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漲價了，汽油漲價自然讓人想起吞噬汽油的汽車，想起汽車自然又要讓人想起公務用車，想起公務用車又讓人想起讓人惦念的公務用車改革……說實話，在這一連串聯(lián)想中，我再次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疲累不堪。

　　關于公車改革，我們已經十分興奮地聽說了將近20年，在我的印象里，中央為這件事也很是著急上火，2004年底，全國機關事務工作協(xié)會一位負責人就曾經鄭重宣布中國公務用車改革試點工作即將開始。這位負責人在這次講話中透露，各地政府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中國政府2004年的采購規(guī)模已達2200億元，其中僅汽車采購額就高達500億元，公務用車的高額支出已成為各級財政的沉重負擔，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把官員的“坐騎”比喻為“屁股底下一座樓”……這就是說，這是一項絕對不能再拖延的工作，應當在短期內解決。那么，怎么個解決法呢？該負責人稱，中國公務用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下而上，改革到廳局級領導干部，廳局級及以下的干部將可能取消專用公務車。

　　這位負責人說得多好哇！我們當時心里是多么溫暖呀！是多么激動�。�

　　然而，事情隨后怎樣了呢？

　　沒怎么樣，我們聽到了巨大的雷聲，卻沒有見到甘霖普降，相反，在勤勞的公仆們艱苦努力下，公車消費隨后迅速竄升到了每年3000億元，達到了一個讓人賞心悅目的數字——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句話來形容，那就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難道黨中央的鄭重部署沒有被落實嗎？究竟是什么人拖延了這項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改革？筆者非專業(yè)人士，不敢妄議，也不敢議論說什么事情辦得好或者不好，我只能就我了解到的情況談論一下自己并非愿意談論的意見。

　　讓我們感到異常欣慰的是，這次我報告的是好消息：中國公務用車改革在這幾年里并非完全沒有被推動，實際上它早已經在一些地方被推動并且被落實了，落實得很好。

　　這里有兩個來自地方的數據。一個是海南省澄邁縣，這個縣的公車改革是這樣弄的：將公車拍賣，然后按照不同級別的公務員發(fā)放標準不一的“公務活動交通包干費”，發(fā)放標準為正縣級（正處）領導干部每月補助3200元，正局級（正科）實職官員每月補助2200元，科員和辦事員每月補助250元；
另一個是廣東省珠海市，這個市是怎么弄的呢？與海南省澄邁縣思路相同，具體標準略有出入，他們的發(fā)放標準為市直機關正處級每人每月3000元，正科級每人每月1700元，科員和辦事員每人每月700元，職工300元。最近，我又聽到東北某市已經付諸實施了的公車改革方案：市級正副領導按照每人每個月4500元標準補貼，一次性發(fā)放5年的補貼額，這就是說，我們這些可愛的公仆已經一次性拿到補貼款25萬元。

　　很好，我對這些數字和做法不持異議，但是，我在這里提供另外一組與上述數字同時發(fā)生的數字。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截至2004年我國進城農民工1.2億，全國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539元，同期城鎮(zhèn)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335元，或者換一種說法，全國城鎮(zhèn)及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937元。

　　據新華社消息，2005年初，國務院領導同志就研究解決農民工問題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國務院研究室牽頭，對農民工問題進行全面、系統(tǒng)、深入的調查研究。國務院研究室歷經十幾個月調查，在深入研討、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起草形成了《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就業(yè)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200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主要集中在500元到800元之間。2004年，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780元，約平均消費支出290元左右，平均全年節(jié)余3000元左右。在被調查者中，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達到47.78%，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達到35.68%和15.68%。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占53.7%，沒有簽訂的占30.62%，15.68%的農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勞動合同。在被調查者中間，每天工作8小時以內的僅占13.7%，8至9個小時之間的達到40.3%，9至10個小時之間和10小時以上的分別占到23.48%和22.5%。

