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形象曾經作為西方現(xiàn)代文化烏托邦精神的象征，參與構筑西方現(xiàn)代性經驗。中國形象進入西方現(xiàn)代文化，先后出現(xiàn)了“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經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馬可·波羅時代強調的是物質上富強的中國形象，門多薩時代強調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形象，伏爾泰時代強調的則是一個思想上具有深刻啟蒙意義的中國形象。在西方現(xiàn)代性經驗縱深研究中國形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xiàn)代性是個跨文化空間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國現(xiàn)代性離不開西方的啟蒙，西方現(xiàn)代性中也有中國靈感。

　　關鍵詞：中國形象；

西方現(xiàn)代性；

跨文化空間

　　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研究中國文化，而是從一個側面一個角度研究西方的文化史或觀念史，在中西跨文化空間中探討西方現(xiàn)代性的生成過程與意義。西方現(xiàn)代文化先后建構出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
三種形象類型分別強調中國形象的不同意義側面，從物質財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
標志著中國形象構筑西方現(xiàn)代性經驗的三個階段：器物階段、制度階段、思想階段。我們在西方現(xiàn)代性語境中開展中國形象研究，關注的問題是跨文化公共空間中西方利用中國形象完成現(xiàn)代性自我奠基。在西方從中古進入現(xiàn)代的分化復雜、開放變動的精神結構中，三種中國形象類型作為文化他者，究竟具有什么意義？如何表現(xiàn)了西方近代出現(xiàn)的城市觀念、君主國家觀念、世俗資本主義精神、自然意識與科學意識、理性哲學與政治哲學、歷史思想與藝術靈感？如何作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與自我超越的烏托邦力量，參與構筑西方現(xiàn)代性經驗？

　　一

　　公元13世紀中葉，蒙古帝國打通歐亞大陸，冒險家大旅行，從歐洲到中國，水天遼闊，歐洲最初的中國形象，就出現(xiàn)在那些旅行故事中�，F(xiàn)實世界的旅行，將商人傳教士帶到中國，是中西交通史上劃時代的大事；
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將中國形象帶回歐洲，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是西方文化史中的大事。對中世紀晚期的歐洲人來說，大汗統(tǒng)治下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地方，它遙遠廣闊、富饒神秘，像另一個星球�！奥眯幸呀浗沂玖嗽趤喼迻|部有一個帝國，其人口、財富、奢侈和城市的偉大均不僅是等于而且超過了歐洲的規(guī)模。抓住了拉丁歐洲的想象并改變了它的思想觀點的，更多的是去中國的旅行，而不是去亞洲的任何其他部分。當時大多數(shù)歐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國，也到過波斯和印度，但是他們把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盵[i]]（P135）

　　中世紀晚期歐洲把對世界“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而他們關于中國最美好豐富的描述，則留在了《馬可·波羅游記》、《曼德維爾游記》與《鄂多立克東游錄》這三部游記中。而這三部著名的游記，不約而同地將它們敘述的重點，放在中國的城市繁榮與大汗無上的君權上。它們反復贊頌大汗的國土廣闊、物產豐富、行在城的世俗生活、汗八里的輝煌宮殿、大汗的權威與寬仁，最后幾乎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的表達式：大汗的帝國，廣闊、富庶、強大……問題不是中國形象如此，而是中國形象為何如此？為什么俗世商賈、神職教士，抑或是人文主義者，詩人與小說家，都擁有同樣的視界，編織同一種關于財富與君權的中國神話？

