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將遼寧地區(qū)家譜、碑記中十八九世紀的人口記錄和20世紀對從記錄中挑選出來的農村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調查相結合，構建出一個延續(xù)兩百多年的該地區(qū)大規(guī)模個人水平的追蹤數(shù)據(jù)庫。其中的每條記錄都包含個人教育程度和官職等衡量標準，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衡量個人的父親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總體特征的解釋變量。清代和共和國時期遼寧地區(qū)父親與兒子所取得成就的相關程度的差異由此得以清楚展示，并對比研究了清代和1949年以后，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級變化。盡管建國以來，遼寧地方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發(fā)生過多次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但很多人口行為，如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等，其慣例和范式卻可能變動不大，從中華帝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

　　關鍵詞：社會分層／社會流動／連續(xù)性／遼寧／追蹤數(shù)據(jù)

　　緒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熱切地致力于社會和經濟平等的時代之一。通過1950年代的土地革命，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種運動，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體制似乎已經被清除甚至向相反方向發(fā)展。在新社會中，1949年以前主導社會的精英階層的權勢被剝奪了，通過確定成分和其他一系列甄別措施，他們被轉變成為一個新的下層階級。社會走向開放，個人成就的取得將以才干和政治忠誠為基礎，而不是出身。以家庭背景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wǎng)被顛覆了，以致于原先的精英階層出身會使個人處于不利地位，而下層階級出身卻會使其得益。

　　本文通過考察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18世紀中期至今——中國一小部分地區(qū)的階層化模式，對1949年后社會和經濟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一個初步評估。我們利用這一包含從18世紀中期至今遼寧部分農村家族的獨特數(shù)據(jù)庫來討論兩個基本問題。首先，我們分別考察了清代（1644—1911）和共和國時期父親與兒子所取得成就的相關程度的差異。由于1949年以后的各種運動導致了社會流動性增強，因此1949年以后父親與兒子的成就的相關程度應該比清代低。其次，評估社會秩序的變革和延續(xù)，探討從清代到現(xiàn)代，家族的相對地位是如何演化的。具體來說，對比研究清代和1949年以后，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級變化。

　　本文包括以下幾個部分。首先，提供中國社會階層化的背景并簡要回顧關于歷史上和當代社會流動的著作。其次，介紹我們的數(shù)據(jù)，包括歷史戶口冊、當代調查資料以及選取的用于分析的數(shù)據(jù)庫，這些數(shù)據(jù)庫結合了戶口冊和調查資料的數(shù)據(jù)，提供了所選家族成員18世紀中期到現(xiàn)在的記錄。第三，概述本研究用于評估父親與兒子的成就間的相關度和家族分支等級變化的方法。第四，展示結論，論述該研究成果對理解中國社會階層化的意義并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這里的結論是試驗性的，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厘清和組織當代調查數(shù)據(jù)并將其與戶口冊數(shù)據(jù)相連接的初步成果。如下面即將詳述的，利用部分當代調查數(shù)據(jù)，我們的分析包括家族分支總體特征，家族在成就方面的等級順序的相關性考察。這個數(shù)據(jù)庫來源于那些可以直接連接到歷史戶口冊中具體的家族分支的家庭。其余的家庭也能夠連接到具體的家族分支，但是這項連接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計劃在以后的幾年里，從更多的村子里收集當代調查數(shù)據(jù)，從而顯著增加可以取得資料的家族和家族分支的數(shù)量。

　　一、背景

　　至少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著都是將當代和歷史時期分開的。大部分關于20世紀以前中國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討論是在歷史學家當中進行的，這些討論多只關注家族背景在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國家官職中的作用（Ho1962，Hymes1986）。而系統(tǒng)性地將普通的成就形式納入對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討論的研究還非常少。我和康文林（Campbell，Cameron ）最近對遼寧農村清朝戶口冊中不同類型職官的分析屬于一個主要的例外。我們首先分析了戶口冊中的社會流動，通過簡單的交互表（cross-tabulations ）證明了父親的成就和兒子的成就之間的聯(lián)系。

　　在隨后系統(tǒng)的研究中，康文林和我利用更有效的方法，分析了擴展后的遼寧戶口冊的數(shù)據(jù)庫（2003）。研究顯示，有一個擁有官職的父親可以使本人獲得官職的機會增加8倍。相對為數(shù)不多的已經發(fā)表的有關歐洲和北美20世紀以前社會的研究結果，這一相關性是相對微弱的，歐美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更為成功地傳承著他們的地位。數(shù)據(jù)顯示，如果父親之外的其他親屬擁有官職也可以增加個人成功的機會，因此康文林和我（2003）還論證了家族之外的親屬網(wǎng)絡的潛在能量。

