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家庭經受了三次沖擊：20世紀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間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運動、近30年指向家庭責任的經濟理性的入侵。在三次沖擊和經濟社會劇變的背景下，當前，中國家庭處于壓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失衡狀態(tài)。今天重提家庭問題，是因為家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大國崛起的歷史使命面前具有了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對于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新的功能。我們需要重新為家庭的戰(zhàn)略地位定位。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還是支持家庭的問題上，除去支持家庭，我們別無選擇。應當將支持家庭納入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戰(zhàn)略框架之中。家庭問題需要進入國家的視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體系。

　　關鍵詞：家庭；
家庭功能；
家庭政策

　　家庭研究并不處于社會研究和國家視野的中心。這道理很簡單：現代社會是在家庭以外發(fā)展起來的，或者說是在公共領域發(fā)展起來的；
在公共領域，問題層出不窮，它們占據著學者的主要視野，家庭這一古老的制度安排自然就居于邊緣。[1]而從國家的角度看，在現代國家需要應對問題的清單中，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軍事的、安全的、社會的、科教文衛(wèi)的、突發(fā)的……既長且繁。家庭問題肯定處于這一清單的尾部。

　　本文的旨趣在于將家庭問題在國家視野中的位序前移，即將家庭問題從國家視野的邊緣向視野的中心推進，將家庭的因素置于國家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的框架之中。這是因為，家庭功能在今天有了新的內涵。由于家庭在增進國家競爭力和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具有戰(zhàn)略意義，家庭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審視中國的情況，可以發(fā)現，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家庭經受了涉及指向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家庭責任的三次大的沖擊而苦無招架之力。家庭壓力在增加，而完成自身功能的能力卻在弱化。本文擬在分析這三次沖擊和論述家庭功能新內涵的基礎上，提出國家應當建立支持家庭政策體系的觀點。

　　第一次沖擊：20世紀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

　　吉登斯說：“家庭是傳統(tǒng)和現代性之間斗爭的場所�！盵2]我們在中國就看到了這一斗爭的豐富場景�；仡欉^去的百年，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家庭制度、家庭價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家庭功能經歷了逐漸弱化的過程。

　　20世紀初，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家庭制度在中國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一個將家庭作為組織、管理社會基礎的傳統(tǒng)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了從傳統(tǒng)之繭中蝶化，對家庭制度進行批判是必然的。

　　一、批判的原因：封建家長制與封建社會的血肉聯系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家長制度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這一批判的產生，需要從現代化這個大背景來理解。由于在傳統(tǒng)中國，家庭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生活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封建家長制是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構成了封建社會倫理、政治規(guī)則的基石，所以近代以來，在社會革命的大潮中，封建家長制度成為啟蒙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對象。

　　對于當時激烈批判傳統(tǒng)的現象，陳來先生有精彩的論述。他明確稱之為“反傳統(tǒng)”。那么，何以產生反傳統(tǒng)的思潮呢？他指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激烈否定民族文化傳統(tǒng)，是基于強烈要求復興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是出自民族生存的危機感和對民族現代化的急迫關切。這一急迫要求導致青年知識分子的反傳統(tǒng)情緒。簡單地說，他們認為傳統(tǒng)文化要為中國的落后挨打負全責。[3]

　　進而言之，現代化的發(fā)端必然伴隨著對于傳統(tǒng)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批判。對此，吉登斯提出了現代社會發(fā)展的“斷裂論”。他認為，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著斷裂，但是現代社會的斷裂特別值得重視。因為“現代的社會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其在形式上異于所有類型的傳統(tǒng)秩序”。[4]那么，這種斷裂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有多么深刻呢？吉登斯指出，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這種斷裂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5]

　　在中國，從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我們所看到的狂飆突進的反傳統(tǒng)熱潮，青年知識分子對于包括封建家長制在內的傳統(tǒng)社會的決絕式的批判，就是這種斷裂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表現。

　　二、家庭制度受到嚴厲的批判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就激烈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熱情謳歌革命。他們在民族積貧積弱，屢受蹂躪的時候，胸懷救國救民的宏愿，對于封建家族制度及其倫理禮教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一時可謂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當時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
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痹谶@樣的大潮中，封建家長制自然被視為“舊俗”之列，應“以革命去之”；
封建家族制度被目為“萬惡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連，被視為革命的障礙。

　　這一時期，《三綱革命》、《家庭革命》之類的文章大量出現，其中，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更是驚世駭俗。他們認為，家庭是萬惡之源，所以主張取消家庭制度。例如鞠普在《毀家譚》中主張廢除個體家庭，男女不結婚，“復多設會場旅館，為男女相聚之所，相愛則合，相惡則離，俾各遂其情，則必無樂于婚姻者矣”。[6]漢一在其《毀家論》中說：“欲開社會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碑斎唬c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主張個體家庭的解體，而是反對封建家長制，倡導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關系。[7]

　　今天看來，“毀家論”自然出奇地偏激，事實上，平民百姓也不會聽信，他們依舊結婚自結婚，成家自成家，但是細想一下，這一論調能夠提出，而且構成一種思潮，當時對于傳統(tǒng)社會激烈批判的文化氛圍就可以想象了。

　　以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文化方面所進行的革命運動，人們常統(tǒng)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一次標志中國人民新覺醒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延續(xù)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脈絡，并且以火一般的熱情和犀利的語言為特征，繼續(xù)批判傳統(tǒng)社會和封建禮教。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和封建禮教、封建道德，要求人權平等和個性解放，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提倡科學，反對尊孔復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對迷信鬼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學來判斷一切；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和文言文，開展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這一運動以《新青年》為重要陣地，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學為口號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當時，吳虞、嚴恩椿、魯迅、周作人、胡適、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等青年知識分子嚴厲批判以儒學為代表的封建倫理道德文化，傳播新的婚姻家庭觀念。李大釗發(fā)表文章，反對舊禮教、舊道德。他指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眳怯菝土遗険舴饨ㄗ诜ㄖ贫�，高喊“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這次批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動搖了統(tǒng)治中國思想文化幾千年的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權威地位，啟發(fā)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使人們從封建思想的長期束縛下解放出來，對現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有著重要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思想的傳播是依托于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期刊，即定期的且具有固定發(fā)布渠道的傳播，比之此前的一些批判言論，其社會影響要大得多。

　　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先導。新文化運動開始后第四年的“五四”運動是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拔逅摹边\動在文化方面的斗爭鋒芒集中于以維護封建專制為基本內容的孔子學說，其著名的口號“打倒孔家店”表明了與傳統(tǒng)文化決裂的鮮明態(tài)度。比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批判，這次批判的特點是新思想傳播的范圍明顯擴大，它從思想家的文本走向普通知識分子，為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所廣泛認同。在這方面，我們從“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對于封建大家庭壓抑個性的揭露和對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謳歌，以及易卜生話劇《娜拉》中娜拉出走的模式在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均可視為標志性事例。

　　質言之，在中國，對于封建家長制的批判以及傳統(tǒng)家庭制度以功能弱化為特征的現代轉型，是中國家庭制度的歷史宿命。當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批判封建家長制糟粕的同時，家庭制度中一些優(yōu)秀傳統(tǒng)也流失了。