　　異域形象是一種文化象征，它表述的不是異域的現(xiàn)實，而是本土文化無意識的期望與恐懼�！按蠛沟拇箨憽北憩F(xiàn)的是歐洲中世紀晚期萌芽中的世俗資本主義精神，其中包括一種對商業(yè)財富、王權統(tǒng)一、感性奢侈的生活風格的向往。追逐財富、重商好利是歐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動機。商貿活動刺激了人們追逐利潤的經濟沖動，商業(yè)資本與商人階層作為一種世俗力量在進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同時也進入政治生活。中世紀晚期歐洲文化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資本主義萌芽出現(xiàn)在商業(yè)貿易、城市生活、君主國家各個方面。大汗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大汗的形象給歐洲那個時代的絕對主義君主政治很多靈感，盡管此時君王的世俗權力還不足以明確挑戰(zhàn)教會的神圣權力。西方人將自己最初萌發(fā)的君權理想，寄寓在關于大汗的天方夜譚式的描述中。即將到來的文藝復興時代是個絕對主義君王的時代。社會秩序、民族情緒、商業(yè)冒險、世俗精神無不期待著強大的君權出現(xiàn)。它以世俗權威對抗教會權威，保證世俗精神的發(fā)展；
它可以凝聚民族力量，保護商業(yè)發(fā)展；
它可以結束封建割據的混亂，保衛(wèi)和平。

　　我們只有在當時西方文化語境中，才能理解中世紀晚期歐洲的中國形象的意義，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中國形象，是傳奇化的、世俗烏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陸”�！按蠛沟拇箨憽蔽锂a豐富、城市繁榮，是物質財富的象征，而大汗無上的威嚴，是君權的力量與榮譽的象征。西方文化在中國形象中體會到自己的欲望與幻想，找到超越自身、改造社會的靈感。“大汗的大陸”形象中對感性奢侈生活的想象，體現(xiàn)出一種剛剛萌生、一時還難以承認或難以表達的新的時代精神，一種與中世紀基督教禁欲主義完全相反對立的精神，它從文化根基上解構中世紀意識形態(tài)，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召喚并預示著現(xiàn)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商品方式與經濟社會組織形態(tài)的出現(xiàn)。

　　中國形象可能成為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精神的表達式，也正是這種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結構了最初的中國形象的象征意義。通過這種象征，西方文化不僅能夠審視、體認自身，而且能夠將本土文化無意識深處某些微妙隱曲的感受、想象、欲望與恐懼表現(xiàn)出來。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內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從什么角度提出問題，在什么深度上分析問題。我們從形象學的角度提出問題，研究形象的構成與意義、形象的類型化特征；
我們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深度上分析問題，討論中國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的功能。就后一點而言，我們的研究關注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世紀晚期西方人在什么觀念視野下塑造中國形象；
二是這種形象一旦形成，將如何改變西方中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啟發(fā)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國形象不能說是文藝復興、資本主義產生、西方進入現(xiàn)代的決定性的必然原因，但至少是諸種原因之一。沒有對東方異域與西方古典的發(fā)現(xiàn)，沒有世俗熱情與新教精神，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西方中世紀晚期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形象中找到自我表現(xiàn)與自我實現(xiàn)的靈感。首先，中世紀晚期西方在自身文化視野內塑造中國形象，中國形象表達了他們的缺憾與期望，是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評價，也是他們試圖超越既定歷史現(xiàn)實的烏托邦。其次，西方化的中國形象一旦具有了烏托邦式的超越價值與否定力量，它將解放人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中世紀晚期的西方社會。

　　中世紀晚期出現(xiàn)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一種解放力量，其世俗象征對基督教禁欲主義構成的否定性暗示，已足以誘發(fā)西方文化自身的一場革命。中世紀晚期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經濟出現(xiàn)，世俗君主制準備取代中世紀的教權，人們熱衷于現(xiàn)世與感性生活：豐富的食品、華麗的服裝、文明的城市、繁榮的市場、節(jié)日與宴會、藝術與文學……而所有這些剛剛萌發(fā)的新的生活風格，正是那些旅行者在中國看到、在歐洲傳播的中國形象中所表現(xiàn)的內容。異域形象是本土社會文化無意識的象征，它可以將特定時代本民族精神與現(xiàn)實中一些剛剛萌芽的、隱秘期望或憂慮的、尚未確定或成形的因素，轉喻到關于異域的想象中去，于是，異域經驗就成為一種自我經驗，往往對異域的興趣與熱情越多，對自身的反思與發(fā)現(xiàn)也越深。對于中世紀晚期的西方而言，古典世界與東方世界都是異在的世界，它意味著一種超越的價值，也意味著一種自我否定。復興的古代使歐洲人在比較中認識了當代，發(fā)現(xiàn)的東方使西方人認識了西方。在種種游記的文本中，敘述者時時透露出一種不自覺的比較意識：中國的財富與歐洲的貧困、中國的秩序與歐洲的混亂、大汗的權威與歐洲教權王權的分裂與虛弱。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中國形象表現(xiàn)、影響著現(xiàn)代文明前夜西方的文化生活風格，啟發(fā)了歐洲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文藝復興，成為那個偉大時代的文化靈感。歐洲人探尋新航路、閱讀注釋古希臘羅馬文獻，發(fā)現(xiàn)新世界與發(fā)現(xiàn)古典文明同時進行。中世紀結束了，文藝復興與地理大發(fā)現(xiàn)開始。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觀念、全新的生活風格，正在改變著國家民族與個人家庭。新發(fā)現(xiàn)的中國形象與復興的古典精神一道，構成西方文化發(fā)展中近代精神的一種非我的或自我超越的神話。中國形象已變成一種欲望發(fā)動的幻想的解放力量。

