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個人來說，歷史呈現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間接的被歷史記錄的，一個是自己直接經歷的。前者在書本上，后者在記憶中；
前者是抽象的，無臭無味，后者是具象的，它甚至有特定的氣味、聲響和色彩；
前者蓋棺論定毋庸置疑，后者則摻雜著很多個人心理或情感的非歷史因素……正因為這樣，當一個人經歷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候，通常很少從歷史角度在意它的意義，它更多訴諸的是人的感覺，我把這種感覺稱之為“非歷史的歷史記憶”。

　　2

　　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有一種隨手記錄生活細節(jié)和心理、情感體驗的習慣，這種習慣的養(yǎng)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我去陜北插隊的時候——由于巨大而又無法紓解的苦悶，內心生活就變得豐富活躍了起來，就想把它們記錄在紙面上，結果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本又一本寫作我稱之為“札記”的東西，目前已經累積了四十余冊，并且還將繼續(xù)累積下去。

　　我很慶幸有這樣一個習慣，在出版和正在寫作的作品中，我大量使用了記錄在《札記》中的素材，比如在長篇小說《沉默的河》（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時改名為《當青春成為往事》）我就幾乎原封不動使用了1976年春天在《札記》中記錄的素材。我現在來轉述這件事情——

　　1976年春天，中國的政治氣候極為惡劣，“高天滾滾寒流急”，哪怕最不關心政治的人也能夠感覺到一種壓抑的氣氛。我作為大學生到本省南部一家三線工廠參加開門辦學，這個地方地處秦嶺以南，按照氣候地理學標準，應當算作南方，盡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轄。和黃土高原相比，這里氣候濕潤，完全是一幅江南水鄉(xiāng)的景象。我們離開陜北的時候，那里還不見一星綠色，到了這里，撲入眼簾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經一片翠綠，到處都是青翠的毛竹，到處都是綠油油的稻田，就連道路兩旁的雜草都引起我們這些在干旱的黃土高原生活的人極大好奇，我簡直聞不夠空氣中那種早春天氣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個不平靜的春天，盡管我對社會已經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傳的見解，盡管這種見解在整個社會彌漫著的壓抑氣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個人經驗中，那個春天極為美好。就是在這個美好的春天，我遇到過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有一天半夜，工廠宿舍區(qū)就像有人突然發(fā)現狼群一樣鼓噪了起來，我們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廠區(qū)那邊人聲鼎沸，漾漾地往我們這邊走，間或還能聽見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夠聽到的對人的呵斥聲、激昂的口號聲。我們匆匆下樓，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來，工廠保衛(wèi)科的人抓住了兩個在車間機床后面通奸的年輕工人。我看到很年輕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過來，他們的雙手都被反綁在身后。沉悶壓抑的生活突然出現這樣一場波瀾，人們都很興奮。那兩個因為犯罪而失去人格尊嚴和做人權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從保衛(wèi)人員縫隙間伸過來的拳頭的推搡和擊打。很混亂，押解的隊伍不是沿著直線前進，而是在廠區(qū)到宿舍區(qū)之間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樣。

　　姑娘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半個臉頰都被油黑的長發(fā)遮住了。她的雙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從她不自覺的抵御擊打的動作中看到了堅強；
小伙子瑟縮著，本來就不高大的身子顯得更加矮小。人群雖然聒噪著過去了，但是各種各樣夸張的議論仍然在繼續(xù)：有人說保衛(wèi)科的人沖進去以后，兩個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沒有感覺到身邊已經圍了一圈兒人；
有人說保衛(wèi)科本來想讓兩個人赤身裸體在廠區(qū)游街示眾，但是，沒有人能夠把那個姑娘的衣服剝下來；
有人說，保衛(wèi)科的人……沒有任何人對保衛(wèi)科的行為提出質疑，在所有人看來，保衛(wèi)科做這樣的事情都是天經地義。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心里有一種雜亂無章的感覺，就像我對現實的思索一樣。