　　關于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的論著很多，主要集中在社會學領域。與我們的研究最為相關的是致力于重新構建1949年以后家庭背景在教育和職業(yè)成就方面產生影響的趨勢的研究。通過對1982年中國人口l 普查中多代家庭的數(shù)據(jù)分析，鄧忠和Treiman （1997）研究了20世紀40年代以來出生的男性在教育成就方面的代際相關性，他們認為父親的特征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影響相對微弱并且持續(xù)減弱。周雪光、Moen和Tuma（1998）報告提出在整個研究時間段中，父親的職業(yè)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幾乎沒有變化，但是與國家政策有關的家庭階級背景的影響卻有很大的波動。程源和戴建中（1995）通過回溯性調查數(shù)據(jù)研究代際職業(yè)流動性的趨勢，并且推斷1949年以來根據(jù)特殊的國家政策的變化，職業(yè)流動的開放性曾經存在波動，但從長遠看來，這一開放性幾乎沒有變化，并且沒有關于這一開放性增強的證據(jù)。

　　從上述簡短回顧中得出的最重要結論是現(xiàn)有的研究缺乏對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在新中國建立社會分層模式過程中影響的直接評估。歷史學界的研究涵蓋了20世紀以前的時代。當代研究的對象大多數(shù)是1949年后成年的人群，他們所面對的教育體系和勞動力市場已經在充滿大變動的1950年代發(fā)生了改變。因此，雖然鄧忠和Treiman （1997），周雪光、Moen和Tuma（1998），程源和戴建中（1995）說明了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階層化模式的波動，最終變成支持市場經濟的力量和另一種國家干預，描述了1949年以后社會分層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市場經濟的最終回歸以及其他國家干預手段下的波動，但是他們沒有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和之前的階層化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關于20世紀40年代或50年代早期的結論中可能暗含著某種歷史模式，應該注意到“國家”在1949年以前的幾十年中就被摧毀了，因此這些結論不是長期模式的代表。本研究通過追蹤調查18世紀中期至今的某一個特定人群，比較1949年前后家庭背景對于成功的影響，從而填補了現(xiàn)有論著的空白。

　　當然，上述研究的結論反過來證明了目前我們很難對于1949年以后的趨勢和模式提出更新的認識�，F(xiàn)有的研究已經通過對更有代表性的數(shù)據(jù)的利用，衡量了家庭背景對于社會成就影響的變化，并且將這些波動與1949年以后的具體政治、社會和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相關聯(lián)。因此，我們暫時沒有嘗試仔細分析1949年后成功的決定性因素的短期變化。隨著數(shù)據(jù)的擴大，我們當然希望回歸到1949年以后的變革這一論題上，在結論中也列出了幾個將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數(shù)據(jù)

　　我們的數(shù)據(jù)將遼寧省在18、19世紀的人口記錄與20世紀對從記錄中挑選出來的農村中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調查相結合。從這些可以相互聯(lián)系的資料中，我們提取每一條描述被訪問家族中成年男子的記錄。歷史戶口冊中生活在18、19世紀的家族男性成員的信息被提取出來，同時20世紀家族里男性成員的信息也從回溯性調查中被提取。每條記錄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和官職等衡量標準，基本的控制變量，并且建立了衡量個人的父親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總體特征的解釋變量。下面我們將介紹本文中使用的戶口冊、回溯性調查以及為分析而建立的數(shù)據(jù)庫。

　�。ㄒ唬�戶口冊

　　戶口冊包括了17世紀和18世紀山東等省漢族移民的后代，他們后來成為八旗管理的國有邊疆土地的世襲佃戶，這是一種清政府控制之下的民事和軍事的管理體系（定，郭，李，康2003）。八旗組織最初是以滿族為主的軍隊，他們建立了清朝并且駐防全國。最后八旗組織也獲得了官僚政治的和管理的職能，包括管理國有土地。遼寧的八旗戶口冊涵蓋了500多個村莊，分散在遼寧省的一個狹長地域，包括了蓋州附近的沿海地區(qū)、內陸營口、海城周圍的農業(yè)平原以及開原和鐵嶺周圍的遼北山區(qū)。李和康的論文（1991，223—231）已經說明了戶口冊的來源和我們錄入數(shù)據(jù)的程序。因此這里著重關注與分析有關的特點。

