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由于歷史的誤會，我在1957年成了學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為“學生領袖”，當時的報紙把我描繪成一個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為我編了很多神話故事，似乎我能呼風喚雨。實際上，在我這一生中，只有兩個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經(jīng)關心政治。就是這兩個月所發(fā)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別人眼里成了另一個人。在這里，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右派經(jīng)歷”，以還我本來面目。

　　2.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們常說：“歷史不允許假設。”按照我的理解，這句話是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沉迷于不著邊際的幻想：“當時我要是如此這般，我的一生就會如何如何�！迸c其如此，倒不如從既定的現(xiàn)實出發(fā)考慮當前的問題。如果我的理解沒錯，那么這句話應該是積極的。

　　但我覺得“歷史不允許假設”這句話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對于歷史學來說，似乎很難回避這樣的問題：“如果某一歷史事件的結局和實際發(fā)生的相反，以后的發(fā)展進程將會如何？”在這個問題面前，一味強調(diào)“歷史不允許假設”似乎成了掩蓋自己懶惰或無知的空話。對于某個人來說，在回憶某些往事時，也有一個問題會時不時地跳出來困擾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夠從頭開始，我該怎么做？”這時，“歷史不允許假設”這句話就成了拒絕對自己進行反思和懺悔的遁詞。

　　我現(xiàn)在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不止一個人問過我：“如果1957年的整風運動從頭開始，你還會不會參加鳴放？”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明確的：“否！”且不說我為當年的鳴放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事實已經(jīng)證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當“領袖”，我更是一竅不通。就我的本性來說，我應該遠離政治，一心一意鉆研物理學，那樣無論對別人還是對我自己都會好得多。在那個該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該萬不該卷入什么“鳴放”。

　　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如果時間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還有沒有另一種選擇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運動結束時，我也沒有“低頭認罪”，原因是我極為天真，始終認為自己確實是響應黨的號召，真心真意地幫助黨整風。我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連稍稍不利于黨整風的言論也沒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別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實：我們這些右派分子的問題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誠心幫助黨整風的問題，我們對這次運動的理解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
更主要的是，我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當我終于認識到這一點時，對身邊的一位朋友說：“你知道，在鳴放時，我并沒有說出我的全部觀點。對那時的神靈，我也沒有少燒香；
甚至連斯大林我也盡量為他辯護。如果說我對這些神靈還有些不敬之處，也不過是對列寧略有微辭，而且也僅限于在學術范圍之內(nèi)。凡是我自己認為對黨對社會主義可能不利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說過。早知道落下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不如早打正經(jīng)主意。”

　　看來，對于我在1957年五一九運動的表現(xiàn)，別人對我的看法與我對自己的看法不盡相同。例如，在一本頗有名的書中，對我有這樣一段描寫：

　　“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里點名批判了毛：‘毛主席發(fā)表的《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不是唯物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是一種古代封建意識……。無產(chǎn)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種新穎名詞�！�…蘇聯(lián)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一切無自由�！�”

　　我不懷疑作者寫這段話時對我的善意，或許他還是在有意或無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過其實：我確實批評過《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但遠沒有“點名批判毛”。那時我心遲眼鈍，甚至并不知道這篇文章是毛主席寫的。我批評的只是“人民日報”，因為文章是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當然，既然當時我甚至對列寧也略有微辭，對偉大領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沒有“腹誹”，但那時我沒有說過半句對偉大領袖不敬的話。這并不是我有先見之明，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為我認為整風是毛主席發(fā)動的，如果對毛主席說三道四，將會對整風不利。總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陣），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難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現(xiàn)在的認識，既然我已經(jīng)批評《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這樣的文章，對神靈們再燒香磕頭就完全沒有意義了。事已至此，我應該把自己當時所想到的對新社會、對共和國、對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認識，毫無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說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二不休”。這就是我對自己1957年所作所為的總的看法。

