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對目前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中大量使用方言的現(xiàn)象進行觀照和分析，認為方言類新聞節(jié)目反映的是對新聞媒體本土化定位的錯誤理解，既不符合國家政策法規(guī)的要求，不利于普通話的推廣和社會文明進步，也不利于中華民族的認同和社會力量的凝聚，在客觀上將造成傳媒歧視和文化分裂。因此，應在使用規(guī)范的普通話基礎上追求廣播電視新聞的本土化。

　　【關鍵詞】符號；
普通話；
方言；
本土化；
廣播電視新聞

　　“語言是人類最古老的紀念碑”，是“我們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的最佳載體”；
語言“是人類進行交際與傳播的工具，是我們認識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盵1]但是，如何在經(jīng)濟全球化、傳播全球化的語境中正確、科學地使用語言并造福人類卻正在考驗著當代人的智慧。

　　近年來，隨著中國新聞媒體改革開放不斷向廣度與深度發(fā)展，媒體競爭也日益激烈和殘酷，各家的媒體的種種戰(zhàn)略規(guī)劃和改革舉措紛紛出臺，其中新聞節(jié)目的本土化發(fā)展成為媒體應對激烈競爭的一項基本策略。尤其是地方廣播電視媒體的新聞節(jié)目，為了在國內外強勢媒體的夾擊下獲得更大的生存發(fā)展空間，迎合本地觀眾的收視心理，在摸索新聞本土化的過程中，已經(jīng)大膽地直接使用本地方言土語進行新聞報道，目前廣東、福建、四川、湖南、浙江等省地方臺的新聞節(jié)目中就存在著不少方言土語類新聞節(jié)目，而且收視率較高，有日益擴大的趨勢。

　　針對這種特殊現(xiàn)象應如何看待呢？一些學者和新聞從業(yè)者認為，新聞運用方言進行報道體現(xiàn)了地方性的節(jié)目定位，是從語言上對受眾的貼近，也不再有“普通話生硬的播音腔”，“把一天中發(fā)生的新聞以本地話的方式演繹出來，一開口就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盵2]而以“不同年齡的新聞當事人用不同的方言講新聞”為特色的湖南衛(wèi)視《晚間新聞》則公開宣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國的（再進一步可能會說：只有長沙話，才是普通話）�！盵3]一夜之間，方言新聞報道似乎成了媒體競爭的殺手锏，成了新聞媒體增強貼近性、實現(xiàn)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也似乎要成了時尚和潮流。

　　我們認為，新聞本土化是新聞節(jié)目對本地信息的深層挖掘，對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讀，以及采用適合本土觀眾口味的節(jié)目形式。新聞節(jié)目追求本土化既有社會轉型和受眾需求重心變化的原因，更是媒體爭奪細分市場的直接結果。但是，新聞“本土化”決不能簡單地同“本地話”劃等號，本地話新聞也并非本地化新聞的應有之意；
同時，新聞節(jié)目應使用何種語言，國家也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因此，我們千萬不要用語言上的“接近性”標準來排斥新聞價值的其他標準，用地方認同來抗拒國家認同，用族群認同來拒絕民族認同。

　　那么，方言新聞節(jié)目的勃興究竟反映了怎樣的問題，觸犯和違背了哪些標準，又會產(chǎn)生什么負面影響呢？我們認為，一些新聞媒體領導者和工作者思想認識上的模糊與偏差是方言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生長的土壤，而這種現(xiàn)象的繼續(xù)蔓延和擴大將會導致一系列的后果。

　　一、方言新聞報道似乎觸犯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漢語是中華民族的粘合劑，是祖國統(tǒng)一的混凝土。統(tǒng)一文字和語言，這既是秦始皇的一大豐功偉績，也是中國歷朝歷代的秉承與堅守。2000年，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和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基礎上，國家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該法對廣播電視播音用語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廣播電臺、電視臺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
如確實需要使用方言（如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廣播和對臺港澳的廣播等），必須經(jīng)過國務院或省級廣播電視部門的批準。[4]既然有法可依，就必須依法辦事。作為黨和國家重要的思想文化陣地和宣傳輿論陣地，新聞媒體應該具有較強的政治意識和法律觀念，對于普通話的使用問題也要站在法律的高度去認識，自覺地按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來規(guī)范新聞報道。

