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甚至有些不可思議。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到2000年國民收入翻兩番的目標，不少人（包括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曾抱有懷疑態(tài)度，甚至覺得有些“冒進”。但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比鄧小平預期的還要快。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達到2500美元；
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
中國進出口占世界貿易的比例從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當初，我們想象力再豐富，也不可能預料到30年后，人民幣匯率會成為國際經濟問題；
我們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時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國公司。

　　中國改革成就如此之大，一個基本的原因是，中國在30年的時間里走了一條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道路。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基本區(qū)別有二：一是產權制度；
二是價格制度。在計劃經濟下，價格是由政府規(guī)定的，是一個核算符號，是政府進行收入分配和資本積累的工具，而非資源配置的信號。資源配置由國家計劃決定的。在市場經濟下，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是調節(jié)資源配置的信號，也是決定收入分配和激勵個人做出最優(yōu)選擇的機制。

　　從計劃價格體制到市場價格體制的轉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理解中國改革30年成就的關鍵。

　　中國的價格體制改革是通過雙軌制逐步完成的。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雙軌制保證了從計劃調節(jié)到市場調節(jié)的平穩(wěn)過渡，避免了經濟的劇烈振蕩，由此使得改革與發(fā)展并行不悖。雙軌制也緩解了改革中的利益沖突，使得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成為一個帕累托改進，而不是一場剝奪既得利益的革命。

　　作為經濟學家，有機會參與和觀察人類歷史上如此大的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過程，是件很幸運的事情。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我的研究工作為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形成產生了一些影響。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對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形成背景及其基本內容作些回顧，并對雙軌制在現(xiàn)實中的演進做些評論性描述。最后，我還想對當前社會上彌漫的反市場化傾向和政府出臺的價格干預政策提出警告。

　　現(xiàn)實背景和理論背景

　　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我最早是在1984年4月21日完成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初稿）的文章中提出的。這篇文章不僅明確提出了“實行雙軌制價格”，而且比較系統(tǒng)地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非常慶幸，文章寫好后，我送給了茅于軾先生，由他推薦給當時在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工作的丁寧寧先生，丁寧寧將全文刊印在他負責編輯的“內部資料”《專家建議》（三）（1984年6月；
第3頁至第20頁）。有關這個思路的形成背景可作如下概述。

　　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放權讓利”開始的，但人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在價格體系不合理的情況下，“放權讓利”導致的“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的企業(yè)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產業(yè)結構的失調和供求的不平衡，各種工業(yè)品的黑市交易開始盛行，政府對價格的控制變得越來越困難，計劃指標也越來越難以得到執(zhí)行。到1983年，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經濟的官員已認識到，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已成為經濟改革的“攔路虎”，價格改革的重要性已被廣泛認知，討論價格改革的文章越來越多。

　　但在當時，“計劃價格”仍然是一個沒有受到懷疑的神話；
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是，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必須由國家計劃規(guī)定，而不能由市場供求決定。在這種主流思想的指導下，人們討論的所謂“價格改革”實際上是“價格調整”，即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體系調整到“合理”水平，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價格的形成機制。經濟學家之間有關價格改革問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按成本價格定價”還是“按生產價格定價”；
“大調”還是“小調”。在多數(shù)人看來，價格體系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制定價格時沒有遵循“價值規(guī)律”，而不在于價格形成體制不合理。他們相信，合理的價格體系是可以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出來的；
只要各項準備工作就緒，計算結果（稱為“理論價格”）一出來，價格問題就解決了。為此，國務院于1983年成立了“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投入-產出方法測算合理的價格體系，試圖找到價格調整的參照系。但是，或者因為合理的價格體系遲遲測算不出來，或者因為測算出來的價格體系很難得到普遍認可，加上政府高層對價格調整可能導致的財政赤字和居民承受能力的擔憂，結果是，人人都認為價格應該調整，但價格遲遲不能調整。在價格沒法調整的情況下，有人提出了用“利潤調節(jié)稅”替代價格改革的方案解決企業(yè)之間的“苦樂不均”，緩解企業(yè)追求利潤的微觀行為與國家的宏觀計劃之間的矛盾。同時政府又用各種行政手段整頓價格秩序，嚴厲打擊違反國家價格政策的市場交易行為。

　　1982年春天，我從西北大學本科畢業(yè)后又考上了何煉成教授的研究生。開學不久，第一次“全國數(shù)量經濟學研討會”在西安進行，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我有幸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結識了茅于軾、楊小凱等人。茅于軾在會上講的“擇優(yōu)分配原理”和楊小凱的分工理論給我很大啟示，使我對學習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這年秋天開始我組織幾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辦了個“讀書班”，系統(tǒng)地自學《微觀經濟學》。讀書會每周一次，使用的教材是從“內部書店”買來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英文版）和臺灣翻譯出版的JohnDue與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級經濟分析》，我自己同時給大家當“老師”。這個“老師”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真正搞明白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理論”。到1983年，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腦子里。毫不夸張地說，當時，像我這樣對西方價格理論有比較透徹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當經濟學界還在爭論按“生產價格”定價還是按“成本價格”定價的時候，我已是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了。所以我的觀點表現(xiàn)得比許多人要更“自由化”一些。

