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煉利:懷念早逝的關碧紅——謹以此文紀念文革發(fā)動39周年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當我提筆寫這段紀念文字時,我料想人們已不大會記得她了。不是因為她平凡,更不是因為她不起眼,她曾經在上海的一家中型造船廠產生過轟動效應:文革前,她從華中工學院本科畢業(yè)后分配到船廠,文革開始不久就成了全廠聞名的在精神病院掛過號的精神病患者。
1975年,她年約三十四歲,在廠單身宿舍自己的雙層床床架上自縊,足尖才離地幾公分。
她走了,如同輕煙一樣飄散了。人們除了在閑聊中作為扯咸扯淡的作料嚼起她以外,她很快被人們遺忘了。但我忘不了她。我與她在同一個生產班組一起工作了三年,她的寢室就在我的寢室隔壁。她離開人世的那天,我正巧沒在宿舍里住,沒有見上她最后一面。
她是廣東籍人,身材中等偏矮,但很結實,臉盤帶有些廣東人的特征,顴骨略高,眼睛微凹,頭發(fā)干干黃黃的,從腦門到頭頂心的短發(fā)用一根橡皮筋扎起,那是那個年代從小學女生到大學女生普遍梳理的發(fā)式。雖然是個女性,她的衣著不帶性別色彩:一年四季,兩條工裝褲輪番穿——工裝褲是機械加工工人的勞防用品;
她夏天上著純白或淺蘭的短袖襯衣,春秋兩季是藍或灰的卡其布外套,冬天外罩藍卡其翻領短棉大衣。腳上終年蹬雙草綠色的解放鞋,走起路來風風火火“咚咚”有聲。
1968年冬我剛進廠頭幾天里,我曾喊過她“關師傅”。那時我還是個不滿十六歲的小丫頭,除了不對“牛鬼蛇神”、不對批判對象和同年進廠的人喊“師傅”,任誰我都叫得甜甜的。但很快,我就對她直呼其名了!因為沒有一個人尊她為“師傅”。我迅速知道了有關她的一切傳聞逸事:知道了她是四清時分配來廠的大學生、知道她“出身不好”、知道她有著 “海外關系”——那個時代人們象避瘟神一樣避之不及的“社會關系”,還知道她患有“精神病”,并知道她病也病得與人家不一樣——精神病分文瘋武瘋,她都不屬于,她屬于精神病的另類——無論是不是在發(fā)病期間, “左”,是她日常行為的主調。
1966年,如火如荼的文革剛開始,她的香港親戚給她寄了一把縮折傘。那時大陸壓根兒還沒見過這新鮮玩藝,她拿了傘如坐芒刺上,轉瞬就送到舊貨店去,舊貨店店員因沒見識過估不了價,她扔下句:“我不要了”,就逃也似地走了。
1967年,因為她已經有了與常人明顯有異的表現(xiàn),廠里曾派人帶她上精神病院檢查,這當然是瞞著她的,騙她說是到普通醫(yī)院做常規(guī)檢查。走近醫(yī)院,門口赫然掛著的“上海市精神病醫(yī)院”的大牌子把陪同她的人嚇壞了,就想方設法去引開她的視線,她卻指著高高掛在醫(yī)院大門門楣上的橫幅,頗為贊許地說:“不錯!這個地方不錯,你看,上面寫得多好!”陪同的人抬頭一看,橫幅上寫的是“誓把精神病院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薄
而她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個每天都在“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的典型。
過來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每次“最新最高指示” 發(fā)表都是大事情,除了敲鑼打鼓“歡慶”,無論多晚都要組織起來學習。每次學習“最新最高指示”,她總是搶先在小組會上發(fā)表感想,每次發(fā)言都離不開要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線、要自覺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之類的表態(tài),事實上,她除了與妹妹還有聯(lián)系,與其他家庭成員的確一刀兩段斷絕了來往,包括與她的父親(她母親早已去世)。
關碧紅對帶她的女師傅是很尊重的,雖然這個師傅只比她大兩歲。平時,師傅對她也挺關心。但一到吃飯時間,她師傅總是要躲開她!爸灰c我一起吃飯,那么,我買1角5分的菜,她就買1角的,我買1角的,她就買五分的,我買5分的,她干脆就喝免費的湯!還說是‘我的生活水準不能超過工人師傅’。你說,與她一起吃飯我有多別扭!”她師傅對我這么說。