　　三、這次沖擊開啟了家庭制度世俗化、邊緣化的歷程

　　這次針對傳統(tǒng)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的來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民族屢遭外侮、喪權辱國的處境所引起的憂患意識與救國熱情。這一思想啟蒙構成了近代中國民族覺醒、自強奮斗歷史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其積極意義及歷史貢獻已經為方家所充分肯定，茲不贅述。而從家庭制度的角度看，其意義有二：

　　第一，是中國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開端

　　傳統(tǒng)上，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義。這是因為，傳統(tǒng)中國是“家國同構”的。家國同構是指家庭、家族和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共同性，國家的秩序乃以“家”為模板復制而成。儒家理論認為，政治秩序、社會倫理、家庭倫理是一理貫通的。在制度與日用的層面，儒家倫理假定家庭（家族）的與國家的（政治的）生活是同質的，其秩序可以一以貫之，這一理論視國家生活為擴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為縮小的國家生活，而在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的思想中，更是強調家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保献印峨x婁上》）明確地將家庭關系作為國家關系的基石，將家庭倫理作為社會倫理的基礎。因此，家庭組織及其制度、倫理就被政治化、神圣化了。

　　20世紀初針對傳統(tǒng)封建家族制度的嚴厲批判剝去了傳統(tǒng)家庭制度作為國家基石的神圣外衣，認為它們應當為中國的落后挨打負責，是我們屢遭羞辱、喪權辱國的根由。這樣，傳統(tǒng)家庭制度由政治倫理的母體和政治秩序的基石而變?yōu)樽飷旱臏Y藪，它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構，從而開啟了中國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過程。

　　第二，開啟了家庭在國家的視野中邊緣化的過程

　　這次批判的另一個作用是，在國家的視野中，開啟了家庭邊緣化的歷程。

　　歷史上的中國家庭，是政治倫理的原點、國家的社會管理單位、賦稅徭役單位、法律單位、福利單位。所以，家庭居于國家視野的中心。正因為如此，為了保證國家的稅收和徭役，在戰(zhàn)亂之后，國家為鼓勵生育，甚至規(guī)定女子到一定年齡必須出嫁。[8]20世紀初開始的中國家庭制度去政治化的過程，意味著家庭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分離。這種分離表明，在國家的視野中，家庭制度開始了其邊緣化的歷程，也即，國家的注意力轉向了其他領域。實際上，20世紀上半葉戰(zhàn)亂頻仍，國家根本無暇顧及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這次批判的作用集中體現在青年知識分子這一群體身上，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擴展到廣大的民眾之中，其社會影響是有限的。這種批判并沒有在社會范圍中產生真正的影響。這是因為，家庭深嵌于社會結構之中，如果沒有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僅靠思想啟蒙是不能實現其目標的。這一點我們從柔石小說《二月》中青年知識分子蕭澗秋在芙蓉鎮(zhèn)不被理解的遭遇就可以看出了。

　　20世紀初的這次針對家庭制度的沖擊，使得傳統(tǒng)中國家庭制度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構，數千年來從不存在疑問的家庭組織，其功能、意義、規(guī)范，在理論上首次成了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

　　第二次沖擊：1949—1976年間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運動

　　一、總的背景：現代化與家庭價值的退讓

　　現代化是社會的世俗化、理性化，也是工具理性倡行、價值理性退讓的時代。價值理性關懷人性的世界，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工具理性是指人在特定的活動中，對達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進行首要計算的態(tài)度。工具理性關乎物，價值理性關乎人。在現代社會，普遍存在著工具理性獨大、擠壓乃至驅逐價值理性的現象。家庭是以人為目的的社會組織，是充滿價值理性的組織。這里的核心價值是關愛、互惠乃至犧牲。顯然，在工具理性擠壓價值理性的現代社會，家庭價值的退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現代化駛入了快行道。下面考察在這一快行道上中國家庭功能弱化的狀況。

　　二、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1949年后，新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嚴峻，國內百廢待興，在國家的視野中，國家安全、新型經濟社會制度的建構和經濟發(fā)展居于中心。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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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事實是，家庭處于國家視野的邊緣，不再是社會管理的直接對象：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一方面，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國家安全和工業(yè)化是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國家在極為不利的國際環(huán)境下艱難地實現工業(yè)化的理想，無暇顧及家庭；
另一方面，構成社會的基礎組織不再是家庭，而是城市的單位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家庭不再是國家管理社會的單位和對象，也不再是稅收的對象，家庭在國家的視野中處于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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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功能替代的角度看，單位制提供了家庭的替代性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前，“單位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組織形態(tài)�！盵9]個人與單位的關系由于資源主要由單位壟斷分配的機制而變得異常的緊密。人們從搖籃到墓地，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單位。單位代表國家對個人負起生老病死的無限義務[10].單位就是“家長制的福利共同體”，它好似一個小社會，大的單位從幼兒園到子弟學校，醫(yī)院/衛(wèi)生室，食堂、澡堂、文體活動設施……應有盡有。單位承擔了家庭的許多功能，職工結婚、離婚甚至喪葬，都依靠單位的認同和支持。一個單身者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可以從單位得到滿足。很明顯，當家庭功能的傳統(tǒng)功能被其它組織替代時，他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三、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侵蝕了家庭的根本價值

　　誰都承認，家庭是具有巨大利益和深刻感情的社會組織。家庭的根本價值是關愛、互惠、利他乃至犧牲精神。“家庭是學習自我犧牲和自我克制精神的課堂，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圣地�！盵11]家庭是最容易發(fā)生利他行為的地方。親情是形成人類美好感情的源頭。親情充溢其間是家庭完成其功能的保證。然而，1976年前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曾經踐踏家庭這個美好的領域，侵蝕了它的根本價值.

　　社會生活過度政治化籠罩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人的層面看，表現為生活中越來越重視人的階級出身、家庭背景，它們構成社會分配資源的依據，叫你不能不重視。其次，過度政治化表現為社會生活的政治運動化。在1949—1976的27年間，連番的政治運動，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每個人都帶著自己階級身份的明確標簽，以不同的政治等級，卷入到社會生活之中，或承受苦難，或對他人實施身體/語言的暴力。

　　社會生活過度政治化在社會控制層面的表現是政治運動頻繁。在這一階段，“不是通過有效的、基于規(guī)則（如黨和國家的制度安排）的措施來治理國家，而是通過發(fā)動各種政治運動來實現對全社會的控制�！盵12]據胡鞍鋼研究，這27年的歷史中，共發(fā)動了67次政治運動，平均每年2.5次。每次政治運動范圍不同，但都是既要整事，又要整人，最后總是傷害了各類人群。[13]這里要說的是，過度政治化不僅制造了各種運動被整者的巨大群體，還使他們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理的政治株連。具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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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偶標準是一個社會價值觀的折射。一般來說，擇偶理論用“同類匹配”、“資源交換”和“擇偶梯度”來解釋人們的擇偶行為。[14]在改革前，“同類”的內涵中，政治地位被過分強調，在婚姻的成立和解體中，它都成為關鍵的因素。連番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人們政治地位的升降和政治資源的變化，這構成了政治性離婚的直接原因，當時，單位組織也鼓勵這樣的離婚。例如，大量“右派”的婚姻解體就為我們所熟知，[15]而文革中因派別不同、觀點不同而離婚的也不在少數。