　　二

　　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精神起點上，可能有中國形象的靈感。提出這個假設，不僅對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是重要的，對西方現(xiàn)代性研究，也有新的啟示。歐洲中世紀晚期的中國形象，是蒙元世紀大旅行的產物，是萌芽中的西方現(xiàn)代世俗資本主義商業(yè)精神與絕對主義君主政治期望的表征。然而，作為世俗財富與君權象征的中國形象類型，到文藝復興高潮與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來臨，被另一種中國形象的類型取代了。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與耶穌會士筆下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強調的是中國文明制度上的完善，中華帝國皇帝賢明、官吏廉潔、百姓勤勞，帝國強大，人口眾多，卻愛好和平，歷史悠久、技術發(fā)達，卻民風淳樸。在“大中華帝國”形象下種種表述中國的觀念、意象、詞匯與修辭技巧，與當年馬可·波羅那一代人表述大汗的傳奇，已經完全不同，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沒有意識到馬可·波羅所說的大汗的國土與門多薩所說的大中華帝國，竟然是同一個國家。

　　我們在形象與形象類型兩個層次上分析形象的構成，在形象的隱喻結構中分析形象的意義。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志》將歐洲的中國形象帶入一個新階段，一種新的中國形象類型出現(xiàn)了，這種形象類型有兩方面的明顯特征：一是中國形象的意義有所變化，制度文明的意義突顯出來，成為大中華帝國形象最優(yōu)秀、最有啟示性的側面；
二是中國形象開始了一個新的、或者說再次傳奇化的過程，人們在社會制度變革的期望中塑造中國形象�！按笾腥A帝國”的中國形象類型，表達了文藝復興時代西方開放自由的精神，人們關注現(xiàn)世生活，試圖在中世紀基督教神權瓦解后，建立一個合理的世俗政治秩序，發(fā)展商業(yè)貿易與科學技術。任何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最終都要到那個時代西方的社會文化精神中去尋找。

　　從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盛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出現(xiàn)了一次重要的轉型。西方不同時代的形象類型，猶如�？滤�說的“知識型”（Episteme）。造成這種變異與斷裂的原因，并不是中國的“現(xiàn)實”，而是西方文化表述中國的話語構成原則的變化。新的中國形象的類型出現(xiàn)，意味著西方接受中國的文化視野、看待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關系、構筑中國形象的觀念秩序，都與過去不一樣。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真實化的、優(yōu)越化的“大中華帝國”的形象，出現(xiàn)在貧瘠混亂、動蕩不安、但又生機勃勃、開放自覺的歐洲文化中，有兩重意義值得注意：一、 出現(xiàn)在真實地理背景上的優(yōu)越的國家，與歐洲文化形成一種清醒的、現(xiàn)實的、自我批判性關系，進而形成一種改造現(xiàn)實的社會文化力量；
二、優(yōu)越的中國形象，主要體現(xiàn)在制度文明上，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傳奇，強調的是中國的物質財富與君主權威，而門多薩時代的中國形象，則更多地關注中華帝國在行政、司法、教育制度上的優(yōu)越性，一種新的形象類型的出現(xiàn)。