關碧紅是個共青團員。論到一個普通團員、一個普通青年對文革的關心、參與,那她是當之無愧的積極分子。我們這個廠是“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在“一月風暴”(注1)中的重要“革命據(jù)點”,廠里揪出的“階級敵人”也特別多。我們輪機車間是全廠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車間,根據(jù)“知識越多越反動”的邏輯,我們車間的“階級敵人”、“批判對象”自然也最多。500多人的車間有三、四十個小組,每個小組至少也攤得到一個“靶子”。我們小組才十幾個人,就供著三個“活靶子”,一個是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一個是壞分子、一個是階級異己分子。
因為“靶子”多,所以三天兩頭開批判會是尋常事。關碧紅參加批判會是很認真的,不僅準備了批判稿,還帶上紙和筆,以備記錄其他人的精彩發(fā)言和被批判者對抗批判的“反撲言論”。如果是小組開批判會,她就主動搬椅搬凳,搞些寫標語等環(huán)境布置工作,有時也做做會議記錄。開批判會是在與階級敵人“刺刀見紅”,與會者必須對敵人滿懷階級仇恨。我們這些剛進廠的青年人從小接受的是階級斗爭教育,“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我們早就倒背如流,要讓我們對那些幾天前、幾個月前根本不認識的敵人“滿懷仇恨”是不困難的,就象對美帝蘇修滿懷仇恨一樣不困難。關碧紅與我們一樣,對此沒有困難。但應該承認,她比我們恨得還要真。雖然輪到她 “批判”時,誰都會感覺到那些批判對象對她的不屑一顧,然而,她是認真對待敵人的。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在挨批判中“狡辯”,她從座位上一下站起來高聲反駁,聲音激動得發(fā)顫,握著《毛主席語錄》的手都在微微發(fā)抖。但她再憤怒也就限于口誅筆伐,與牛鬼蛇神從不肢體接觸,并還勸阻他人 “要文斗,不要武斗”,當然,誰也不會聽她勸的。
她干活很拼命。文革開始后下放在我們車床小組當一名車工,技術不高但熱情很高。她總喜歡把車頭轉速打到最高,進刀速度也扳到最快,這樣一來,鐵屑要么呈扁扁的條狀竄瀉而出,要么象爆豆似的崩裂開來,走過她的車床旁誰都得躲讓著。她自己也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一會兒手讓帶狀鐵屑劃了個長長的口子,一會兒臉上脖子上讓爆濺的鐵屑燙起黃豆大的水泡,但她一點也不心疼自己。上班時間是七點一刻,她六點就開起了機床,中午有半個小時吃飯帶午休時間,她從不午休,總是三口兩口把飯扒拉完了趕緊干活。由于給自己訂下伙食費決不能超過師傅的規(guī)矩,所以也就沒有了啃排骨挑魚刺的費勁事。她這樣拼命,在常人看來都是“不正!、“有毛病”的表現(xiàn),我心里納悶:確診了有精神病,怎么還讓她干車床活?不怕出人命?
記得有個四、五十歲的老師傅曾經費力地揀著她聽得進的詞語開導過她:“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你要為革命工作一輩子呢。身體不是我們自己的,是黨的,人民的。列寧說過,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革命是長長遠遠的事情,你要為革命而勞逸結合,適當休息是為了更好地革命!彼桓袆恿,就停止了操作,誠懇地回答:“我的身上有剝削階級家庭的烙印,我只有在勞動中脫胎換骨改造自己,我不做白吃白喝勞動人民血汗的寄生蟲。我要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毛主席說過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自覺改造自己,就不能怕苦,就要自找苦吃。再說,比起長征,我這根本不算吃苦!闭f完,一推操縱桿,車頭又快速旋轉了,她一把拖過C620車床的尾架,用大扳手擰緊了尾架和導軌的連接螺栓,然后雙手用力轉動尾架輪子,把近40毫米粗的麻花鉆直直地支進工件里。焦藍色筷子粗的鐵屑沿著麻花槽扭曲著擠出來,冷卻劑噴瀉在鉆頭和鐵屑上,發(fā)出“茲啦啦”的爆響。
勸她的工人師傅還能說什么?她說得都對,非常對,非常非常的對。她說的,甚至那個老師傅說的,都是每天的報紙每天的廣播反反復復在說的,能不對么?