　　目前我們已經錄入了28種不同的三年一次的連續(xù)記錄。每個連續(xù)記錄都包括一個不同的隸屬八旗系統(tǒng)的農業(yè)人口，并由多少不等的村莊組成。18世紀中葉后半段可利用資料數(shù)量的增加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到18世紀末仍然存在的戶口冊最終成為可以使用的資料，而17世紀中期以后的記錄留存下來的則很少。19世紀晚期，資料數(shù)量的顯著增加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和新的個人或家族加入到記錄中。

　　遼寧戶口冊提供的人口統(tǒng)計學和社會學資料遠比在中國其他地方得到的戶口冊和家譜中的資料全面和精確（Harrell 1987，Jiang 1993，Skinner1987，Telfordl990）。這是因為東北是清朝的發(fā)祥地，與其他省份的管理不同，東北在清政府的特殊控制之下。對于人口的管理實際上早在1625年就開始了，其時滿族定都沈陽并將周圍的區(qū)域納入八旗系統(tǒng)（Ding 1992，Elliott 2001）。到1752年，隨著內務府的建立，人口的登記異常精確和詳細，在東北和中國其他地方之間，尤其在東北地區(qū)，移民都被嚴格控制。政府對東北人口的控制比中國其他地區(qū)嚴厲得多（Tong and Guan 1994，1999）。范圍內的活動在戶口冊上都有注明，一個人如未經允許就離開，戶口冊上就會把他定為“逃丁”。

　　清政府實施了一個內部的交叉核對系統(tǒng)以確保記錄的連貫性和精確性。他們記錄一個定居家庭（另戶）中的每一個在旗成員，并記錄其門牌號。然后把家庭組成“族”，每年修訂族譜。每三年族譜和門牌號會與之前的戶口冊做對比并編輯成新的戶口冊。三年前記錄中過世的人會被去掉，新增人口會被添加，對于剩下的人則更新他們的年齡、關系、職務和名字。換言之，每個戶口冊都完全替代了它之前的一冊。這樣的戶口冊非常像三年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人口普查的原始資料。每個戶口冊里的記錄先以村為單位，然后到族，最后是家庭。家庭中的個人依照他們和戶主關系依次成列，隨后依次列出他們的子孫、兄弟和兄弟的子孫、叔伯、伯母和堂兄弟。妻子通常直接列在她們的丈夫后面，除非孀居的婆婆是戶主。對于家庭中的每個人，戶口冊記錄了他們與戶主的關系，名字和名字的變動，成年人的職務、年齡、屬相、生辰八字、結婚、死亡或在兩次普查期間的遷移，如果是成年男性，還要記錄他是否有殘疾，記錄他們族長的姓名，旗屬和所居住的村子。

　　戶口冊還記載成年男子的官方職位，一共為五種：旗人、仆從、生員、榮譽頭銜和族長。在我們的分析中只考慮前四種，因為有職位的人組成了地方精英。前三種職位是政府機構的正式職務并包括一筆薪水和津貼。雖然他們主要由士兵、文書或工匠等低級職務組成，但他們的工作卻包括了一些高級管理事務，因此所得到的就不僅是薪水，還有權力。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數(shù)都有相應的檔案并規(guī)定了薪水。第四種——榮譽頭銜是購買來的，它真實地反映了個人或家庭的財力。

　　和歷史上大多數(shù)人口普查相比較，三年一次的戶口冊考慮到了連續(xù)的戶口冊中個人記錄的連接。家族及其成員幾乎以同樣的順序出現(xiàn)在每一冊里，即使他們搬到其他村子居住。因此可以很簡單地把一個戶口冊和它后面的一冊連起來。從每個人的連續(xù)記錄中，可以推想他的生活軌跡。通過對比考察同一個人的連續(xù)記錄，可以判斷兩次普查之間是否發(fā)生了特殊事件或變動。為此，一個特別的指標被用于識別原本沒有身份的男子在下一冊里是否有了一個身份，沒有結婚的男子在下一冊里是否結婚以及已婚的男子在下一冊里是否有了子女。

