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瘦的身子，戴一幅眼鏡，常襲一身蘭布衣裳；
挺著胸脯，略歪著頭走路；
騎一輛除了鈴不響別的什么都響的自行車在中關村和清華園出入；
在回答你的問題時，常常先看你一眼，停上瞬間（但往往這瞬間讓人覺得長如一個世紀），然后邊搖頭邊說話，而且往往先不回答你的問題，而是先問你為什么要提這樣的問題或對你提的問題作一番評價；
講起課來慢慢吞吞，從容不迫，仿如自己在欣賞什么，鑒賞什么；
中文和英文的板書都寫得極為漂亮；
學數(shù)學出身的他，先是在其師秦元勛教授的指導下做出時至今日尚被人引用的工作，然后又在華羅庚教授的討論班上寫出發(fā)表在《中國科學》上有關天體力學的重要文章，讓學界為之囑目；
能詩善文，更可以靠書法和畫國畫/油畫為生；
常抽煙更喜酒；
略顯邋蹋的表面下有的卻是一顆純樸的心。這就是我印象中的董金柱教授。

　　董金柱教授是清華大學1952年的畢業(yè)生。后來他和他的同班同學蒲富全先生同時成為中國著名數(shù)學家秦元勛教授（秦公）的研究生。秦公只比董先生大幾歲，但他也隨著大家稱他的學生董先生為老董。當蒲董二人在秦公的指導下剛做出有關希爾伯特第十六問題時至今日還在沿用的方法，還被引用的結果，“擴大化”了的反右運動將蒲先生和董先生分別打成右派和“內(nèi)劃右派”。

　　我第一次見到董先生是82年末或83年初在秦公主持的討論班上。那天，秦公請了一位外國學者來做報告。報告完了后，秦公請大家提問題。這時坐在前排的一位年紀大約五十幾歲的人對秦公搖了搖頭說：“不知此問題…”，秦公對他說，你自己問吧。這時，這位不通中文的洋仁兄看著大家莫名其妙。我也有點納悶，這是誰呢？是不是他英文不夠好？假使如此，為什么秦公又不替他代勞呢？就在這時他開口了，標準的口音，適度的措辭，尖銳的問題，一下子讓這位洋仁兄和其他不認識他的人都肅然起敬，不知這廟里從哪里來了一位有手段的云游和尚。討論班后，有人輕輕地告訴我這位先生就是秦公最早的子弟之一—董金柱，現(xiàn)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任教授。

　　在83年的春天，董先生應清華大學的邀請，教我們哈密爾頓系統(tǒng)的理論。上課的學生一共五人，其中兩位還是北大的。在這個學期，我有了較充分的時間接近和了解董先生。每次上課，他都騎著那輛破車從中關村來到清華主樓，不急不忙地給我們講這高深的理論，有時在黑板上寫下幾道方程后，會對著它們看上半天，若有所思，根本忘記這下面還坐著五位目瞪口呆的學生；
然后又接著搖起頭再接著講。

　　當時國門剛剛打開，西方對東方這個神秘古老的國度充滿了興趣，急于想向大陸宣傳推銷他們的商品。一日在清華主樓，我看到有Singer的展覽，不知他們是何方神圣，于是向董先生請教。Singer是著名的縫紉機制造商，董先生告訴我。縫紉機制造商在清華辦展覽，這道理從何講起？我迷惑了。這道理你就不懂了，董先生詼諧地笑道說，清華好就好在實用，你看清華建的房子，門就能關上，窗子也沒有縫。

　　深受士人文化薰陶的董先生有著極為嚴格的做人標準。清華當時實在不好意思讓蒲先生還以副教授的身份出現(xiàn)，決定要將其提為教授（當年的教授的確值錢�。�。這個過程中需要請三位外面的正教授寫推薦信。據(jù)我所知，學校請了秦公（中國科學院應用數(shù)學研究所副所長），肖樹鐵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應用數(shù)學系主任），和董金柱教授（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三位對蒲先生的工作有著詳盡了解的權威人士。讓大家出乎意料的是董先生卻一口拒絕。董先生和蒲先生是大學和研究生的同學，而且同時就學于秦公門下，情同手足；
日后又乎同遭命運之苦，更是多了一層道/情義，現(xiàn)在為何不愿助這一臂之力呢？董先生對我的解釋是你蒲先生是我的同學，如果不是反右，他那里需今日勞駕大家？！人都是有自尊的，我是蒲先生的同學，沒有資格評議他的工作。我聽了這話，心里十分感動，他要大家給蒲先生的首先是對其的尊重，那因為“右派”而被奪去的尊重！