　　后來發(fā)生的事情讓人非常驚訝：保衛(wèi)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關在小房間里，連續(xù)八個小時審問。他們詢問的是通奸過程、通奸細節(jié)以及她的通奸感受。這個過程對于審訊者和被審訊者意味著什么，既簡單而又復雜。簡單，是說保衛(wèi)科的人有淫欲需要滿足和宣泄，在這里就變形為對性行為過程和細節(jié)的關注和對人的直接侮辱；
復雜，是說在一個被認為健康發(fā)展的社會里發(fā)生這樣的事必定有復雜的原因，這是一個嚴肅的命題，任何一個有良知人都應當進行思索并且給出答案。但是在那個年代這可能嗎？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年僅二十一歲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潰，因此，保衛(wèi)科的人出去吃午飯的時候，精神崩潰了的她只能從六層樓窗戶一躍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給事情做了一個了結。我聽人說，她的半邊臉都被摔癟了，鮮血浸潤著整個身子；
我聽人說，她就是死了，也是全廠最漂亮的。

　　我離開工廠以后，還聽人說那個男職工聽說女職工死了，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從關閉他的房間脫逃出來，用殺豬刀子殺死了三個曾經審問女職工的人——他殺得兇惡而殘忍，死者幾乎完全被肢解，有一個人的腸子竟然像彩帶一樣被掛到了吊燈上。最后，這個瘋狂的作案者在廠黨委書記的家門口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爛，死掉了。早晨起來，黨委書記發(fā)現鮮血像小河一樣在客廳地板上蜿蜒，心臟緊縮著打開房門，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發(fā)出非人的嚎叫，臉色驀地沒了顏色，癱軟在地上。

　　案情重大，有關部門嚴密封鎖，不但社會上無法得知，就是這個工廠的人也無法確認是否有人殺了人，殺人者是否把被殺者的腸子掛到了吊燈上，是否在黨委書記的家門口剖腹自殺。這件事情傳到我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為傳聞，所謂傳聞就是無法證實的消息。無法證實的消息對社會判斷有什么意義呢？沒有意義。但是，正是這件似乎沒有什么意義的傳聞，完全破壞了我對于那個美好春天的記憶，二十五歲的我，已經開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驀然間在春天的原野上發(fā)現了一種異常兇惡殘暴的東西，它排山倒海，吞噬著它碰到的一切。

　　這件事作為社會新聞在我的《札記》中沉睡了很久，差不多30年以后寫作《沉默的河》，我才把它挖掘出來，從發(fā)現了某種意象性的東西，毫不猶豫地把它直接移植進了小說，藉此開始了一個時間跨度長達百年的故事的講述，我甚至認為這件事構成了《沉默的河》的源點。

　　那么，今天我為什么要把這件事挑出來單獨說一說呢？

　　我們在述說歷史的時候，往往將其比喻為江河，就是說它是滂沱浩淼極為龐大的，然而，這條江河是由一個有一個細小的浪花組成的，歷史的細節(jié)往往比歷史本身更值得關注，當我試圖在《沉默的河》中完成對中國近代史審視的時候，我需要所有能夠說明歷史的細節(jié)，這件事恰巧以它特有的質感證實著我的某種見解，它具有進入小說的充分條件。而我在1976年記述它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這件與歷史毫不相干的社會新聞竟然嚴謹地契合了30年以后我對歷史本質的見解，就像花崗巖之下的貴金屬礦脈一樣，其彌足珍貴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構成了小說情節(jié)，更重要的是經由它我達到了藝術要求一部作品必須達到的那種境界，非歷史的歷史記憶就這樣沿著藝術的通道進入了歷史。

　　所以，不要小看這種非歷史的歷史記憶，不要小看你在匆匆而過人生中經歷的任何細節(jié)，它往往是你見解世界的基礎；
這些細節(jié)一開始可能不直接顯現意義，它需要時間來發(fā)酵，需要你的靈魂成長，直到你到能夠從最本質的角度感受它，你必須具備把它還原給歷史的足夠智慧和能力。

　　在我的經歷中，此類記憶絕非絕無僅有。

　　3

　　1999年我在北京，日子很不好過。這一年我作為出版社負責人主抓了李佩甫長篇小說《羊的門》的出版，結果出了事情，我在《札記》對這件事也做了詳細記錄。

　　《羊的門》受到讀者熱烈歡迎，一個月之內印制兩次共五萬冊銷售一空，就在這個時候，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把電話打給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要求主管部門“自我審查”這本書政治上有沒有問題？通常，有沒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當然不希望這些問題造成影響，于是，就在反復與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電話溝通中了解這本書究竟有什么問題？沒有人說究竟有什么問題。新聞出版部門不顧我們的反復申述，堅持暗示：本書必須停止發(fā)行，否則，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和我們自己都要承擔責任。我當時要求新聞出版部門出具文件，我們將遵照執(zhí)行。但是，沒有文件，所有的指示都是通過電話傳達的，沒有文件。也就是說，即使這個指示是錯誤的，這個錯誤也將不留下任何痕跡。