　　同時，大量關于家庭關系的細節(jié)為重現(xiàn)家譜和確認生活在相同或不同家庭的親屬關系提供了可能。首先分析戶口冊里記錄的家庭關系以連接兒子和父親。在最初記錄中親屬關系被非常精確地記錄下來，我們開發(fā)的軟件可以自動地運算這種連接。一旦我們確定了父子之間的聯(lián)系，就可以用他們來確定祖父、曾祖父和更遠的男性先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個過程也是自動的。一旦建立了譜系，其他資料的處理就可以識別兄弟、堂兄弟、第一代堂兄弟、第二代堂兄弟以及其他親屬并計量他們的特征，不管他們是否在同一個家庭中。

　　基于這種代際連接，我們將戶口冊中251940條個人記錄劃分到1051個宗族中。我們規(guī)定宗族由這樣一些同姓的個人組成：他們的家庭和家族在最早的戶口冊里被連續(xù)地列在一起。家庭或家族在最早的戶口冊里能夠被記錄在一起通常是由于他們源于一個先于戶口冊的共同的男性祖先。證據(jù)不僅來源于戶口冊——相鄰的家庭或家族每一代人的名字里都有相同的漢字，也來源于我們的田野工作。對家譜的考察表明戶口冊里相鄰的同姓家庭或家族總是存在親緣關系。迄今為止，通過連接，我們可以把每個訪問過的，在戶口冊中被精確區(qū)分的家族聯(lián)系在一起。

　　為了進行分析，我們把戶口冊里的宗族分成小組，即我們之前提到的家族分支。家族分支由戶口冊里共有一個出現(xiàn)在最早的記錄里的男性先祖的人組成，一共有24411個這樣的家族分支。由于衰落是普遍的，這些分支很多都很小，僅由一個沒有后代的創(chuàng)始者或一個創(chuàng)始者和少數(shù)幾代子孫組成。因此，按照規(guī)模排序，前10％的家族分支占了戶口冊人口的62.7％，前25％的分支占人口的83.6％，前1／3的分支占了人口的88.8％。

　　戶口冊分析起來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它們不記錄官方職務以外的職業(yè)。如果家庭成員從事的是國家雇員以外的職業(yè)，就不會有記錄。因為在戶口冊涵蓋的時期內，大都是農村和農業(yè)人口，所以還不清楚這個局限性到底多嚴重。至少到20世紀初，國家的雇傭對于一個非農業(yè)收入的村子，很有可能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機會。其次，資料里沒有財產的記錄，因此也就無從考察土地等家庭財產狀況。①

　　（二）回溯性調查

　　過去幾年里，在遼寧選擇一些農村，對其戶口冊中所記載人口的當代后裔進行回溯性調查，是我們田野工作的一部分。調查不僅收集被訪問者及和他住在一起的家人的資料，而且通過一個代表人的回答，還收集住在村子其他地方或者已經離開村子的遠親的資料。根據(jù)被訪問者先祖的特點把被訪問者和他們的家人與戶口冊連接起來，通常能夠在20世紀剛剛開始的戶口冊中找到一個曾祖或高祖。在田野工作中，我們還收集和分析了家譜、碑文等與戶口冊所記載的家族有關的其他資料（Campbell and Lee 2006）。

　　迄今為止，回溯性調查收集并連接了遼寧3個地區(qū)12個村子里27個家族、64個家族分支中10329個個人的數(shù)據(jù)。我們在沈陽農業(yè)平原中的5個村子里收集資料。其中幾個村子現(xiàn)在已經成為沈陽市的北部郊區(qū)，經濟上也和沈陽相互依靠和制約。第二個地區(qū)是鐵嶺東部的山區(qū)，我們在其中的4個村子收集資料。這些村子在偏遠的山谷里，保持了原來的農業(yè)經濟。第三個地區(qū)是海城周圍和遼陽，我們在其中的3個村子收集資料。②這些村子也還是農業(yè)村。

　　我們在調查中收集個人的基本社會資料和人口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人口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包括如出生、結婚和死亡等重大事件的年份。我們也收集個人、社會成就方面的資料，比如教育程度、職業(yè)、政治面貌等。因為依靠代表人來陳述他人的信息，所以會使資料不完整。例如，缺少1／4個人的出生年份。很明顯，信息不完整的個人大多是被訪問者的遠親，他們已經離開村子。在這樣的個案中，我們只有一個名字和親屬關系。

　　教育程度要報最高學歷，如小學、初中、高中、職高或大學。一些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則以文盲或私塾作為區(qū)分。為了分析，我們把教育程度轉換成相應的受教育的年數(shù)，因為這樣比較直接。還有一些人在初高中以后接受了某種職業(yè)訓練，我們在參考相關文獻和有相應經驗的專家意見后，將其估算成教育年數(shù)。

