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社會，堅持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媒體人是異常艱難的。局中人自然深得其味，圈外人往往不明就里。半個多世紀前臺灣《自由中國》雜志所遭遇的首次文禍，不是它與當局沖突最劇烈的一次，也不失為一個解讀媒體人生存處境的好范本。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為了給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論自由的假象，準許“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雷震等人創(chuàng)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正式創(chuàng)刊。胡適掛名發(fā)行人（法人代表），雷震任社長，毛水平任總編輯，殷海光等文化名人成為編委和主筆。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素來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他們要呼吁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這與蔣介石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初衷背道而馳。《自由中國》不斷突破言論禁區(qū)，越來越不為當局所容。1951年6月，它遭致了創(chuàng)刊以來的第一次文禍。這次只是《自由中國》和雷震們的坎坷命運的序曲，自由媒體與專制政權、獨立媒體人與獨裁者之間的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則顯露無遺。

　　臺北市區(qū)接連發(fā)生幾起離奇案件，案情驚人地相似：銀行非法向社會發(fā)放高利貸，民眾與銀行正在成交時，被特務機構“保安司令部”的特務抓住，進行嚴厲處罰。民眾對此意見很大，普遍認為是特務機關搞的鬼。《自由中國》編委、主筆夏道平經(jīng)詳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了其中黑幕：“保安司令部”的特務們?yōu)榱烁悛劷�，與銀行內(nèi)部的不法分子勾結而設下圈套。這是典型的“誘民入罪”。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國》刊發(fā)了夏道平撰寫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對特務機關為非作歹的行為進行了揭露，要求政府“勇于把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來，并給這次案件的設計者以嚴重的行政處分�！贝似陔s志一上市，引起民眾搶購。

　　這篇社論惹惱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特務頭目彭孟緝，他下令特務將雷震及《自由中國》雜志其他人員監(jiān)控起來，并派人收繳市面上的雜志。與此同時，彭向“臺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吳國楨遞交了批捕《自由中國》編輯人員的報告。只要吳國楨一批，他們就動手抓人。吳國楨終究沒有同意。彭孟緝窩了一肚子火，仍然沒有撤走布控在雜志社門口的特務，攪得職員們不得安寧。后經(jīng)“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協(xié)調(diào)，彭才悻悻地撤回了監(jiān)視的特務。

　　隨后，彭孟緝?nèi)フ沂Y介石。其實，蔣介石早已看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他為此事大怒，并將《自由中國》視為“敵人”。但雜志發(fā)行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適，蔣不愿為此事得罪他，需要他繼續(xù)當“政治花瓶”。彭孟緝告狀時，蔣一直不表態(tài)。彭從蔣的曖昧態(tài)度中認定他并不反對整《自由中國》。于是，彭委托主管宣傳的國民黨要人陶希圣給雷震傳話，揚言如果《自由中國》不作檢討，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彭還給雷震的妻子打來威脅電話，說他要與雷震和《自由中國》算賬。

　　“總統(tǒng)府秘書長”王世杰為了平息此事，建議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緩和一下矛盾，并就此事征求黃少谷的意見。黃少谷把握不準，便請示陶希圣。陶希圣說：“《自由中國》應再作一篇文章。不然，‘保安司令部’不會善罷甘休的。”

　　就在這一天，雷震接到了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警告函”，函中說，《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已引起“保安司令部”的公憤，并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亂，《自由中國》今后不得再發(fā)此類文章，否則，一切后果自負。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相當于過去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如果沒有蔣介石授意，它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在各方的壓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寫了一篇《再論經(jīng)濟管制》的文章，只是對上期社論作了些說明，并沒有道歉之詞，堅守《自由中國》的辦刊理念。陶希圣認為這篇文章是在強辯，全無認錯的意思，如果這樣登出來，是在火上加油。雷震只好硬著皮頭請?zhí)沼H自修改一下。當雷震取回經(jīng)陶修改過的文章時，題目已改成《再論經(jīng)濟管制的措施》，原稿被砍去了三分之一，并加上了不少語句，對“保安司令部”的行為進行了辯解。

　　這篇由《自由中國》、“保安司令部”和國民黨要人“合作”出來的畸胎社論，刊于《自由中國》第4卷12期。如果說這在臺灣新聞史上留下了可恥的紀錄，隨后胡適的抗爭則為媒體人增添了一抹亮色。