　　對近代歐洲文化來說，發(fā)現(xiàn)中國不是發(fā)現(xiàn)一片土地或發(fā)財與傳教的機會，而是發(fā)現(xiàn)了一種獨特而優(yōu)越的文明。西方現(xiàn)代多元文化體系的核心，是西方文化構筑的一整套帶有某種虛幻的統(tǒng)一性的世界觀念與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意識。出現(xiàn)在西方現(xiàn)代性“他者化”的東方想象中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光彩奪目，其制度文物不僅優(yōu)越于西方，甚至也優(yōu)越于世界其他文明。這一形象類型，最早見于葡萄牙冒險家有關中國的報道中。報道者或者到過中國、或者在東南亞某地接觸過中國移民或海商；
他們的身份有使節(jié)、商人、軍人、傳教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有長有短，見識有多有少，但他們關注的“中國內容”，卻基本相同：諸如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經濟發(fā)達，政治有序，司法公平，社會穩(wěn)定，道德淳樸，文化優(yōu)雅，歷史悠久，發(fā)明過印刷與造紙、火藥，甚至大炮……

　　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世界觀念與自我意識的形成，為中國形象構成提供了新的經驗秩序。西方人起初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未知的國度，后來才明白“大中華帝國”就是前人傳說的大契丹；
他們以為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實的國家，但同時他們卻在一點一點地“發(fā)明”一個政教烏托邦。他們津津樂道中國的圣哲文化與賢明統(tǒng)治、中國悠久的歷史、公正廉潔的司法制度、文雅勤勞的百姓……伊莎白爾·拉瑟拉指出，傳教士筆下的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西方所制造的最有影響的烏托邦……那是一個公民國家的形象，它穩(wěn)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這些論著既揭示了西方思想的發(fā)展，又幫助造成了這個發(fā)展，它們被用來制造一個關于中國的烏托邦。那些對自己的時代提出懷疑并在尋找一個可資參考的觀點的人，就可用來進行自己的描繪。這些論著宣布：‘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是可以存在的，它極度文明，存在于世界的另一面。’”[[ii]]（PP42-43）

　　不同形象類型中，中國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想象、表述、交流；
形象不同，形象的意義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形象類型往往并不是前后承接的，也沒有所謂知識的進步假設的那種累積的連續(xù)性，某些語詞、概念、意象、象征、主題保留下來，造成一種一致性幻覺，實際上它們的意義已經不同。馬可·波羅時代與門多薩時代的中國形象，同樣渲染中國的偉大，但意義已經不一樣了�！按笾腥A帝國”的中國形象將形象的表現(xiàn)側面從器物轉向制度，從中我們感受到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文藝復興時代西方對國家-教會一統(tǒng)性社會秩序的向往。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絕對主義政治，動搖了中世紀教會一統(tǒng)型社會結構，近代西方社會分化與危機造成的恐慌與焦慮，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現(xiàn)在對大中華帝國的羨慕與頌揚中。

　　中國形象研究屬于觀念史范疇，它既要對歷史中出現(xiàn)的具體文本進行細部分析與編年整理，又要求在不同文本之間建立起一種整體性的關系結構，發(fā)現(xiàn)某種知識與想象類型以及由不同類型構成的、具有斷裂、轉型與連續(xù)性的話語譜系。法國文化史學派在二維文化空間中解釋觀念，這就意味著：一、在類型或知識領域的歷史個性中解讀知識或想象的“觀念化”過程；
二、在同時代的觀念體系及其社會經濟政治參照框架中分析特定觀念的構筑過程；
三、在歷時代的話語譜系中，考察不同的觀念類型的形成、轉型、交替的過程，觀念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意義也隨著歷史不斷變化，不同知識或想象類型之間，既有斷裂，又表現(xiàn)出一致的連續(xù)性。[[iii]]（PP.45-46）在大中華帝國形象中，我們看到西方的中國形象史斷裂的一面，渲染財富與君權的物質化的中國形象轉化成一種文化智慧與道德秩序的中華帝國形象，新的形象類型出現(xiàn)；
同時，也看到連續(xù)性的一面，大汗帝國的傳奇的某些因素，在社會無意識心理層次上融入中華帝國的形象中，中國形象的譜系的一致性寓于不同的形象類型中。從馬可·波羅時代到門多薩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從游戲性的傳奇轉入嚴肅的歷史。這是一個現(xiàn)實化過程，但幾乎同時，中國形象又出現(xiàn)再度傳奇化傾向。從大汗帝國的傳奇到大中華帝國的歷史，像是從一種傳奇到另一種傳奇。西方文化不斷將中國形象理想化，中國形象的類型與意義可能有所變化，但中國形象在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烏托邦功能，卻始終沒有變化。這種烏托邦化傾向的中國形象，還將繼續(xù)延伸，一直到啟蒙運動中，成為啟蒙哲學家爭取信仰寬容、思想自由、政治開明、經濟改革的旗幟。