　　這種因婚姻政治化而產生的婚姻現象是婚姻本質的一種異化。政治標準凌駕于愛情之上，在政治標準面前，愛情沒有獨立的價值，而成為其附庸。愛情可以因為突然降臨的政治原因而割斷，而放棄。于是，家庭情感的價值大大下降了。這是指家庭配偶的橫向關系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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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家庭成員的縱向關系來看，在極左橫行的時代，家庭的階級符號如地主、資本家，政治符號如走資派、叛徒，是分配政治資源、社會資源的基本依據。家庭出身被符號化，其對子女的影響作用被放大、固化。顯然，當一個家庭的政治標簽被無限放大后，其他功能就模糊、淡化了。許多家庭不再是成員感情得到慰籍、人格得以穩(wěn)定的處所，親情也被扭曲。只要家中有政治運動的對象，無論家庭解體與否，他的家庭就被污名化，其子女就被要求同他劃清界限。這就意味著割斷家庭成員心靈深處的情感聯系，家庭關系完全異化。

　�。ㄈ┪母锏臉O度政治化將傷害家庭本體價值推向極致

　　十年“文化大革命”將對家庭本體價值的傷害推向極致。

　　“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有大量無辜的人被整，還殃及家屬。這些被整人的家屬，包括其配偶子女被要求與其劃清界限。劃清界限的標準有二：一是揭發(fā)其罪行，二是視之為寇仇，上綱上線批判。至于斷絕親屬關系者更是大有人在�！拔母铩逼陂g，在強大的壓力下，子女視父母為仇敵，揭發(fā)批判父母，與他們劃清界限，甚至脫離父子、母子關系。兄弟鬩墻、夫妻反目的親情悲劇比比皆是。[16]

　　老鬼的自傳體小說坦率真誠地描述了文革中自己對家庭，特別是對母親、著名作家楊沫的造反行為。在楊沫遭到批判后，老鬼寫道：

　�。ㄎ遥⿴硪粠屯瑢W抄了你（指楊沫——引者）的家。我恨你……我決心和父母決裂，投身世界革命�！ㄎ遥┌褍蓚�姐姐用繩子捆起來，像綁美國鬼子一樣，勒得她們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沒有軟化我的斗志，兩只臭襪子塞進了她們的嘴�！疫�在墻上、門上、地上、寫字臺上，刷寫了許多大標語：“打倒臭文人楊沫！”……滾他娘的兒女之情，對這些小資產階級女的就要兇，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腳，不許她亂動。這家伙最愛看《大眾電影》，思想骯臟透頂。

　　接著，作者在小說中真誠懺悔道：

　　用打擊母親來表現自己的革命，用打擊母親來開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擊母親來滿足自己對殘酷無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會不會在它媽媽被獵手追捕時，從背后咬媽媽一口，可我卻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機，狠狠捅了自己母親一刀。

　　此外，老鬼還在另一部作品《母親楊沫》中揭示了他父母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現：

　　楊沫與其丈夫馬建民之間的互相揭發(fā)，那簡直可以說是“一劍封喉”、直取要害的揭發(fā)。先是馬建民揭發(fā)楊沫是“混入黨內”的假黨員，接著楊沫以牙還牙，用大字報揭發(fā)丈夫與鄧拓等人的關系，還說他“曾替大特務王光美轉過關系�！盵17]

　　今天看來，這些行為令人震驚。但是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它們并不罕見。在“左”的政治標準具有至上性時，一切標準都居于服從地位。凡是被認為有悖這一標準的，均在被打倒之列。所以，如果親人被認定為“異類”，與他的親情就應當被鏟除。上述例子真實地描述了政治運動如何否定了人類最美好的親情。

　　更有甚者，褻瀆父母、不為冤死的父母親收尸的也有耳聞。請看下面的描述：

　　在十年浩劫中，公然號召兒子造老子的反，上臺揭發(fā)、打罵已經被殘酷批斗的父母，甚至父母因受迫害身死，兒女也得上前踢尸體幾腳等人倫喪盡、傳統(tǒng)道德一律擯棄的做法，后果極為嚴重惡劣[18].

　　這真是觸目驚心。在如火如荼的“階級斗爭”中，斗爭哲學勢不可擋，人性在它面前驚慌失措，家庭的情感價值更是不堪一擊。而就范圍而言，據統(tǒng)計，文革中被冤假錯案陷害的有1億人之多，規(guī)模相當于近兩個英國的人口，[19]說它是一個社會性災難決不為過。這些家庭親情悲劇及其對于家庭本體價值的傷害，其范圍之廣、創(chuàng)痛之巨，為亙古所未有。它們構成了我們民族當代創(chuàng)傷性記憶的一個主題。

　　極左時代結束后，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清理家庭領域的混亂觀念、重建親情文化，又迎來了商品經濟的大潮。1977年后，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標志性口號，人們對極左時代進行了集中的反思，它為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進行了理論、意識形態(tài)的準備，意義重大。但是，這次反思主要是在政治理論、制度的層面，涉及道德情感層面、人性層面的反思甚為罕見。在后文革時代，當人們還來不及祛除文革對于人性踐踏的污跡時，市場化的浪潮又來臨了。

　　第三次沖擊：近30年指向家庭核心價值的經濟理性的入侵

　　一、關愛與責任：家庭的根本邏輯

　　那么，家庭的根本邏輯是什么呢？是成員之間彼此的關愛和責任、義務。著名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在為法國年鑒學派的巨著《家庭史》撰寫的序言中明確地提出義務、禁律在家庭中的作用：“（家庭）既建立在生物性需求（生兒育女）之上，又受某些社會方面限制的制約�！彝タ偸窃谔煨耘c文化之間來一個妥協�！彼�進一步闡釋，“家庭只有置于義務與禁律這一人工網的網眼上時，社會才允許家庭持續(xù)永存�！盵20]也就是說，家庭是被義務與禁律籠罩著的社會組織。那些忽視這一點，以為只要男女相愛結婚，“從此王子和公主就過著幸福生活”的結局只是人們的浪漫構想。

　　在傳統(tǒng)中國，家庭是唯一的福利組織，在傳統(tǒng)中國的家庭價值觀中，責任義務更是最為重要的內容�？梢哉f，家庭成員間彼此不僅負有義務，而且負有無限的義務。[21]這里的“無限義務”不光指對現世家庭成員的義務，還指對先人和后人的義務。費孝通常講：“中國人是一個上有祖宗，下有子孫的社會，個人生命是長江中的一滴水”。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一個人還負有祭祀祖先、蔭庇后代的義務，所以才有“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后代”之說。

　　這就是說，家庭成員彼此是負有責任的。如果背離了這一根本邏輯，每個成員都是理性自利的個體，那么家庭就不會存續(xù)，人類就不會有自身的再生產——起碼，育幼是需要有利他精神的，否則，幼兒就不可能存活。