　　3.我還是僥幸活過來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鄉(xiāng)一中百年校慶，我專程從青島趕往故鄉(xiāng)參加這一盛典。在一個展廳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國以來考上北大與清華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鄉(xiāng)一中第一個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個展廳里，卻把另一個后來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僅如此，在這個榜上，清華又列在北大之前，這樣，在這個曾考上北大與清華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誰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個“湘鄉(xiāng)一中之最”給弄沒了？或許是作為安慰吧，在我們高五班聚會時，我獲得了另一個“湘鄉(xiāng)一中之最”：在場的18位同學一致“推舉”我為校友中“經(jīng)歷最坎坷的人”。在獲此殊榮時我微微一笑，我想當時沒有人知道我這一笑多么苦澀。

　　被劃成右派以后，我“勞動”了22年，在這22年的煉獄人生中，我確實沒有少吃苦頭，甚至曾不止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如果再“坎坷”一點點，我就不能參加這次同學聚會了。但是，“經(jīng)歷最坎坷的人”的稱號我還是受之有愧，我親眼看到許多難友離開了人世，說一千道一萬，我畢竟還是幸存者，當然就算不上經(jīng)歷最坎坷的人。

　　其實，對于那些經(jīng)歷更坎坷的人來說，大多數(shù)也是平靜而又安詳?shù)馗鎰e人世的。我手頭有幾位難友的回憶錄，他們對這種生與死的和平過渡作了極為平實的冷峻的描寫，有一位難友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死亡的烏云籠罩著整個于家?guī)X。周圍的人在一個個地死去，無聲無息。嚴寒的冬天正伴隨著死神，張開大嘴吞噬著這里的蕓蕓眾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體強力健的壯勞動力，因為他們旺盛的基礎代謝最難適應突如其來的饑荒。隨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盡體內(nèi)積蓄而漸漸凋敝的老人。人們已經(jīng)習慣了看到死亡，對死亡也已經(jīng)不再恐懼。我們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許我們已經(jīng)死去，只是還沒有得到承認�！�

　　另一位難友在回憶錄中寫道：

　　“凡是1960年在興凱湖農(nóng)場勞改過的犯人都知道，這一年是最難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個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總下個不停，沒有幾個好天氣。為了搶播，每個犯人發(fā)了一塊大約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頂著雨水平地、播種。又冷又餓，早上三點多鐘到地里，晚上八點多鐘才回來。在收工的路上，有些體弱的犯人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帶工的干部命令幾個身體好點的犯人輪換著連拖帶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實這些人并沒有什么大病，只不過是像一盞油燈一樣，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監(jiān)舍的土炕上，有個罪名是‘歷反’的犯人，還不到四十歲，個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稈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他餓得昏倒在路上，帶工隊長叫幾個體力好一點的犯人連架帶拖將他弄回了監(jiān)舍去。他正好挨著我睡覺，半夜我起來解手，發(fā)現(xiàn)他死了，告訴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報告了值班隊長，值班隊長說：‘死了就死了唄！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說�！瘒樀梦液土硗獍に�睡覺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沒有睡著覺。天一亮，叫兩個犯人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開始我還有點害怕，這種事情發(fā)生的多了，習慣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難友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寒流又一次經(jīng)過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沒有人出來打早飯，到中午時才發(fā)現(xiàn)，房里的十五位難友安安靜靜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沒有醒來。面對此情此景，杰克·倫敦能不能激發(fā)出靈感再構思一個人與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喬治·奧威爾能不能在他那漫畫式的小說中添增新的一頁呢？不！讓文學家們見鬼去吧！這里不需要激情與傷感！也不需要分析與綜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簡單的：日歷又翻過了一頁，又有十五個人民的敵人悄悄地越過了比紙還薄的生與死的分界面，被動地進入了‘自絕于人民’的隊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還有一位當醫(yī)生的難友在回憶錄中寫道：

　　“……垂危的往醫(yī)院送……絕大部分是從勞改、勞教農(nóng)場送來的勞改、勞教犯人。他們一點活動能力也沒有了，由送來的人把他們抬到病床上。這些人來了以后，當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幾天，最終還是結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對周圍的人一個個死去也經(jīng)歷了一個大同小異的“適應”過程，我自己也長時間徘徊在生與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說，我還是僥幸活過來了。