　　為了避免產生更嚴重的后果，我們的上級部門也要求我們停止發(fā)行本書。我們同意了。這是我一生當中做出的最艱難的決定，因為我不認為這本書有問題；
在評論界、讀書界，也沒有人認為這本書政治上有什么問題。后來，在由在京和部分省市出版社負責人參加的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打招呼會上，《羊的門》被點名批評，意思是和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寫官場腐敗的圖書構成了不好的政治傾向。在那次會議上，我為《羊的門》做了激烈辯護，歸根結底一句話：“對一部作品的評價，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我并不想冒犯新聞出版部門的官員，我只是想說出常識。然而，這并沒有改變《羊的門》被查禁的命運。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們不再印制和發(fā)行正版《羊的門》，盜版本卻橫空出世，充斥在全國各個角落，反倒無人過問，或者換一句話說，無人能夠制止。

　　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一個電話所導致的后果是，《羊的門》盜版本發(fā)行至少達到幾十萬冊，《羊的門》仍舊被人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最有思想藝術價值的杰作之一，但是在公開場合，我們的文學評論家則盡可能不提它，也就是說，本書因為有了“被查禁”的前科，也就自動失去了被公正評價的資格。作為這一切后果的附加后果，是出版社損失了上百萬元利潤，國家損失了幾十萬元稅收，作者流失了幾十萬元版稅。

　　任何一家出版社大概都經歷過書籍被上級主管部門責問或者查禁的事情，出版社負責人因此被撤職、降級以至于更嚴厲的處罰也時有發(fā)生，盡管它在我的個人經歷中是一件大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把它同歷史發(fā)展的某種狀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就是說，沒有從這件事中發(fā)現它所蘊涵的歷史意義。

　　2000年前后，也就是《羊的門》事件以后不久，我的讀書范圍開始跳出文學，進入到較為寬廣的領域，我讀到了李慎之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內心就像被點燃了，很多晦暗未明的事物突然有了形狀，有了聲音，有了色彩，包括《羊的門》被查禁這件事。

　　很難說李慎之先生具體那一句話點化了我，這是因為人的精神活動是一個綜合過程，任何一個觸點都會引發(fā)一種整體的震動，當這種震動發(fā)生的時候，觸點會在震動中逐漸消失。盡管這樣，我還是想引述李慎之先生一段話，來說明我感受到的那種精神光亮。

　　李慎之先生說：“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軼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tǒng)統(tǒng)不見了。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為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由這段話語突然想到了《羊的門》的遭遇。

　　再簡單交代一下：后來我了解新聞出版部門嚴厲對待《羊的門》的背景，是河南省一個富裕起來的村子給國務院領導寫信，說是這本長篇小說寫了這個村子，丑化了這個村子的領導人，國務院領導批示讓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過問一下，結果就出了我前面講述事情——我在這里申明：這僅僅是傳聞，我無法證實是否確有其事。

　　誠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一個國家尚且如此害怕真實，“禁止人們思考”；
一個民族竟然被集體洗腦，“全民失去記憶”；
一個黨竟然虛弱到靠“掩蓋歷史，偽造歷史”來維系歷史與現實的地位……你還不能夠理解《羊的門》為什么會遭遇這樣的事情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反過來說，在20世紀末葉，一個村子的村長竟然可以動用國家力量禁止一部長篇小說出版，而這個村子很可能正是小說描述的封建宗法勢力猖獗、黑惡勢力橫行的地方，你還不知道你遇到的事情處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之中么？你應當知道了。

　　歷史的宏觀狀態(tài)和歷史細節(jié)往往相互佐證，宏大的歷史記述常常淵源于非歷史的歷史記憶，這又是一個證明。

　　4

　　李慎之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最后說：“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fā)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里，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后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后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又是十年過去了，我們能否用某種歷史性變革來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呢？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我們非常難過地告訴先生的仍舊是：沒有改變，什么都被改變，您的預感是對的，您的祈求仍舊歸于“空幻的夢想”。

