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包括詞曲結(jié)合的歌唱－－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有人說音樂也是一種語言。其實它和語言常常相悖。比如，它的能指和所指極容易分裂。從這一點來說，它甚至是一種“反語言”，由此來對抗語言的粗暴與荒謬，或表達人類語言所不能的東西。

　　記得幼年時，大約五六歲吧，我住在武昌最繁華的一條街上。一次，我倚在門前馬路邊的一株老槐樹下，一段旋律突然從心中涌出來，我那時不知道這旋律來是自何方，但肯定不是我自己創(chuàng)造的。那旋律讓我感到一種淡淡的甜蜜淡淡的惆悵。這旋律如此深刻地讓我記住了我五六歲時的一個場景。許多年以后，我在看復映的舊片《山間鈴響馬幫來》時，突然聽到了它的主題歌。兒時讓我甜蜜讓我惆悵的那段旋律竟是其中的一句！歌詞卻是這樣：“毛主席的馬幫為啥來？只為咱邊疆的人民有吃又有穿哎－－”

　　文革初期，在一個中學生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里，一個隊員常常在閑暇時間找一個僻靜處拉二胡。拉的曲目是《金珠瑪米贊》－－金珠瑪米，是藏語解放軍的意思。這段曲子中間有一段優(yōu)美舒展的慢板，他每次都把它拉得凄婉蒼涼如泣如訴柔腸寸斷，與曲子的主旨相去萬里。后來才知道，他因家庭問題，初中畢業(yè)去了新疆。因不堪那里的苦難，思念家鄉(xiāng)，便趁亂逃回了武漢。冒充在校中學生加入宣傳隊，一邊歌唱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邊躲避那邊人的緝查，同時還默默暗戀著一個女孩。那首《金珠瑪米贊》便是在為他訴說心中的苦痛。

　　后來，發(fā)現(xiàn)這類事其實很多。比如像我們常常在大型活動中唱“團結(jié)就是力量”一類的歌曲，也是只剩下“能指”了。

　　再說說費普。我生活的這個城市，大約有許多費普這一類家族。武漢是一座歷史很久遠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尋至三國東吳時期，孫權(quán)在武昌筑城屯兵操練水師。到了唐宋，已很繁華了。但真正發(fā)展成一個現(xiàn)代城市，是在清末民初之后。像費普這一類的家庭，如雨后春筍般蓬蓬勃勃生長出來。他們也曾經(jīng)很新潮，很進步，講文明，講科學，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覺都很好。但他們的好光景只有數(shù)十年，其中還插入了一個八年抗戰(zhàn)。對于他們和武漢的大多數(shù)市民來說，49年的新時代是一夜之間開始的，他們對此毫無認識也毫無準備。我問過許多老人，他們在解放前對共產(chǎn)黨及其主張幾乎一無所知，只有少數(shù)人在早年間聽說過“朱毛鬧紅軍”的傳聞。再說，千百年來，武漢市民絕大多數(shù)生活于民間社會，從來與組織與政治無涉。直到新社會來臨了，他們中的一些人才知道自己已經(jīng)變成了壞人，或不壞也不好的人，最起碼也是“舊社會過來的人”。他們從未有過政治生活的經(jīng)驗，也未有過組織生活的經(jīng)歷。因而在面對強大的政治與組織及鋪天蓋地的新理論新口號時，他們便迅速地從這個城市中退縮并隱匿了起來。成了新社會中的灰色人。盡管他們的人數(shù)要比當初接管這個城市的人要多得多，但他們卻是虛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隱忍的，順從的。同時，他們當初的熱情與銳氣，才智與創(chuàng)造力都在一片罪惡感的陰影下消遁了。如果不用“階級論”的眼光看，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善良的，寬和的，勤勉的，謙虛謹慎的。因為他們生活于民間社會，他們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對社會道德社會公則的遵奉。那時候，在一條街上居住或做生意，你為人惡，你服務差，你就等于是自尋絕路，沒有一個什么單位或組織來保護你的。

　　又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初在懵懵懂懂間進入新時代的一批老武漢人，已經(jīng)或正在陸陸續(xù)續(xù)地離世。今天在武漢這片大地上活動的人已與他們無甚關(guān)聯(lián)。盡管其中有許多是他們的子孫后代。

　　一篇短文，說了兩樁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我不知道，這兩個話題在小說中是否能扯到一起去。

　　1999年10月24日武昌大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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