而如果說她這么做是做作,那么,那年頭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6時進廠6時出廠長達5年之久,換個人誰能連續(xù)幾年這樣地干活?(注2) 她畢竟和我們一樣,不是鐵打的,也是骨肉做的。
在我的印象中,她也有與正常人一樣活潑的時候。對此,我記憶更為深刻。
一天,我與她一起從廠區(qū)的籃球場邊走過。一個籃球正砸向我們。我下意識地躲開,她卻伸手攬過球,邊拍打邊緊跑起來,球隨人走,三下五除二就把球送進了籃筐。她對此舉頗有些自得,轉身“呵呵”地輕笑一聲,那笑容很是燦爛!
在廠區(qū)游泳池里,我也見過這樣的笑容。她穿著深色的泳裝,赤裸著圓渾結實的臂、圓渾結實的腿,帶有一種野性的美,但不是那種肆無忌憚的野性。她啪嗒著光腳板,輕輕松松走進水里。水中的她比魚還鮮活——仰泳、自由泳、蛙泳交替著,在60米的標準泳池里來回穿梭。她的臉上,始終帶著微笑,一種無憂無慮很純真的笑容,一種平時根本看不到的笑容。
她也喜歡哼哼歌曲。音色優(yōu)美雖然談不上,但唱歌不跑調。她哼唱歌曲時,那黃黃的臉會泛起潤澤的光,使她挺普通的長相也平添了些許動人之處——畢竟,她還很年輕!
我還見到過她跳舞!
那時,全國男女老少都在學跳“忠字舞”, “忠字舞”需要突出“忠”字,“忠”字當頭,跳不好沒關系,但不能不跳,跳不跳是對偉大領袖忠不忠的大是大非問題,“牛鬼蛇神”還沒資格跳呢!當然即使跳不好,也沒人敢嘲笑,如果誰敢嘲笑,跳完舞就是聲討“某某某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該萬死” 了。
我們是把車間里供500人開會的會場清理出來跳“忠字舞”的。領袖像下貼有一張大大的剪紙紅“忠”字,那個“心”字的上面一點剪成了心的形狀。那個時代娛樂活動很少,能在上班時間不勞動而名正言順跳舞,我是當成玩一樣跳得很起勁的,我認為,好多年輕人也都是抱著與我一樣的想法在跳、在玩。但關碧紅不一樣,她是仰望著領袖的像在跳,仰望著紅“忠”字在跳。雖然她跳舞不象游泳、打球那樣自如,舞姿顯得笨拙,動作也合不上音樂節(jié)拍,但她跳得很虔誠!當配“忠字舞”的歌曲聲響起(其實先有這個歌曲,而后才有“忠字舞”),關碧紅邊舞邊輕聲跟唱:“……您是燦爛的太陽,我們象葵花,在您的陽光下幸福地開放。您是光輝的北斗,我們是群星,緊緊地圍繞在您的身旁……”她臉帶笑容,象受到領袖接見的紅衛(wèi)兵那樣笑得幸福。
她真正發(fā)病時的狀況,我親眼見過兩回。她發(fā)病都是有“大背景”的,都是與國家大事有關,與政治形勢有關。
七十年代前期,中國的政治舞臺風云突變,電臺反復播放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五首抗日歌曲,我們都從報紙的字里行間揣摸著形勢。那天,我剛走上宿舍樓梯,就聽見頭頂上方響起慷慨激昂的口號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是她,是關碧紅!只見她雙眼布滿血絲,揮動右拳高呼著口號,身板挺得直直地從樓梯上走下來,那情景,簡直是電影中抗日志士赴刑場的鏡頭再現(xiàn)。我倒退兩步,怔怔地看著她,可她根本就不看我,目不斜視朝宿舍門外走去,朝馬路走去,進行她一個人的示威游行。
還有一次,是“副統(tǒng)帥”在溫都爾汗栽了。消息被證實是千真萬確之后,就見到她揮著一把竹絲大笤帚,用力地掃著車間門口的水泥地面。她的臉部肌肉在微微痙攣,瞪圓了雙眼,眼中竟然閃著兇光!她邊掃邊狠命地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聲音嘶啞了,還在喊著……
關于她的病因,人們有好多傳說,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一種傳說。對于一個曾失去申辯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人們可以把任何一種污蔑、誣陷和捕風捉影的小道消息編成一個煞有介事的故事,假作真時真亦假,我從不去追究她得病的根源。我只是覺得:她太輕信了,她太當真了?上,三叉戟墜地聲沒能使她震醒,她反倒更中邪了。