　　有人不理解，為什么國家要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普通話為廣播電視用語。其實，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不僅有利于人們掌握好社會交際工具為社會發(fā)展服務，還對當今時代的國家改革開放和信息化發(fā)展有著重大的意義，更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廣播電視新聞面對的是社會大眾，使用大眾都能接受的規(guī)范的標準化語言，是信息傳播渠道暢通無阻的前提和保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在原則上也具有柔性和彈性。比如，它的通用范圍分為兩個層次，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當?shù)赝ㄓ玫纳贁?shù)民族語言文字可同時并用。而且，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地區(qū)的個人行為只作引導，不予干預。

　　也許又有人會質疑，為什么國家不規(guī)定一種方言作為標準語呢？這主要是從各種語言的特點上進行考慮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的語言。在我國有著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相對于方言來說具有較易推廣的優(yōu)勢。另外，普通話是優(yōu)美、豐富的語言；
語言方面，音節(jié)結構中元音占優(yōu)勢，每個音節(jié)都有聲調，音節(jié)在漢語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些特點使普通話富有抑揚、和諧、悅耳的音樂美；
詞匯方面雙音節(jié)占優(yōu)勢，構詞法靈活多樣，詞匯豐富，能夠反映紛繁的社會現(xiàn)象和表達細膩的思想感情；
語法方面，各級語言單位的組合具有一致性，語序和虛詞是最重要的兩種組合手段，量詞豐富，這些語法特點使現(xiàn)代漢語的表達容易做到生動豐富、簡明準確。[5]因此，無論從新聞準確性、表現(xiàn)力還是審美的角度來看，將普通話作為廣播電視用語都是合情合理的。在廣播電視新聞報道中蔑視甚至拋棄它，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無知，就是文化上的弱智。

　　二、方言新聞報道消解了大眾媒體在語言上的示范功能

　　我國地廣人多，語言各異、方言繁雜是各地區(qū)人民交流的一大障礙。自建國以來，國家非常重視普通話的推廣。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適應現(xiàn)代化、信息化、標準化的需要，國家在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同時，廣播電視的發(fā)展極大的推動和提升了普通話的普及速度和質量，新聞語言更是成為了各民族同胞學習普通話的樣板，人們愿意并且自覺的接受普通話新聞播音，方言新聞則只在少部分地區(qū)(如西藏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內蒙古自治區(qū)等)存在。而近幾年，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才初見成效，方言類新聞節(jié)目的數(shù)量卻呈現(xiàn)增長之勢，這與部分新聞媒體領導者和工作者責任意識淡薄密切相關。

　　新聞出版和廣播電視部門是全社會語言文字應用的典范，擔負著社會輿論導向的責任，如果語言文字使用不規(guī)范，就會對社會產(chǎn)生誤導。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在傳播新聞信息的同時，也是在傳播語言規(guī)范，人民群眾常常就是在收聽收看節(jié)目的同時學習和掌握普通話的。廣播電視媒體語言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其中的新聞節(jié)目由于具有很強的導向性、直接性和廣泛性，在語言傳播中，社會民眾更容易對其產(chǎn)生一種語言趨從性，即不加辨別的仿效其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進而形成一種語言時尚。[6]目前，仍有少部分文化程度較低者尚不能順利的使用普通話，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雖然基本都能用普通話進行交流，但并未形成講普通話的語言習慣，有很多地區(qū)甚至還有很強的“方言優(yōu)越感”。這樣的現(xiàn)狀與我國的目標——我國2010年達到75%的人在公共場所使用普通話，2050年基本普及普通話，即95%的人在公共場所使用普通話——尚有很大距離，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任重而道遠。因此，新聞節(jié)目的播音員、主持人更應該在推廣普通話、規(guī)范語言文字方面起到榜樣、示范的作用。然而，一些廣播電視媒體呈現(xiàn)出的樣態(tài)是：“示范”變成“失范”，“領頭羊”成了“領頭狼”；
“廣播電視語言的現(xiàn)狀讓人憂慮�！�…不規(guī)范的現(xiàn)象、港臺腔、方言土語比比皆是，就好象沒有要求一樣。這是廣播電視的失職呀！”[7]中央電視臺著名節(jié)目主持人趙忠祥先生認為：無論當前的廣播電視節(jié)目如何改革，也不管欄目設置如何變化，但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在語言方面我們要永遠采取非常嚴格的態(tài)度�！盵8]因為，語言絕對不只是語言問題，它深入個體的意識、思想和情感，也涉及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tǒng)，更關系到國家的認同、形象和尊嚴。