　　三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17世紀中葉出現(xiàn)在西方思想界。“孔夫子的中國”同樣在表述一個偉大的中國，但偉大中國之偉大，已經不在器物，也不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按笾腥A帝國”形象應該具有一種精神主體，那就是孔夫子的道德哲學。耶穌會士們努力證明，儒家經典與舊約神學有著共同的精神，中國曾有過一個被人遺忘了的、真正的上帝的時代，埋藏在那些被人誤解的先秦典籍中。漢語的書面語言幾千年不變如一，是人類建造巴別塔之前講的那種統(tǒng)一的語言。傳教士們翻譯中國儒家經典，說明孔夫子的道德哲學在中國創(chuàng)立了一個開明仁慈的君主政體、一個知書達理的民族、一種吟詩作畫尚美的文化。哲學家則根據這些經典中的思想原則，批判歐洲的暴政惡俗，伏爾泰說歐洲王公貴族及商人們發(fā)現(xiàn)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

　　選擇一個歷史時段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同時涉及觀念史的分期與話語類型的問題。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后出現(xiàn)了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與“孔夫子的中國”；
三種形象類型分別強調三個層次不同側面的意義：從中華帝國的物質財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翱追蜃拥闹袊�”是孔夫子哲學代表的文化中國形象。其話語構成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僅限于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圈子，他們研讀翻譯中國典籍，在先秦文獻中尋找舊約神學的隱喻；
第二階段孔夫子的中國形象隨著“中國禮儀之爭”，從中國轉入歐洲，同時也從傳教士圈子擴大到哲學家與一般社會知識階層，孔夫子的中國成為自然神學的象征；
第三階段孔夫子的中國形象成為一種啟蒙哲學話語，從自然神學到自然哲學，被賦予自由信仰、道德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

　　“孔夫子的中國”是一種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國形象�！翱追蜃拥闹袊�”是表現(xiàn)特定觀念價值的中國形象，三個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上的象征意義。首先是傳教士的神學期望。不論是相信漢語作為普世語言，還是相信先秦典籍隱含著舊約奧義，其中都寄托著普世基督教理想，對基督教傳教事業(yè)與現(xiàn)代世界經濟體系，同樣重要。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共同期望的自然神學意義。17世紀是混亂而深刻、痛苦而偉大的宗教世紀。宗教改革與戰(zhàn)爭使歐洲社會分崩離析，理智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都試圖以理性主義的自然神學超越宗教紛爭，引導社會與觀念走向和諧與幸福。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孔夫子的中國”，成為理性、寬容、溫厚、仁愛的自然神學的智慧故鄉(xiāng)。最后是哲學家主張的自然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孔夫子的哲學塑造了一種“異教的美德”，信仰自由、道德淳樸、政治清明，成就了這個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文明。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西方啟蒙文化的沖突激蕩中形成。首先是傳教士內部的傳教路線之爭，激發(fā)孕育了象征普世語言與普世基督教理想的中國形象；
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聯(lián)手反擊基督教極端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爭，推舉孔夫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中國的自然神論、道德哲學，與歐洲現(xiàn)代理性主義宗教思潮不謀而合，歐洲應該像中國那樣，從個人信仰到社會倫理、國家政治，遵循自然法則。最后是啟蒙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哲學與宗教之爭，神學家與哲學家們，本想為宗教信仰提供一個理性的基礎，共同倡導自然神學，但最終發(fā)現(xiàn)啟蒙理性與正統(tǒng)基督教難以調和。激進的啟蒙哲學家徹底否定基督教，希望用理性改造文化與社會，將人類從恐懼與迷信中解放出來。“孔夫子的中國”的道德實踐、自然哲學、開明君主制度，成為批判歐洲社會墮落、宗教迫害與君主暴政的武器。傳教士神化的中國形象，最終成為哲學家“祛魅”神啟、推翻教權、抗議暴政的一面旗幟。

