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兩頭蛇”的行藏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熱門課題,中外學者論著頗多。就西學東漸這個方面而言,以往的研究著作最多的關注是傳教史以及與此相關的西方科技和物質(zhì)文明對中國的影響,比如數(shù)學、物理、天文等科學的傳入,西洋的測量儀器、鐘表火炮的傳入;
其次也很關注西方建筑藝術、繪畫藝術(透視法之類)的傳入及其影響。這些領域的研究不僅有歷史學者在做,更有科技史和美術史研究者在做。
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在科技和文藝層面是爭議最少的領域。連康熙皇帝都對西方科技青眼相加,何況其他士大夫。鐘表儀器火炮之屬大多服務于宮廷和國家,引進吸收,即使并非毫無分歧,但是像“歷獄”一案那樣演變成政治事件者,畢竟屬于例外。
其實,東西文明的碰撞在中國這一側,主要表現(xiàn)在思想和宗教層面。關于此一時期西方宗教思想對中國之影響的研究,就迄今發(fā)表的一些作品看,或從思想層面討論西學與佛學的沖突,或從哲學層面討論晚明儒學思想的變化。但是,士人才是思想和宗教的承載體,對于士人如何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沖擊,尤其是對于西學給明清之際奉教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帶來的困擾,卻鮮有研究,即使有少數(shù)論文涉及于此,也未見深入,或者僅僅停留在明末三大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的一般討論上。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nóng)教授最近出版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則以豐富精彩的內(nèi)容和引人入勝的文字彌補了這一缺失,成為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力作。
“兩頭蛇”為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孫元化所親見,并因此撰就一詩曰:“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睂O元化官至登萊巡撫,寫此詩后不久,曾因吳橋兵變而企圖以違反天主教教規(guī)的方式自刎,以堅守儒家的名節(jié)。入教受洗而違反教規(guī),身為儒生而不能從容地堅守名節(jié),這就是兩頭蛇的困境!也許不待重大考驗來臨,孫元化就已經(jīng)感受到了夾縫中的尷尬,所寫兩頭蛇詩就有自況的味道(詩中有“以我行藏似”之句)。黃一農(nóng)的著作以兩頭蛇“首鼠兩端”、“猶豫一身”的怪狀形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兩難困境。無論是因為他們選擇天主教的初衷即為融和儒耶,還是因為入教后身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都注定了明清奉行天主教的士大夫會碰到一些特殊的難題,其在文化沖突中的艱難抉擇是我們今日難以想象的。
比如,奉教士大夫經(jīng)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納妾的問題。天主教“首禁二色”,明朝雖然在法律上對納妾有所約束,但形同具文,清朝更是放棄了這種限定。于是,究竟是服從上帝,還是要納妾以接續(xù)香火,成為明末士人王徵遇到的重大難題。
王徵(1571-1644)是最早學習拉丁文的中國士人之一,曾經(jīng)幫助金尼閣刊行拉漢字典《西儒耳目資》。王徵于天啟二年五十二歲時登進士第,恰在此前一年入教,深信此乃“天主之賜”。由于原配尚氏所生諸男盡夭,膝下無兒,家族的壓力和妻女的勸諫,使他被迫納年方十五歲的申氏為妾。納妾的行為嚴重違反天主教“十誡”,王徵自知罪孽深重,多次請金尼閣等神父為之解罪,均被嚴詞拒絕:“非去犯罪之端,罪難解也!贝撕笸踽绫闵钤谧载煹拿苄那橹。崇禎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歲的王徵下決心要解決他的婚姻問題,乃與妾申氏斷絕婚姻關系,并撰寫《乞請解罪啟稿》請求寬恕。類似王徵的士大夫還有不少。根據(jù)黃一農(nóng)對明末清初十二位曾奉教士人的統(tǒng)計,除了許樂善、徐光啟、孫元化和魏學濂之外,其余八人都曾經(jīng)納妾。楊廷筠、李之藻和韓霖選擇出妾以入教;
瞿汝夔待將妾扶正后受洗;
張賡和王徵則在受洗后娶妾,瞿式耜和金聲更因傳嗣納妾而最終選擇出教。