　　董先生是性情中人。他是我見過的這些搞數(shù)學和科學（請注意數(shù)學并不是科學的一部分，按照卡爾• 波普爾的學說）的人中最富有藝術修養(yǎng)和情趣的人。一個夏天的傍晚我去中關村黃莊的他家找他問點事情。當時那里有五，六棟二十多層的樓。他和秦公住同一樓，記得馮康先生和陳景潤先生當時也都住在這些樓里，真正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3]”。我到他家時，他剛畫完一幅油畫，正坐在椅子上看著畫出神。我很驚訝他畫得這么好，而且這個年紀了還在畫油畫。他淡淡的笑了一聲，然后問我是不是也游樂于丹青。我們談了幾句后，他要我陪他到樓底下去走一趟。我跟著他來到樓下，過了馬路來到西南角的一個小賣店。他掀開簾子和我走進去，進店后，我們沒有說過一句話。當時店里只有三個售貨員，他走到店中間，在離柜臺大約一米多的地方站住。這三位售貨員當時也沒有別的事就看著我們。我們站在那里約有一分鐘之久，然而這時間于我卻像在時間的長河里以極慢的速度放的電影：站在店中間的董先生和我—似乎完全沉浸在另一個世界的董先生和仍在這個世界上不知所措的我，以及看著我們幾乎要忍俊不禁的售貨員。當我實在忍不住要提醒董先生時，他開口了，來一斤二鍋頭！

　　董先生不但喜歡喝酒，而且酒量也非常大，大到洋人都有幾分吃驚。記得85夏天清華主持召開了一次國際微分方程會議，大約有十多位比利時，西德，美國，和加拿大的專家來參加。他們其中許多人是董先生的朋友或和他有過交往的同行。一天比利時的這位教授沒來開會，他上董先生家去看畫和郵票了。傍晚我去將這位洋大人接回旅館，路上他一個勁地對我說，今天喝得太多了，董的畫，書法，和集郵都很好，但他更能喝！

　　86年的夏天我來到美麗的渥太華，隨當時的一代新秀，人稱鬼才的Angelo B. Mingarelli教授學習。來加拿大不到二個星期，就和導師去了多倫多大學，因為他將在那里主持一次國際微分方程會議。世界上這個領域的頭面人物都來了。Mingarelli教授也邀請了董先生，而且會議完了后要請他在渥太華大學作做兩年的訪問教授。又能夠見到董先生，并且能和他在一個系里呆上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于我實在是一個好消息。然會議開始的時候，董先生的簽證卻尚未下來。Mingarelli教授只好打電話向官方詢問和求助，這可苦了他。西方學界和政界是分得很清楚的，學人們對政府甚至校方往往持有的是批評，敬而遠之，乃至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在大會中期，總算得到了董先生拿到了簽證，馬上就到的消息。誰知當Mingarelli教授和我到多倫多機場接他時，機場播音系統(tǒng)直呼Mingarelli教授接話，我們的心一下子懸在空中。原來是海關的官員有事要澄清，Mingarelli教授再次聲明渥太華大學請董先生來講學，這才將“千呼萬喚始出來[4]”的董先生接到。

　　第二天中午大會休息期間，董先生要我和他一起去他的旅館一下，同行的還有三位西人。開始我還以為他有什么事情要我?guī)兔�，但這三位西人仿佛也是為董先生公干的（They are also on Prof. Dong’s business），頗讓我不解。到了他的房間后，董先生將昨天帶來的兩只箱子中的一只打開，我頓時大吃一驚，箱子里全是他畫的畫，寫的字！這三位西人此時的表情有如從地下挖到珍寶的考古學家，或者突然發(fā)現(xiàn)了海盜多年前在巖洞里留下的錢財?shù)奶诫U者，興奮不已；
手上拿著這幅，眼睛卻看著另一幅。董先生此時卻站在一旁，任他們打開一幅又一幅他的作品，偶爾語調(diào)平平的講上一二句。作為數(shù)學家的董先生，在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論和天體力學方面的工作是人所共知的（他最有名的結果是月亮過去不是太陽的行星，將來也不會為太陽所俘獲），我以前聽蒲先生提到過董先生于中國書法一藝很有造詣，也見過他畫的畫。原以為先生不過是喜歡丹青，業(yè)余自我欣賞一番罷了，最多也不過是“票友”與“客串”的角色。出乎我的想象，先生本色是藝術家！

　　在八十年代，故國和西方在物質(zhì)生活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來海外求學的學子以及訪問的教師和研究人員，無不從中國多帶些衣物來，省得在海外花那些冤枉錢，于是航空公司規(guī)定可帶的兩件行李中大部分是衣物這類的東西。而董先生的兩只箱子，一箱全是他的字畫。可見他是有備而來。但作何用呢？我不由得思索起來。

