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希特勒服務的文字人員中，赫斯和鮑曼地位最高，分別是不同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作為秘書，他們確實很好地盡到了責任。在蘭堡的獄中，赫斯根據(jù)希特勒的口述，代筆直完成了納粹主義的“圣經(jīng)”《我的奮斗》。鮑曼繼任后，隨即安排了人員記錄希特勒的談話，這就是《希特勒桌邊談話錄》。

　　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1900—1945）年輕時參加自由軍團，1928年加入納粹黨，他曾經(jīng)短時間是魏瑪納粹黨領導人弗里茨·紹克爾的司機，在一年后就上升到納粹黨的領導班子中了。同年他接管沖鋒隊的保險機構(gòu)并將這個機構(gòu)擴展為納粹黨的黨內(nèi)保險機構(gòu)。1933年他已經(jīng)成為納粹黨副手魯?shù)罒o·赫斯的辦公室主任，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希特勒任命鮑曼管理自己的財產(chǎn)并讓他來監(jiān)督鹽山城堡的建造。鮑曼在將希特勒當時的副官威廉·布呂克納從希特勒身邊移除的過程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1941年赫斯飛往英國后希特勒沒有再任命副手，但是他任命鮑曼為自己的辦公室領導人，級別上相當于一個部長。非正式的鮑曼是繼希特勒后納粹德國最有權(quán)勢的人，越來越能夠影響到誰可以直接與希特勒接觸。1943年4月12日，他使希特勒在一份指派他為希特勒的官方“秘書”——給他掌管希特勒的安全和事務的特殊權(quán)力——的文件上簽了字：他有權(quán)主持所有會議，有權(quán)“把元首的決定和意見傳達給帝國部長們以及其他部門和機構(gòu)”——炙手可熱的特權(quán)。他將獨自決定哪一個懇求接見的非軍事人員可以見元首，什么樣的文件可以給元首看。由于他始終伴隨希特勒，而希特勒本人則越來越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戰(zhàn)事上，鮑曼的權(quán)力很快就連這樣的要人都無法動搖了。希特勒在其遺囑中稱鮑曼為其“最忠實的同志”

　　納粹德國毀滅后，希特勒集團的核心成員中，只有馬丁·鮑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長期眾說紛紜，20多年中，不斷有人聲稱在某個地方見過鮑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還在薩爾塔省尋找鮑曼的蹤跡。據(jù)《時代》周刊統(tǒng)計，戰(zhàn)后共抓到15個“假鮑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當局在柏林墻附近大興土木時，偶然在一個大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兩具尸骨，經(jīng)嚴格的醫(yī)學鑒定后證實，鮑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

　　身后的謎團源自生前的隱蔽。鮑曼從來就沒有完全暴露在陽光之下，他總是習慣于像陰影一樣“站在背后”，不露真面——雖說他是納粹黨總部主任、帝國總管，但其本職、也是其最關(guān)鍵的一個職務，卻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當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然而，就是這個小小的秘書，長期在納粹德國呼風喚雨，參與了納粹德國的全部罪惡。希特勒對馬丁·鮑曼始終贊不絕口，曾說過：“別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鮑曼兩個小時便可完成，他從不丟三拉四！”他還說：“他的報告是那么完美，詳盡，我只要在上面簽名就行了。和鮑曼一起共事，我只需十分鐘就可以處理成堆的文件，要是換了別人，要做出同樣的決定我得花上幾小時。如果我在見到他的時候?qū)λ�說：半年以后提醒我這個或那個問題，我敢保證他會在我定下的那一天想起這事�！痹谂R死前的“私人遺囑”中，稱之為了“黨內(nèi)最忠實的同志”，指定他為“遺囑”的執(zhí)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熱的戈林和希姆萊被開除出黨，一度考慮為接班人的施佩爾也被淘汰出局，

