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對文學藝術(shù)更感興趣。我父親用彤先生有一本《牛津詩選》（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它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當時我特別喜歡的是雪萊的詩，《To a skylark》、《The moon》、《ode to the west wind》等等我都能背出。由于我喜歡英詩，1947年父親去美國又為我?guī)Щ亓艘槐尽杜＝蛟娺x》，還有一本《牛津近代詩選》，雖然那時我已選擇進入了北大哲學系。當我有了一本新的《牛津詩選》，就把原來父親收藏的《牛津詩選》送給了鄧稼先，他對英詩也非常愛好。在中學時代，我讀了許多翻譯的小說，我特別喜歡俄國小說，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等。像托爾斯泰《戰(zhàn)爭與和平》的一些場景，我都可一一講述。我喜歡看美國的文藝大片，如《王巷城》（kings Road），《明天交響曲》（Tomorrow symphony）等等�！恶R克吐溫傳》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給我的兒子和女兒講《馬克吐溫傳》，把他們講得淚流滿面。1946年在讀北大先修班時，我對西方古典音樂也有特別愛好。我和原來在重慶南開中學的同學辦了一個壁報叫《文拓》，我們以《文拓》名義辦了好幾次“唱片音樂晚會”，都是放的西方古典。我們還把當時在北平的各國天主教堂的神父請到北大四院演唱基督教圣歌。我為《文拓》寫的文章題目是《美學研究之種種》，是學習朱光潛先生《談美》的體會。當時我還在《平明日報》上發(fā)表了兩篇散文。我不得不提到北大西語系教授錢學熙先生，他曾單獨教我英語。我從他那里知道了艾略特（T.S. Eliot）。他介紹我看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的《紫羅蘭姑娘》和紀德的《窄門》的中譯本，使我對這兩體書著了迷。于是我就請父親從美國寄回這兩本書的英文本。也許正是錢學熙先生把我的興趣從文學擴展到了哲學。因為《紫羅蘭姑娘》中討論了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人與人之間能互相了解嗎？結(jié)論是：“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邊；
一個分立的，秘密的意識，鎖在自己里面，像獵戶臂一般的遙遠……�！薄墩�門》是以《路加福音》的話：“你們要努力進窄門”為主題，它提示我，人應(yīng)該如何生活？于是我寫了《論人為什么要活著》、《論死》、《論善》等等。也許使我轉(zhuǎn)向哲學，還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在昆明時，我們家與洪謙教授家住得很近，常有來往。聽說他和馮有蘭教授有關(guān)“形而上學”的辯論。洪謙先生是維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而維也納學派是否定一切形而上學的。但馮友蘭先生認為維也納學派否定不了他“新理學”空靈的形而上學。這就使我對“形而上學”非常好奇。另一個原因是，我自覺不是學語言的材料，我的英語成績不算太好，選進入西語系怕跟不上。特別是由于北大哲學系有許多名教授，除我父親之外，還有熊十力（《新唯識論》的創(chuàng)造者）、賀麟（黑格爾哲學專家）、鄭昕（康德哲學專家）、洪謙（維也納學派重要成員）、胡世華（數(shù)理邏輯專家），當然北大還有中國實用主義大師胡適。于是，我沒有選西語系，而選擇了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我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是1947年，除必修課外，我選過我父親的《英國經(jīng)驗主義》、《歐洲大陸理性主義》，還選了胡世華教授的《數(shù)理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任繼愈先生的《中國佛教哲學問題》等等。當然，我仍然對文學有著很大興趣，因此也選了西語系俞大縝教授的《英國文學史》和中文系楊振聲教授的《西方文學名著選讀》。這些課程應(yīng)說使我受益非淺，可以說對我以后的學術(shù)研究非常有意義。由于我的興趣廣泛，而且對各種學說都沒有成見，這點也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因為他在北大哲學系經(jīng)常開的課有《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有《英國經(jīng)驗主義》、《歐洲大程理性主義》，還有《印度哲學史》等，他認為中、西、印的哲學中都有好東西，要善于吸收、融化。因此，在1949年后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shè)了好幾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課，我都選修了，有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唯物主義》、胡繩的《毛澤東思想研究》、何思敬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等等，我不僅認真聽課，作筆記。我雖然已經(jīng)學了一些中西哲學，但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我馬上也就愛上了它。1950年春，有一次由北大黨總支（當時還沒有黨委）宣傳部長許世華同志召開的一次全校團員大會上，有的同學提出：“不應(yīng)再讓那些資產(chǎn)階級教授在課堂上講唯心主義哲學”。我不同意這種意見，于是我在大會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在和各種唯心主義斗爭中成長的，我們了解唯心主義，可以更好的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蔽业陌l(fā)言得到了許世華同志的肯定（可惜許世華同志在“反右斗爭”中自殺身亡了）。后來，我被提拔為北大團委宣傳部長。為什么我認為應(yīng)該了解唯心主義哲學，今天想想也就還是因為我對“哲學”都有興趣。當然，我當時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受到蘇聯(lián)“教條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這對我以后的哲學教學和研究有著負面的影響，但是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和其他重要的哲學一樣無疑都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財富，我們都應(yīng)很好學習，在繼承中努力創(chuàng)新。

　　我愛“哲學”，但我最終沒有成為一名對“哲學”有貢獻的“哲學家”，大概勉強可以說是一名“哲學史家”吧！是大環(huán)境的原因？還是我的天分不夠？我想都有。但我認為，主要還是我在基礎(chǔ)和努力上有缺陷�？磥砦疫�得更加努力了。

　　在北京大學進入110歲生日的時候，我在北大學習、工作了六十年，我認為在北大也許是我學習研究“哲學”的好地方，它有著蔡元培老校長提出的“學術(shù)自由兼容并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它有著一批為學術(shù)終生獻身的學者，它有著一批又一批有志氣的青年學子，有著扎扎實實繼承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新學的學風，對這些我們必須特別珍視�？晌乙灿悬c憂心忡忡，很怕這些會在“急功近得”中逐漸失去。如果那樣，我們就對不起前人和后代了。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學再振輝煌，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學哲學系能像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樣再出幾個“學術(shù)大師”。讓我們努力吧！

　　作者簡介：

　　湯一介 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北京大學《儒藏》編撰中心主任。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guān)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Luce學者、麥克瑪斯特大學兼任教授、紐約州立大學宗教研究院研究員、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胡適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錢賓四學術(shù)講座主講教授。

　　社會兼職：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創(chuàng)院院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
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1992-1994）；
擔任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山東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蘭州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大學兼任教授至今。

　　著有《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nèi)在超越問題》，《在非有非無之間》， 《非實非虛集》，《昔不至今》，《佛教與中國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學之路》，《早期道教史》，《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La Mor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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