　　“孔夫子的中國”形象在啟蒙運動的高潮中達到其光輝的頂點。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三種中國形象類型，作為文化他者，表現(xiàn)了西方現(xiàn)代觀念的不同階段不同側面的內容，構成西方多元現(xiàn)代性經驗的一部分。西方“真正現(xiàn)代的精神世界”，在啟蒙運動中誕生；
而在啟蒙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發(fā)現(xiàn)孔夫子的中國形象的影子�，F(xiàn)代性經驗，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在跨文化空間中多元互動生成。令人感動的是當年萊布尼茨的想象與期望：“在相隔遙遠的民族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用一盞燈點亮另一盞燈；
是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師的祈禱辭：“圣人孔子，請為我們祈禱！”

　　 “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后出現(xiàn)了三種中國形象類型�！翱追蜃拥闹袊�”形象大約延續(xù)了一個世紀，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正值歐洲啟蒙運動期間，其影響也幾乎出現(xiàn)在啟蒙文化所有重要主題上，從普世基督教到普世人文主義，從語言到工藝技術，從自然神學到自然哲學，從自然道德思想到開明君主政治理想�！翱追蜃拥闹袊�”形象是西方啟蒙文化的產物，它經歷了宗教之爭，西方教會中的開明人士希望利用中國儒家哲學的理性，恢復基督教神學淳樸、自然的道德基礎；
經歷了宗教與哲學之爭，孔夫子的哲學作為“異教徒的德行”的代表，被無神論者或有神論的哲學家用來批判基督教正統(tǒng)主義者，打破教會對思想的壟斷；
經歷了哲學與政治之爭，哲學家用中國的“哲人政治”或哲人王烏托邦挑戰(zhàn)王權，希望用理性而不是暴政統(tǒng)治人間；
經歷了政治之爭，哲學家與進步政治家試圖以中國的皇帝為楷模教育歐洲的國王們，希望他們推行改革，建立開明的君主專制制度；
經歷了經濟之爭，重農主義者們宣傳中國的農業(yè)經濟政策，希望以挽救法國即將崩潰的國民經濟�！翱追蜃拥闹袊�”形象在啟蒙運動中完成，標志著西方近代烏托邦化中國形象的終結。

　　四

　　西方近代文化中先后出現(xiàn)的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具有一致的理想化或烏托邦化傾向，卻表現(xiàn)出三種不同的意義側面，對應著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建構的歷史的重要階段�！按蠛沟拇箨憽弊鳛橐环N形象類型，形成并流行于中世紀晚期，從1250年前后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出使蒙古，寫出《柏朗嘉賓蒙古行記》與《魯布魯克東行記》，描繪契丹民族，到1450年前后尼哥羅·康梯從東方回到威尼斯，博嘉·布拉希奧里尼根據他的游歷寫成《萬國通覽》，朱撒發(fā)·巴巴羅出使波斯，自著的《奉使波斯記》，這200年間西方的中國形象隱喻性地表現(xiàn)了西方社會剛剛出現(xiàn)的世俗資本主義商業(yè)精神與世俗絕對主義君主政治期望，在西方中世紀晚期萌芽的現(xiàn)代性精神中，有中國形象的靈感�！按笾腥A帝國”的形象類型形成并流行于1450年前后到1650年前后這個時段，從1476年熱那亞水手哥倫布來到葡萄牙，在《馬可·波羅游記》、皮埃爾·戴利主教的《世界的形象》以及佛羅倫薩醫(yī)生托斯卡內里的信與海圖獲得靈感，準備西航尋找大汗的國土，到閔明我神父1675年從中國返回歐洲，出版《中華帝國志：歷史、政治、道德與宗教》，將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教理想國�！翱追蜃拥闹袊�”影響整整一個世紀西方的啟蒙文化，其出現(xiàn)以1667年基歇爾神父的《中國圖志》問世為標志，到1767年魁奈出版《中國君主專制論》，才基本上宣告結束。其間塑造“孔夫子的中國”形象的一系列代表性著作，還有1669年約翰·韋伯的《關于證明中華帝國之語言有可能為人類最初語言的歷史評說》、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1697年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與李明神父《中國現(xiàn)狀新志》、1721與1728年沃爾夫的兩次演講《關于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與《哲人王與哲人政治》、1756年伏爾泰的《風俗論》，還有那出著名的中國戲──《中國孤兒》（1755）。