　　在閱讀了當時一些有關經濟改革的文章和報紙上發(fā)表的政府有關整頓價格秩序的報道后，我覺得自己對價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與當時流行的觀點不一樣的想法。1983年底開始碩士論文的選題，我決定把自己碩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定在價格理論和價格改革上。春節(jié)過后，我就來到北京收集資料。記得茅于軾老師當時在研究能源價格問題，他關于價格不合理導致能源浪費的觀點對我有關價格改革思路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交給我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伽瓦拉寫的《價格扭曲與經濟增長》一文，讓我翻譯。這篇文章用跨國數(shù)據(jù)證明，價格扭曲越嚴重的國家，經濟增長越慢，給我很大啟發(fā)。另一篇對我啟發(fā)較大的文章是宋國青著的有關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文。在閱讀文獻和與茅于軾等人討論的過程中，我的思路基本形成。到1984年4月，我不僅明確了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只能是市場價格，而且有了用“雙軌制”的辦法完成由“計劃價格體制”到“市場價格體制”過渡的基本思路。這樣，在基本觀點在腦子里形成以后，大概花了兩三天的時間，寫成了《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初稿）。

　　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初稿）全文包括6小節(jié)，共1萬1千多字。在文章中，我首先指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價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場。這也是農村改革給我們的啟示。我認為，農村改革成功的關鍵不是“包”，而是“放”。接下來，我分析了價格的信息功能和利益導向，僵化的價格體制如何導致價格扭曲，價格扭曲又如何導致各種利益關系的扭曲和經濟結構的扭曲。然后，我證明為什么必須把價格改革的重點放在價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能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我認為，價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價格體系不合理只是表現(xiàn)形式；
如果不改革價格的形成機制，價格不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我把價格比喻為一個“溫度計”，計劃價格是一個“不脹鋼溫度計”，價格調整只是用新的“不脹鋼溫度計”替代舊的“不脹鋼溫度計”，而我們需要的是隨氣溫變化而自動升降的“水銀柱溫度計”。再接下來，在論證了“為什么價格體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中心和機制”后，我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其核心內容是：先把各種產品的計劃分配指標固定下來不再擴大，計劃內按牌價供應，計劃外交易全部放開，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易；
然后再針對不同產品，根據(jù)供求關系，把計劃內的指標分批分步放開，有些牌市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先調后放”；
最后達到統(tǒng)一的市場價格制度。

　　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文字表述在原文第四節(jié)，摘錄如下：

　　“所謂價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以充分發(fā)揮價格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

　　“價格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xù)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于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趨向合理。（編輯注：黑體為編輯所加。）

　　我們初步設想可采取以下步驟：

　　(一)核定原牌價定量供應范圍，把這個范圍按基期年度水平固定下來不再擴大，并強迫供應企業(yè)按舊價格保證供應。這里既包括產品品種，也包括定量指標。一切新品種以及對原品種的新增需求不再保證牌價供應。不限量牌價供應的產品，說明牌價符合市場平衡價，牌價自行廢除。

　　(二)凍結牌價定量供應的生活資料價格，嚴肅價格政策，安定民心。這部分商品的倒掛虧損繼續(xù)由財政補貼。在正式改為市場價格以前．可以考慮適當程度的調價。但調價的目的是為改價創(chuàng)造條件，而不是堵塞改價的道路。某些只有少數(shù)人享受的物品應取消牌價。

　　(三)開放所有產品的議價市場，作為探索平衡價格的先驅市場。允許個人和企業(yè)對牌價供應的商品進行再交易，但對國營企業(yè)再交易的收入，應通過稅收杠桿將其一部分上繳國家。

　　(四)劃定實行統(tǒng)一價格，協(xié)議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非競爭性商品和公共物品及勞務由國家統(tǒng)一定價，其他商品一律實行供求雙方協(xié)議價格或自由市場價格。

　　(五)參照議價市場所形成的價格調整非競爭性產品的價格。允許議價市場長期存在以作為調價的反饋機制。對生產這類產品的大型企業(yè)實行國家經營。

　　(六)逐步放開實行協(xié)議價和自由價的生產資料產品市場。對原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先調后放。

　　(七)在經濟結構有所調整后，市場供求關系將發(fā)生變化，一部分定量供應的消費品牌價可能失去意義（如紡織品），牌價就自行取消。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將發(fā)生顯著變化，現(xiàn)牌價定量供應的消費品在總支出中所占比重將逐步下降，這樣，在適當?shù)臅r候就采取適當?shù)霓k法取消全部消費品的牌價供應。這樣做并不會引起大的不滿情緒，因為人富了是不會計較小小得失的。