　　在中國文化史上，藝術家這個概念以及相對的地位還是從西方引進的。史上那些偉大的中國藝術絕大部分是不知名的匠人的作品，盡管他們的成就是絕對第一流的（只要看一看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即可�。�。然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候，中國藝術家的地位并沒有明顯的改變。秀才人情紙一張，被人索畫/字，被迫送畫/字，是所有中國藝術家痛心疾首的，其直接的結果是對藝術和藝術家的無情的摧殘！多少人為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心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在西方社會，是絕對不會有送畫一說的。這也許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大眾對藝術家勞動的尊重；
二是，一幅稍大一點的油畫，可以畫上幾個月或更長，這種速度下的產(chǎn)量是不可能被“送”的（從一方面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國人中許多畫油畫出身的人到后來都畫國畫）。董先生帶著一箱子他的字畫來到西方社會，顯然不是準備將它們送給誰的—至少邀請他來的Mingarelli教授就沒有被送。

　　從另一方面來說，西方社會是一個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各種藝術流派都在這里自由競爭，東方文化也不再是那么神秘，繼而也不可以作為招牌和賣點，這一點董先生應該是清楚的。在來加拿大之前，他至少去過美國，被馬里蘭大學邀請去作過天體力學的報告，對西方社會是肯定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正因為如此，他還帶了一箱子他的字畫來這里，不正說明他自己對自己藝術水平的定位和自信嗎？

　　大會結束的幾天后，董先生來到渥太華大學，講了一周的天體力學。渥太華大學是聘請董先生做至少一年的訪問教授的，但不知為何董先生到了多倫多后，對Mingarelli教授談了一些有關此事的想法和有關改動的建議。雙方?jīng)]有談成，甚至導致各方都有些不滿。其中的原因和細節(jié)我倒是不知，Mingarelli教授和董先生都不便對我多講因為我和他們的特殊關系。

　　董先生在渥太華講天體力學，只有兩位教授和三位研究生聽。他講課的神態(tài)和在清華時幾乎一樣，只是中文換上了英文。他英文講得很好，遣詞造句都很到位。有一次我告訴他英文講得好，他稍想了一下，然后說他在講課時和對學校的洋人講的英文與他和商店里，餐館里，超市里的人講的英文是有區(qū)別的，后者更受環(huán)境的影響，到底不到家，他笑了笑。

　　董先生在渥太華的最后那個晚上，我在系里學習。夏天的夜，天黑得很晚。正當我比較入神地學習時，有人敲了幾下門。我抬起頭來看，窗外天已完全黑了，這么晚了是誰呢？門一打開，外面站的竟是董先生。我趕快請他進來坐下，他卻不肯坐，在我辦公室里走來走去。他明天就要離開這里，這么晚了還從旅館里走到學校來找我，而且他在外面走路時常迷路（他不說迷路，而是暈路），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對我說。哪知董先生并沒有具體的事情要和我講，他對我談到了清華，談到了秦公，也談到了給他極好印象的渥太華以及渥太華大學。天越來越晚，而這場漫無邊際的談話也快有一個多小時了，他也該休息了。我正在犯愁怎么提醒他時，他說道，我看你也不必回清華了，在這里呆著挺好。我聽了這話，心里驚喜交集。驚的是，那時畢竟只是1986年的6月，人們，特別是他們這些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深深折磨的人，還不習慣談這種相對來說比較敏感的話題，即使對相知較深的人，也不會如此直接地挑明；
喜的是，董先生沒有把我當外人，直接了當?shù)貙⑺�心里想的告訴我，并鼓勵我在這片美麗自由的土地上開拓新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到長途汽車站。在分手時，他頗有幾分動情地謝謝我送他并祝我一切順利。望著載著他漸漸遠去的汽車，我很是有些難過。我不知他為何拒絕了渥太華大學頗為優(yōu)厚的合同，更不知他在多倫多有何計劃，如何謀生，他畢竟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過了近兩年的時間，有一天Mingarelli教授告訴我他得知董先生的一點消息。言他還在多倫多，但很快就要回中國去了。我問董先生在那干什么。他似乎是以一個藝術家的身份生活在那，Mingarelli教授回答說。那一箱子字畫一下子在我的記憶中涌現(xiàn)出來。

　　在來年的那春夏，我和許多人一樣十分關注發(fā)生在故國的事情。Mingarelli教授多次向我表示他對董先生的擔憂，因為他那藝術家的氣質(zhì)。但我相信他們這一代經(jīng)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歷史風暴的人是不會有太多的沖動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尤其是那些在國內(nèi)的人。Mingarelli教授對我的解釋和安慰半信半疑，不停地說他希望董先生平安。