　　秘書的權(quán)力與主人的權(quán)力成正比。“希行勒為了行使他的獨裁權(quán)力，先后設立了總統(tǒng)府、總理府、黨總部和元首府等特設機構(gòu)，政府的許多職能都被這些特設機構(gòu)取而代之。整個第三帝國按照所謂的領袖原則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權(quán)威在第三帝國建立了獨裁統(tǒng)治�！毕Ｌ乩占葥碛兄粮邿o上而又廣闊無邊的權(quán)力，則他的秘書也就可能分享其無限的權(quán)力。鮑曼明白得很，在領袖獨裁的極權(quán)體制中，任何功勞都不比令希特勒滿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邊高。無需金戈鐵馬血灑疆場的軍功，不用無私獻身辛勤工作的政績，他只要侍候好一個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他把希特勒凌亂的指示改寫成連貫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貫徹落實；
他把希特勒的意見按提示詞匯整理成卡片目錄，以后發(fā)布命令時，就可以查詢卡片，從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評語里找出自己最滿意的一句；
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動或作出判斷的事情進行簡單明了的總結(jié)匯報，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在他的辛勤經(jīng)營下，納粹后期的鮑曼比希特勒欽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國元帥戈林，比拋頭露面、能說會道的戈培爾，比掌握國中之國的黨衛(wèi)隊領袖希姆萊，都更有實際權(quán)力�！稒�(quán)力風云》一書介紹：“鮑曼決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時候拜見希特勒，他阻攔高級將領和內(nèi)閣官員時從不猶豫。事無巨細，鮑曼總要過問。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財務，為他挑選大部分的閱讀材料，為他準備特殊的飯菜，并精心收集有關(guān)一些納粹高層官員的笑話講給聽。與此同時，鮑曼向希特勒建議、或者親筆寫下元首的許多指示，闡明二戰(zhàn)后期的德國國內(nèi)政策。心懷感激的希特勒聲稱自己離不開鮑曼，說他是‘我最忠實的黨內(nèi)同志。’”[1] 戈林在紐倫堡審判時就說：“即便在我最得寵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份量也比不上馬丁·鮑曼。我們都管他叫‘小秘書’、‘大陰謀家’、‘臟豬’�！�

　　獨裁者狂妄任性像瘋子，出爾反爾像孩子，冷酷無情像屠夫，不是誰都能伺候好的，人們羨慕秘書的風光，卻不一定能體會秘書的艱難。這就需要另外一種才能。“鮑曼從來不尋找拋頭露面的機會，不希望自己和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極少外出。他少言寡語，不善社交，或者說主動回避聯(lián)系，埋頭工作，一心一意為元首效勞。只要元首在餐桌上提到某件事，或者問到某件誰都不清楚的事，用餐結(jié)束之前，鮑曼準能給元首滿意的答復（他把希特勒問的事迅速記在餐巾紙上，讓副官馬上查詢）。他尤其善于領會元首餐桌上談話的精神，并花幾個小時后使這些談話以元首的命令或指示下發(fā)�！痹�首如果隨意地對一種調(diào)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會為他找來配方。不越位，不缺位，不張揚，不顯擺，鮑曼小小翼翼地把自己擺在正確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殺身亡，幾乎都是寸步不離希特勒。這當然不是他的無私，而是他為了攫取巨大權(quán)力的代價。希特勒的秘書就指出，鮑曼有步驟地讓他的人占據(jù)了希特勒參謀部的所有重要位置，并不擇手段地卻又極其巧妙地滲透到所有部門中。希特勒的直接合作者中很少有不被他掌握的人。在戰(zhàn)爭后期，鮑曼像一個真正的暴君統(tǒng)治著司令部，幾乎所有的人員都被他豢養(yǎng)的人替代。他一點一點地在希特勒周圍豎起一道高墻，完全控制了第三帝國的所有部門。施佩爾注意到，鮑曼比希特勒的隨從人員中其他的阿諛奉承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把自己的下屬（包括妻子格爾達）當作“母�；蚬��！币粯涌创�，以此獲得心理平衡。習慣成自然，希特勒死后，他沒有與元首同歸于盡，而是謀劃著如何與接班人鄧尼獲準元帥會合，繼續(xù)擁有在幕后指揮的權(quán)力，他沒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遠站在元首“背后”做一個陰謀家。

　　但秘書也只能做陰謀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權(quán)力主要是透過對主人的影響來實現(xiàn)的，所以鮑曼“頑強地、不遺余力地把所有的人從希特勒身旁擠走，使自己成為最經(jīng)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這從保存下來的、為數(shù)不多的鮑曼的照片上可以明顯看出�！薄氨澈蟆钡膬�(yōu)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備的。比如，站在前面會擋住視線或去路，令獨裁者討厭；
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使獨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獨裁者感覺到對自己的威脅，二可以通過獨裁者向前面的人發(fā)號司令，而使獨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開的政治空間中，黨爭的獲利者不是時時露臉的活動家，不是公認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開自己的政治行為，甚至也不公開自己的臉面的秘書班子成員�！氨澈蟆本褪顷幇�，陰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個位置問題，更是一種權(quán)力角逐的藝術(shù)。在這個意義上，秘書權(quán)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種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個標尺，一種秘書逞權(quán)的體制，一定是陰謀家的樂園。

　�。ㄌK）列夫·別澤緬斯基：《希特背后的人——馬丁·鮑曼和他的日記》，徐錦棟、李春梅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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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代生活叢書編輯：《權(quán)力的中心》，�？冢汉Ｄ铣霭嫔纾�2000年，第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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