　　(八)在價格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國家應該進行靈活的市場經營：低價市場買進高價市場賣出，低價時期買進高價時期賣出。也應該鼓勵商業(yè)企業(yè)和個體經商者進行類似的經營活動。總的目的是抑平價格波動。但同時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欺行霸市行為的發(fā)生和聯(lián)合瓜分市場等壟斷行為的出現(xiàn)�！�

　　“莫干山會議”

　　大概在1984年7月左右，我看到經濟日報社等單位組織發(fā)起的“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的征文活動，就把《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初稿）這篇文章投去了，最后以會議論文入選者的身份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共收到應征論文1300余篇，有124人入選為正式代表。我當時是西北大學研究生，陜西共有5位代表出席會議，我是其中之一。

　　這里有一個小插曲：我在會后看到了會議論文的審稿單，對我的論文初審意見是“不用”，復審意見是“此文很好！”后來知道，復審意見是石小敏寫的。在“莫干山會議”前，我與石小敏已相識，他曾讀過我的這篇文章，并拿著這篇文章向高尚全推薦我到體改所工作，當時高尚全正在組建體改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當時“為錢正名”事件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他向高推薦時說話很謹慎。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進入體改所的“敲門磚”。

　　在參加莫干山會議之前的8月底，我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版本，這個新版本針對不同產品對雙軌制思路做了更細致的描述。會議期間，我與郭凡生住在一個房間。會上他在區(qū)域發(fā)展組，提出了“反梯度理論”，反響很大。會議期間每天晚上，我們倆人都聊的很晚，他也認真讀了我的文章，非常贊成我的觀點。郭凡生當時是內蒙古自治區(qū)政策研究室辦公室負責人，會后他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我鉛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內容以《論價格改革》為題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第5-11頁）上發(fā)表。

　　“莫干山會議”使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讓我成了這次會議上的一個“人物”。我記得會議的第一場是在報到當天的晚上開的，會議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分別開會。我在第一組，根據(jù)我的記憶，這個組一開始好像并不叫“價格組”，而叫“宏觀經濟組”什么的，可能是因為這個組最有影響的議題是價格改革，并且是所有幾個組中爭論最激烈、影響最大的，大家就把它叫價格組了。所以我下面也就把它叫“價格組”吧。

　　價格組的主持人是誰我現(xiàn)在想不起來，但我記得，因為田源當時是國務院價格中心的主任，來自權威部門，會上是第一個發(fā)言的，主要講了價格不合理的實際情況（他領導的中心正在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合理的價格體系），以及如何調整價格的思路，還分析了“大調”與“小調”各自的利弊。我應該是接著田源發(fā)言的，因為我太不能同意他的觀點了，又是有備而來，自認為我的觀點一定的最新穎的，所以迫不及待地要講。我第一次發(fā)言的內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內容，比較系統(tǒng)，首先講合理的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而不可能由政府制定，然后講如何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fā)言可以說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

　　我在發(fā)言中特別批評了“調派”的觀點，認為“調”不能解決價格不合理的根本問題。那是1984年，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市場價格的目標模式確實太大膽了，甚至是匪夷所思，因此除田源本人外，還有幾位發(fā)言者挑戰(zhàn)我。接下來我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zhàn)。但隨著討論的進行，我感到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的邏輯說服了，至少覺得我講的有道理，因為我發(fā)言時點頭的人越來越多，掌聲也越來越多，后來也有人還幫助我向大家解釋我的觀點（我普通話講的不好，有些人聽不懂），我也越講越興奮！但田源作為負責價格改革的政府官員，在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氣候下，即使認為我講的有道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接受我的觀點的。如果把我放在他的位子上，也是一樣的。所以我不可能說服他。這就是所謂的“調”“放”之爭，田源是“調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我現(xiàn)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

　　這里有必要指出，無論“調派”還是“放派”，在具體做法上都包含有“調放結合”的思路，“調派”并不反對有些不重要的產品可以“放”掉，我也不是絕對反對“調”，事實上，對那些牌市價相差很大的產品，如何解決計劃內產品的價格，我的主張就是“先調后放”，這在原文里寫的很清楚。

　　兩派之間的真正分歧是：第一，價格改革的基本目標模式不同，田源的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價格體制，我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第二，價格改革的主導方法不同，田源強調“以調為主”，根據(jù)計算出的“生產價格”調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而我強調“以放為主”，逐步放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制（市場價格）。

　　第二個不同是由第一個不同決定的，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模式仍然是計劃價格體制，調整價格就必然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產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還能有計劃價格體制嗎？而如果你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以調為主就是不可行的，調是不可能調出市場價格的。這個邏輯關系對理解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無論提出什么觀點，如果沒有邏輯的話，在學術上是不能被接受的。

