，第403頁，第432頁。

　　　　[17]“嚴亦峻同志傳達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發(fā)言提綱”，GDA302-1-280，第3-33頁。

　　　　[18]“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中美貿易問題’”，1972年3月22日，GDA324-2-117，第46-50頁。

　　[19]“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1972年春季交易會邀請客戶掌握原則’的通知”，1972年3月9日，GDA302-1-300，第22-26頁。

　　　　[20]“周總理指示及本團安全工作情況”，GDA324-2-114，第67-72頁。

　　　　[21]“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對美貿易問題的規(guī)定’”，1973年3月7日，GDA302-1-330，第40-43頁。

　　　　[22]“外貿部關于放行印有‘美國人民捐贈’字樣的面粉袋的通知”，1973年2月28日，GDA302-1-357，第125頁；
，1973年3月17日，GDA302-1-358，第41頁：“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海關驗放美國進出口貨物和價購貨樣、廣告品的通知”，1973年10月5日，GDA302-1-357，第82-85頁。

　　　　[23]“1974年下半年西方貨幣金融形勢和主要資本主義貨幣前景估計”，《外貿調研》第131期，1974年9月17日，，GDA324-2-129，第51－54頁。

　　　　[24]對外貿易部編：《外貿簡報》，1975年第1期，1975年1月8日，GDA235-2-220，第1－3頁。

　　　　[25]“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1975年改進外貿經營體制的意見’的通知”，1974年12月20日，GDA324-2-126，第88-93頁。

　　　　[26]《外貿簡報》1975年第19期，1975年4月18日，GDA235-2-220，第43-44頁。

　　　　[27]《外貿簡報》1975年第29期，1975年6月7日，GDA235-2-220，第69-70頁。

　　　　[28]《外貿簡報》1975年第51期，1975年10月17日，GDA235-2-220，第130-131頁。

　　　[29]“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認真抓好出口商品質量’的通知”，1975年10月29日，GDA324-2-134，第51-55頁。

　　　　[30]《外貿簡報》1975年第63期，1975年11月24日，GDA235-2-220，第159-162頁。

　　[31]“廣東省對外貿易局轉發(fā)外貿部‘關于七六年春季廣州出口交易會的請示’”，1976年4月20日，GDA302-1-461，第5-12頁。

　　　　[32]《外貿簡報》1977年第11期，1977年4月16日，GDA235-2-135，第22-23頁。

　　　　[33]《外貿簡報》1977年第26期，1977年5月21日，GDA235-2-135，第55-57頁。

　　　　[34]《全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簡報》，第49期，1977年5月4日；
第57期，1977年5月7日；
天津代表團特輯，1977年5月12日，GDA229-6-277.

　　　　[35]《外貿簡報》1977年第42期，1977年10月18日；
《外貿簡報》1977年第44期，1977年11月2日；
《外貿簡報》1977年第49期，1977年11月28日，GDA235-2-135，第98-99、103-105、114-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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