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撼動著整個經(jīng)濟-社會生活，也帶來人們心態(tài)、精神的震動。生活在不同國度的人們根據(jù)金融危機對自身的不同影響選擇不同的應對方式——調整消費行為，改變生活方式，采取社會行動，抑或因為沒有對危機的切身感知而取隔岸觀火的態(tài)度，但都不免對身邊和對岸發(fā)生的事情加以思考和判斷。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關于金融危機的思考不能僅局限于經(jīng)濟領域，而是應該將思考推進到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即對其社會后果與應對危機的政治選擇加以探討。

　　危機發(fā)生與走出危機的經(jīng)濟-社會邏輯

　　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即由這次金融危機聯(lián)想到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并進行對比思考是一條重要的頗具啟發(fā)性的思路。孫立平通過系列文章“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蕭條——重讀《光榮與夢想》（1）”、“誰種下了禍根？——重讀《光榮與夢想》（2）”、“以重建社會來再造經(jīng)濟——重讀《光榮與夢想》（3）”、“在改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重讀《光榮與夢想》（4）”（見孫立平社會學博客；
參見威廉.曼切斯特，《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進行了這樣一種思考，對30年代發(fā)生在美國的大蕭條的緣起、過程與結束進行了結構與邏輯的分析，并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如果簡要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概括性的思路：

　　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jīng)濟危機影響和改變著普通人的生活，將人們拋入難以預期和抵御的動蕩之中。這樣一段“艱難時世”讓許多人“感到精神沮喪，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也不信任了”。由此可以說，金融危機決不僅是一場經(jīng)濟的危機，同時也是一場社會的危機。

　　經(jīng)濟危機使人們身受其害，但人們卻不知禍從何來。對于大蕭條形成的原因，經(jīng)濟學提供的解釋主要有凱恩斯主義的“由人們心理上的消費傾向下降趨勢、靈活偏好和對未來的悲觀預期所導致的社會中的總需求急劇下降”和貨幣主義經(jīng)濟學家的“將大蕭條的禍根歸咎于當時的貨幣政策”。而在孫立平看來，尚未被經(jīng)濟學家注意到的變數(shù)是在“一個社會從生活必需品生產(chǎn)時代轉入耐用消費品生產(chǎn)時代”的艱難過程中財富過度集中的畸形社會結構，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社會結構背景下出現(xiàn)的生產(chǎn)過剩、消費不足、信貸危機和投機狂熱釀成了一場大危機。

　　走出危機的最重要方式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采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社會轉型，即“以重建社會來再造經(jīng)濟”。羅斯福勝選總統(tǒng)及其執(zhí)政后推行的羅斯福新政著眼于“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制定出一些計劃來，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壓在經(jīng)濟金字塔底層、被人遺忘了的人們的身上”。簡而言之就是通過救助窮人而拯救經(jīng)濟，諸如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和通過工會規(guī)范勞資關系等措施，從而使人們建立起對未來的穩(wěn)定預期，解決生產(chǎn)過剩和產(chǎn)品積壓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過程不僅創(chuàng)造了度過危機的條件，而且通過改變社會制度重造了資本主義，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斑@個新的資本主義一直發(fā)展到今天，其潛力似乎還沒有耗盡”。

　　通過比較羅斯福新政以社會重建復興經(jīng)濟與希特勤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過程，孫立平提出了對思考當下金融危機最具啟發(fā)性的問題：為什么在面臨“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tǒng)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的種種呼聲中，受到?jīng)_擊最大、社會矛盾相當尖銳的美國并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使美國人哪怕在最壞的情況下也沒有喪失最后的清醒、沒有喪失對失去自由所帶來惡果的警惕”。相形之下，面對經(jīng)濟困境，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應對策略？中國會走向何方？中國社會又應如何構建更是令人焦灼迫人思考的問題。

　　孫立平近期對30年代大蕭條和當前金融危機的探討，打通了從經(jīng)濟現(xiàn)象到經(jīng)濟結構再到社會結構和精神世界包括人們的心態(tài)、信心和預期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拓展了社會科學的解釋空間和解釋力度，這是極具社會現(xiàn)實意義與社會學學科發(fā)展意義的。不難理解，所有發(fā)生在經(jīng)濟領域的事情都不可能僅僅從經(jīng)濟角度獲得解決，經(jīng)濟問題的后面必定是人的問題，是人的行為選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人類社會的問題。社會科學在經(jīng)濟危機面前應該有所承擔和作為。

