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記者還是評論員，如果把對公眾的諄諄教導放在探究真相和評述事實之前甚至以前者替代后者，那就是濫用媒體權威的狐假虎威、就是所謂啟迪民智的自我妄想。

　　職業(yè)不同各有高下，本無意貶新聞官抬新聞人，可“3•14”事件以來，一些以理性自詡的新聞人對公眾的訓導，仿佛一拙劣之新聞官。

　　倒是有官員以平等溝通而非教訓引導的口吻投書西文報章，贏得了一定的理解與尊重，仿佛高明的新聞人。

　　面對公眾表達“反藏獨、愛奧運”意愿的各種自發(fā)行為，即便被有的人視為一貫僵硬說教的媒體，也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愛國熱情令人動容，民意表達不容忽視�？捎械囊灾R分子自命的同行卻語含譏諷地斥之為“內訌”或“自虐”，甚至給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簽，還對他自己認為不夠理性的公眾算起了經濟賬：如果抵制解決了多少中國人就業(yè)、給中國帶來多少投資、賣了多少中國貨的某某商家，將會給中國造成多少多少損失。

　　且不說絕大多數國人并無所謂過激舉動，受抵制的商家也自稱營業(yè)未受影響，也暫不聯想國人的平和表達與“公民社會”的建設契機、憲法權力的短暫落實之間的關系，但聽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溫特下面的說法，我們總不會把溫特罵作洋阿Ｑ吧——國家利益不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獨立）、經濟利益（即財富），還包括精神利益，如集體自尊？！

　　再說，一直存在的文明沖突或差異、跨文化溝通的心理隔閡或距離、“冷戰(zhàn)”結束后的意識形態(tài)屏障或爭論，應該也是新聞人需要關注的背景問題，更何況事實究竟如何（抵制者為何抵制、被抵制者是否冤枉）是更多公眾想讓新聞人幫弄清的緊迫問題。這些問題的聚焦與探究，恰恰需要新聞人理性彰顯：國際視野，專業(yè)調查，持平議論。

　　不管是記者還是評論員，如果把對公眾的諄諄教導放在探究真相和評述事實之前甚至以前者替代后者，那就是借助媒體權威的狐假虎威與所謂啟迪民智的自我膨脹。一旦具備政客人格，為“大局”諱、為“理性”諱而忽略、扭曲事實甚至故作驚人之語，身處體制之內的新聞人就可能成為王小波、布爾迪厄嘲諷的專擅明辨是非、敢于評價一切的“媒體知識分子”。

　　國情不同，我不敢挑動新聞人和新聞官的對立；
即使在美國，媒體和政府的關系問題也被哥倫比亞大學的丹尼斯和密蘇里大學的梅里爾列入媒介論爭的重大問題，但我還是要引用美國國務院組織編寫的新聞官手冊的幾句話——手冊一面承認新聞官和新聞人“應該相互尊重并且意識到兩者之間有天然的關聯”，但更強調“新聞官不應該期望自己成為記者的朋友或是敵人。記者應該是政府及其行為和計劃的中立觀察者。在民主社會中，媒體和政府是不能成為合作伙伴的。他們是天生的、必須各盡其職的對手”。

　　說說容易。

　　即使在美國，偉大如電視主持人祖師爺的愛德華•默羅，一樣難免新聞人和新聞官的角色沖突與尷尬。佩服他面對德軍轟炸時在倫敦的現場報道（“聽，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聲”），佩服他面對麥卡錫迫害的仗義執(zhí)言（“我們不應該被恐懼驅使而走向一個沒有理性的時代”），佩服他對廣播電視節(jié)目的自我批判（“通過這些黑白或彩色的記錄，可以看到我們的頹廢和逃避現實的種種表現”）——可他后來竭力阻止自己傾注了大量心力的得意之作、揭露美國農業(yè)季節(jié)工悲慘生活的紀錄片《可恥的收獲》播出，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接受肯尼迪的任命，當了美國新聞總署署長。他的傳記作者滿心同情地寫道：“默羅的記者天性是要報道事實真相，這一點與他的官方角色是沖突的，因為有時候事實真相會有損美國形象”。去職后僅一年多，他腦瘤去世。

　　再想到2006年，�？怂沟拿�、放言批評政要的托尼•斯諾應召做了小布什的新聞官，其間的約束與艱辛，讓身患癌癥的他如何消受？

　　雖然從政年代相距四十年，但共同的愛好——中國話叫“做帝王師”，為高層出謀劃策甚至捉刀代筆——使兩位名嘴從后臺走到前臺。

　　曾居中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今天大概有了重返話語場之感，但如果想尋找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幻象，恐怕只能去做“帝王師”，因為今天的話語場已是無中心的廣場，更不是廟堂，這里眾聲喧嘩，人人是王——自己的王。如今的公眾，特別是八0后、九0后，他們是一事一議的行動者而不是包打天下的革命者，如果動輒以“紅衛(wèi)兵”、“紅小兵”視之，只能說貼標簽者自己尚未走出文革、走出薩特，弄不好，還成了�？伦钋撇黄鸬淖璧K公眾表達意見的所謂“公眾良心代言人”。體制內的新聞人，如果還想躋身知識分子，先要把自己當成公民而不是教官，同時恪守專業(yè)本分——敬畏事實，客觀議論。

　　200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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