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1860——1929年），字范孫，天津人，晚清進士，先后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直隸學校司督辦、學部侍郎等職，是近代中國北方教育的重要主持者，曾先后創(chuàng)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等校，被譽為“南開校父”。他具有學官、紳商和民間興學者等多重身份，在商學兩界曾與南通張謇并稱“南張北嚴”。他與清末民初北洋系軍政集團關(guān)系密切，特別是與袁世凱在一段時間里“情同手足”，然而在民國初年復雜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下，他卻洞察世事而進退自如。

　　1898年6月間，嚴修由好友徐世昌引介，在天津小站結(jié)識了在此練兵的袁世凱、段祺瑞等一批新進軍人，彼此印象頗佳，日后隨著北洋系軍人的政治崛起，嚴氏在北方的興學活動得到這個實力集團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說，直隸教育的勃興本身即是北洋“政績”的一個組成部分。1904年，正奮力推進“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袁世凱，懇請嚴修出任直隸省學校司（后改稱學務處）督辦。袁氏嘗自述：一生事功乃練兵、興學二項，練兵，世凱自任之；
興學，則以范孫先生任之。嚴修此次也是當仁不讓，毫無推脫之意，慨然應允，所提唯一條件，乃是再去日本考察教育。他返國后銳意興辦學校，不可避免地與傳統(tǒng)科舉發(fā)生碰撞。

　　科舉制度于1905年壽終正寢，系由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大員聯(lián)名會奏所致，而袁氏作為發(fā)起者，其近側(cè)的嚴修、盧靖（木齋）等人持“科舉不廢學校不興”主張，終于促動袁氏約同江、楚諸督入奏�？婆e罷后成立學部，統(tǒng)管全國學務，嚴修被委以侍郎之職。此舉可視為朝廷對嚴修興學業(yè)績的肯定，也緣于袁世凱此時勢焰正熾。并無辦學經(jīng)歷的榮慶，因籍屬蒙古八旗，又與袁世凱交好，出任學部尚書。在張之洞入京以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之前，嚴修實際上主持日常部務，故有學部“凡百設(shè)施，十九出公（嚴修）意而不見其跡”之說。不過，嚴修內(nèi)心對學部差使卻感到苦悶，他在家信中感嘆：“余嘗思蝨處其間，不如在家自辦學堂之為愈耳�！睆堉吹牡絹恚箤W部情形更為復雜。

　　清末學部實乃“新政”期間興學模范省直、鄂人員、經(jīng)驗的匯合之所，亦是袁世凱、張之洞兩位封疆大吏權(quán)勢平衡消長的外在顯現(xiàn)，袁、張入值軍機后，分別兼領(lǐng)外務部和學部，已成晚清的傾天二柱。嚴修與袁“情同手足”自不必說，與張亦可謂淵源有自，如今身處學部這一敏感機構(gòu)，自然須十分審慎。張之洞兼理學部期間，整頓學務，強調(diào)質(zhì)量，保存國粹，獎勵出身，擴充京師大學堂等舉措，未必盡合嚴修的主張和心思。他與張氏賞識的學部參事羅振玉在若干“技術(shù)細節(jié)”上意見歧異和爭執(zhí)，如國子監(jiān)的存廢，太學舊址改師范學堂抑或繼續(xù)講習國學，各省提學使之資格限定等。羅氏驚訝于嚴修出身翰林卻“思想新異”，折射出直、鄂兩地雖同辦新學然觀念內(nèi)蘊尚有所分別。誠如論者所言：“在新政中本有激進之稱的袁世凱將學務全權(quán)委托嚴修放手去干，直隸經(jīng)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嚴修等人的觀念主張，與張之洞親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直隸更多實干家的作風和世界眼光，而較少儒學名臣的傳統(tǒng)理念”。

　　嚴修的離開學部，與袁世凱的“落難”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甚至不妨說嚴是與袁氏共進退。1908年冬，光緒、慈禧幾乎一日之內(nèi)相繼“龍（慈）馭上賓”，清廷權(quán)柄落入攝政王載灃之手，其首要之舉便是將權(quán)重勢大的袁世凱開缺回籍。據(jù)載：袁氏“奉旨日，倉皇出都，舊識無敢與通音訊者，惟學部侍郎嚴范孫獨抗疏，訟言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于斥棄等語”。嚴修的上書自然是“留中”不見下文，而袁氏黯然離京的寥寥送行者中更有嚴侍郎的身影，載灃對這位“袁黨”智囊人物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此后不久，即以嚴修引見廷試留學生“奏對錯誤，殊乖體制”為由，給以“罰奉半年”的處分。嚴修隱忍遷延多時，待張之洞病逝后痛感“學部已無可作為”，遂請假歸里，結(jié)束了后期京官生涯。返津當天，他便來到南開學校，與張伯苓談話至子夜時分。無官一身輕的嚴修此時剛好是“知天命之年”，此后便再未出仕。他坦言：“舉世紛紛，求仕所謂自尋苦惱也”，“尤自適者，無官守，無言責，飄然一身，愧怍較少”。當有人游說朝廷擬請嚴修作宣統(tǒng)的“帝傅”時，范孫先生“聞之汗下”，避之惟恐不及。而此時已“落難”返鄉(xiāng)的袁世凱馳書以子弟求學之事相托，他立即應允，妥為安排。借著南下修葺祖墓之機，又順路拜訪袁氏，二人交誼在一個特殊時期尤顯真摯。