　　這里有必要指出，“放”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核心。

無論我提出的改革思路還是后來的改革實踐，都是這樣的。在我之前，沒有人從“放”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不明白這一點，就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雙軌制改革。如果價格是政府決定的，不論同一個產品有多少種價格，也不能叫“雙軌制”。雙軌制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方式，雙軌制的具體辦法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不“放”，市場這一軌從何而來？雙軌制從何談起？有些人沒有讀我的文章，或者沒有搞明白我的意思，或者出于其他目的，把“放”與“雙軌制”說成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
還有些人望文生義，說我主張“休克療法”，一步到位，以訛傳訛，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人只要讀讀我的文章，或者認真聽了我在會上的發(fā)言，真正搞明白了“雙軌制”的含義，就會明白，我所講的“放”是逐步的“放”，有計劃地“放”，與“雙軌制”是一回事！

　　“莫干山會議”結束后，有幾位與會者留在杭州，討論和寫作會議報告，最后形成了七份專題報告（總報告只是會議情況概要），其中有關價格改革的內容在《專題報告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該報告歸納的兩種思路是：“第一種，調放結合，以調為主”；
“第二種，調放結合，先放后調”。

　　專題報告是許多人意見的歸納和提煉，或者套用一句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主要目的是給上面看，對改革政策產生影響，這也是會議的初衷。我是會后留下來在杭州參與報告寫作的幾個人之一。我在報告起草過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把自己的觀點講清楚，參與討論。以我當時的“西北大學研究生”身份，在文字上是不可能有大的發(fā)言權的。事實上，我最擅長的是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綜述別人的觀點。在表述觀點上我是不會妥協(xié)的，邏輯上不通的話我不會說。

　　有關價格改革兩種思路的專題報告是徐景安執(zhí)筆寫的。他是會議主要組織者之一，在中央經濟主管部門工作多年，非常清楚當時中央領導人關注什么，如何向他們獻計獻策，如何觸動他們的神經，什么樣的話他們可以接受，什么樣的話可能不會接受。所以，他在文字和內容的把握上非常有分寸。專題報告中根本沒有提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究竟應該是什么，或有什么爭論。這是故意回避，因為一提要有人搞市場價格，領導人就可能不讀后面的內容了，不能把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有意識形態(tài)分歧的問題上。報告中也沒有使用“雙軌制”這個詞。這里的“兩種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說是他自己理解的兩種思路。兩種思路中都有雙軌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雙軌制，所以我也不好對號入座說第二種思路就是我的。我講的不止是“先放后調”，而是放了計劃外之后還要逐步放計劃內，要不斷地“放”，分批分步地“放”，直到“放”完為止。

　　徐景安最近講，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我認為他點到了要害！過去談價格改革主要著眼于如何“管好”，我把著眼點轉向“放開”。這可能是為什么他在兩種思路中都寫上“調放結合”的原因。不管選擇那一種思路，反正都有“放”這一招，總不會在“調”這一棵樹上吊死吧！他的概括能力很強，也非常擅長整合不同的觀點，對將雙軌制思路轉變?yōu)楦母镎�策功不可抹。�?jù)說領導人讀后覺得“很開腦筋”，這樣就有了后來承認議價市場，把計劃外產品價格放開的做法；
計劃內的價格有些是先調后放，有些是通過縮減指令性計劃指標逐步放開的；
即使不放開，隨著非公有經濟的發(fā)展，牌價部分的相對份額也不斷萎縮。這就是現(xiàn)實的雙軌制改革。

　　還有一個小的插曲。記得莫干山會議期間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要我也一起去參加。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太較真，擔心萬一領導人聽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壞了。我理解他。我至現(xiàn)在也掌握不好向領導人說話的分寸。

　　“莫干山會議”后，《經濟日報》于1984年9月29日第3版以《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摘登》編輯發(fā)表了一組文章（共4篇），我提交“莫干山會議”的文章經編輯刪節(jié)后以“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為題在該期發(fā)表我的文章中，前面引用的原文中有關雙軌制改革思路的那兩段話一字不差地保留在那里，但刪掉了原文中的八個步驟。這是有據(jù)可查的最早的公開發(fā)表！同期發(fā)表的另外三篇文章分別是周小川、樓繼偉和李建閣的文章，田源和陳德尊的文章，以及孫冶方一篇文章的摘要。

　　《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修改后的版本作為我碩士論文的下篇《論價格改革》，后以《經濟體制改革與價格》為題發(fā)表于1985年1月出版的《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6期（標注的定稿日期是1984年10月），并被選入《經濟學博士碩士論文選》（1985，經濟日報出版社）。最后的定稿在改革步驟的細節(jié)上比初稿要細致和完善，但基本思想沒有什么變化�，F(xiàn)將該文“價格改革與放活市場”一節(jié)內容摘錄如下：

　　“前面所有的分析,旨在于說明一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抓住價格制度改革這個中心環(huán)節(jié)。所謂價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以充分發(fā)揮價格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

　　價格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先實行雙軌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新價格用新辦法,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xù)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于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趨向合理。這里,也不應求“畢其功于一時”。具體設想是：