以后,她終于被送進了精神病院。過了些日子,聽說她病治好了。有一天,她在宿舍的走廊上與我友好地打招呼,我仔細地打量了她:眼神很溫順,神態(tài)很真摯,很誠懇,說話聲音也很平和;
還是那身藍布衣褲,腳下?lián)Q了雙淺口黑布鞋,白色卡普龍絲襪。她模樣變得很文靜,舉止變得很安穩(wěn)。我的心底卻莫名地涌上一絲悲哀:關碧紅,你如真的清醒了,也許你就活不了多久了!
她被我料中了!關碧紅靜悄悄地養(yǎng)了一年多的病,這一年多時間里,她安靜得讓周圍已經感覺不到有她的存在。她的病是真的治愈了,而她的命也離被斷送不遠了……
那天她告訴我,她從未喪失意識,只不過是控制不住自己。也就是說,她清楚自己在病中說什么,干什么。這樣的話,她羞于活在人世、懶于活在人世就不難理解了。當年,不能自控的她曾令人哭笑不得,如今,這令人哭笑不得的她又逼得清醒后的她活不下去……
她死的那天,與她同寢室居住的一個大學生惡狠狠地詛咒她:“她死了也要被人罵,做人要做到這樣壞,竟會死在大家要住的地方……”
自打她死的那天起,這個房間再也沒有人住過。
她死了,她住過的地方也死了。
她死的第二年,文革結束。
文革死了。
她走了以后,她的父親和妹妹從廣州來到上海,為她料理后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與她妹妹原先見過面,但并沒見過他父親。她父親來到宿舍清點她的遺物時,我在邊上細細地觀察著他:一個近六十歲的人,中等身材,偏瘦,帶著老花鏡,一手拿紙,一手握筆,正在無言地清點記錄女兒的遺產,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而這個女兒,已經有十多年與這個當父親的沒有任何聯(lián)系、已經有十多年把父親當成不共戴天的敵人。等到父親再見到女兒時,女兒已是一具尸首……老實說,我觀察她父親,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導致關碧紅有如此沉重負罪感的根源——她的“剝削階級父親”到底是何等模樣!
她妹妹在我身邊站著,我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問:“你父親……,他好嗎?”“唉!她這是何必!”她妹妹很聰明,她明白了我這句問話的全部含義,小聲回答 “我們爺爺是個小土地出租者,我們父親不過是個小職員,他一直自食其力,也吃了很多苦!”我輕吸了一口氣,無語。
“本來,我已經在做準備,把她接到我家里去,由我來照顧她——她已經不可能結婚了,你想,誰會愛她呀!”她妹妹說著,眼圈紅了。
“誰會愛她呀”,這句話發(fā)發(fā)復復在我耳邊回響。
在有關關碧紅病因的種種傳聞中,有幾條就是說她是因失戀得的病。一說是她愛上了四清工作隊長,而人家是有婦之夫。一說是她談了個大學生對象,人家嫌她出身不好……。我曾經因為討厭這種種傳聞與人爭執(zhí)。那時我還少不更事,思維方式也是“左”得可以,我覺得關碧紅已經滿可憐了,人們怎么還這么編排她呢?她“左”既然不假,那么,這么“左”的人怎么可能去愛有婦之夫呢?那不是道德敗壞嗎?她是絕對不可能道德敗壞的!還有,這么“革命”的人怎么會考慮“個人問題”(注3)呢?我認為這種傳聞是對她的污蔑,是無中生有。我在為她打抱不平。
隨著時間流逝我年齡漸長,現(xiàn)在的我卻是越來越希望關碧紅能真的談過戀愛,能曾經被人愛過。即使沒人愛過她,也希望她能愛過別人,哪怕是單相思呢!不是有首歌嗎?“投入地愛一次忘了自己”,女人能投入地愛一次、能忘我地愛一次,那么,不一定要有愛的結果,甚至不一定要奢求對方也同樣付出愛,也就差強人意地算是嘗到過幸福的滋味了!關碧紅,你嘗到過……不,就算是舔吧,你舔到過幸福嗎?我多么地希望你能舔過一下啊!