　　除了挨餓以外，高墻下的生活還有其他的苦難。但是，苦難決不是我的勞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說的是我這一段經(jīng)歷的另一個側面。

　　4.階下囚的自學

　　記得在湘鄉(xiāng)一中上學時，一位語文老師對我們說起過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談到在西牢中難友們用功學習和難友之間的純真情誼，我當時非常向往。

　　后來，我也“坐牢”了，我曾經(jīng)有十一年在勞改單位接受“勞動教養(yǎng)”，但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樣。區(qū)別之一是，西牢至少是“默許”犯人自學，而這里的管教干部對我們自學卻深惡痛絕。按理說，禁止我們這些“教養(yǎng)分子”自學完全沒有必要：第一，我們每天從事超負荷的、以折磨人為主要目的的勞動，還有開不完的斗爭會、批判會、幫助會、學習會、生活檢討會，……誰還有精力自學？第二，我們這些人原來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一下淪為“階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誰還有心思自學？第三，自學在這里是不受歡迎的，管教干部虎視眈眈，“積極分子”無孔不入，誰還有膽量自學？

　　然而，人畢竟是各式各樣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幾個小時的勞動之余，還有那么一點點精力；
偏偏有人雖然跌入深淵，卻依舊心向天空，希望之星還沒有完全熄滅；
偏偏有人雖然經(jīng)過七斗八斗，成了驚弓之鳥，但在自學這件事上，卻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種不利條件下，抓緊每一分鐘自學。我，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

　　“管教”我們的干部大多是農(nóng)民出身，由部隊轉(zhuǎn)業(yè)的。我們管他們叫“隊長”，隊長們總是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懷著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來以為這種仇恨源于“農(nóng)民的狹隘性”，后來我回到故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時才發(fā)現(xiàn)，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數(shù)農(nóng)民雖然對知識不感興趣，但并不討厭知識，他們對知識分子雖然說不上崇敬，但也決不仇恨。隊長們能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到“公安五處”來工作是經(jīng)過選拔的，“鮮明的階級感情”當然是選拔的重要條件，而仇恨知識和知識分子正是這種“階級感情”的表現(xiàn)方式。事實上，隊長們在已經(jīng)來到公安五處工作以后，上級對他們的這種培養(yǎng)與選拔的過程還在繼續(xù)。有一位隊長（我至今還記得他那張善良而又稚氣的臉）對我們的自學稍稍寬容一些，不久就被調(diào)走了；
另一位隊長，一天到晚用各種方式折騰我們，使得自學實際上成為不可能的事，他卻因此不斷受到表揚。從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隊長們仇恨知識與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背后，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隊長們敵對的目光下進行自學，就得不在乎“表現(xiàn)不好”之類的評語，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類的桂冠，也不在乎與如此這般的評語和桂冠相關的各種“待遇”。

　　至于積極分子們，他們一天到晚想撈稻草以顯示自己的靠攏政府，“自學”這種“階級斗爭的新動向”當然成了他們?nèi)≈�不盡的稻草堆。你看這位積極分子，狡黠的目光四處打探，時不時拿出小本子寫呀寫的，你要自學，就得有倒霉的思想準備，他雖然不能槍斃你、不能給你判刑，但對你還是有的是辦法，“小人之伎倆，誠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顧這一切的大無畏精神，自學還要有“時間”與“書籍”這樣兩個條件。

　　在農(nóng)場干的是農(nóng)業(yè)活，冬季是農(nóng)閑，“隊部”就安排了活兒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閑一點的時候，隊長們也總能想辦法叫你瞎忙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千方百計不讓你自學。盡管如此，我們這些“反改造分子”總能見縫插針，幾分鐘、幾十分鐘、幾小時；
在節(jié)假日，當隊長們有所疏忽時，甚至有整天的時間自學。要知道我們在那里整整11年，這些零碎時間的總和還是頗為可觀的哩！