　　首先,從原則上講,將所有產品(主要是工業(yè)品)的指令性計劃按1984年的基數(shù)固定下來不再擴大,相應放開所有產品（當然不包括最后也應實行國家定價的壟斷產品及公共品）的議價市場（議價不受幅度限制）,基數(shù)內的按原牌價進行交易或調撥,基數(shù)外的一律脫離牌價體系，按市場價格交易,即：新產品不再規(guī)定牌價,對原產品的新增需求不再保證牌價供應,超指令性計劃的產品一律投入市場,新辦企業(yè)的供銷不再受舊牌價的管制(重點工程除外)。這樣做的好處是:(1)國家在價格問題上不再背新的包袱；
（2）牌價保證了宏觀經濟系統(tǒng)不致因價格變化急劇震蕩；
(3)市場價格保證了產業(yè)結構向合理方向演化：（4）有利于培養(yǎng)企業(yè)在競爭的價格制度中的生存能力。

　　在劃清牌市價的管轄范圍后,國家需要考慮的僅是基數(shù)內產品的價格,步子就可以邁得從容一些,辦法可以靈活一些。對這部分產品放活價格管制,可以采取順水推舟的辦法,先從長線產品(牌價接近市價甚至高于市價)放起,逐級深入,讓基礎產品、中間產品的連鎖效應通過市場去表現(xiàn)而不是讓國家去計算。

　　(一)基礎工業(yè)品價格。

　　能源、原材料牌價大大低于市價,一下子放開牌價管制對經濟的沖擊波太大,完全不放開管制又不利于節(jié)約資源,理順民經濟關系,也給管理工作帶來很多麻煩。為此,我建議對這些產品采取分批、分步、分類放的辦法或采取先調后放的辦法。所謂分批放,就是不要四面出擊,可以一種產品一種產品地分別加以解決；
所謂分步放,就是將原基數(shù)每年按一定的百分比放開(如煤炭,每年減少20%的統(tǒng)配量,五年就可以放完)；
所謂分類放,就是對同一產品（如鋼材）區(qū)別不同種類有先有后地放開；
所謂先調后放,就是對牌、市價偏離過大的產品在正式放開價格管制之前,先調一步,作為過渡性措施。無論采取何種辦法,目的在于使同一產品的價格最后歸于一致。任何放開措施、調整措施都應事先通知供求雙方,讓其做好準備。在價格改革中,對重點工程所需物資,在財力緊張時,應在基數(shù)內調劑解決,保證牌價供應；
在財力許可后,可以通過追加投資的辦法適當削減牌價供應比重,讓重點工程也加入競爭的行列。

　　（二）中間產品價格。

　　大部分機電產品的價格偏高或持平,在近幾年找米下鍋的過程中,許多機電產品的實際成交價已脫離牌價,鑒于此,我建議,除重點工程所需機械設備外,一般機電產品的價格實行一決性放開的辦法。農用生產資料應區(qū)別不同情況,能放開的就放開。

　　(三)工業(yè)消費品價格。

　　多數(shù)輕工產品的牌價偏高,高檔消費品的生產能力已處于相對過剩狀態(tài),只要允許競爭,價格水平可望降低(過去的辦法是靠限產賣高價),建議將這些產品的價格全部放開。

　　(四)基本生活資料價格和公共服務收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基本生活資料和公共服務過去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福利品處理的,價格中包含相當一部分轉移支付(財政上表現(xiàn)為價格倒掛補貼〉。建議對基本生活資料銷售價格實行先調后放的辦法。調價的主要目的是解決財政補貼問題。調價后這部分產品的價格可以穩(wěn)定下來,等到整個經濟關系基本理順,人民消費結構有大的變化后再放開。公共服務收費可以分幾步調整合理。在調價中,應相應發(fā)放福利補貼,保證人員生活水平不受影響。

　　〈五〉交通運輸產品價格。

　　汽車運輸競爭激烈,價格可以在適當?shù)臅r候放開。鐵路和航運壟斷性很強,應采取調價的辦法解決價格問題。價格合理化的主要標志應是供求基本持平。

　　(六)農產品價格。

　　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應實行定量收購,逐步過渡到實行支持價格下的市場價格制度。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應逐步取消牌價收購�！�

　　1984年底我進入體改所工作。1985年5月，我與李劍閣合寫了《關于實行人民幣貶值和開放外匯調劑市場的建議和設想》，沿著價格雙軌制思路，又提出了匯率雙軌制的改革思路。該文刊印于1985年5月25日出版的體改所內部刊物《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第6期。之后，我和黃江南受國務院領導委托負責組織了一個“外匯外貿問題研究小組”，完成了《關于‘七五’時期我國對外貿易發(fā)展政策的研究報告》，對匯率雙軌制價格和外貿體制改革產生了一些影響。

　　作為制度自發(fā)演進的雙軌制改革

　　盡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統(tǒng)論證了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但雙軌制實際上是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地方分權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出現(xiàn)而自發(fā)產生的。我的貢獻在兩點：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
第二，把自發(fā)產生的雙軌制現(xiàn)象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這類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轉變?yōu)椤笆琛钡乃悸贰?/p>