上世紀90年代后期,離關碧紅去世已經二十多年了,有一天夜里,我竟然夢見了她!我夢見她穿著一套剪裁合體的藏藍色西服,毛衣是鮮紅色的,足登黑色中跟皮鞋,臂挽一個精巧的手袋;
她燙了卷發(fā),嘴上還抹了口紅!她依稀是站在一個豪華大酒店的大堂中央,在一片水晶燈的光芒下,燦爛地笑著!我想喊她的名字——關碧紅,可是我喊出聲的,竟然是“郭——鳳——蓮”!
我愕然!
我被自己的喊聲驚醒了。
不錯,我夢到的關碧紅的裝束,正是大寨鐵姑娘郭鳳蓮50歲左右時的裝束,電視臺播放過的。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革命標桿郭鳳蓮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折騰,那是因為時代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不管她經歷了怎樣的折騰,她是活下來了。
活著,是幸事;钪甲儭;钪,就有可能變。
能活著,真好。
天上的關碧紅,你好嗎?
1991年作
1997年11月改
2005年1月27日奧斯維辛解放60周年紀念日再改
2005年5月改定
__________________
注1:“一月風暴”即“安亭事件”,指發(fā)生在1967年1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造反派”對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奪權運動。從此,在中國大地上, “革命委員會”這一組織形式替代了原各級人民政府和各工礦企業(yè)的行政組織。
注2:
“那年頭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6時進廠6時出廠長達5年之久,換個人誰能連續(xù)幾年這樣地干活?”這段話是筆者1991年初稿時寫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國,一天連續(xù)工作12小時甚至16小時又長達幾年的不會是少數(shù),甚至還不局限在私營企業(yè)和三資企業(yè)。
注3:當年強調的是“突出革命”、“突出政治”,類似“結婚” “戀愛”的字眼在大眾場合是約定俗成不大提的,象“戀愛”這種字眼更是因為帶有“小資產階級色彩”而被排斥出“革命人”的言語詞典,到了非說這些字眼不可的時候,就用“個人問題”代替。所以,那個時代凡提到“個人問題”四個字,就是指“結婚”、“戀愛”。某人沒有結婚,就說某人“個人問題沒有解決”。某人還沒有戀愛,就說某人“還沒有考慮個人問題!