　　三、對“分眾化”偏狹的理解易造成族群歧視和族群撕裂

　　廣播電視新聞傳播所面對的對象是大眾，但是大眾的需求卻是多樣化的。一家媒體或者一個節(jié)目所能滿足的只可能是部分受眾的部分需求。這是媒體分眾化的理論根據(jù)之一。而在現(xiàn)實方面，由于媒體數(shù)量增長，競爭加劇，欲圖生存發(fā)展，就必須對市場進行細分，根據(jù)不同的目標市場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務。這也是促成大眾媒體地方化發(fā)展趨勢的重要方面。因此，一部分人認為，地方新聞媒體針對本地受眾，用本地話播講新聞，能產(chǎn)生親切感，增強貼近性，提高傳播效果，更好的服務小范圍的受眾，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事實上，廣播電視所面對的“小眾”、“分眾”依然是“大眾”，即使是城市廣播電臺、電視臺，所面對的也不僅僅是本地觀眾。特別是現(xiàn)在城市人口流動性很大，一個城市的建設發(fā)展往往依靠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人才共同努力。因此，收聽收看當?shù)氐膹V播電視新聞，了解當?shù)卣�治、�?jīng)濟、文化的各種變化，也是這些“外地人”的重要生活內容。信息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作為反映社會信息的公共平臺，理應為社會大眾所共享。試問，大眾媒體怎能通過語言傳播接近一部分受眾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眾呢？這種對特定族群的排斥和屏蔽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族群歧視，與種族歧視并無多大區(qū)別。

　　語言上的優(yōu)越感會導致文化上的優(yōu)越感，而文化上的優(yōu)越感又會引致競爭中優(yōu)先權。城市外來人口和非方言區(qū)人口，相對于方言區(qū)人來說，如果不向這一方言低頭，事實上你將處于弱勢和被動。當?shù)胤窖詮V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也不斷地提醒你，你是外地人，你不能融入當?shù)厣鐣�，因為你聽不懂他們的話，當然你也就不能與他們一起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資源和其他資源。于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族群撕裂由此而起。陳水扁在臺灣也首先是通過講本地話來凝聚本地族群、排斥外省人的，這一用心是極其險惡的。

　　另一方面，我國的方言種類極其繁多，一種地方話的覆蓋能力極其有限，用一種方言進行新聞報道，結果很可能是一部分“本地人”也無法順利接受信息。按照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層次來劃分，第一層級劃分為十大方言區(qū)，第二層級又可分為104個片，第三個層級又有各種各樣的方言小片、方言點。而漢語方言分歧之大，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就拿杭州這個“語言孤島”來說，除了老城區(qū)是真正的杭州話之外，其他城區(qū)都有自己的方言，其中富陽區(qū)就有20多種方言。目前杭州正在營造大杭州的城市形象和國際型的大都市，如果以杭州話進行新聞播報，顯然是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的�？傊�，“廣播電視傳播，是一種社會行為，為了社會，參與社會，它不同于友人之間的談話，也迥異于親人之間的絮語。它是媒體與大眾之間的直接交流，要服務大眾，更要引導大眾；
讓人人可以聽，更要允許人人能聽懂�！盵9]

　　四、狹隘的地域文化觀最終會排拒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

　　有人認為：“地域文化總是方言無法背離的文化紐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媒體的方言傳播現(xiàn)象執(zhí)行的是對所在地區(qū)的載域文化的一種認同，體現(xiàn)的是方言的整合力。地方文化的多樣性，通過媒體的傳播得到了確認�！盵10]的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保護方言，同時也就保護了個體文化和村落文化，保護了文化的多樣性。但是，如果在廣播電視新聞播報中用本地話去排拒普通話，用地域文化去拒絕中國文化，搞所謂的惟我獨大，惟我獨尊，自我膨脹，自我欣賞，這可能就不是用分眾化和本土化的說辭就可以應付過去的了。

　　事實上，地域文化、方言文化并不能提升到中華民族文化一樣的高度上來。普通話是我們國家的民族共同語，說普通話是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提高民族素質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共同語的使用水平，是與社會的開放程度相一致的，它標志著一個城市的現(xiàn)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假借保護地域文化之名，在廣播電視新聞播報中直接使用方言，最終將搞亂文化，使中華民族文化的版圖不再完整，并趨于破碎。許嘉璐認為：“現(xiàn)代化需要規(guī)范的語言文字生活和豐富多彩、積極向上的文化，因而廣播電視的語言應該規(guī)范而多樣，高雅而活潑�！盵11]規(guī)范的廣播電視新聞語言最能體現(xiàn)中華民族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和寬廣博大的氣度風范。