　　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出現(xiàn)在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的五百年間，恰好對應著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形成階段或現(xiàn)代性自我奠基的階段。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發(fā)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F(xiàn)代制度與觀念的某些因素，早在中世紀晚期就已經出現(xiàn)了，而直到啟蒙運動，才最終確立。德國自由主義神學家特洛爾奇認為，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歷史上，有必要區(qū)分“近代”與“現(xiàn)代”概念�！敖�代”指現(xiàn)代性社會結構因素在中世紀晚期出現(xiàn)到啟蒙運動時期最后確立這一時段。中世紀基督教倫理主導的“統(tǒng)一的文化價值”，大約在十三世紀出現(xiàn)分化，這種分化離異逐漸加劇，西方現(xiàn)代文化結構最終形成于18世紀啟蒙精神中。用特洛爾奇的話說，“真正現(xiàn)代的精神世界”，“濫觴于中世紀的內在發(fā)展、文藝復興運動和新教，經過中世紀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會文化和反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羅馬教廷文化的醞釀階段，最后在啟蒙運動、英國、美國與法國的革命洗禮中達到完全獨立。當今生活的一切重要特征都起源于此……”[[iv]]（PP44、66-78）

　　三種中國形象類型對應著特洛爾奇劃分的西方現(xiàn)代精神結構的形成時期，確定了西方的中國的現(xiàn)代性意義語境。研究西方現(xiàn)代精神結構的形成期的中國形象，根據與意義在于：首先，中國在西方文化視野內作為一個想象的“異度空間”，遠比作為一個現(xiàn)實中的國家重要。實際上，盡管中西全海程交通已經開辟，貿易與傳教方面的交往也已開始，但直到18世紀茶葉-鴉片貿易開展之前，中西之間的現(xiàn)實交往的規(guī)模非常小。中國更多是作為一個“想象的異邦”出現(xiàn)在西方文化中。其次，作為“想象的異邦”出現(xiàn)的中國形象，確立了西方文化自我與他者之間差異的“距離”，也確立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使西方文化不斷美化、烏托邦化中國形象，在一個謙遜開放、自由進取、批判反思的時代，中國形象為形成中的西方現(xiàn)代精神樹立了一種自我超越的尺度。

　　1250年前后是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知識體系的起點，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將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確定在1250年前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僅確定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還假設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①]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與西方現(xiàn)代史與現(xiàn)代性思潮的起點重合，提出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現(xiàn)代性意義與語境。1250-1450年前后，是西方社會文化從中古進入現(xiàn)代的過渡轉型期，其間生成的中國形象，成為西方最初萌發(fā)的現(xiàn)代性精神的象征。1450年前后到1650年前后，基本上對應著沃勒斯坦提出的“延長的16世紀”，其間西方發(fā)動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形成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意義在不同側面展開，在新的世界觀念體系中，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意識也形成了�！把娱L的16世紀”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自覺的時段，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自覺的時段。中國形象從“大汗的大陸”到“大中華帝國”，西方文化視野中的中國盡管依舊遙遠，但已經成為一個有地理方位與歷史故事的現(xiàn)實的國家。這其中的意義，不僅限于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西方人世界知識的進步，還包括異域想象的文化功能的轉變。虛無縹緲的傳奇只是一種游戲，可能成為歷史運動的靈感，但意義與作用畢竟有限。而一方異域的故事一旦成為歷史，也就是說被假設為真實的事件，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關系，也就認真化、現(xiàn)實化了，中國形象可能從社會無意識想象進入嚴肅的文化批判領域。

