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救災已經注定成為一個歷史大事，必定會給人們留下某種重要的精神遺產，汶川救災的驚險和激情過去后，冷靜的思考剛剛開始。突發(fā)事件最能夠激發(fā)人們靈魂深處的精神，這些潛伏著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不明顯，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災的緊迫性使人們心中的中國精神爆發(fā)出來，就好像人們的人格一時間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萬眾一心、不計私利、不怕犧牲、見義勇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國人民的自覺行動中充分體現。這一集體自覺行動以事實而不是以話語對所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做人要做什么樣的人？人的命運掌握在誰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夠獲得幫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汶川救災的事實給出了這樣的回答：每個人的命運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們的命運，沒有一個人能夠自己拯救自己，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幫助。如果哲學地說，每個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決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條件，任何一個人的命運都是由人之間的關系所定義的。假如學校是由不負責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學生的生命就遇到嚴酷的挑戰(zhàn)；
假如沒有那些英勇無畏的救援者，學生的生命就不會得到拯救。既然每個人都只能從他人那里獲得幫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無拯救，在人間之外無拯救，只有人能夠救人。正因為只有人能夠拯救人，無論是拯救他人或者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對他人就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他人負有責任意味著，當他人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我們就有責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幫助。這就是以他人為思考重心的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說，人的問題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決，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權利那里得到解決。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這種人間精神的表現。

　　有的媒體認為汶川救災所以偉大是因為向世界承諾和表現了西方的“普世價值”，這種歪曲事實的解釋令人吃驚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國救災所表現的無非是西方價值觀，那么西方就不會對中國救災所顯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驚了，很顯然，假如中國和西方的所作所為大同小異，就根本不值得西方驚訝了。汶川救災證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而是證明了中國價值就是普世價值；
不是中國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國人對中國精神的一種發(fā)展和再創(chuàng)造�？梢韵胂�，救災英雄們恐怕很少讀過圣經、奧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羅爾斯之類，也恐怕很少讀過“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之類，在救災英雄們身上奔騰的是中國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當代思想市場里有許多價值觀在競爭，人們可能會各自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特殊價值觀，比如屬于某個特殊群體的價值觀，人各有所好，這是正常的。同時，人們總要與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價值觀之外還需要普世價值觀。但問題是：什么樣的價值才有資格成為普世價值？什么才是檢驗價值的標準？很顯然，沒有哪一種價值觀能夠評價另一種價值觀，沒有哪一種價值觀是其它價值觀的規(guī)范和標準，沒有哪一種價值觀是最高權威，否則的話就變成精神獨裁和思想專制了。檢驗價值觀的標準必定落在價值觀之外，必定落在話語之外，所謂有理不在聲高。因此，我們有理由說， 事實是檢驗價值的標準。

　　當一種價值觀落實為事實，如果這一事實顯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說，它使人們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時對任何人的傷害最小化，這樣的價值才有可能獲得人們的普遍同意，才能夠成為普世價值。以汶川救災為例，汶川救災的事實證明了患難與共的大家庭精神這一中國價值就是一種普世價值，理由很明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無法克服的困難，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災的成就說成是顯示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則是典型的張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說中國在物權法之類的法治改進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就比較靠譜了。中國并不拒絕其它文化所創(chuàng)造的普世價值，所謂見賢思齊，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了的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但這決不意味著西方價值都是普世價值，更不意味著中國價值不是普世價值。事實上，包括中國和西方在內的各種文化都對人類普世價值有所貢獻，無論是中國價值還是西方價值，只要被事實證明為對人類普遍有益，被證明為能夠有效解決人間困難，它就是普世價值，按照中國的說法，就是天經地義。

　　在普世價值的問題上，最常見的錯誤理解是把普世價值理解為一個單調或單面的價值觀。但是，人類生活的事實是復雜多面的，有著性質完全不同的多種多樣的困難和問題，因此，指望某一種價值觀就能夠一攬子通吃所有問題，完全是不理解復雜人性的幻想。人們會遇到各種困難，各種困難需要各種解決方式，所以需要多種普世價值的聯合體系。因此，一個真正普遍有效的價值觀體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夠合成并且容納來自各種文化對普世價值的創(chuàng)造。比如說，每個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證，事實證明，由法治所保護的個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這是西方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貢獻；
同樣，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幫助和情感，事實證明，由情義所塑造的共享關系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中國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貢獻。這兩種普世價值缺一不可：沒有個人自由，每個人就有可能被迫害；
沒有他人情義，每個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獲得救助正是每個人存在的兩大條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說法，似乎可以說是每個人生存的“消極保障”和 “積極保障”�？梢姡�如果一個普世價值觀體系能夠綜合各種文化的貢獻，才是真正優(yōu)越的普世價值。

　　目前西方聲稱的普世價值體系就只是一個單調的價值體系，它僅僅體現了“權利為本”的西方現代價值（希臘羅馬的“美德為本” 價值觀已被拋棄），這個體系是非常片面的，沒有全面應對復雜生活問題的能力，而且它過分突出了“個人”，這會導致社會的現代病。個人主義的自由、原子式的個人權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個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無條件地優(yōu)先于他人的價值觀在理論上意味著沒有一個他人是能夠完全放心信任的，沒有一個他人是絕對可以指望的，這會形成一種可怕的孤獨。個人權利絕對優(yōu)先于責任、美德和情感的現代西方價值觀對人類生活和心靈是一種誤導。這種“權利為本”的價值觀聚焦于捍衛(wèi)個人自由，毫無疑問，捍衛(wèi)個人權利是正當的，但是夸大個人權利的“為本”地位，就會導致漠視他人。對他人的遺忘不僅導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導致自己的痛苦。處處與他人劃清界線所導致的痛苦就是現代特征的孤獨無助，上帝拯救不了現代人的這種孤獨無助的痛苦心靈，因為上帝從來不出手，所以現代人只好等待作為替代品的據說能夠指導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遠等不來。

　　中國人較少變成孤獨的存在，就是因為中國哲學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義，他人就是目標，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親情、愛情、恩情、友誼、幫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榮、懷念、快樂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棄義、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敗和恥辱。從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決于準備與他人共享什么，這是中國的傳統(tǒng)智慧。如果說，西方現代價值觀主要試圖解決的是“我的權利怎樣才能得到保護”的問題，那么，中國價值觀則試圖解決“我將與他人共享什么”的問題。后者很可能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因為如果不去優(yōu)先考慮與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謂的個人權利就只不過是契約性的，就不可能獲得存在論上的可靠保證，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險的。如前所述，西方價值不是錯誤的，而是遠遠不夠用的。對于人類良好生活來說，個人自由無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但顯然并非充分條件，好生活還需要至少同樣重要的一些其它條件，那些被現代價值觀所邊緣化的傳統(tǒng)價值諸如美德、責任和情義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條件。忽視、貶低甚至排斥這些傳統(tǒng)價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災難，而是現代人自己的災難。

　　在中國的價值觀體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國價值都是普世價值。哪些中國價值能夠成為普世價值，同樣需要事實的檢驗。最有可能成為普世價值的中國精神就是與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則，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典型的中國觀念：（1）天下意識。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為公，所以天下有難，匹夫有責。這是一種“責任為本”價值觀；
（2）仁義意識。所謂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人，同時把自己看作是有擔當的人，在以仁所創(chuàng)造的人際關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為可以依靠的人。這是一種以仁造人的“美德為本”價值觀；
（3）家意識。家是情義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試圖把家做大，成為萬民能夠共享幸福之“大家”。這是一種“情義為本”價值觀。

相關熱詞搜索：汶川 救災 價值 普世 趙汀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