　　二、經濟理性進入家庭構成對于家庭責任的沖擊

　　家庭是成員彼此在生理、心理、生活等方面深深相依的組織。這里，價值觀無時不在發(fā)揮著羅盤般的作用，家庭因而也是對價值觀變化感知最為敏銳的組織。當今，伴隨經濟社會改革而發(fā)生的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在深深腐蝕著家庭的傳統(tǒng)價值支柱。

　　讓我們先從這一腐蝕作用的機理談起。

　�。ㄒ唬┦袌鰴C制對社會機制的摧毀作用

　　卡爾。波拉尼在他的經典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提出了“現代社會雙向運動”的著名理論。他指出，現代社會是由雙向運動支配的：市場的不斷擴張和它所遭遇的反向運動。這種反向運動是保護社會的運動，旨在將市場的擴張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而在現代社會發(fā)展的歷程中之所以有保護社會的反向運動，是因為市場機制具有摧毀社會組織的作用，保護社會是對于市場機制擴張的反抗。否則，如果使市場機制成為社會的主宰，就會導致社會的毀滅。波拉尼尖銳地指出市場機制對于社會機制的破壞作用：市場“契約自由原則的推行，這意味著非契約關系，諸如親屬關系，鄰里關系，同業(yè)關系和信仰關系等都將被消滅掉，因為這些關系要求個體的忠誠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22]在論述市場機制對于社會機制的破壞作用時，波拉尼不惜用最尖銳的字眼：“毀滅”、“摧毀”、“消滅”。他反復強調，需要抵制市場機制的擴張。波拉尼的這一理論是如此深刻，就像是在對我們當代現象進行闡釋。在家庭領域，我們清楚地看到，市場機制在怎樣摧毀著我們數千年形成的對家庭的忠誠和家庭責任鏈條。

　�。ǘ白晕抑行氖絺�人主義”的發(fā)展

　　市場機制是通過經濟理性入侵家庭的。從人的層面上看，其表現就是自我中心式的個人主義在家庭中的泛濫。

　　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必然帶來個人主義的發(fā)展。市場經濟的特點是決策分散化。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個人的工作、生活是靠組織安排，自己幾乎沒有選擇的空間，而今，當每個人需要為自己的工作、事務獨自做出決策時，必然帶來個體意識的強化，個人主義的發(fā)展。但是，如果沒有必要的限制，任其擴張，乃至在社會領域泛濫，就會釀成無視道德規(guī)范、鄉(xiāng)規(guī)民約和法律，無視責任、義務的平衡的情況，導致一系列丑陋現象的發(fā)生。這時，個人主義就成為閻云翔所尖銳指出的“自我中心式的個人主義”、“極端實用的個人主義”[23].

　　家庭原是被責任和禁律所籠罩的組織，若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進入家庭，導致人們拋棄責任，家庭就受到了根本性的侵害。

　�。ㄈ┙洕硇缘脑浇�

　　“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進入家庭背后的機制是經濟理性的越界。經濟理性是適用于經濟領域的邏輯，它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人類社會不同領域的邏輯是不同的，各種邏輯不能隨便越位。這是因為，社會領域的分化是分工的產物。它們各司其職，各有所安，也各有其固有邏輯。如同行政邏輯不應進入經濟活動一樣，經濟理性也不能輕易越界，進入其他領域。[24]在社會領域，我們追求的就不是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和諧均衡和人性化。

　　作為社會組織的家庭，應當是溫情與愛的宮殿。家庭的核心價值就在于關愛、互惠乃至利他，直至一定程度的個人利益的犧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家庭是人類美好價值和情感的發(fā)源地。我們要的是經濟市場化，而不是社會市場化、家庭市場化。如果經濟理性進入社會領域，特別是進入家庭領域，如果在這里充滿算計，那么，其結果就是人性的泯滅，那就“天下大亂”了。

　　我們的實際情況是，道德領域一直處于既有道德體系被解構的狀態(tài)而缺乏有效的建設性努力。自20世紀初以來，在謀求民族解放、國家富強的努力中，把傳統(tǒng)道德、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解構了，但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建立新的、富于引導性和操作性道德體系。于是，一方面，只追求個人快樂，忽視對他人和對社會責任的有缺陷的個人主義倡行，一方面是道德律令的沉寂：我們的社會還缺乏波拉尼所強調的自我保護的自覺。上述價值觀的失衡直接反映在家庭這一人們經濟、生活、情感聯系最為密切的共同體之中，直接損害著家庭的根本價值。

　　“經濟理性的入侵——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發(fā)酵——侵蝕家庭根本價值”的鏈條正在作用著我們的城鄉(xiāng)家庭，帶來一系列后果。

　　1.經濟理性進入城市家庭

　　（1）構成城市離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婚姻家庭是一種契約，家庭是一個權利義務共同體，家庭這一組織內在地要求具有穩(wěn)定性。而今，離婚率的上升表明，家庭穩(wěn)定性正在經受著威脅。誠然，離婚率高表明婦女地位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強，但它畢竟會帶來許多負面后果，如對于子女的心理、發(fā)展及單親家庭貧困率的上升等。而離婚率的上升，責任意識淡薄，為追求個人快樂而躲避家庭責任義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這里，流行歌曲和娛樂明星的婚戀情況對中青年影響較大�！皭矍闆]有對錯”是流行歌曲的重要主題。愛情沒有對錯，但是婚姻家庭是有對錯的�；橐龇ㄖ械摹斑^錯方”就是明證。但是不少移情別戀、輕率對待忠于婚姻承諾的人，卻以“愛情沒有對錯”為由為自己開脫。此外，演藝明星的婚戀行為在青年人中具有負面的示范作用。因為明星是被公眾消費的，離婚或事實婚姻關系的解除在他們中頻繁發(fā)生，他們的行為是對于婚姻穩(wěn)定性的解構劑。

　�。�2）贍養(yǎng)糾紛、房產糾紛增多

　　關于城市家庭贍養(yǎng)糾紛和房產糾紛增多、造成親人反目的人性悲劇，目前只見于媒體報道，尚未見嚴謹的研究成果。不過，這類事件的頻發(fā)則是人們所常見的。此類糾紛的增加，原因復雜，與計劃經濟和傳統(tǒng)保障體系的解體、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問題、新的權利義務規(guī)范缺位直接相關。但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滋生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們在一件件事例中看到的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膨脹。

　　2.經濟理性進入農村家庭和養(yǎng)老危機的凸顯

　　農村經濟理性的進入家庭與農村社會的碎片化、農民原子化相連。

　　人民公社完成了對于傳統(tǒng)農村社會組織的破壞，近30年完成了農村社會的碎片化。在人民公社時代，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把原有的維系農村社會的組織和人力纖維完全割斷了”。[25]不過，當時人民公社還承擔著組織農村社會的功能。問題出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后。近30年來，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村莊缺乏公共生活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農村迅速出現了社會結構的碎片化和農村居民的原子化。賀雪峰指出，在湖北荊門，“農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迅速理性化起來，其結果是傳統(tǒng)的以宗族和信仰為基礎的人際聯系解體，現代的以契約為基礎的人際聯系又未能建立起來”，“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即經濟的協作無法達成，地痞橫行，村道破敗，道德喪失，整個村莊呈現出無序狀態(tài)�！盵26]在農村社會的碎片化、農民原子化的背景下，經濟理性就以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面目大踏步進入家庭了。