　　溫家寶總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目前我國城鎮(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資料顯示，至少到2005年6月底，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南京為620元，蘇州為620元，深圳為610元，北京為545元……這就是說，這些城市雖然經濟較發(fā)達，人均收入水平較高，但是最低工資標準卻很低很低。為此，經濟學家曾經強烈呼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然而，由于鬼也不知道的原因，各地在這個問題上動作緩慢。

　　資料還顯示，在前面那些公仆們進行公車改革的時候，我國判定農村極端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年純收入625元人民幣以下，不到80美元。而美國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低于這個標準就有資格享受社會救濟。兩相比較，我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標準僅為美國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我牢牢記得的另一個數字是：目前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或者高于美國的十分之一。

　　可能有人要斷喝：“你提供這些數字什么意思你？！”

　　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想說明，改革在某些部位已經成了改革者攫取社會財富的盛宴；
我只是想說明，我們那些親愛的公仆們僅僅從公車改革這一項改革中就攫取了多么巨大的利益——他們每個月拿到的交通補貼已經遠遠超出農民工每天超強度工作12個小時的月平均工資收入，已經遠遠超出了全國城鎮(zhèn)職工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甚至，一個公仆一個月拿到的交通補貼已經達到農村居民每人年均純收入的總和！甚至，公仆們每個月單是拿到的交通補貼，就已經達到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6倍！達到我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收入標準的60倍！

　　還要說什么嗎？任何有良心的人——我們把標準放低一些，不要說什么人民的公仆——面對這樣一些對比強烈的數字，都不會無動于衷。

　　我覺得我把意思說明白了。

　　公車改革讓人想起官方公開承認“基本”失敗的醫(yī)療改革，讓人想起名為教育產業(yè)化實則公開掠奪人民的教育改革，讓人想起不斷強化行政壟斷的所謂國有企業(yè)改革，讓人想起不知名堂的金融改革，讓人想起歷時十幾年、到今天已經崩盤卻沒有人說它崩盤的股市風云，讓人想起誰也說不清或者誰也不愿意說清的房地產暴利，讓人想起金融、電信、石油、航空等政府壟斷部門高級管理人員跳出社會主義“五界”管轄之外的巨額收入，讓人想起令世界瞠目的礦難背后無所不在的官商勾結，讓人想起黨和人民在日益猖獗的腐敗面前的尷尬處境……讓人想起很多很多。

　　之所以讓人想起很多很多，并不是因為改革，恰恰是因為改革沒有到位或者說根本不是正確意義上的改革所致，此類改革的最顯著特征是權力主導，是利益集團憑借手中的公權力借改革之機為自己大量攫取社會財富，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又在于真正的改革主體——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缺位。人民群眾之所以缺位又是因為他們缺少相應的政治權利，他們缺少相應的政治權利又直接淵源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最廣大的人民始終處身改革之外，就永遠無法擺脫被改革者算計的命運，難以避免出現(xiàn)由于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行政腐敗蔓延造成社會矛盾加劇，引起部分群眾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消極現(xiàn)象不滿的局面。我以為，這種局面的出現(xiàn)，對黨和國家都是極為重要的不容忽略的大問題。

　　公車改革在中國偉大的改革事業(yè)中僅僅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就是這樣一件小事，用了將近二十年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一代人的時間，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可見改革之難。在一定意義上，人民群眾所要求的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要求公平，要求得利者——尤其是那些憑借權力的得利者——讓利，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個簡單要求竟然如此難于實現(xiàn)，這就使我不得不想到，如果不落實老百姓的政治權利，以此形成對權力的有效監(jiān)督和制約，此類事情將永遠都會像是在與虎謀皮。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番情景——假若你跟老虎商量：“你的皮不錯，把它剝下來給我怎么樣？”你知道老虎會作何感想？它會乖乖讓你剝它的皮嗎？它絕對會很不高興，說：“我這張皮如此斑斕漂亮，憑什么要給你？”它甚至有可能十分憤怒，連解釋都不解釋，“哞”的一聲撲將上去，你的小命就沒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2008-6-23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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