　　初稿在論述完雙軌制的八點設想后，我還特別講到（以下內容保留在最后定稿中）：

　　“價格制度的改革事實上已經在進行,只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發(fā)的行為。目前市場上各種產品的價格管理很混亂,這種混亂表明了舊的價格制度的危機。企圖用舊的價格管理辦法來解決這種混亂是不會成功的。這種混亂本身并不是什么壞事,關鍵在于我們對價格改革采取什么態(tài)度。如果我們把價格制度的改革作為整個體制改革的一個機制,自覺地利用目前市場上出現(xiàn)的多頭價格的局面,壞事就變成了好事。事實上,這種所謂的混亂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下臺機會,為我們有計劃地進行價格改革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就是說,價格改革的前期工程已經開始,現(xiàn)在該是我們因勢利導,乘勝前進的時候了�！�

　　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國面臨兩項任務：改革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和調整嚴重失調的產業(yè)結構。從政策議事日程上來看，這兩項任務被看作是短期內相互沖突的。所以這樣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在第一階段哪一個應該給予更多的重視，改革還是調整？1980年政府決定在兩年的調整期內暫緩改革。然而，從結果來看，改革實際上并沒有因為調整而暫緩。相反，20世紀80年代工業(yè)產品第一個大的市場擴張就是調整政策的后果。

　　當政府將計劃資源配置的重點從重工業(yè)轉移到輕工業(yè)的時候，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都產生了過剩的供給。重工業(yè)中，類似鋼產品這樣的原材料也曾發(fā)生過一段“過�！逼冢�
由于計劃訂購取消，機械生產部門的產品更是嚴重過剩。輕工業(yè)方面，在經歷了長期短缺之后，手表、縫紉機等傳統(tǒng)消費品也出現(xiàn)了生產過剩。過量的供給導致了產品降價和競爭的強大壓力。開始的時候，政府力圖采取價格調整、限產等計劃手段來控制局面。但是問題的嚴重性不得不讓政府最終放棄了這種嘗試，因為對企業(yè)來說，產品在市場上銷售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因此，調整政策導致了第一次工業(yè)品市場的出現(xiàn)。

　　手表工業(y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jù)Byrd和Tidrick(1984)的記載，從1980年到1983年，政府三次降低手表的計劃價格，共計降低了將近20%多。雖然如此，比起計劃部門制定的產量標準，企業(yè)生產的產量遠遠大于這些。而商業(yè)部門只收購那些容易按照計劃價格賣出的手表。手表企業(yè)只好讓工人在大街上擺攤，按照市場價格賣手表。于是手表的計劃價格后來逐步消失了。

　　調整政策不僅僅導致了消費品市場的出現(xiàn)，機電產品市場的出現(xiàn)也是后果之一。其實早在1980年，一機部下屬企業(yè)的計劃外直接銷售就占到了總銷售額的46%，機器生產的市場銷售占到了33%（Byrd,1987）。到1983年，雖然官方不僅沒有廢除計劃價格，并且不斷發(fā)文整頓市場秩序，要求企業(yè)執(zhí)行計劃價格，但是大多數(shù)機械工業(yè)產品實際上已經按照市場價格出售了。

　　與機電產品不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低，所以普遍短缺，供不應求。這就出現(xiàn)了同一生產資料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并存。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對生產資料雙軌價格的出現(xiàn)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梢哉f，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出現(xiàn)的第一天起，非法的雙軌制價格就開始存在。按照當時的計劃體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計劃外生長出來的，不能得到國家計劃供應的原材料。但它們的效率更高，需求很大，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當有買方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時，生產原材料的國有企業(yè)更愿意把超過計劃指標的產量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它們，而不是按照官價交給物資部門。這就出現(xiàn)了生產資料的“黑市”和“灰市”。一些得到計劃配額的國有企業(yè)開始把計劃指標在市場上倒賣，甚至國有物資部門也開始倒買倒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甚至通過“賄賂”的方式從國有企業(yè)獲得原材料。在利益的驅動下，一方面，生產廠家要求減少計劃指標，或者以種種借口不履行計劃指標；
另一方面，需求企業(yè)則希望增加計劃指標，盡量虛報需求。計劃指標的制定和執(zhí)行越來越難。

　　隨著財政“分灶吃飯”體制的實行和大量企業(yè)下放地方管理，地方政府變成了產品的需求者和供給者。在計劃沒有辦法嚴格執(zhí)行的情況下，為了獲得原材料供給，地方政府紛紛成立了“生產協(xié)作辦公室”，通過地區(qū)之間的“串換”交易，解決供求矛盾。串換交易的本質是以計劃價格之名行市場價格之實。如1984年的時候，上海生產的自行車每輛牌價是120元，市價是200元；
遼寧生產的鋼材每噸牌價是600元，市價是1000元。如果上海要以牌價得到遼寧的1噸鋼材，相應地必須提供給遼寧5輛自行車（400/80=5）。如果自行車的市價不變，鋼材的市價上漲到1200元，上海就得用7.5輛自行車才能換到遼寧的一噸鋼材（600/80=7.5）。類似地，上海也必須用緊俏的自行車和薩特納轎車串換山西的煤炭。否則，即使有計劃指標，也不能得到計劃供應。