　　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或現(xiàn)代性的深度上研究中國形象，要求我們既要掌握中國形象自身的構成、類型化趨勢、一致性譜系，又要對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發(fā)展與現(xiàn)代性的意義有所了解。西方現(xiàn)代文化精神的形成，是個復雜的過程，自身充滿多樣性與復雜性、內在矛盾與張力。尤其在“近代”階段，現(xiàn)代文化觀念，諸如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質主義與個人主義、科學與進步觀念、理性主義哲學等，從傳統(tǒng)的、基督教倫理主導的“統(tǒng)一的文化價值”文化中掙扎分離，最初只能以隱喻的、烏托邦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此時西方的中國形象，也就在現(xiàn)代性他者的想象中完成，隱喻地、烏托邦式地表現(xiàn)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理想與變革沖動。

　　16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現(xiàn)代文化進入啟蒙時代，西方現(xiàn)代性的知識與價值體系基本形成，“孔夫子的中國”形象表現(xiàn)的正是現(xiàn)代啟蒙文化的某些基本內容，某種類似于世界觀性的東西，比如說，科學精神、信仰神學、歷史觀念、道德與政治批判意識。西方現(xiàn)代文化發(fā)展，從制度到觀念，逐漸深化，最后也是最徹底地改變西方文化類型的，是一種批判性的、充滿想象力的思想。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最終在啟蒙運動中確立，西方現(xiàn)代文化對中國形象的烏托邦化“利用”，最終也在“孔夫子的中國”形象中達到頂峰。啟蒙精神主導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成為西方文化的主流，它已經不再需要以隱喻的、烏托邦的方式表達現(xiàn)代精神，中國形象在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建構過程中的正面意義與積極使命，也最終完成了。

　　Title Sinophile and the Perception of Western Modernity

　　Abstract The images of China have contributed discursively as the symbol of cultural utopia to construct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Modernity. The images of China appeared in three stereotypes and represented different facets of meaning in early modern times. “The Great Chan’s continent” represented its richness and power, “the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represented its justice and morality, “the Confucian China” represented its enlightened wisdom. To analysis th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depth of Western modernity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phere, as the West penetrates or permeates into the modernity of China, China also inspires the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s of Western Modernity.

　　Keywords: Images of China; Western modernity; Inter-cultural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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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們通常將1500年當作世界現(xiàn)代史的起點，但學界也有人認為，現(xiàn)代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3世紀（見《現(xiàn)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劉小楓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0頁）。黑格爾曾將地理大發(fā)現(xiàn)、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這三個里程碑式的事件當作現(xiàn)代的起點（《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四卷，第3頁；
《歷史哲學》（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頁）。而無論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還是文藝復興，源頭都可以追溯到蒙元世紀的大旅行時代（詳細論述見拙著《風起東西洋》，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之間劃出一道明顯界限的每一嘗試，都會把這一界限一再地向前推移。那些一貫被以為是文藝復興特征的觀念和形式，已被證實早在13世紀就已存在�！保ā吨惺兰o的衰落》赫伊津哈著，劉軍等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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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英]赫德遜.歐洲與中國[M].王遵仲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ii] [法] 伊莎白爾·拉瑟拉.歐洲人眼中的儒學教育[A]，轉引自中外比較教育史[C].，許美德、巴斯蒂等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iii] Carl Schorske. 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M]. New York: Knopf, 1980.

　　[iv] [德]特洛爾奇.基督教理論與現(xiàn)代[M].朱顏冰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特洛爾奇有關西方現(xiàn)代精神形成的歷史分析，參見該書所選《現(xiàn)代精神的本質》一文與劉小楓在《現(xiàn)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一書中的介紹，《現(xiàn)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劉小楓著，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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