　　此社會主義非彼社會主義

　　回到中國的現(xiàn)狀來看，或許人們還沒有充分而清楚地意識到經(jīng)濟危機對中國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許一些人以一種事不關己甚至幸災樂禍的心態(tài)對待發(fā)端于美國并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更有甚者，一些自鳴得意的精英認為這場金融危機“說明美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已經(jīng)病入膏肓，而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也會壽終正寢，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和經(jīng)濟將是正道、大道、世界各國的必由之道”；
以一種“意淫世界文明”（王小波語）的姿態(tài)得意地聲稱“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拯救世界”。殊不知，前面所說的羅斯福新政即用包括社會救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具體制度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來拯救經(jīng)濟并非某些人所理解的與中國相同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一定要稱之為“社會主義”，也須知此“社會主義”非彼社會主義，二者涇渭分明，正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亦非資本主義一樣。

　　正如孫立平具體分析的，1930年代大蕭條及羅斯福新政的一個直接啟示就是，走出危機的重要路徑是通過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社會結構的轉型和社會制度的建設，其具體政策至少包括 1、社會救濟（如以工代賑，增加就業(yè)機會，保生存底線）；
2、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建立覆蓋個體生命歷程的社會保障體系）；
3、規(guī)范勞資關系（如依靠工會等社會組織增強工人階級的力量，出臺相關勞動法規(guī)）。這樣一種社會轉型過程形成了作為社會中間層的中產(chǎn)階級——中產(chǎn)階級就是市場、就是耐用消費品的主要消費者，從而完成了從生活必需品時代轉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跨越。通過重建社會來拯救經(jīng)濟進而重建資本主義的意義在于，將一個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原始資本主義轉變?yōu)橛懈＠�制度和公民社會來保障的、可持續(xù)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

　　如果以為美國走出當年大蕭條或今日金融危機的出路是以計劃經(jīng)濟體制為主的社會主義道路，那就大錯特錯了。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當然是民主政體加公民社會，這也是中國社會迫切需要和正在追求的。孫立平認為，中國當前的經(jīng)濟困難更類似于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而與當前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風暴并不相同。具體表現(xiàn)為內需不足、出口依賴型生產(chǎn)占比重較大、制造業(yè)衰退、企業(yè)倒閉、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而且已形成最龐大的社會底層。

　　不難看出，面對當下的經(jīng)濟問題，中國有著雙重的困境：一方面，作為已經(jīng)加入全球化經(jīng)濟體系并作為“世界工廠”且相當依賴于出口的中國經(jīng)濟，正在開始經(jīng)歷蕭條的冬天——定單銳減、企業(yè)倒閉、就業(yè)下降、農(nóng)民工大量返鄉(xiāng)（他們還被作為拉動內需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與法制不建全、缺少民主的制度基礎與文化土壤、利益關系失衡與巨大的社會不公正都使得走出危機的社會建設與社會進步難以實現(xiàn)。意識到可能不斷加深和擴展的危機，真不知道那些以看別人熱鬧甚至幸災樂禍為能事的人還有什么可高興的。與美國30年代大蕭條所不同的是，中國社會不是市場至上的早期資本主義，而是經(jīng)歷了改革的后極權主義；
不是走不下去的資本主義，而是難以持續(xù)的后社會主義。不難想象，回到改革前即退回計劃經(jīng)濟、以強制方式干預經(jīng)濟、不顧及廣大社會下層人民的生存利益，只會導致更大的社會危機和不穩(wěn)定，其作用無異于火上澆油、飲鴆止渴。

　　功效至上還是公正優(yōu)先

　　許多研究者發(fā)現(xiàn)，上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猖獗和30年代大蕭條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是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在社會的兩端，即大資本和社會的底層。大資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為社會沖突的靶子，底層則在生存面臨威脅的時候需要一個提供飯碗的人，哪怕這個人是一個惡魔”。這就是說，跳出經(jīng)濟危機泥沼的迫切要求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可能讓位于實際的、功利性的需求，一如俗話所說的“有奶便是娘”，管它這奶是狼奶還是毒奶。與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納粹德國相比，雖然面臨最為嚴峻的蕭條形勢卻沒有導致美國走向專制或極權，雖然經(jīng)濟危機引起的不滿、絕望使得不少地方出現(xiàn)騷亂和暴力，雖然也不乏政客大呼小叫“極權主義制度培養(yǎng)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yǎng)出來的人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危險的不是我們失去自由，而是我們辦事不利索，不徹底”，“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tǒng)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雖然也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甚至共產(chǎn)主義的主張，但是美國依然堅持了民主自由的理念與制度，并通過抑制大資本、救濟窮人的政策幫助人們重振信心，以社會建設和制度變革走出危機。如果再向后看一點，以911為代表的恐怖主義活動雖然帶給美國人極大的震動、美國政府亦采取了一些頗具爭議的措施，但基本上依然沒有使之放棄自由民主的立場，即使出于安全的考慮，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還是不可讓渡。