　　在計劃價格越來越難以執(zhí)行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適度松動對價格的控制。1984年5月20日，國務院出臺文件，允許工業(yè)生產資料屬于企業(yè)自銷的部分（占計劃內產品的2%）和完成國家計劃后的超產部分，在不高于或低于國家牌價20%的幅度內，企業(yè)有權自定價格，或由供需雙方在規(guī)定的幅度內協(xié)商定價。但這個規(guī)定也很難得到執(zhí)行，因為大部分生產資料的牌價與黑市價格的差異遠大于20%。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4年底，雙軌制價格思路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被政府領導人接受。從增量上放開價格比整體調整價格要容易的多，風險也小的多。與其拖著，比如先走一步，看看結果再說。之后不久，1985年1月24日，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政府正式出臺文件：工業(yè)生產資料屬于企業(yè)自銷和完成國家計劃后超產的部分，取消原定的不高于國家牌價20%的規(guī)定，企業(yè)可按稍低于當?shù)厥袌鰞r格的價格出售，參與市場調節(jié)。從此，按照市場價格交易不再違法，雙軌制價格取得了合法地位。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整個中國經濟成為了一個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軌制經濟。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計劃調節(jié)的比例不斷萎縮，市場調節(jié)的比重不斷增加。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市場化改革加速，到1993年底，絕大部分工業(yè)生產資料市場和消費品市場已完全放開由市場調節(jié)，基本上完成了從雙軌價格向單一市場價格體制的過渡。1994年，匯率雙軌制也完成了并軌。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1992年國家取消了糧食的牌價供應，實行了幾十年的糧票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這與我1984年原文中提出的理論上的雙軌制思路非常一致：“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增加，消費結構將發(fā)生顯著變化，現(xiàn)牌價供應的消費品在收入中的比例將逐步下降，這樣，在適當?shù)臅r候就可以采取適當?shù)霓k法取消全部消費品的牌價供應。這樣做不會引起大的不滿情緒，因為人富是不會計較小小得失的�！�

　　雙軌制隨后同樣也被大多數(shù)其他改革領域所采用，包括外匯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房改、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雙軌制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包含了改革中的大多數(shù)特點。雙軌制改革的關鍵是，固定存量，放開增量，從邊際上引入市場，然后再逐步用市場蠶食計劃，最后實現(xiàn)單一市場。舉例來說，市場交易最初不是削減計劃的配置，而是做出地域或者范圍的劃分，然后再逐步縮小計劃調節(jié)的范圍，直至完全取消計劃指標；
所有制的非國有化不是通過對國有企業(yè)進行私有化或者解除國有控制，而是放開新企業(yè)的進入門檻限制，然后再在恰當?shù)臅r間對國有企業(yè)實行股份制和民營化改制。

　　雙軌制由于其產生的官員腐敗后果曾受到廣泛批評。但回過頭來看，這可能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如果我們認為改革是必要的，新體制就必須至少應該是一個“卡爾多-希克斯改進”，也就是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如果我們不能把“卡爾多-�？怂垢倪M”轉化為一個“帕累托改進”，改革就可能根本無法進行。改革與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否則，就不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雙軌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舊有體系下形成的各個利益團體的既得利益（得到牌價供應指標是一種既得利益）。這就是為什么從它一開始在一個特殊的起點出現(xiàn)而沒有遭到任何強烈抵制的原因。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改革中因為一些人的境遇必須變壞，所以改革不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的過程。尤其是政府官僚被看作是改革最主要的損失者，因為他們大多數(shù)的特權和尋租行為都將在改革中被減少或者消除。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改革要想成功必須著重依賴于如何減輕來自擁有權力的官僚部門的抵制。雙軌制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有些情況下，雙軌制事實上使得政府官僚的境遇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因為現(xiàn)在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和更有效的方式去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尋租）。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轉為支持這種改革。在農村改革開始階段，很多鄉(xiāng)村的干部因為失去了特權而反對改革。但是他們不久就意識到他們利用自己的人際關系和對外界的了解，可以比一般的農民更快地致富。今天農村那些最富有的人許多都是那些以前的村干部。城市的改革也是類似的現(xiàn)象，盡管官員們力圖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控制改革。

　　市場經濟的主角是企業(yè)家。沒有企業(yè)家，就沒有市場經濟。雙軌制在保持經濟系統(tǒng)基本穩(wěn)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幾代中國企業(yè)家，他們是過去、也是未來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

　　在改革30年年后，雙軌制可以說是壽終正寢了。但這是雙軌制的成功，而不是雙軌制的失敗。

　　價格體制不能走回頭路

　　盡管雙軌制價格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中國的價格體制改革并沒有徹底完成。如何改革石油、電力、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yè)和公用事業(yè)的價格體制，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近幾年原油價格和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漲，但成品油和電力消費價格沒有做相應調整，形成嚴重的價格倒掛，不僅不利于企業(yè)正常經營，增加了財政負擔，而且導致了資源的嚴重浪費。隨著競爭格局的形成，電信業(yè)的價格也該到放開的時候了。