作者附記:
終于把《懷念早逝的關碧紅》修改完了。
從1991年初稿到2005年5月定稿,歷時15年。初稿2000字,改定稿6000字。
跨越15年,修改一篇短文,只是希望能留存真實。
我沒有在斟詞造句上花費大力氣——我的文字功底有限,我不想為此白忙活。功底是幾十年的積累,文章不是想做漂亮就能做漂亮的。
因此,我寫關碧紅,只能白描,努力把每個細節(jié)描真實。
《懷念早逝的關碧紅》是我在深夜改就的。當家人全都入睡,我泡一碗儼儼的茶水,關上房門關上燈,眼前只有電腦熒屏亮著,鼠標燈在閃爍。我坐在電腦前,閉上眼睛大口飲茶,閉上眼睛搜尋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搜尋每一個細節(jié)。我就在黑暗中坐著、牛飲著、努力回想著、時而也在鍵盤上敲打著。坐累了、飲累了、想累了、敲打累了,就起身,打開陽臺門,不經意地看看天看看月亮,月亮有時如繩細,有時如餅圓。
對月亮已熟視無睹。原本孤零零的一枚冷月,一代代的人看呀吟的,已經既不孤獨也不冷了。
關碧紅也只有一個,她比月亮孤零多了。
可以忘掉關碧紅。也可以忘掉文革,忘掉苦難,忘掉荒唐。不就是最多被說聲沒有記性嗎。如果沒有記性能使我們更快活,為什么要有記性?但有一天,我發(fā)覺我們的孩子在挖掘我們記性的空白、這一段歷史記憶的空白。關于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到目前為止,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領袖接見紅衛(wèi)兵的斷斷續(xù)續(xù)的電影片段,至多加上《芙蓉鎮(zhèn)》中幾個鏡頭和在他們聽來莫名其妙的“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臺詞。但他們卻因此而恍然大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呀!你們這一代人,老戇老戇的!庇谑俏覀兒臀覀兊纳弦淮碗S聲附和:“是呀,我們當時都是老戇老戇的!毙辛耍藢ξ母锏挠洃,就是六十年代有著“老戇老戇”的國民,發(fā)生了“老戇老戇”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們能就此思索下去,當時的我們?yōu)槭裁磿袄蠎呃蠎摺?那么,效果也不差?晌覀兯妓髁藳]有?
現(xiàn)在,上面兩代人都自以為變得聰明了,第三代人從來都自以為要比所有的前人都聰明。
我們真的變聰明了嗎?我們對自己的聰明這樣自信嗎?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呢?會不會有一天,歷史來拷問我們的聰明、未來發(fā)生的一切來拷問我們的聰明呢?
未來?未來地球還爆炸呢。好啊,回答得真干脆。但所幸中華民族是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族,為未來所做的一切努力終究是會有著落的。
所以,我要這樣認真地寫一個小人物,不怕人家說這樣的人物不值得寫。
有朋友說,這個人物沒有典型意義。是的,當時除了吃奶的娃娃外全民族都參與了文化大革命,而因此變成精神病的怕還不到萬分之一。但是,我要給我們后代描述的人物,不是祥林嫂、阿Q這樣的典型人物,而是類似祥林嫂的婆婆、同意讓祥林嫂捐門檻的廟祝、未莊的地保和揪阿Q辮子的閑人們這樣一些小而又小的人物。我的文字功夫不到家,因此,寫典型人物我力不從心。但我相信,那個年代的典型人物總有一天會被文學家貢獻出來。而我,作為文革全過程的參與者、1966年時年齡最小的紅衛(wèi)兵之一,只是想告訴我們的后代,與典型人物同時登臺活躍過的,還有這樣一些小人物、小小人物……
我再三告誡自己,對關碧紅這個人物,只能去“描”,老老實實依樣畫瓢的“描”,能把關碧紅真實地描出來,就算對后人有交代了;
但不能刻意去“寫”,對這樣的人物“藝術加工”決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所以,《懷念早逝的關碧紅》中的關碧紅,是個原生態(tài)的關碧紅。關碧紅的的確確就是這么在說、就是這么在做、就是這么在思考的。
文革發(fā)動至今已經三十九周年了,當時不滿十四歲的我,如今已年過半百。對于我們這代人和我們的上代人、上上代人為什么會“老戇老戇”,也許靠我們這一代的智慧還不能夠回答,那么,就把我們的戇態(tài)戇樣詳細真實完整地記錄下來,我們這一代人把各別的、零星的、支離破碎但不失真實的回憶都記載下來了,我們就是在把一個立體的、生動的、全視野的文化大革命場景呈現(xiàn)給我們的后代,他們會把這份記錄當成最寶貴的財富傳承下去。我們的后代肯定比我們智慧,他們一定會據(jù)此總結出二十世紀下半頁的那幾代人為什么會“老戇老戇”的答案。他們會為我們總結的,為中華民族總結的。但“記錄”這件事情,只能由我們來做,因為我們是這段歷史的最后見證人,沒人能替代我們。
總結文革,將功德無量;
記錄文革,記錄文革中的蕓蕓眾生,同樣功德無量。
文革中我們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記錄文革,真到了“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的時候了。
我們必須做了。
乙酉年三月廿五日子時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