　　多年后，聽蒲先生告訴我董先生身體已很不好了，抽煙和喝酒也停了。后來又從別人那里聽到董先生的字畫現(xiàn)在很值錢。98年年底我給秦公打電話，秦公十分沉痛地告訴我董先生已仙逝了。接著他在電話中和我談了許多有關董先生的事，并告訴我他為紀念董先生寫了一文，馬上寄給我。

　　在這篇題為《敬悼戰(zhàn)友董金柱教授》[5]的文中，秦公寫道“我用‘戰(zhàn)友’稱呼他，并不是如普通對一個過去的人加以‘拔高’一些，而是我從內(nèi)心中流出來的心聲，我們不只是學術上的戰(zhàn)友，而且是在惡勢力占統(tǒng)治的年代，在被圍攻中互相支持的戰(zhàn)友[6]。” 秦公在“淚流滿面”寫下的文章中談了董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他的優(yōu)良品質(zhì)。董先生對某些領導用近乎搞特工的辦法暗地調(diào)查別人的行為很是不滿，在反右之前的鳴放時，盡管他人已在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了，他還是回到清華揭發(fā)這種算不上君子的，非光明正大的行為。領導惱羞成怒，借著‘反右’的天賜良機，到數(shù)學所歷數(shù)董先生在清華的‘反黨’行為，使董先生成為‘內(nèi)劃’右派。即使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7]”的時候，當董先生聽到別人供擊秦公時，不顧自己的處境，挺身而出，為秦公奮理力爭，充分表現(xiàn)了他那嫉惡如仇，剛直不阿的高貴人格。

　　董先生仙逝已有整整十年了。他在最后彌留之際囑家人一定要告訴秦公。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真正書生意義上的秦公，是其學生都敬仰的，并且將其作為心靈的引路人的。以藝術至上，高風行世的董先生自然是將秦公作為自己精神的依附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么他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還惦記著秦公。秦公是他真正的知音，他是秦公真正的‘戰(zhàn)友’。得知董先生去世的消息，秦公悲憤交集，寫下了“嗚呼金柱，生不逢時，英才埋沒，我心深傷[8]”的感人悼詞。

　　董先生在極限環(huán)，天體力學方面做出的工作已成為這兩個領域中有代表性的結果；
特別是在極限環(huán)上，任何有志于在此領域作些工作的學人們，都得認真地讀一下董先生， 蒲先生，和秦公50年代發(fā)表的那幾篇開創(chuàng)性的文章。另一方面，我相信更多的人記得的是那個以數(shù)學家為職業(yè)但以畫家和書法家知名于世的，通多種語言（英，俄，德），常抽煙更戀酒，斜著頭以藝術家特有的眼光看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嘴角上常帶一絲對人世間嘲諷的微笑的他；
那個外表上不修邊幅，心里卻有極為嚴格的做人標準的他。

　　聞一多先生說，熟讀離騷，痛飲美酒，方為名士[9]。這實為至理名言。只讀書的人，未免常有書烘之氣和書呆子之嫌；
而那些只能從杜康中獲得樂趣的人，又是士人不屑為群的。才高八斗，飽讀經(jīng)書的董先生，在那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極度貧瘠的時代，的確在借著杜康中暫時逃避了這嘲雜的世界，但我相信他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所獲得的解脫卻是永恒的，是任何美酒都不可比擬的。董先生是聞一多先生意義下真正的名士。他那帶有濃厚的魏晉色彩的言行，他那名士角下那顆為理想為藝術的赤誠之心，都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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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據(jù)說是明朝勸世格言里的一聯(lián)。很多人都喜歡它，被廣泛引用。如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史湘云。。。說：“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風流，”）。

　　[2] 關于董金柱教授的生平，為人處世，筆者所知甚少，難免掛一漏萬，以偏概全。筆者只能從自已和董先生的接觸和印象中來談，是為側記也。

　　[3]劉禹錫，《陋室銘》，《古文觀止》，吳楚材，吳調(diào)侯選，中華書局，北京，1959。

　　[4]白居易，《琵琶行》，《全唐詩》，中華書局，北京，1960。

　　[5] 秦元勛，《敬悼戰(zhàn)友董金柱教授》，1998。

　　[6]秦元勛，《敬悼戰(zhàn)友董金柱教授》，1998。

　　[7]許渾，《咸陽城東樓》，《全唐詩》，中華書局，北京，1960。

　　[8]秦元勛，《敬悼戰(zhàn)友董金柱教授》，1998。

　　[9]《世說新語•任誕》，“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成名士�！� 記得在某多篇紀念聞一多先生的文中看到作為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很是喜歡這句，常引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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