　　再說自學的第二個條件：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書當然談不上自學。幸運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這些大學生的書還沒有完全被沒收。

　　大墻內(nèi)有數(shù)不清的恩恩怨怨，我?guī)缀跞�忘了，但有幾個曾借書給我的“同學”卻至今難以忘懷。1961年，我在茶淀農(nóng)場遇到了北大數(shù)學系的孫傳儀，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數(shù)理邏輯基礎》，我要借，他面有難色，我寫了一張字條給他：“請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來就還給你�！彼�終于答應了，還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那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實際上其中的大部分還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錢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這樣的東西還要勞動，我已經(jīng)虛弱不堪，但看到這本書我還是難以抑止興奮之情，盡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憊，仍然利用難得的喘息時間抄起書來。當我把書還給孫傳儀時，我已在一個小本本上抄下了書的部分內(nèi)容：幾個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的形式體系，層次演算中的一個例子：用狄德金的實數(shù)定義證明“上確界定理”。對于數(shù)理邏輯，這自然只是滄海一粟，但已夠我啃好幾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興縣團河農(nóng)場的一個分場——三余莊。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數(shù)學系的楊路，他曾借給我一本數(shù)學系用的分析學教程，真使我感激不盡。我把書拆開釘成兩本，用剛剛學到的數(shù)理邏輯一個一個地證明書中的定理，其樂無窮。

　　另一個令我難忘的三余莊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賀毅，他借給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又讀，特別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現(xiàn)在譯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許多段落背得滾瓜爛熟。

　　還有一個我忘不了的難友叫謝自渝，他奇跡般地保存下很多書，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資本論》。真不容易，他全借給了我，我不可能從頭到尾通讀，但也獲益匪淺。

　　5.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

　　1969年冬，由于“戰(zhàn)備疏散”，我們?nèi)�余莊人（那時已經(jīng)調(diào)到茶淀農(nóng)場）終于各奔東西。臨走時還搞了一次檢舉揭發(fā)運動，揪出了很多“現(xiàn)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趙筠秋、譚天榮、陳海詮反革命小集團”。我像1957年一樣，又一次承擔了全部責任。當時隊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無暇顧及我們，“小集團”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幾十年后我卻聽說，當時在公安部的內(nèi)部報紙上曾刊登過這樣一則消息：“反革命分子譚天榮已被正法”。不知是誤傳，還是原來真有此決定，只是后來卻不知何故取消了。總之，《資本論》和其他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經(jīng)典著作把我?guī)нM了馬克思的科學宮殿，也差一點把我?guī)нM了墳墓，但我又一次僥幸活過來了。

　　“戰(zhàn)備疏散”的結果是，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鄉(xiāng)種地，開始“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這時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并沒有“隊長”們那種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仇恨之心。雖然他們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點少得可憐的錢都買了紙、筆和書，但他們很少干擾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僅限于勸我“換一個題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點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關的課題）！有了這點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自學了。

　　現(xiàn)在回想起來，1969至1979在家務農(nóng)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學習的黃金時期。在“勞動教養(yǎng)”時我更年輕，但那時我沒有學習的自由；
“落實政策”以后條件更好，但我的年齡又大了一點，腦子不太聽使喚了。誠然，這十年我的學習條件也不算好：沒有書桌，甚至連放書桌的地方也沒有，手頭也沒有一本書，連最后一個筆記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掃四舊”時被沒收了。就常情來說，在這樣的條件下要研究物理學，無異于唐·吉訶德與風車搏斗，而我卻正是一個現(xiàn)代的唐·吉訶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實政策”，我終于重返大學。

　　6.結束語

　　從我上述的“右派歷程”來看，我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也就是遇到問題愛刨根問底，比別人多了一點求知欲，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愛胡思亂想，不安分守己；
說得好聽一點，就是熱愛學習，追求真理。像我這樣一個人，如果能在學術上縱馬馳騁，披荊斬棘，而不是在政治運動中被整得死去活來，對我自己對別人都會好得多。什么時候我們才能迎來這樣的環(huán)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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