　　對于職業(yè)，為便于分析，我們將其轉換成一套自創(chuàng)的二分指示變量，以區(qū)分具有不同特征的職業(yè)群體。為了與戶口冊里的職業(yè)信息進行比較，我們建立了一個二分變量來區(qū)分擁有村長、書記、會計或更高的黨政職務的人。我們創(chuàng)建的另一個變量來區(qū)分其他各種職業(yè)，包括衛(wèi)生、法律、教育，在將來的分析中我們也會利用這些數(shù)據(jù)。

　�。ㄈ�）選取分析

　　我們分析的數(shù)據(jù)是結合歷史戶口冊和當代回溯性調查選取出來的。從回溯性調查中選取的數(shù)據(jù)由1930—1980年間出生的男性組成。這些人都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2001年我們開始開展回溯性調查之前成年的。一個男性的數(shù)據(jù)還應該包括他的教育程度和職業(yè)等細節(jié)。因為要分析代際流動，所以進一步要求有這些人父親的職業(yè)和教育程度的數(shù)據(jù)。

　　選取的構成是直接的。每一個數(shù)據(jù)都描述了一個成年男性。一個二分指示變量表明他是生活在當代還是歷史時期。約3／4的人來自歷史戶口，1／4來自當代調查。這么高比例的歷史人口用于分析，是因為他們存在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超過了150年，也包括了已經消失的家族分支。

　　我們創(chuàng)建了一個二分指示變量來說明某人是否擁有官方職務。歷史人口只要有任何的官方頭銜就被認為擁有官方職務，不管這個職務是否有薪水，是否是榮譽的或買來的。按照這個定義，戶口冊里3％的人有官方職務。當代調查中的人則是當他們是村長、書記、會計或更高的管理和行政官員時，才被認為是擁有官方職務。在當代回溯性調查中，4％稍多的成年男性擁有官方職務。

　　由于歷史戶口冊中的官方職務無法和1949年以后的官方職務直接比較，因此應該把官方職務視為地方社會和政治精英成員的標志，而不是擁有特殊技能和訓練的標記。1911年清朝結束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的結構和組織完全變了。不同情況下的官方職務選擇標準存在根本差異。戶口冊中的職務獲取顯然是依照高層官僚政治程序的準則，多數(shù)帶薪職務都是有考核標準的。1949年以后，一些標準在官員的任命中仍起著作用，但同時其他一些標準，如政治可靠性和家庭成分也同樣重要。

　　我們也創(chuàng)建了一個二分指示變量來識別教育程度高的人。對于歷史戶口冊里的人，我們用科舉頭銜來識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婆e頭銜說明人們參加過一種官方考試，0.4％的成年男性有這樣的頭銜�；厮菪哉{查中的人，我們用一個變量來識別完整教育的年數(shù)。20世紀以前，有官方職務的個案取得科舉頭銜與1949年以后高于12年教育的個案無法直接比較。因此，我們將其視為一個教育程度分布中上層成員資格的一般標準，而不是擁有技術和能力的指標，從18世紀到現(xiàn)在都是如此。

　　被訪問過的家族狀況與戶口冊記錄的家族預測狀況存在著相當差異，主要原因是被訪問家族足夠幸運，有足夠多的成員存在至今，并被找到和訪問。被訪問過的家族的先祖與戶口冊里其他家族的先祖相比，結婚率更高，有更多的兒子，更愿意給兒子們起有身份的名字以及更多人有官方職務和科舉頭銜。被訪問過的家族男性成員在40歲前結婚的比例是戶口冊中家族男性的1.17倍，同時擁有兒子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20％。此外，前者獲取官方職務和科舉頭銜的機會分別是后者的1.45倍和2倍多。

　　三、方法

　　為了從長時段模式評價變革和延續(xù)性，我們應用了三種不同的計量方法。

　　第一種由簡單的成就方面的代際相關的計算構成。先進行l(wèi)ogistic回歸運算，其中的因變量表示一個成年男性是否有官方職務。重要的解釋變量包括一個指標來判斷他們的父親是否有官方職務，他們是否生于1950—1980年之間，以及父親有公職和生于1950—1980年之間的相互影響。我們進行了兩個回歸計算，一個控制了所居住地區(qū)，另一個控制了所居住的村子。