明清鼎革之際,一些奉教士人在面對應否殉節(jié)時,也與其天主教信仰發(fā)生沖突。例如王徵曾被李自成北京政權征入為官,王徵絕粒而死,這是違反天主教規(guī)的行為,因為天主教十誡中第五戒為反對殺人,也不許自殺。另外一位天主教徒魏學濂則于北京城破后投款降闖,因其父大中乃社會上極受人尊崇的東林黨忠臣,故其失節(jié)行為大受清議撻伐。李自成自北京敗退后,學濂的下落竟然成謎,有說自殺殉難的,有說隱居埋名的,前者合乎儒家的邏輯,后者則無違于天主教的戒條,這樣兩極的觀點,與后世對學濂晚節(jié)的評價一樣,往往因?qū)ξ鲗W、西教的態(tài)度不同而涇渭分明。本書《忠節(jié)牌坊與十字架:魏學濂其人其事考》一章則從同情了解的心態(tài)出發(fā),予以條分縷析,試圖還原歷史的真相,可謂知世論人,故余英時先生謂其合乎史家之史德。
類似的命運還見于一位鄉(xiāng)紳人物———山西絳州人韓霖。韓霖曾從徐光啟學習炮學和兵法,雖然科場失意但家境富裕。大約是在山西開教的艾儒略和金尼閣為韓霖及其家人施洗的。作為鄉(xiāng)紳,韓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人脈關系,曾經(jīng)受絳州知州孫順之托撰成《鐸書》,以演繹明太祖之《圣諭六言》。他利用此一良機撰成的《鐸書》,不著痕跡地于鄉(xiāng)約宣導中融入天主教的教義。韓霖一家以其雄厚的財力在地方上多有義舉,闖軍起事時,韓霖曾組織民兵保衛(wèi)鄉(xiāng)里,及見明朝大勢已去,韓霖乃降闖,被授大順政權的“參謀”。此舉有悖于儒家價值觀念,故絳州地方志為賢者諱,于韓霖降闖之事隱削不書。咸、同之際,反教情緒高漲,韓霖或因是天主教在當?shù)匕l(fā)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即有人忿而將乾隆本方志中涉及韓霖的e"處記載加以改刪。本書“鼎革世變中的天主教徒”、“《鐸書》: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鄉(xiāng)約”兩章對此進行了細致深入的討論,不僅揭示出明清第一代天主教徒的“兩頭蛇”命運,也折射出西教在明清社會所遭遇的復雜困境。
從以上略舉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黃一農(nóng)的《兩頭蛇》挖掘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的“隱私”,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幅新奇的歷史畫卷。不管西方挑起的禮儀之爭如何發(fā)展,在中國奉教士大夫心靈和生活世界中,始終都在經(jīng)歷著一場文化沖突的煎熬。
《兩頭蛇》不僅在內(nèi)容上于許多史實有獨到的發(fā)明,而且在研究方法、寫作手法上也有諸多創(chuàng)新之處。全書十三章。除了首尾兩章比較多的背景鋪墊、歸納概括外,其余各章大都主要以人物為中心進行考察。注重各個當事人的人脈關系和社會網(wǎng)絡,始終把人及其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作為探討的重心所在,是《兩頭蛇》的一大特色。
黃一農(nóng)教授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筆下的文字飽蘸感情。其論瞿汝夔家難的故事,謂瞿汝夔是利瑪竇最親近的教友,曾經(jīng)幫助利瑪竇制訂棄佛親儒的傳教策略。瞿汝夔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在于他年青時因為叔嫂通問之奸而落魄之際,意外地結識了利瑪竇。天主教告訴信教者說:“無論十惡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這樣一種寬宏慷慨的西來宗教被瞿汝夔當作了洗刷自己心靈的救命藥方,終至成為利瑪竇傳教的干城之倚。此為黃氏的又一發(fā)明。
其論述王徵之妾申氏命運,謂當初申氏十五歲時以妾的身份嫁給王徵,本來是擔負著為王家生子,接續(xù)家族香火之任。天主教徒王徵為奉教而離異之,申氏悲慘地在王家毫無名分地虛度青春,二十年間僻居在魯橋鎮(zhèn)王家大院的一間小屋,默默承受中歐文化所產(chǎn)生之沖突。明清鼎革之際,王徵絕粒殉國之后,申氏本欲尋短見,只因受病重中的主母尚氏之請,鞠養(yǎng)王徵過繼的兒孫。申氏的名分似乎得到承認,但是代價卻是此后三十五年間的含辛茹苦。當申氏將兩個孫子(兒子此前已死)拉扯成人后,卻以七十高齡不食而死。申氏行為的壯烈與內(nèi)心的凄苦,“聞之令人動容”。又,其論魏學濂與閹黨阮大鋮一生的恩怨,謂最后阮大鋮所訓家伶,竟然在與魏學濂同為復社同志的冒襄家擔綱主唱,作者頗生感慨地寫道:“明清鼎革之變對中國社會的沖擊,雖有形容為天崩地解者,但戲臺依舊佇立。戲夢人生,真真幻幻。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箋》或《清忠譜》等劇的同時,或也冷眼看盡政壇的險惡以及戲臺下眾士大夫的百態(tài)!