　　（1）經濟理性進入農村家庭，損害著家庭的根本價值

　　我們看到，在改革過程中，經濟理性大踏步地進入農村家庭，損害了家庭的根本價值。對此，深諳當代農村變遷的賀雪峰教授有如下的描述：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發(fā)展戰(zhàn)略，農村人口的自由流動，消費文化的普及，使老規(guī)矩難以發(fā)揮作用……農村社會逐漸地由一個熟人社會轉變?yōu)榘胧烊松鐣瑐鹘y(tǒng)的價值觀被金錢誘惑力所打碎，人際關系迅速理性化，地方性的傳統(tǒng)和文化，被一個擴展的市場導向和消費導向的大文化所取代。[27]

　　這一過程集中體現在農村青年身上。他們把經濟理性帶入家庭。在他們享受了長輩撫育之恩后并不知感恩，也不思回報，而只想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種適用于市場的邏輯越界進入家庭，損害了家庭的根本價值，破壞了代際間的社會契約和權利義務鏈條，造成農村家庭的代際關系緊張和養(yǎng)老困境，傳統(tǒng)養(yǎng)老文化迅速流失，以致農村老人喊出：“這代年輕人對不起我們”的令人痛心的話。

　　在這方面，閻云翔先生有出色的研究�；诤邶埥∠箩荡逄镆肮ぷ鞯娜祟悓W研究，他指出，當代中國家庭的價值體系經歷了一個世俗化的過程。[28]隨著祭祖習俗的消失，農村父母親的權威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子女的經濟理性進入家庭，這集中表現為婚嫁時力圖盡量多分割家庭財產。閻云翔從而敏銳地看到，市場化進程促使年輕人發(fā)展出一種不平衡的個人主義，即權利義務失衡的自我中心主義價值取向。[29]他們在爭取盡量多分割家庭財產的同時又不愿承擔養(yǎng)老責任，從而造成農村的養(yǎng)老危機。陳柏峰近年對皖北農村的研究結論更是觸目驚心。他認為，長子成婚分家實際上成為兒子為滿足自己積累財富的欲望而施行的對父母兄弟的盤剝。分家實際上是把父母兄弟趕出家門，以致竟有父母因此住在廢棄豬圈的情況。顯然，比之閻云翔的描述，這里對父母的盤剝越來越嚴重，越來越赤裸。[30]

　�。�2）農村家長權威下降，養(yǎng)老危機警示人道災難的降臨

　　當代農村家庭存在著代際關系緊張、孝道衰落和養(yǎng)老困境等問題。比之城市，這些問題在農村顯得特別尖銳，極端的情況甚至使人感到是一種人道災難。這是因為，城市居民有養(yǎng)老保障系統(tǒng)覆蓋，代際沖突不那么尖銳，而在農村，沒有國家提供的養(yǎng)老保障，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完全靠家庭子女養(yǎng)老。傳統(tǒng)上，這種養(yǎng)老制度依靠道德規(guī)范和鄉(xiāng)規(guī)民約來維護。本來，唯一依靠子女養(yǎng)老就是一種脆弱的制度。穆光宗教授曾經睿智地指出，“唯一性就是脆弱性”。而當前維護這一制度的體系又瀕于解體，農村老年人的處境堪憂。這些現象折射出農村家庭中傳統(tǒng)美好成分的大量流失：對于父母尊重、感恩情感的弱化，家庭凝聚力、成員義務感、忠誠感的淡化。毫不夸張地說，當前農村老年人的困難處境是人道災難降臨的先聲。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四：第一，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收入高于父母，這提高了他們的話語權。第二，市場化帶來年輕人權利意識的成長。但是，這是只知道強調自己的權利，不知道尊重他人的權利以及應當承擔的義務的有缺陷的個體意識。第三，年輕人越來越重視橫向的夫妻感情，這也是縱向親情弱化的一個因素。第四，在文化上，是農村家庭的世俗化。這里特別介紹閻云翔先生對于農村家庭世俗化的分析。他指出，當代農村子女的自私自利缺乏約束。[31]我們的家庭是嵌于傳統(tǒng)禮治的體系之中的。對于宗族先人的崇拜、民間信仰，都使家庭價值、家長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50年來的社會變革、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褪去了家庭、家長的神圣色彩，家庭世俗化了，家庭價值由于拜金主義的腐蝕而出現扭曲。[32]

　�。�3）道德領域荒漠化，人倫喪失

　　一方面，我們經歷了一個世紀對于傳統(tǒng)道德的解構和近30年市場經濟的沖擊，另一方面，又沒有新的道德營養(yǎng)予以補充，這導致農村道德領域荒漠化。陳柏峰列述皖北農村的情況使人震驚：虐待老人，兄弟間因為均不許父母葬在自家承包田中而引起糾紛，在葬儀上出現大量歡快的歌唱節(jié)目、甚至請戲班子表演脫衣舞等。陳柏峰將它們稱之為農民價值世界的倒塌。實際上，這樣一種褻瀆父母的做法集中反映了農村道德領域的荒漠化，是在褻瀆人類最為神圣的道德根苗，是人性的潰敗，人倫的喪失。

　　三次沖擊的比較

　　縱觀20世紀對家庭的三次沖擊，一次比一次破壞性大。前兩次沖擊使家庭制度、家庭親情在一部分人群中經歷了去神圣性的過程：第一次沖擊使家庭的神圣性松動，但只發(fā)生在在小范圍的知識精英身上；
第二次沖擊，以政治標準解構家庭親情的方式使親情徹底去神圣性，其范圍擴大至普通家庭，涉及上億人群，傷害范圍已屬驚人。

　　第三次沖擊與前二次不同。這次沖擊雖不見報刊宣傳，也不見政府動員，看似無形，卻如水銀瀉地，其范圍遍及城鄉(xiāng)，其威力足以使家庭的價值大廈坍塌，范圍和烈度遠遠超過前兩次。這次沖擊實質是經濟理性作為入侵者進入中國社會的基礎性細胞，其矛頭直搗家庭價值的核心區(qū)。其深層機制如波拉尼所說，是市場機制對社會組織的破壞。而反觀家庭，面對這一次次的沖擊，則是苦無招架之力，社會也缺乏抵御市場機制的入侵、保護家庭的自覺意識。

　　總起來看，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處于深刻的變革之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家庭也經歷了制度上、情感上、價值上巨大的沖擊，沖擊的范圍一次比一次大，破壞性一次比一次嚴重。家庭這個人類社會的初級組織，怎堪這種雨摧風驟的蹂躪！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制度、情感、價值三個層面?zhèn)劾劾�，她的功能在一步步弱化�?/p>