　　父親取得公職和生于1930—1980年問的個人之間相互影響會顯示1949年以后在得到公職方面的代際相關是否發(fā)生變化。作為1949年政策的結果，社會流動性增強，父親得到公職的機會減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期望相互作用的讓步比結果小于1.舉例來說，作為新政策的結果，如果1949年以后父親和兒子取得公職機會的相關減半，那么讓步比就應該接近0.5.如果1949年后沒有變化，讓步比就應該接近1.如果1949年后社會流動性降低，父子間成功機會的相關增強，那么讓步比的結果就應該大于1，當然這種情況不可能發(fā)生。

　　教育程度上也用了同樣的程序。我們進行了兩個logistic回歸計算，其中的因變量表示之前詳細定義過的最高學歷。其中一個控制了地區(qū)，另一個控制了村子。獨立價值變量用于識別個人的父親是否接受了好的教育，其是否出生于1950—1980年之間，以及兩者間的相互影響。我們限定那些從調查里選取的個人要出生于1950—1980年之間，以確保他們開始和結束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后。父親的教育程度和他們在1950—1980年問出生的兒子的教育程度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同樣的情況。結果小于1說明社會流動性加強，結果接近1說明流動性沒有變化，結果大于1說明流動性減弱。

　　第二套計量是計算家族分支在20世紀前的成就對個人在20世紀取得成功的機會的影響。這套計量有兩個回歸分析。第一個是logistic回歸，其中的因變量說明一個1930年到1980年之間出生的人是否得到公職，第一解釋變量表示他們的家族分支里是否有人在18世紀或19世紀取得公職。大于1的讓步比值說明，如果一個人的家族中至少一人在20世紀以前得到過公職，那么他就更容易得到公職。讓步比接近1說明兩者之間不相關，讓步比小于1則說明兩者之間為負相關。1949年以后在社會平等上的努力成功地消除了以前的特權家族優(yōu)勢，在此意義上，我們希望讓步比的結果是0.如果扭轉社會秩序的努力成功地使1949年以前上層地位失去優(yōu)勢，則希望讓步比的結果低于1.第二個是1950—1980年間出生者所受教育的年數(shù)和他們的家族是否在18世紀和19世紀取得過科舉功名之間的線性回歸分析。如果一些人的家族成員中在20世紀前至少有一個人取得過科舉功名，那么這些人在20世紀也占有優(yōu)勢，那么我們認為這項指標的系數(shù)應該是正數(shù)。但如果他們在20世紀并沒有優(yōu)勢，系數(shù)應該在0左右。如果積極抵制以前上層家族的成員并成功地導致了他們在20世紀受教育程度的劣勢，系數(shù)就應該是負數(shù)。

　　第三套計量是通過研究家族地位和家族成就的相關性來估計18世紀到現(xiàn)在社會秩序的變革和延續(xù)。我們用家族分支而非家族作為分析的計量單位，是因為家族分支更符合像當代的親緣組織這樣的社會意義上的單位。家族經常包括了同一個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由于太大、太分散，因而所牽涉的成員并不太清楚。在田野工作中，我們注意到一個村子里的家族基于一個比較近的先祖的世系可以分成不同的支系，這些支系的特征可能非常不同。家族分支對于個人的意義更接近親戚網(wǎng)。

　　對于34個在20世紀資料中有足夠多成年男性記錄的家族分支，我們計算出成功的總體計量標準。對于20世紀以前的家族分支成員，我們計算取得公職的比例、公職的平均收入等。我們設了一個姓名變量，因為我們最近的分析說明姓名實際上和其家族經濟地位有關，條件好的家族愿意給兒子起有身份的名字，條件差的家族則相反。對于20世紀的家族分支成員，我們計算1930—1980年間出生的男性成員得到公職的比例，1950—1980年間出生的男性成員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這些人受教育的平均年數(shù)。然后根據(jù)這些標準對每一個家族分支進行了三種排序。其中一種是對所有的家族分支，不管他們在什么地方。比如，對于歷史上取得過官方職務，男性成員得到公職比例最高的家族分支排在第一位，其他的分支則依據(jù)得到公職比例排序。對于上面提到的其他標準也進行類似的排序。為了估計基于成就標準而定的家族分支排序的長期延續(xù)性，我們計算了歷史上排序和當代排序的相關性。如果根據(jù)家族成就決定的家族分支排序長期延續(xù)，歷史排序和當代排序的相關性就應該高。如果1949年平等化的努力成功，則相關性應該減弱。如果扭轉社會秩序成功，相關就應該是負數(shù)。