前新竹清華大學校長、著名物理學家沈君山教授夸贊該書“雅俗咸宜、別出蹊徑”。所謂“雅俗共賞”應該就是稱贊該書引人入勝的人性化寫作方式,作為學術著作既得其雅正之品質(zhì),又不失其通俗的魅力,用以評價該書在內(nèi)容上、文字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是十分允當?shù)摹v史是“人”的歷史,如果我們的歷史著
作能夠有更多的人情味,則不僅僅是增加了歷史書的可讀性,更重要的是能夠更好地體現(xiàn)歷史學的價值和真諦。讓廣大的歷史家之外的讀書人也能夠讀,喜歡讀。黃一農(nóng)的《兩頭蛇》在這方面堪稱典范。
《兩頭蛇》一書在寫作目的上就有方法論的訴求,尤其是作者一再提出的“e考據(jù)時代”的概念,在本書中表現(xiàn)非常突出。一農(nóng)認為電子技術的發(fā)展和因特網(wǎng)的普及對歷史學研究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作為現(xiàn)代的歷史工作者,必須要學會熟練使用各種數(shù)據(jù)庫及其他網(wǎng)絡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精度收集資料進行研究,而不是繼續(xù)沿襲傳統(tǒng)的考證方式。他認為大量典籍被整理成電子資料,為學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作者在瞿汝夔家族人脈關系的考證中就提到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方法技巧等問題。
應該說,本書在具體考證上依然是使用非常傳統(tǒng)的e考據(jù)方法,并且表現(xiàn)了作者非凡的學術功力和獨到眼力。一農(nóng)所強調(diào)的“e考據(jù)時代”區(qū)別于傳統(tǒng)e考據(jù)學在于,現(xiàn)代檢索手段給史學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樣的天地,通過電子資料庫和正確的檢索方法,e時代的歷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傳統(tǒng)時代做不到的事。誠然,“e考據(jù)”是搜集材料的一個現(xiàn)代手段,但是這個現(xiàn)代手段是以傳統(tǒng)史學的積累為基礎,以對現(xiàn)代技術的掌握為前提的,而只有兩種能力兼?zhèn),才能夠在e時代進行e考據(jù),并取得相當?shù)某晒。一農(nóng)強調(diào)e時代的來臨,是因為目前大多數(shù)的學者還不能意識到電子技術等對史學研究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極其深遠的緣故吧!
運用e考據(jù),還涉及到研究課題的拓展問題。本書所研究的諸人物,作者特別重視人際關系的考察。一農(nóng)總是強調(diào)“有感情的歷史”,也就是有血有肉的歷史,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總是關注到制度的層面之后那個人的層面、具體運作的層面。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運作模式恰恰需要這種研究思路。因此,在對傳統(tǒng)社會的事件進行關注時,要關注到事件本身之外的人物關系、人物心態(tài)。這種做歷史的
方法在傳統(tǒng)研究方式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需要大量分散的信息,但是e考據(jù)時代的搜索技術和大量材料作基礎,為在短時間內(nèi)有效深入梳理歷史人物的人脈網(wǎng)絡提供可操作性。該書中關于韓霖的一章談到韓霖如何對《鐸書》進行推廣,即是這種研究思路的漂亮例證。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該書別開生面的“附錄”。全書還有44個附錄,56幅圖表。與一般著作末尾的附錄不同(該書末尾附有大事年表、傳教士姓名對照表、參考文獻和名詞索引),該書的""個附錄是作者匠心獨運的安排。這些附錄大都對正文論述有所補充、解釋或考證。比如,在論及瞿汝夔與嫂子發(fā)生通問之奸時,插入一段“瞿汝稷的外貌”,廣引文獻考證苦主汝稷五短身材而貌寢,與同父異母的汝夔氣宇軒昂頗為不同。又如,“明代社會有關娶妾的規(guī)定”是理解正文中關于士大夫出身的天主教徒娶妾問題的必要背景資料,且超越該題材先前的研究水平。
此外,作者還在這些無所不包的附錄中展現(xiàn)了自己觀察問題的角度、思路,談到了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也將一些正文中難以布局的考證結果、背景知識等單獨列出,不僅呈現(xiàn)作者的研究功力,并可提供年輕治史者絕佳的學習指引,使該書在嚴謹?shù)膶W術論著風格之外,還具有提供方法指導的意義。這些創(chuàng)舉都是在其他學術著作中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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