　　家庭壓力與家庭能力的失衡

　　一、當今中國家庭能力在弱化，主要表現是：

　�。ㄒ唬┘彝ヒ�(guī)模變小，抗風險能力下降

　　總起來看，我國人口的家庭規(guī)模越來越小。家庭人口規(guī)模從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06年的3.17人。[33]從發(fā)達國家現在的家庭戶均人口規(guī)模來看（如美國和加拿大等），其戶均人口規(guī)模也在3人左右。這就是說，我們家庭的戶均人口規(guī)模已經與發(fā)達國家沒有什么大的區(qū)別。很明顯，家庭規(guī)模變小，意味著家庭內調整資源配置的彈性減少，功能弱化，抗風險能力降低。

　�。ǘ┘彝シ�(wěn)定性下降，離婚率上升

　　離婚率上升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工業(yè)化和其他社會經濟的變遷，使得家庭的生產功能等被剝離或削弱，成為一個脆弱的組織，從而降低了促使其成員產生認同的凝聚力，而離婚正源于家庭的衰弱，它不再被認為是個人生存所必需的。[34]另一方面，現代化帶來的個性發(fā)展，也削弱了人們的家庭責任感。社會學家對于西方家庭近兩個世紀變化的描述在中國也逐漸再現：“近兩個世紀以來，作為社會日益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一個反應，家庭的規(guī)模變小了，孩子越來越少，親屬關系變得不再重要。對個人權利的日益強調，使得婚姻不再被定義為一種是社會義務或經濟上有利的結盟關系，而成為一種個人滿足的來源——并導致離婚率越來越高。”[35]

　　就中國而言，我們看到，自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以來，我國離婚率不斷上升。根據民政部的離婚登記數量表，1978年，我國的離婚率是0.35‰，1988年為1.1‰，1998年為1.92，1999年和2000年均為1.91‰，2001年為1.96‰，2002年為1.8，2003年為2.1‰，2004年為2.5‰，2005年為2.73‰。2005年比1978年上升了近7倍。[36]

　　離婚率的上升所反映的家庭穩(wěn)定性的下降，削弱了家庭抗風險的能力。

　�。ㄈ┙洕硇缘娜肭窒庵彝サ暮诵膬r值

　　不同于次級社會組織，即基于社會分工產生的功能性組織，家庭這個初級社會組織是以人為目的的，它是這個喧囂社會的港灣，繽紛社會的天堂。前述對于家庭的三次沖擊，特別是第三次經濟理性指向家庭責任的沖擊，消解著家庭的核心價值，動搖著家庭價值大廈的根基。

　　二、家庭壓力增加

　　家庭壓力的增加，一方面源自經濟社會的急速變化，使家庭面臨的社會風險增加，如就業(yè)、疾病、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源自計劃經濟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解體。隨著單位制改革和計劃經濟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解體，許多社會保障的責任下沉到家庭，家庭壓力明顯加大。在這方面，社會學、心理學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在社會學方面，據徐安琪2005年——2006年的一項調查，上海居民感到現在家庭壓力增加，壓力源指數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子女教養(yǎng)/負擔，家人下崗/待業(yè)、失業(yè)，住房困難、還貸壓力，經濟拮據/負擔，父母等家人病/殘�！癧37]

　　這些壓力投射到人們的心理上，就形成了心理壓力。根據楊廷忠、黃漢騰的研究，我國城市居民目前已承受著較大的心理壓力。在他們調查的3666個樣本中，有38.16%的人知覺到有中等壓力，19.66%的人有較大壓力，5.80%的人有很大壓力；
44.54%人處于健康危險壓力狀態(tài)，21.72%的人具有心理障礙。也即，感到有壓力者占到63.62%.其中，高壓力群體的特征為文化水平低、經濟收入低、無業(yè)者和下崗工人。這說明，壓力源主要來自就業(yè)、職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者尖銳地指出，心理壓力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38]

　　一方面是家庭壓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卻是家庭能力的削弱，于是，家庭就陷入壓力增加與能力不足的失衡狀態(tài)。

　　我們?yōu)槭裁粗靥峒彝栴}？

　　今天重提家庭問題，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大國崛起的歷史使命面前，家庭在積累人力資本、提升國家競爭力中的作用需要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我們需要重新為家庭的戰(zhàn)略地位定位。而我們的國情決定了，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還是支持家庭的問題上，除去支持家庭，我們別無選擇。

　　一、全球化與家庭功能：家庭是提高國民素質的基礎組織

　　全球化使民族國家必須立足于全球勞動分工來規(guī)劃自己的發(fā)展方向。在這方面，國際經驗表明，提高國民基本素質是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目前，我們中國制造業(yè)一直在國際產業(yè)鏈的低端徘徊，這與我們人力資源的狀況直接相關。有鑒于此，我們國家已經提出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的戰(zhàn)略目標。在這個框架中，家庭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家庭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基地，是子女的第一個學校，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處所：可以說，家庭對于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投資有著不竭的動機。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家庭功能的良好實現對于提高國家競爭力有直接的作用。[39]這樣，家庭功能就有了新內涵，它又開始進入國家的視野。

　　家庭對于一個人身心的健康成長，包括對于子女的健康、教育投資以及成年人的繼續(xù)教育和心理撫慰，也即人力資本的積累是根本性的。于是，家庭功能的良好實現被納入提高國家競爭力的視野。

　　二、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與家庭功能

　　青少年的價值觀，他們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信念，以及是否有親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是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所系。

　　關于這個問題，有足夠的國際經驗為借鑒。美國在“9.11”后對此有了進一步的認識�！�9.11”后，青少年的國家政治認同成為國家政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把青少年教育提高到反恐、國家安全的高度�！�9.11”事件不僅使美國認識到恐怖主義的危險，也更清醒地認識到，對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公民意識教育對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顯然，培養(yǎng)身心健康、愛國、守法、富于社會責任感、掌握科學知識的下一代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美國出臺的《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2002－2007教育戰(zhàn)略規(guī)劃》等文件都把教育放到關乎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高度。在歐洲，過去殖民地居民作為移民進入歐洲后，他們的下一代由于政治、社會認同和文化融合的問題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甚至騷亂，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青少年政治認同、社會認同的重要性。

　　而在青少年的政治認同和社會認同上，家庭的作用至關重要的。政治社會學認為，家庭是對公民的社會化，特別是政治社會化具有重要影響的場所。[40]家庭塑造了子女的心理特征，傳遞一套規(guī)范和價值，對子女生活習慣、行為、態(tài)度、信念的作用的是其他任何機構所不能比擬的。其中，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和忠誠，直接關系著國家安全，也關系著子女親社會觀念和行為的養(yǎng)成。于是，家庭的價值又有了新的內涵。

　　總之，穩(wěn)定、和諧、功能正常的家庭，是社會穩(wěn)定的根本，也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基石。

　　三、發(fā)達國家重新重視家庭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發(fā)達國家重新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并且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家庭的社會政策。他們認為，家庭功能的有效發(fā)揮不僅有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還可以減少未來的社會成本。因此，對于家庭的投資就是對社會的投資，也是對未來的投資[41].