　　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還可以從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角度來進行，正如徐賁所分析的：在美國，對秩序權威和現(xiàn)狀的大面積不滿可以通過更換政府得到疏解，更換政府的民主機制運作，于是成為防止出現(xiàn)暴力動亂的最根本方法。在美國，經(jīng)濟好的時候，成就不全歸功于總統(tǒng)；
經(jīng)濟不好的時候，總統(tǒng)自然也就不用成為眾矢之的。對危機中的經(jīng)濟，美國人并不只是或只能聽天由命。他們可以擔負起幫助走出這一危機的共同政治責任，那就是改變他們的政府，從而改變政府的政策。只有當利益上的沖突不能在民主法治的體制中找到疏導、妥協(xié)、公正平衡的可能和正常渠道時，集體行動才會發(fā)生，并演變?yōu)楸┝Φ膭觼y。（徐賁：經(jīng)濟危機會引起美國動亂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3712）

　　在危機中當選的羅斯福總統(tǒng)及其施行的新政，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把經(jīng)濟問題看作道德問題”，雖然當時這樣做的也許只有他。人們聽到他這樣說：“在我國，惟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參加投票的公眾感覺到羅斯福顯然是滿懷誠意的，因而深受感動。羅斯福關心人民，這一點人民是感覺到的。羅斯福在廣播里對聽眾說：“你們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張，但是你們都對我挺好�！薄耙驗榇蠹覉F結一致，我們就能擰成一股繩，把我們從大蕭條的泥坑里吊出來。”道德力量和精神動力看似距離實際措施和物質能力最遠，但卻成為解救危機最強大和持久的能量。這也能夠從一個角度回答“為什么受沖擊最大的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的問題。

　　如何化解危機涉及政府選擇何種政策取向的問題，這也是在績效和理念之間權衡的過程。極權或專制政體的政府通常是強大的，而且非常有效——它有著極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控制能力，可用“舉國體制”高效能地達到目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功效，就難免是為功利目的而違背價值理念，為權宜之計而犧牲長遠福祉，為物質需要而毀壞整個民族的精神文明。

　　阿倫特在論述極權主義在現(xiàn)代社會中形成的過程和邏輯時指出：正是其以歷史目的論為宗旨的“意識形態(tài)”得以蠱惑人的心思，塑造了社會，導致人本主義與啟蒙之文明的崩潰。

　　而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方式與不斷擴張原則造就了西方現(xiàn)代社會一大群孤獨、自覺多余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群眾”，他們拼命地追求物欲之滿足，充滿物欲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無法彼此結合成政治的團體。他們不但喪失了現(xiàn)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jīng)驗的能力，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正是這些逐利的“群眾”成為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十一章）。

　　吸取其他社會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訓，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當前的危機程度可能更甚于其他社會。二十年來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使得增長本身成了目的，整個社會無睱顧及高投資率、高污染、高耗能、外向型帶來的危害，更顧不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由不公正導致的巨大貧富差距，形成內需不足和嚴重腐敗等問題，當然構成經(jīng)濟危機的內在原因。單純追求GDP的高速增長，“發(fā)展是硬道理”、“穩(wěn)定是壓倒一切的”的主張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急功近利、功效至上的意味，很難真正成為走出經(jīng)濟危機、緩解社會沖突、建設和諧社會的良方善策。

　　借鑒美國從上個世紀大蕭條中復興的歷史經(jīng)驗，中國應該把制度創(chuàng)新和社會建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包括政策更多地的向底層傾斜；
通過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賦予公民權利（包括民事權、政治權特別是社會權的公民權），進而建立起利益均衡機制與利益博弈機制；
同時認同普世價值，守住道德底線，建設精神文明，追求社會公正，以上述制度的、社會的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平衡利益關系，緩和經(jīng)濟危機，化解社會沖突，真正構建起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這應該是中國走出困境之路，也是真正的發(fā)展之路。在面對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轉型的問題時，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果美國當年能夠走出大蕭條、通過重建社會再造了資本主義，我們?yōu)槭裁床荒芤陨鐣�建設來重構真正的社會主義呢？

　　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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