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前后，中國國內記者公開場合提出的多數(shù)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金融危機下中國政府有啥“改革新招”出臺？而現(xiàn)實生活中，普通中國民眾很多卻不再對改革寄予樂觀期望。前不久一次國際研討會的休息間隙，清華大學兩個博士生問我：為什么這些年來對“改革”兩個字反感的國人越來越多？“改革”似乎變成了一個負面的東西？

　　我反問：你們啥時候開始發(fā)現(xiàn)“改革”在引起公眾的反感？主要是在哪些階層中獲得這個印象？他們說，我們開始時接觸的大多是社會的精英分子，包括專業(yè)人員和知識分子，也包括少數(shù)文化水平較高的官員。后來接觸的社會層面多了，就發(fā)現(xiàn)在普通階層中，無論白領也好、藍領也好，尤其是那些不占拒高位的白領人士，對改革也非常反感，且越來越強烈。

　　兩位博士生的疑問，我無法當時立即回答。后來我有意識的問了國內一些學者，他們說，可能是我在國外呆的時間太長了，不知道對“改革”的印象越來越負面和反感的思潮，不是一兩年了。這種社會情緒有很大的普遍性。

　　回顧改革的早期，中國社會大部分階層卻不是這樣的。問題的癥結何在？我的觀察是：在于那時候中國高層部分領導人具備“我們是向老百姓還債”的改革觀，由此而制定的措施是給普通民眾以實惠，但這可貴的“還債”觀后來消逝了。

　　我花了不少時間從各種資料中尋找線索。多年前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饑餓引發(fā)的變革》提供了安徽和四川的資料，作者曾當過《瞭望周刊》的總編輯。他在書中記述，1970年代末中國的高干中大部分人不愿為改革冒險，雖然他們也目擊了社會經(jīng)過毛澤東近30年、特別是文革十年的折騰所造成的慘痛后果——只有少數(shù)幾個高干愿意為改變這種狀況冒風險推動改革。

　　這些愿冒風險改革的少數(shù)人的心態(tài)，歸結為一點就是“向老百姓還債”�！斑�債”觀念被萬里、趙紫陽重復了多次，也被胡耀邦和習仲勛重復了多次。這四位的分工，胡負責黨務，習是主要助手；
趙負責行政，萬是主要助手。所以“還債”觀在早期主張改革的第一線領導人心中很強烈�！斑�”什么“債”？就是還激進的“左”的政策折騰了全中國人民近30年的血淚之債。在民主制社會里，如果一屆領導人的政策瞎折騰，是比較容易把“債”大部分還掉的，因為有定期選舉。而在毛的獨裁制度之下——其酷烈程度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空前——還債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他去世。

　　毛之后，萬里被派到安徽，去了幾個縣調研，滁縣，和縣、無為、定遠。這些地方在歷史上雖然也窮，但沒有窮到1970年代末的那種狀況。萬里在農村的調研方式跟現(xiàn)在的干部不一樣，他乘輛小面包車，幾個人下去，不打招呼，隨時停下來，能夠看到基層的實況。他到定遠時已是冬天，農家鍋里都是野菜沒大米，看他們的房子，四處漏風。走進一戶農家，萬里的秘書跟老人講，領導來看你們了，有什么要求可以老老實實講。老農說，我們苦干一年就想過年的時候能吃頓餃子。萬里聽了這話感嘆地說，《白毛女》中楊白勞家那么窮，過年時還能吃上餃子。解放這么多年了，老百姓現(xiàn)在的要求比當年楊白勞都不如！

　　進另一戶農家，屋里的老人看著萬里一行，麻木的坐在那里動也不動。萬里想跟他握手，對方也沒動靜。后來，那老人彎著腰，抖抖的起來，大冬天老人居然沒有褲子穿，光著腿。老人的兩個女兒也不能站起來，也沒褲子穿，天冷她們凍的實在挨不過，蹲在鍋邊把腿窩在灰里取暖�？吹竭@些，萬里淚流滿面，說沒有這些人哪有我們？解放快30年了，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連褲子都穿不上，我們有什么臉來見他們？我們欠老百姓的債太多了。

　　這就是為什么當年萬里能冒那么大的政治風險在安徽推動分田單干的改革，是為了還債！書中記載趙紫陽1970年代末在四川也有類似的沉重。趙對新華社記者說，“天府之國”到了文革后期，已經(jīng)成了全國搞得最差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女人被拐賣到外地。趙從民政部門得到的數(shù)據(jù)，僅僅文革后期幾年，差不多40萬四川姑娘被賣出去，十幾斤糧票就能換一個老婆。采訪趙后，記者從成都乘火車到鄉(xiāng)下，途中遇到解放軍的一個連指導員。軍人說，他是出差路過四川，來順便看看連隊里川籍士兵的家。說不上幾句指導員哭起來，說，那哪是人過的日子�。〈蟛糠秩思覜]有家具，沒米下鍋，衣不遮體。有個戰(zhàn)士的父親看到指導員從那么遠來看他們，一定要留吃飯，但家里沒糧食，跑遍了周圍，才從另一個村子借來半把掛面。這位指導員講，看看這些戰(zhàn)士的父母，我們一天到晚在連隊搞政治思想工作，一天到晚講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回去怎么跟他們交待！

　　1995年12月24日，被軟禁已六年半的趙紫陽在家中跟他的老鄉(xiāng)談心時說：我們欠中國老百姓太多，我們在還債啊！那時搞改革，胡耀邦有一樣的還債情結。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1970年代末習仲勛被派到廣東主持工作，在廣東緊鄰香港的邊界線視察時，當?shù)馗刹肯蛩麉R報說，地方上階級斗爭非常激烈。怎么激烈？有很多人受海外敵對勢力宣傳的毒害，偷渡去香港，有的人被抓回來了，還有的抓不回來了。習講，他們逃出去不就是為了把肚子吃飽嗎？不就是為了過好日子嗎？如果我們這邊政策對頭，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好，他們干嗎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偷渡啊！責任在我們，不能怪老百姓。