　　因此，有理由說，一個世紀的弱化家庭功能的過程應當結束了。支持家庭不僅應當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任務，還應當成為國家的政策。鑒于家庭對于提高國家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貢獻，在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戰(zhàn)略框架中，應當有支持家庭的位置。我們應當對弱化家庭功能的過程進行必要的反思，汲取國外的有益經驗，重新建構我們的家庭政策系統(tǒng)。

　　四、我們別無選擇

　　家庭是中國最重要的福利單位。重視家庭也是我們寶貴的傳統(tǒng)資源。以我們的國情，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我們不可能建立像發(fā)達國家那樣水平的福利體系。因此，充分發(fā)揮傳統(tǒng)資源的作用，支持家庭，使家庭在我們正在構建的福利體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具有戰(zhàn)略意義。實際上，我們也別無選擇。進而言之，連發(fā)達國家都重新重視家庭的功能、給予其切實的支持了，如果我們還坐視家庭的弱化，不是太愚蠢了嗎？

　　行動起來支持家庭

　　大國崛起是我們近代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的夢想，而人力資本的積聚是當代大國崛起的一個核心要素。這樣，“功能健全的家庭——人力資本積聚——大國崛起”的鏈條就昭示了支持家庭在大國崛起戰(zhàn)略中的結構性地位。

　　在市場機制正在擴張的今天，需要提高保護社會的自覺性。家庭是我們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應當采取積極的措施，保護這一資源，防止資源流失，充分發(fā)揮它的作用。有鑒于此，我們必須中止一個世紀以來的弱化家庭功能的過程，必須使支持家庭不僅是宣傳行為，而應當成為政策行為。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持家庭，使其能夠發(fā)揮良好的功能，以構成社會健康肌體的基礎。為此：

　　一、重新認識家庭，重新定位家庭在國家發(fā)展中的作用

　　需要使全社會認識到，家庭不僅仍然是一個健康、富于活力社會的基礎細胞，而且對于提高國家競爭力、維護社會穩(wěn)定具有基礎性作用。

　　二、維護家庭的核心價值

　　家庭的核心價值——關愛、互惠乃至犧牲需要維護。這里應當是人類美好情操的圣地，不容踐踏。而另一方面，在嗜血的資本面前，這一價值又是極易受到損害的。正因為如此，基督教國家的牧師會不厭其煩地進行道德說教，我們的儒學傳統(tǒng)有上至哲學教義，下至榜樣宣示、操作規(guī)范的道德教誨。當今，市場邏輯的坦克車正在隆隆作響中大踏步開拓其新領地。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特別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家庭的領域拒絕市場邏輯。猶如行政邏輯不能主宰企業(yè)運行，市場邏輯不能進入政府一樣，經濟理性不能進入家庭的核心價值領域。在經濟邏輯泛化的今天，我們需要有一個制度化的對家庭價值的支持體系。

　　三、珍惜重視家庭的傳統(tǒng)資源

　　重視家庭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給我們的饋贈，千萬要珍惜。如果忽視這一資源、任其流失，我們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我們需要的是批判其中壓抑個性的封建糟粕，推動這一傳統(tǒng)資源的現代轉化。我們不能重復西方國家的彎路，即因個性解放、家庭不穩(wěn)定，社會問題突出，然后重新提出重視家庭的問題。

　　四、家庭問題需要進入國家視野：建立支持家庭的社會政策體系

　　忽略家庭戰(zhàn)略意義的狀況需要改變。無論從全球化對于國家競爭力的要求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的需要，還是從經濟學的追求降低社會管理成本的觀點，乃至文化學的珍視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理念，我們有無數理由呼吁國家要重視支持家庭的問題，而且需要馬上行動起來。我們需要提高全社會的社會理性，家庭問題需要進入國家的視野。國家應當作為建設性力量介入家庭制度。張秀蘭、徐月賓教授指出：“縱觀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歷史，任何一種社會需要在產生的同時往往伴隨著一些自發(fā)的、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當這些手段功能不夠時，社會往往會以新的力量注入這些手段，以應對新的需要。社會政策即是因應這種需要而產生。[42]家庭曾經滿足了傳統(tǒng)社會人的基本需要�，F在，我們需要對家庭注入新的政策性力量，大力支持家庭以回應現代社會對于家庭的新需要。需要建構中國支持家庭的社會政策體系，而且這一體系應當體現注重人力資本投資、注重提高國家競爭力的發(fā)展型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43]

　　我的建議是：盡快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體系。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充分發(fā)揮國務院婦兒工委的作用，在國務院婦兒工委之下設立家庭中心（猶如國外的“家庭部”），整合民政部、教育部、婦聯等組織的力量，從組織上保證家庭政策的研究、設計、決策、實施、分析、監(jiān)管。

　�。ǘ┮陨鐓^(qū)為依托，逐步建立以社區(qū)干部、婦聯、社會工作者相結合的家庭服務中心，執(zhí)行有關家庭的政策。

　�。ㄈ┚唧w的政策思路：

　　1.社會工作方面：注重家庭問題的“上游干預”，以幫助家庭正常承擔功能為目標，以家庭生命周期為理論依據，在家庭容易出現問題的階段先行介入，提供幫助。具體內容可以包括：婚前教育、生活技能培訓、父母角色及親子關系技能、兒童保護及兒童和老人照顧服務、醫(yī)療服務、法律援助、家庭應急服務、家政服務、家庭和婚姻關系咨詢以及信息服務等。

　　2.社會服務方面：針對不同類型的家庭，例如雙職工家庭、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有幼兒的家庭以及有老人特別是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

　　3.經濟支持方面：可考慮利用稅收手段支持家庭�？煽紤]采取以家庭為單位的個稅征收辦法，針對不同類型和需要的家庭制定稅收政策，例如，將家庭為兒童及其他不能自立的家庭成員提供照顧的成本考慮在內，對他們實行稅收優(yōu)惠政策。[44]

　　Family：Three Great Impact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Our Choices

　　MENG Xianfan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mily has undergone three greatimpacts ：the challenges that undermined the family system in the early20th century，the political movements that severed emotional bonds ofthe family during 1949-1976，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rationalitythat erode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amil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As a result ，the Chinese family is unbalanced and dysfunctioning underincreasing pressure.It is significant and highly relevant for us to readdressthe family issue，as family is shouldering new functions of upgrading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stability in today‘s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ise as apower.We need to reaffirm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family.Whenit comes to whether we should turn our backs to the weakened functionsof the family or we should take steps to reinforce the family ，we reallyhave little room the make the choice other than the latter.Reinforcingthe famil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strategy of rising asa power.And a policy system to reinforce the family should be in thegovernment agenda.