　　清末立憲運動風云迭起，嚴修認定君主立憲乃最合國情的政體。然而世事偏偏跳躍式發(fā)展，武昌城頭的槍聲將國人帶進了共和時代。嚴修與晚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李符曾、李石曾兄弟多有來往，嚴氏對李石曾在巴黎的公司還有所贊助。此時李作為北方同盟會負責人，向嚴修引見剛剛出獄的汪精衛(wèi)，希望借助嚴與已經(jīng)復出的袁世凱的特殊關(guān)系，展開南北議和。嚴修不便推卻，于是為雙方穿針引線。袁世凱此次出山，再次顯現(xiàn)了中國政治的波譎云詭，然似也在意料之中。袁氏先后以度支（財政）大臣、南北議和大臣、直隸總督、教育總長等要職頻頻請嚴修出仕襄助，卻均被婉拒。北方一些政治勢力也曾有意擁嚴修為直隸督都宣布獨立，嚴修同樣拒絕為他人所利用。有一段時間天津局勢不穩(wěn)，嚴修作為津門巨紳竟每日赴天仙茶園看戲，地方民心得以安定。足見，當年嚴修在津門地位之重要。民國肇始，袁氏作為大總統(tǒng)，其權(quán)勢如日中天。嚴修一如既往地與袁保持私誼，卻嚴守“不涉公務”的底線。

　　他于民國元年暑期攜妻帶子第三次舉家東游，返國后不長時間，又勸說袁氏送子弟出洋留學，并親自陪送至歐洲腹地，勾留近一年之久。此類舉動，看似閑適無憂，實則意在緩解和擺脫來自權(quán)力核心的糾纏。在智者嚴修看來，袁世凱是個有氣魄有作為的地方督撫大員，充其量在君憲政體下做個國務總理，駕御更大的局面未必適合，而時勢竟魔術(shù)般地將他擁上共和大總統(tǒng)的高位，前景殊難預料。與嚴修有“同宗之誼”的嚴復也認為：袁“固為一時之杰，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至于所謂共和究竟為何物，袁世凱們何曾了然？表面上國家“萬物更始”，實則盲人瞎馬夜臨深池。嚴修的真實態(tài)度，正如這段時間他常常觀賞的一出戲的劇名——“冷眼觀”。

　　袁世凱對嚴修的高蹈遠引甚至“汗漫外邦”頗感困惑，正在用人之際，與自己相知甚深的范孫先生尚且如此“懈怠”，又何以號召天下名流？于是，他讓秘書長張一麐致電嚴修稍予詰責，其中有民國后拒任官職可有遺老之志，與大總統(tǒng)感情冷淡等語。嚴修復一長函自辨，力圖化解疑竇，并勸袁氏應示人以廣，不可盡用舊人。對于民國初年的袁、嚴關(guān)系，一些史家將之比作東漢光武帝與嚴子陵的古事今版。袁氏與劉秀是否可比暫且不論，嚴子陵的后人嚴修此時倒確有幾分追慕先人的氣象。當年嚴光告戒友人侯霸：“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lǐng)絕”。而今，嚴修對業(yè)已“發(fā)跡”的朋友表現(xiàn)出的那份“矜持”，其本心恐怕難以向外人道及。后來他憑吊浙東嚴光釣臺古跡，作《登釣臺》詩，略有表白：“今日登高懷祖德，但有慨慕難希蹤。此意難為外人道，可與言者惟吾宗”。

　　隨后出現(xiàn)的“籌安會”研究國體問題，引起嚴修警覺，他當面探詢袁氏真意，卻是一頭霧水，他又通過袁的秘書進言：“為中國計，不改國體，存亡未可知，改則其亡愈速”。“若行帝制，則信譽為妄語，節(jié)義為虛言；
為之則各派人士，相率解體矣”。嚴修的“忠言”未能阻遏洪憲一幕的登場，其《自訂年譜》謂：“籌安會起，入都爭之，不得，遂絕跡于北海”。嚴氏好友趙元禮的《蟫香館別記》記述得更具體：公以故人誼，力阻項城稱帝無效，“遂斷袍絕交，不復通問”。袁世凱死后，嚴修入京吊唁，嘆曰“項城此去，可謂大解脫”。此后，袁氏子弟的讀書授學之事仍然得到嚴修一如往昔的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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