　　我認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層里一些人有強烈真誠的“還債”情結，他們組織第一線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臺的很多政策是“以民為本”，盡管當時并無這個提法。這些人之所以有此情結，是他們經(jīng)歷了黨內幾十年亂斗直到文革的殘酷洗禮，重新拾起了他們在青年時代投奔革命時的理想主義——為老百姓謀福利。

　　按理說，1949年后“為人民謀福利”應該是一個基本政策。然而，毛眼里是沒有作為“人”的民眾的；
他眼中的人民就是實驗室里的小白鼠——而毛越是把人民拿來做社會實驗，就越是把人民掛在嘴上作宣傳。即使在他統(tǒng)治之下幾千萬人被餓死，毛仍然堅定地說“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在這點上，他和斯大林一樣。1930年代斯大林強迫農民集體化的做法——我看了一下，發(fā)現(xiàn)毛學他很多。我原以為強迫集體化和大躍進完全是毛的創(chuàng)新，后來對照了很多細節(jié)，發(fā)現(xiàn)斯大林是毛的主要榜樣。斯大林以后親口對丘吉爾講，在農業(yè)集體化過程中，他們至少消滅了一千萬“富農”。什么富農，就是不聽話的農民。寫這部斯大林傳的作者說，在斯大林眼里沒有受害者，只有階級敵人。這跟毛一模一樣，在毛眼里沒有受害者，只要不是無條件順從他的人，就是階級敵人。

　　所幸的是，早年參加中國革命的人中，一部分人并未放棄基本的道德和理想，只是這些道德和理想在毛澤東時代被一次次的運動打壓下去。毛之后的那幾年，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由較有理想的共產(chǎn)黨人在第一線主持工作，推動改革。所以那時“改革”二字頗得民心，能夠產(chǎn)生良好的綜合效益，包括政治的、道德的、經(jīng)濟的、社會的。這是一筆可貴的遺產(chǎn)。

　　不過，大部分官員文革后主要考慮的，是怎么補償自己和家人在那十年中所受的折磨。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向老百姓還債，而是要納稅人對他們還債。但是，因為有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在一線主持工作，有著強烈的向老百姓還債的情結，所以那時候大部分政策的出臺，以民為本的傾向雖然不能始終占上風，卻是重要的正面趨勢。

　　什么時候向人民還債的情結消逝了呢？就是1989年的那場悲劇。正是這場悲劇使得那些帶有還債情結的人，陸續(xù)失去了主持工作的權力。該悲劇又使得中共里的毛主義者有了上升的機會，這之前，鄧小平對于文革時期的極左分子很警惕。1989年以后，又讓這些人回到權力位置上。因為那場悲劇，使得這一派人的理由變得似乎更有說服力，那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人民是不可信賴的，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犯上作亂，對他們不能手軟。

　　1930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共產(chǎn)黨人胡績偉說，毛治國的特點是把喪事當喜事辦。什么叫做喪事當喜事辦？三年大饑荒餓死那么多人，很多干部感覺內疚時，毛卻絕不讓它變成喪事——他最欣賞的一句話就是，三年大躍進，缺點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把喪事當成喜事辦，講白一點，就是把老百姓的喪事當做統(tǒng)治者的喜事來辦。1989年悲劇后，毛主義的這種觀念又在黨內抬頭。

　　這是個非常關鍵的轉變。從此開始，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再是向中國人民還債了，而是越來越變成“改革”旗號下的“照顧”——照顧對維護“穩(wěn)定壓倒一切”、保住自己權利最重要的那些個人和團體，讓他們去拿到最好的那塊肉。所以從那時開始，改革中的分肥趨勢變得愈益突出。我不是說在1989年以前中國民眾對改革沒有抱怨，對改革中出現(xiàn)的腐敗和官商勾結，那時候也有抱怨和抗議。但那時候在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人中間，還有一些理想主義者，努力想通過制度方面的改革來讓以民為本的改革目標能夠保持下去，制約把改革弄成分肥的企圖。

　　目前，全球范圍內的經(jīng)濟危機給中國帶來很多困難。這些天來中共黨內的一些老理想主義者又在呼吁要深化改革。但在我看來，要害不是改革深化不深化，而是改革的取向。如果改革的主持者，不管是現(xiàn)在的還是未來的，能夠有一種向中國人民還債的觀念，哪怕在過去的執(zhí)政中，在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中有錯誤有毛病，那都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你能夠在民間的痛苦呼聲、批評和抗議中找到糾錯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的改革失去了以民為本的取向的話，哪怕你眼前看到的是再多的不滿、再嚴重的不公平和民間悲劇，恐怕都不會采取果斷的糾錯措施，而是學毛的高招，把一切問題歸于“階級敵人搞顛覆”。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應該好好正視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資源。奧巴馬上臺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國政治傳統(tǒng)中富有理想主義的、在國家困難時有強大的召喚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資源，奧巴馬于是回到林肯，幾次三番的從林肯那里尋找啟發(fā)。如今，中國在“改革”面臨質疑和鄙視，在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乃至中產(chǎn)階級的眼里——中產(chǎn)階級嚴格講起來，也是過去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在他們的眼里，“改革”也越來越成為負面的字眼。要扭轉這個趨勢，就要從過去曾有過的、真正好的東西中吸取道德資源。這個資源就是我強調的“向中國人民還債”的觀念。只有這樣才能在制定具體政策的時候以民為本，才不會把改革變成一個分肥的過程，而是變成一個持續(xù)富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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