　　這種見解，仍舊來自于非歷史的歷史記憶，而且就在當下，就在今天。

　　那么，今天我記憶下了什么呢？

　　筆者住在距離奧運村十幾公里的一個居民小區(qū)，靠近北六環(huán)，很偏遠了。偏遠有偏遠的好處，遠離了城市喧囂，顯得很寧靜，尤其讓我高興的是，它背倚著名的溫榆河，而溫榆河又是我小時候鳧水（游泳）的地方。當初選擇這里，“尋找童年時代的感覺”在心理上一定占了很大比重。

　　那時候我們家剛來北京，在朝陽區(qū)一個小村子暫時棲身，我在這里讀小學，然后才搬到城里。童年都是充滿詩意的，留在我腦海里最清晰的記憶是，一伙兒同伴從村子出發(fā)，走大約三里路，到溫榆河去鳧水。

　　那時候的溫榆河清澈見底，站在岸上看鉆在水下的我們就像青蛙一樣清晰可辨；
河岸接近水面的地方有很多孔隙，那是螃蟹窩，我們就從里面掏挖小螃蟹，用水涮一涮直接放到嘴里吃掉；
成群結隊的魚黑乎乎一片，急促地避開我們，到它們認為安全的地方去了；
高大樹木上的知了沒命地叫著夏天，一些不知名的水鳥在蘆葦和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間飛翔跳躍，發(fā)出動聽的鳴囀，好像在彼此交談……我們慵懶地躺在沙地上，曬得就像非洲人一樣黝黑。

　　旺盛的精力往往要生發(fā)出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惡作�。喊岩粋�孩子的腦袋裝到他的褲襠任由他翻滾和叫罵，周圍聚攏著樂翻了的家伙；
十幾個孩子站成一排，比賽誰尿得更高，尿得低或者干脆沒尿出來的人必須承擔一種危險的后果：到生產隊瓜園偷瓜給大家吃。我們經常聽到瓜農惡毒的咒罵聲，隨后我們就會看到沒有得逞的偷竊者臉色煞白地逃回到我們身邊。還有更不幸的情景，我們會聽到偷竊者就像要死一樣高一聲低一聲地哀鳴——那是他被抓住并且正在被毆打。樂趣是從危險中產生的，一旦得手，孩子們把生瓜蛋子（在我的記憶里，我們從來沒有偷到過成熟或者哪怕是瓜瓤稍稍帶一點兒顏色的西瓜）用鵝卵石砸開，吃著白色的像黃瓜一樣味道的瓜瓤，那種感覺簡直就像神仙一樣，到最后瓜皮也會被餓狼一樣的人啃得像翠綠的糖紙一樣。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很快就來了，饑餓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徜徉，我們雖然也去溫榆河鳧水，但那已經是一種托辭，主要目的變成了想方設法搞一些能夠充饑的東西，黃瓜、西紅柿乃至于蘿卜、洋白菜、苤藍之類，把任何能夠搞到手的東西都吞咽到肚子里。饑餓讓我們失去了天真，再也沒有人把誰裝進褲襠了，也不再通過比賽誰尿得高決定誰去偷盜了，我們都成了偷盜者……我離開村子去城里上學那一年十三歲，我驚訝地發(fā)現為我送行的伙伴一下子都變得蒼老了。

　　溫榆河，你承載了我多少童年時代五味雜陳的記憶。

　　現在溫榆河怎樣了呢？

　　溫榆河臭了——河兩岸所有機關、單位、工廠、住宅小區(qū)和村落都在肆無忌憚地往這條河排放污水——它不再是波光瀲滟的河流，它就像一條死蛇一樣躺在大地上；
它不再是能夠摸魚蝦的河流，它流淌著的是粘稠的暗綠色的污水，如果你還有閑心設想里面有什么生物，你只能想象那是一些妖精一樣長了四條腿的魚和沒有頭須的蝦……這是一片實行公有制的國土，這意味著沒有人真正為它負責。當你把世界美好還是不美好寄托給政府部門的時候，你實際上等于讓渡了你與這個世界的關系的權利，它脫離你而去，而且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每次經過臭氣熏天的溫榆河，我都會不由自主產生一種憤懣：我們不是有一個世界上權力最集中、最強大、對民眾最有約束力的政府嗎？這個政府不是可以輕而易舉查禁一本書、一出戲劇，甚至于禁止和制造人的思想嗎？怎么連這樣一條河的污染問題都解決不了呢？什么時候我們的水管里流出來的水不再腥臭？什么時候我們可以不必抱著視死如歸的信念吞咽下被農藥污染的糧食和蔬菜？我每次到農村去都要聽到當地農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得少吃的叮嚀，而我從政府這邊得到的解釋是幾乎所有糧食、蔬菜都沒有農藥殘留物，完全符合國家標準，“可以放心大膽食用”。