　　遠在美國紐約的胡適，看到寄來的最近幾期《自由中國》和一些新聞報道后，非常不滿，于8月11日給雷震寫了一封信。一向以溫和、穩(wěn)健著稱的胡適，這次以罕見的激烈言辭，譴責了當局迫使《自由中國》賠罪道歉的行為，他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用負責人的態(tài)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臺灣政治的最大恥辱”。他表示“正式辭去‘發(fā)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他還特別強調(diào)要將此信公開登在《自由中國》上。

　　雷震看到這封信后，深受鼓舞。9月1日，胡適的抗議信在《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登出，這給蔣介石、蔣經(jīng)國父子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以沉重的打擊，引發(fā)了更大的政治震蕩，使得《自由中國》與當局的沖突急劇升級。蔣經(jīng)國、彭孟緝下令通知各書店、書攤不準銷售此期刊物，并抽調(diào)大批特務上街收購《自由中國》雜志。

　　與此同時，為了打擊、壓制《自由中國》，國民黨與特務機關精心策劃了的一場批判會。9月4日，臥病在床的雷震被強行通知參加會議。會上，陶希圣、彭孟緝等人輪番對雷震進行批判。雷震這才真切地體會到，當局整天對外鼓吹臺灣是“自由、民主”之地，不過是喊喊口號來欺騙世人罷了。

　　蔣介石鎮(zhèn)壓《自由中國》，引起海外媒體的高度關注。9月6日，美國《世界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胡適對蔣抗議》，導致《自由中國》事件對國民黨當局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蔣介石對此極為惱怒，但也無可奈何。他不敢讓打壓行動升級，否則會導致惡性循環(huán)，從而危及本來已經(jīng)搖搖欲墜的政權。

　　通過這次風波，雷震感到，國民黨及其特務機關對胡適的言論頗為畏懼。由胡適任發(fā)行人，對《自由中國》的生存至關重要。9月7日，《自由中國》編委聯(lián)名給胡適寄了一封信，將最近發(fā)生的風波詳細透露給胡適，并懇請他留任發(fā)行人。胡適接受了請求。

　　后來，王世杰看到雷震與當局的關系越搞越僵，就請“行政院院長”陳誠出面協(xié)調(diào)。王與陳商議的結果是：不開除雷震的黨籍，由陳誠寫一封信給胡適，向胡適解釋、說明臺灣近年來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國》在第5卷第6期上公開刊登此信，以化解各界對胡適抗議信的“誤解”。雷震覺得這個意見對《自由中國》沒有大害，事態(tài)也可平息，便同意了。

　　胡適收到陳誠的信后，相信實際情況絕不是信中說的那樣，為了把情況弄清，9月11日，胡適又給《自由中國》雜志社雷震等人寫了一封信，特意詢問“《自由中國》（刊登胡適抗議信的第5卷第5期）是否真有被禁發(fā)售的事”。雷震覺得胡適是雜志的發(fā)行人，應該將實情告訴他。為防國民黨及特務機關的報復，雷震托香港友人給胡適發(fā)了電報，告知《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遇到了較大的麻煩。胡適收到這封沒有署名的電報，心里明白了一切。胡適后來雖再未提及此事，卻通過這件事深深感受到，雷震、毛水平、夏道平他們今后還可能有各式各樣的麻煩，臺灣爭取自由民主任重而道遠。

　　胡適曾在《自由中國》創(chuàng)刊號《〈自由中國〉的宗旨》中寫道：“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jīng)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薄蹲杂芍袊�》與雷震們沒有因橫遭文禍而改變一以貫之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方面，他們?nèi)匀徊粩嘟衣�、批判蔣介石的專制統(tǒng)治，繼續(xù)宣傳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們從“坐而言”升華到“起而行”，積極投入現(xiàn)實政治籌建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準備以組織為武器對抗蔣介石的專制統(tǒng)治。這無疑觸犯了獨裁者的大忌。

　　1960年10月，蔣介石撕下民主的偽裝，捏造罪名將雷震等人抓捕入獄，《自由中國》也連帶被封殺。蔣介石雖不敢對胡適有什么實際行動，但此事對胡適打擊很大，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1962年2月，胡適突發(fā)心臟病去世。

　　《自由中國》和雷震等人當時雖不得善終，倒成了臺灣思想啟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運動的精神寶塔。

　　（200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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