　　Key words ：family ，functions of the family，fami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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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2007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資助。

　　[1]參見大衛(wèi)。切爾：《家庭生活的社會學》，彭銦旎譯，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92-193頁。

　　[2]鄭曦原、李方惠：《通向未來之路：與吉登斯對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陳來：《傳統(tǒng)與現代——人文主義的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頁。

　　[4]安東尼。吉登斯�！冬F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5]安東尼。吉登斯�！冬F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4頁。

　　[6]鞠普：《毀家譚》，《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195頁。

　　[7]參見劉海鷗：《從傳統(tǒng)到啟蒙：中國傳統(tǒng)家庭倫理的近代嬗變》第四章“清末民初的家庭倫理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8]毛澤東同志的詩句“糞土當年萬戶侯”中的用語“萬戶侯”，指古代受封的官員（漢代侯爵最高的一層），其食邑有萬戶以上，號稱“萬戶侯”。古代有“食邑”制度，受封之人或其家族可以獲取所受賞農戶的租稅作為經濟收入。所以說戶是賦稅單位。正因為如此，歷代王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戶口統(tǒng)計。由于戶是國家、地方的稅收徭役的來源，歷代統(tǒng)治者都非常重視人口、戶數的統(tǒng)計。而每遇戰(zhàn)亂，人口驟減，中央政府甚至會強制女子婚嫁以增加人口繁衍。漢初漢惠帝命令民間女子，凡15歲者就得出嫁；
晉武帝時凡17歲民間女子必須出嫁；
唐太宗規(guī)定女子15歲必須出嫁，并且以增減戶數為官吏考察標準。

　　[9]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10]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11]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8頁。

　　[12]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24頁。

　　[13]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24頁。

　　[14]“同類匹配”即人們總是傾向于選擇與自己的年齡、居住地、教育、種族、宗教、社會階級以及價值觀、角色認同等相近或類似的異性為配偶�！百Y源交換論”在擇偶領域的解釋是，人們?yōu)槟骋惶囟ǖ漠愋运�，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資源決定的�！皳衽继荻取奔茨行詢A向于選擇社會地位相當或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職業(yè)階層和薪金收入與自己相當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對的“男高女低”模式。見徐安琪：《擇偶標準：五十年變遷及其原因分析》，《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

　　[15]在著名劇作家吳祖光被劃為“右派”后，組織上曾動員他的妻子新鳳霞和他離婚就是個生動的例子。

　　[16]這些情況有大量的文獻。影響較大的除了本文引用的老鬼在《血色黃昏》中對自己與母親楊沫、父親馬建民關系的描述，還有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中對自己與父親李銳、母親范元甄關系的描述。李南央在1966年1966年自己16歲時，曾因父親的原因在學校挨斗。單少杰稱李南央所描寫的“是一段家庭裂變史，錐心泣血”（《親情文化的個案研究》，《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第2期）。

　　[17]實際上，這種行為在當時中國并不少見，而且也不光是文革中才有。趙儷生曾有記述：（文革中）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會上，由蒙的兒子蒙默登臺批判；
在晉西北興縣的土改大會上，用繩子牽著父親的鼻子拉著游街的是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冠蔭，其父是當地的首富，開明紳士，在縣城有四萬白洋的買賣，曾捐款一萬元抗戰(zhàn)，成為邊區(qū)參議會議員。解放后，牛冠蔭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主任。趙儷生：《籬槿堂人物論》。

　　[18]劉君達：《試論中華民族孝的傳統(tǒng)美德的批判與繼承》，《學術論壇》1984年第5期。

　　[19]據統(tǒng)計，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地干群有70萬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萬人，全國因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株連的達1億人以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1頁。轉引自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23頁。

　　[20]安德烈。比爾基埃等主編：《家庭史》，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8頁。

　　[21]費孝通先生曾形象地用"接力模式"和"反饋模式"概括西方與中國的代際關系，即在西方文化中，父母對子女有撫育的義務，而子女卻不承擔贍養(yǎng)父母的責任，他們只對自己的下一代承擔養(yǎng)育之責，其代際關系是傳遞——接力式的；
而中國的代際關系則是子女必須回報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贍養(yǎng)父母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反饋型代際關系被形象地稱為“反哺”、“反饋”。見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yǎng)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22]卡爾。波拉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63頁。

　　[23]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私密關系1949——1999》，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頁、259頁。

　　[24]最近，不少學者提出公共服務中的服務遞送采用市場機制，是在公共服務的公共性總框架中進行的，是一種次級機制。

　　[25]姚洋：《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發(fā)展觀的轉變》，中國三農研究網。

　　[26]賀雪峰：《村治的難題》，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 ？itemid-494/page-1.html.

　　[27]賀雪峰：《中國農村社會轉型及其困境》，《東岳論叢》2006年第2期。

　　[28]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私密關系1949——1999》，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頁。

　　[29]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私密關系1949——1999》，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30]陳柏峰：《農民價值觀的變遷對家庭關系的影響》，《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31]過去，不孝子女有對于遭雷劈、下地獄等報應的畏懼，如今沒有了對于超越性價值的畏懼。

　　[32]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私密關系1949——1999》，第7章“老人的贍養(yǎng)與孝道的衰落”第八節(jié)“信仰世界的倒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頁。

　　[33]陳光金：《當前我國若干重大社會結構變化與結構性矛盾》，《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年11月15日。

　　[34]文森特。帕里羅等著、周兵等譯：《當代社會問題》（第4版），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頁。

　　[35]文森特。帕里羅等著、周兵等譯：《當代社會問題》（第4版），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281頁。

　　[36]這里2005年以前的離婚率是當年離婚人數與當年平均人口數的千分比，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網站。2006年的離婚率是1.46‰。案，這是接受了著名婚姻家庭學者徐安琪教授的意見。根據國際通用算法，離婚率是一個年度內某地區(qū)離婚數與年平均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見徐安琪：《離婚率計算方法的學術撥正》，《社會經濟問題專報》2005年1月25日）

　　[37]上海社會科學院徐安琪研究員的課題組對上海875個家庭進行抽樣調查的結果。參見徐安琪、張亮、劉汶蓉、包蕾萍：《風險社會的家庭壓力和社會支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頁。

　　[38]楊廷忠黃漢騰：《社會轉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壓力的流行病學研究》，《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3年第24卷第9期。

　　[39]全球化使國家面臨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巨大壓力，而人才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例如，美國是人力資本的輸入國，中國則是人力資本輸出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留學人員有90萬，學成回國的只有1/4，近20萬。我們是全球低成本的制造中心，在全球的勞動分工中，我們處于低端，主要依靠低廉的、低素質的勞動力成本來競爭。這就不可能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例如，前任商務部長薄熙來曾說：“中國只有賣出八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380.”中國新聞網，2005年5月4日。

　　[40]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著《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91－104頁。

　　[41]例如，英國政府在1998年以“支援家庭”為題目發(fā)布的家庭政策咨詢書中的核心內容就是要建立一套“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 ）政策，建議在五個方面對家庭進行支持：（1）保證所有的父母都具有接受指導和幫助的渠道，改善家庭服務的內容和方法，加強社區(qū)對家庭生活的支持作用；
（2）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減少兒童貧困，要在稅收和各種福利制度中體現出對撫育子女成本的承認；
（3）幫助家庭實現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使父母有較多的時間與子女在一起；
（4）鞏固婚姻生活，減少家庭破裂的風險；
（5）解決更嚴重的家庭生活問題，包括家庭暴力和學生懷孕現象等。詳見張秀蘭、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fā)展型家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42]張秀蘭、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fā)展型家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43]關于發(fā)展型社會政策的理論，可參見張秀蘭、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fā)展型家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張秀蘭主編：《中國發(fā)展型社會政策論綱》，勞動與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44]參見張秀蘭、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fā)展型家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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