　　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推動著人們沖破地域界限，讓不同的地域文化在開放的環(huán)境下自由的交流、交融。每一種地區(qū)文化都有可能存在著自身的優(yōu)勢和局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通過文化間自由的撞擊，會產(chǎn)生一種優(yōu)勢互補的效應，形成更有生命力的地區(qū)文化。以語言的障礙人為的設置起一道文化交流的屏障，它的實質決不是在保護和發(fā)展地方文化，而恰恰是對地方文化活力的扼殺。因此,杭州籍學者周思源針對一些人提出要保護杭州方言的說辭理直氣壯地說：“保護語言決不等于保護方言，漢語要保護，但是方言不必保護�！盵12]

　　要建一座文化大廈是很難的，但要破壞它卻輕而易舉。我們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日常交流中說本地話還比較能接受，但在新聞節(jié)目里看到一些市民接受采訪時講本地話就覺得很不雅�？扇缃裨诜窖詮V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倡導和引領下，電子媒體中的語言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間退回到了中世紀，說不定文字世界在那一天也會退回到秦朝之前。我國推廣普通話的政策一再表明，推廣普通話并不是要消滅方言，更不是要消滅地方文化，保護方言和地方文化也有很多方式方法。但是，廣播電視作為一種大眾性的文化載體和社會公器，是傳播文明、傳播民族先進文化的窗口，理應自覺地主動地為這座文化大廈添磚加瓦，而不應抱持狹隘的地域文化觀，公然挖中華文化大廈的墻角。

　　五、做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人

　　新聞傳播者不僅要對新聞媒體的崇高威望和自己的崇高稱號負責，而且要對信息公開傳播后在社會上所產(chǎn)生的后果負責。新聞傳播媒體是“社會公器”，不是由個人隨意彈奏的“樂器”，不容許對公眾和社會產(chǎn)生危害。廣播電視新聞機構應該是維護和平和促進人民友好相處的舞臺，而不應成為挑起民族沖突和族群糾紛的根源。

　　語言是橋，也是墻。在媒體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廣播電視新聞節(jié)目的定位固然可以“分眾化”和“本土化”，但切不可將“分眾化”變成“屏蔽化”，將“本土化”等同“本地話”。因為分眾化、本土化的根本目的，不是追求更狹窄的受眾范圍，而恰恰是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實現(xiàn)更有效的傳播。因此，在內容上挖掘本地新聞的深度和地區(qū)文化的精髓，在非本地信息中尋求本地化的讀解，從方言及地方文化中汲取豐富的營養(yǎng)以增強表現(xiàn)力，在法規(guī)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新聞語言的創(chuàng)新，在規(guī)范的前提下追求活潑生動的節(jié)目形式和親切自然的主持風格，這才是廣播電視新聞本土化的應有之意。新聞實踐證明，用普通話播出的廣播電視新聞也完全可以是分眾化和本土化的、受歡迎的新聞節(jié)目。

　　總之，廣播電視新聞播報用語一定要使用標準語言，對普通話的推廣起到示范作用。在廣播電視新聞報道中大量使用方言，不僅不符合國家的語言文字使用方面政策法規(guī)的要求，不利于普通話的推廣和社會文明進步，也是對非方言族群的歧視和不尊重，對國家和民族認同的淡漠和疏離，更是對新聞傳播原則的無知和背離。凡是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人，對此必須作出正確地判斷和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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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邵培仁,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雯，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1]邵培仁著：《傳播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37頁。

　　[2]翁曉華、吳軍：《貼近：電視新聞的致勝之道――兼談〈阿六頭說新聞〉的創(chuàng)作特色》， http://www.tvnet.com.cn/data/news/NewsDetail.asp?nid=18067，中國影視網(wǎng)，2004-5-18，21：26。

　　[3]引自顧芳芳、韓燕、王�。骸队煤贾菰捳f新聞：城市電視臺新聞本地化的思考》，《新聞實踐》2004年第4期。

　　[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0年）第12、14、16條。

　　[5]《普及普通話知識問答》，http://www.gzyywz.com/BigClass.asp?BigClassName=推普園地，2004-5-18，22：38。

　　[6]于大宇、劉晚翠、許夢：《新聞語言的趨從性淺議》，載于《新聞傳播》2003年第2期。

　　[7]張頌：《關于廣播電視語言研究的幾點想法》，載于《媒體與語言》，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0頁。

　　[8]趙忠祥：《提高認識加強播音員、節(jié)目主持人語言規(guī)范化工作》，載于《媒體與語言》，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22頁。

　　[9]張頌：《關于規(guī)范意識的思考》，載于《語言傳播文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70頁。

　　[10]李慎波：《方言傳播現(xiàn)象的多元解讀》，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856，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4-3-30，23：29。

　　[11]許嘉璐：《媒體與語言·序》，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頁。

　　[12]周思源：《杭州方言何需保護？》2004年6月23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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