　　為了計量20世紀受教育和取得公職機會有效性的差異，我們還計算了地區(qū)內的排序和村子內的排序，以及他們的相關性。如果地區(qū)或村子在20世紀的發(fā)展速度很不相同，并且因此得到公職和受教育的機會也產生很大不同，就有可能減弱家族分支的所有排序的相關性，即使他們在地區(qū)或村子里的地位沒有變化。相反，如果地區(qū)或村子在20世紀前就有優(yōu)勢，20世紀又發(fā)展很快，機會也最大限度地擴展，就可能提高家族分支在所有排序中的相關性，即使他們在地區(qū)或村子里發(fā)生了顯著變化。

　　四、統(tǒng)計結果

　�。ㄒ唬└缸娱g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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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得公職方面，代際關聯(lián)有長期的穩(wěn)定性。對包括20世紀前的不動產和通過父親來增加個人獲得政治成就機會的模式的統(tǒng)計結果是6.63.這個相關在20世紀里沒有變化。與父親的公職和1930—1980年出生者的公職的相互影響有關的讓步比接近1.根據(jù)這個統(tǒng)計結果，相互作用沒有統(tǒng)計意義。

　　從包括村子里不動產在內的模式中得出的結論也是一樣的。一旦控制了村子這個因素，父親成就的影響就會被減弱一些，這說明至少父子間相關性這個部分與某些村子的居民特別容易取得成功這個趨勢有關。父親在政治上的成功使兒子獲得成功的幾率增加了4.99.同樣，父親成功的影響在20世紀保持不變，相互影響的讓步比就接近l ，如果不是1，則沒有統(tǒng)計意義。

　　1949年前后，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代際相關也有相似的延續(xù)性。在控制地區(qū)因素的情況下，一個有功名的父親可以使兒子取得功名的幾率增加6.55，控制了村子因素時則增加7.09.在20世紀，父親有高中以上學歷對兒子具有高中以上學歷機會的影響與父親受過高等教育和1950—1980年間出生的兒子所受教育之間相互影響的讓步比值幾乎一樣。在兩個模式中，相互影響的讓步比都接近1.與在20世紀前取得功名相比，在20世紀里接受過12年以上教育更加普遍。推論是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代際相關的分布都很相似，并且不受定義差異的影響。

　�。ǘ�）歷史上家族分支的成就和當代個人的成就

　　為了研究1949年后在社會秩序發(fā)生改變的情況下，只有父子間的相關性沒有變化的可能性，我們將注意力從父子間的相關性上轉移到家族分支成就的延續(xù)性上。家族分支的地位存在延續(xù)性。有證據(jù)說明20世紀以前就比較成功的家族分支，在1949年以后也更有成就。特別是20世紀以前有成員得到過公職的家族分支，他們在20世紀得到公職的機會就會增加。1930—1980年間出生的人，如果他們的家族中至少有一個人在20世紀前有公職，那么他們得到公職的機會就2倍于只靠自己努力的人。這種延續(xù)性意味著某些家族擁有較多水平的社會或文化等無形資產，使他們在政治競爭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

　　很明顯，家族分支在教育程度方面也存在長期的延續(xù)性。20世紀以前有過功名的家族的成員在1949年以后大多有比較高的學歷�？刂屏怂�在村子這項因素后，在1950—1980年間出生的人中，至少有一個家族成員在清朝取得過功名，他們比其余的人平均多上學0.63年。根據(jù)戶口冊人口中比較少的功名的記錄和擁有較多社會或文化資本的特殊家族，他們在歷史上取得功名和在當代受教育的優(yōu)勢和機會得以增加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

　�。ㄈ�）社會秩序的變革和延續(xù)

　　在職業(yè)水平和教育程度決定的家族排序中明顯存在延續(xù)性。如前所述，對于成就的計量分析被限定在34個有足夠多當代男性記錄的家族分支里。20世紀之前，在科舉中取得成功的家族分支，1949年后同樣獲得了教育和政治的成功。

　　當家族分支在地區(qū)內部排序時，他們在20世紀前的政治成就和1949年后的政治成就存在相關。20世紀前的科舉成就，對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教育成就，仍然是一個較強的預測值。政治成就方面出現(xiàn)的延續(xù)性，說明了20世紀地區(qū)間官方職務有效性的變化中的差異抑制了相關性。

　　對于相關度的比較，說明教育程度的長期延續(xù)性比政治成就的長期延續(xù)性明顯。這在意料之中。而且教育成就對文化資本類型的需要受時間和地點影響很少，而1949年政治體系的革命很可能影響了政治成就對社會和文化資本類型的需要。20世紀前基本上依據(jù)官方程序委任官職，而1949年以后則依據(jù)階級背景等附加標準。