　　奇妙的是，離這條河僅僅十幾公里，就是舉辦奧運會的地方——我們最近看到和聽到的全部是對它的贊揚和欣賞，我們就在溫榆河南岸不遠的地方制造了一個現代化的奧林匹克公園，規(guī)模宏大、造型別致的比賽場館世界一流，運用了最新的高科技成果，足以讓整個世界包括西方發(fā)達國家驚嘆。

　　人經常就像生活在不真實之中。

　　不真實的還有如下情景：我所在的小區(qū)周圍是農村，我們竟然可以每周二、五、日到最近的一個村子去趕集，購買蔬菜和水果之類。這個村子離光彩奪目的奧運會場館、奧林匹克公園如此之近，而它卻又如此貧窮、破爛、骯臟——街道兩側排污明渠爆炸性地散發(fā)著令人窒息的惡臭；
小雜貨鋪把廉價小商品幾乎擺放到道路中間；
貧困的人群圍攏在賣熟食的攤檔跟前，買幾根雞脖子或者一塊豬頭肉，拿著鐮刀的莊稼人則光膀子蹲在地上吃起來；
成群結隊的狗游走在人群中間，竟敢于在眾目睽睽之下交媾；
中年婦女不再顧念羞恥，穿著隨便，不經意就會露出奶子；
姑娘和小伙子盡可能打扮得時髦，在這個紛亂的世界里享受著愛情；
買盜版音像制品的小販把水桶模樣的播放器弄得震耳欲聾；
買香料的小販通過電池喇叭魔怔了一樣念念有詞……這當然不能說明什么，倘若有人在媒體宣傳說這是農村興旺發(fā)達、農民生活富裕的標志，你也沒有辦法，但是，對于穿行在城里和城外，并且十分關心奧運會舉辦的我來說，這簡直就是兩個世界，兩個都不真實的世界，兩個完全不搭界的世界。

　　我充滿遺憾地想，當國家花天文數字錢財裝點奧運會的時候，如果有人想到把老百姓的生活也給裝點一下該有多好，看樣子是沒有人想到。更讓人遺憾的是，花錢的人（政府）其實是不掙錢的人，是他們從老百姓那里斂過錢來再如此鋪張地花出去的，也正因為如此，光膀子的莊稼人才不得不蹲在路邊吃雞脖子，小商販才不得不把小商品堆放到道路中間，中年婦女才不得不穿廉價衣衫甚至連奶子也遮不住……它們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噓！小聲！畢竟這是我們的家丑，千萬不能讓外人聽了去。

　　所以我又十分擔心：假如有一幫外國記者從燦爛輝煌一應免費的奧運會場地出來再往北把汽車開行十幾分鐘，看到死蛇一樣的溫榆河怎么辦？進入到這個貧窮破爛的村子怎么辦？他們會怎樣看這兩個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也會像我一樣也認為它們不真實，還是充滿敵意地認為這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世界？如果這些心懷叵測的家伙們把這些真實圖景傳到世界各地去怎么辦？

　　這根本不是問題——上周接到通知，奧運會期間這個集市將被取消，突擊整頓環(huán)境，那時候我們肯定會看到一個干凈整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來多少外國記者也不怕，我們甚至還歡迎他們來呢！

　　這就是說，歷史會有選擇地記住中國舉辦奧運會的全部輝煌，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代看到的也將全部是輝煌，我上面的記述只能歸類于非歷史的歷史記憶，它不可能進入歷史，我們有一千種一萬種手段不允許它進入歷史——這就意味著，記憶與歷史不搭界。

　　很多時候的確是這樣的。

　　5

　　但是，正如我前面列舉的事情那樣，有一種東西極為無情，這就是時間——時間將最后決定無人能夠把它們與宏闊的歷史隔開，即使是純粹個人的非歷史的記憶最終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沒有人能夠阻擋。

　　重要的是，擁有了非歷史的歷史記憶的歷史不是被控制、被涂抹的歷史，那是由歷史巨筆書寫的真正的歷史，它包含著我們每一個人最細微的體驗——顏色、氣味、音響，甚至于只有你自己才能夠感知的心靈脈動。

　　（2008-7-3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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