　　特別令我憂慮的是，在本來已經完成價格改革的競爭性領域，最近政府部門又在重新引入價格管制，在體制上走回頭路。走回頭路的一個原因是近幾年社會上出現(xiàn)的反市場化傾向。去年蘭州市政府物價部門對拉面限價就是一個例子。在這次以抑制通貨膨脹為主要目的的宏觀調控中，政府已在多個產品市場上引入價格干預措施，甚至具體到某個奶制品企業(yè)提價都要得到政府批準（執(zhí)行起來是“不予批準”）。如果這種政策延續(xù)下去，政府可能不得不重新恢復票證制度，對企業(yè)下達指令性計劃，恢復雙軌制。市場化改革將前功盡棄。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就恢復價格管制，不僅違背經濟學常識，代價也太大了，會給未來帶來更大的麻煩。

　　在市場經濟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府為什么要對競爭性產品的價格提出限制？缺乏科學理性思考的人，以為這樣會給消費者帶來好處。其實，真正能夠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是市場競爭，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門一方面限制競爭，另一方面又說要保護消費者免受賣家的剝削，這是不合邏輯的。政府限制價格，企業(yè)可以降低質量，消費者最終得不到什么好處。反倒是，一旦價格由政府來規(guī)定，就可能變成政府部門尋租的一種辦法，企業(yè)老板就要找當官的走后門，腐敗就不可避免。任何限制競爭的做法，只對少數(shù)人有利。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如果不按市場，一定會按特權。任何限制競爭、人為地限定價格的辦法，最后只能讓少數(shù)有特權的人得到好處。

　　政府對住房市場的價格干預值得商榷。因為房價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臺政策，修建經濟適用房，甚至還有限價房，很多人以為，這樣就能解決普通人的住房問題。但如果這些房子的市場價值很高，誰能得到這些房子，就是得到一大筆補貼。誰能拿到？除了極少部分是通過排隊、熬年頭篩選出來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給分給那些有特權、有關系的人，如政府官員和他們的親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幫助低收入者的最好辦法是直接給他們貨幣補貼，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討論的“從實物福利到貨幣福利”。

　　政府對勞動力價格的干預更不可取。勞動力價格（工資）的市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成就。中國經濟能有這么好的發(fā)展，與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競爭和靈活性有很大的關系。正是靈活的工資制度使得大量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轉入工業(yè)，中國才發(fā)展成世界制造業(yè)大國。今年開始實行的新的勞動合同法在合同雇傭、解雇條件中做出了太多的限制，會使得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僵化。這些措施對中國的普通勞動者有好處嗎？不會有好處。政府在企業(yè)雇傭工人、解雇工人和工資水平上的限制限制越多，企業(yè)就越不可能發(fā)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難。有些人可能不相信這一點。但各國的經驗研究證明，很多美其名曰保護勞動力的法律，結果受到最大損害的是勞動者。保護勞動者的最好辦法仍然是推動企業(yè)之間的競爭，競爭越充分，勞動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1980年代，知識分子待遇低、受歧視是一個很令人頭疼的問題。為什么現(xiàn)在不是個問題了？因為有了用人單位之間的競爭。

　　最近又不斷有一些地方政府出臺文件，規(guī)定工資的最低增長幅度。這是非�；奶频淖龇�。如果工人工資的增長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政府規(guī)定，工資的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僅會削弱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還將導致工資和價格螺旋式攀升，誘發(fā)嚴重的通貨膨脹。

　　所謂競爭，并不是說一個行業(yè)有很多企業(yè)，而是政府允許自由進入，企業(yè)有決策的自主權，包括定價的自主權。在中國，石油、電信等行業(yè)經常受到批評，真正的問題在哪兒？是政府沒有把行業(yè)放開，只允許一部分企業(yè)做，不允許另一部分企業(yè)去做。要使中國的電信企業(yè)、石油企業(yè)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解除行業(yè)進入的管制，放開價格。這樣，即使沒有企業(yè)馬上就真正進入，僅僅由于潛在的競爭威脅，他們也會努力迎合消費者。

　　這些道理經濟學家都明白，但沒有多少人愿意講。但如果現(xiàn)在社會上對市場經濟的誤解不斷蔓延，演變?yōu)楦�多的反市場政策，政府在價格體制上走回頭路，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就會面臨非常大的風險，比環(huán)境破壞的后果更嚴重。這時候，需要經濟學家站出來，澄清一些錯誤的觀念，捍衛(wèi)市場經濟。

　　中國的未來最值得擔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環(huán)境問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市場競爭推動的技術進步一定能為我們找到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馬爾薩斯或30多年前的羅馬俱樂部那么悲觀。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取決于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中國的未來會非常好。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制造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中國的未來就面臨著曲折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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