　　村內排序也存在明顯的延續(xù)性。20世紀前在政治和教育上最成功的家族分支，在1949年以后也同樣成功。那些20世紀前在科舉中成功的家族分支，1949年后在教育后代方面也很成功。這樣的家族分支，其成員平均多受幾年教育。同時，20世紀前政治上成功的家族，1949年以后在政治上更為成功，而且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五、結論

　　我們的統(tǒng)計結果說明從18世紀中期到現(xiàn)在，農村社會階層化模式存在長期的穩(wěn)定性。根據(jù)父子間相關的統(tǒng)計結果，從清朝到1949年以后，父親的政治地位和教育程度對個人取得成功的影響基本沒有變化。盡管190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職務取得的程序和高等教育的定義根本不同。政治成功和高等教育程度的統(tǒng)計結果顯示，父親的上層身份使個人躋身上層的機會增加5—8倍。

　　同時，家族分支成就的統(tǒng)計結果說明，農村的社會秩序中存在長期延續(xù)性。那些在1909年以前至少有一個人有過公職的家族，他們的成員更有可能在1949年以后獲得公職。同樣1909年以前至少有一個人有過功名的家族，他們的成員教育程度更高。對由教育程度和政治成就決定的家族分支的社會排序的分析，說明清朝和共和國之間存在延續(xù)性。那些在1909年以前有公職或功名的比例較高的家族分支，他們的成員在1949年以后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也更有可能得到公職。

　　當然，這并不是說1949年后沒變化。相關性都不等于1，政治成就的相關性都在0.3—0.4之間，說明家庭的等級順序發(fā)生了改變，這也許是計量政治成就的標準改變的結果。教育程度方面的相關性要高一些，在0.5—0.6之間，但是也說明存在變化。教育成果的相關性比較高可能說明在教育成就中產生優(yōu)勢的文化資本，與在政治成就中產生優(yōu)勢的文化、社會和資金等資本相比，更加容易代代相傳。

　　然而我們的分析結果也有一些意外。中國在1949年以后，熱切致力于社會和經濟平等，在政策上不僅是要消除社會和經濟的階級差異，而且在某些時段還要把這個秩序顛倒過來。但客觀事實卻是，如果1949年以后提出的某些政策成功了，那么將會同樣產生一個以1949年以前的社會階層為基礎的等級體系組織，而不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通過劃分家庭成分和以此為依據(jù)的區(qū)別對待，以前的上層家族和他們的后代變成了一個新的劣勢階級。

　　對這種長期延續(xù)性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文化等無形資本可能是優(yōu)勢的主要來源，這種無形資本在家族內部傳承，并且?guī)缀醪豢赡芡ㄟ^政策來控制。經濟平等通過重新分配財富或者在分配工作和公職時區(qū)別對待，可能對思想的傳播和家族內部的傾向產生一些影響。對于教育、成功和社會經濟進步的強調能夠成功傳承的家族，也許特別有可能在任何政治、社會或經濟環(huán)境中取得成功，因為他們更有可能理解規(guī)則，接受并最終加以利用。

　　我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正如在緒論中提到的，目前還在連接當代的補充資料，并計劃從更多的村子中收集資料。隨著當代資料的擴充，希望利用它們來比較家族在1949年以后的軌跡，并且判斷那些能夠抓住始于1979年的市場經濟提供的機會而且在最近20年地位顯著提高的家族，是否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1909年以前很成功，由于對以前的上層家族區(qū)別對待，而在1949—1979年間處于劣勢；
第二，1949年以前的普通家族，利用1949—1979年間政策的有利條件獲得了政治權力，并在1979年以后成功地將權利投資到經濟發(fā)展中；
第三，所謂“新生力量”的家族，他們在1909年以前和1949—1979年間都很普通。

　　注釋：

　�、傥覀冋�在進行的另一個項目是在黑龍江省的一個地區(qū)，那里有19世紀晚期的戶口冊和土地資料，該項目的分析結果應該有助于估計遼寧戶口冊的局限性。

　　②我們在遼南蓋州附近幾個村子里收集了家譜、碑文等歷史資料，并在那里開展了回溯性調查。同樣，我們也在沈陽和鐵嶺周圍的村子收集歷史資料，但還沒有開始在那里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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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李中清，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
康文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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