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觀念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圣潔神秘的凈土，象征著人類現(xiàn)實世界之外、逝去或未來的精神家園。不了解這種烏托邦化想象傳統(tǒng)，就無法理解西方人在西藏問題上的反應。西方社會在西藏問題上的激進態(tài)度，與西方政府的后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有關(guān)，與西方媒體的潛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但更重要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西方社會的民意基礎。西方民主社會中民意基礎決定政府與媒體的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在西藏問題上，我們面對的不僅是西方的地緣政治經(jīng)濟政策，還有西方的文化集體無意識心理。

　　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一個出現(xiàn)在萬山之巔的雪域圣地，離天堂最近、塵世最遠。西藏具有西方人想象中圣地的一切特征，遙遠、神秘、神圣……所有的圣地都是遙遠的，遙遠的才可能是神秘的，神秘的才可能是神圣的。西藏萬物充滿靈性，人都是圣人，生活在虔誠、和平、寧靜、智慧的幸福中。西藏是西方人一度擁有，但又在歷史中不幸失落的樂園。他們對西藏的香格里拉式想象與向往，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積淀，表現(xiàn)在宗教、人種學、文化觀念、地緣經(jīng)濟與政治等各個方面。

　　西方關(guān)于西藏的烏托邦化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瑪竇時代耶穌會士的西藏傳說。1624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安多德在西藏扎布讓地區(qū)建立第一個傳教點，發(fā)回歐洲的傳教報告中，傳教士們認定西藏的喇嘛教就是一度失落的早期基督教，其中包含著三位一體的神學思想，連喇嘛教的僧服僧儀，都與天主教有諸多相同的地方。這種傳說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而且不斷有教士或旅行家試圖“證實”它。有人考證耶穌在30歲回到巴勒斯坦前，一度遠游到西藏傳教，在西藏還發(fā)現(xiàn)了藏文本的福音書。有人提出，藏人是流落到喜馬拉雅山的一支猶太人的后裔，西康的羌人具有明顯的“閃族人的特征”，“許多風俗習慣都近于古希伯萊人”。西方人幻想在世界之巔找到自己的精神與種族的家園，這種離奇的想象與熱情發(fā)展到極端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曾派遣一支探險隊前往西藏，試圖證明藏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而不是什么可憎的猶太人，因為藏人頭骨的尺寸與雅利安人相同。

　　西藏是西方人在想象中創(chuàng)造的人間圣地，對那片土地，他們一直充滿敬畏與向往，并產(chǎn)生一種連他們自己也無法說清楚的“騎士”心理。歷史中這一文化-心理過程值得關(guān)注。西藏是圣潔之地，也是財富之地。他們不斷產(chǎn)生天使般的向往神圣之地的熱情，又無法放棄那種“洗劫天堂”的撒旦欲望。西方早就有關(guān)于西藏到處都是黃金的傳說。18世紀末英國在印度的擴張最終觸及西藏邊界，英國就開始出現(xiàn)關(guān)于不丹與西藏是地球上尚未發(fā)現(xiàn)的“黃金國”的傳說。最后這種傳說終于落實到拉薩的布達拉宮，據(jù)說那是一個金庫，所有的樓宇都是用黃金建成的。西方人的擴張邏輯總是幻想先行的，發(fā)現(xiàn)美洲之前，西方有將近兩個世紀的大汗的黃金國度的傳說，哥倫布就是為這種黃金傳說發(fā)狂而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關(guān)于印度、中國，關(guān)于所有欲望與恐懼之地，西方人都曾有過這種傳說與想象。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擴張一直沒有覆蓋西藏這片凈土。這其中隱含著西方帝國主義文化心理深深的遺憾與悔恨，尤其是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更讓西方文化難以釋懷。

　　人間凈土式的西藏是西方人想象的精神家園、人種故鄉(xiāng)，是財富之地，也是智慧之地�？履系罓枌懜�爾摩斯探案故事，寫到福爾摩斯墜下山崖無法繼續(xù)的時候，干脆讓福爾摩斯去了西藏，回來以后更加智慧了。據(jù)說福爾摩斯遠游西藏那兩年里，住在布達拉宮，與大喇嘛切磋技藝。更有想象力的還是希特勒，他的探險隊為他帶回幾位喇嘛，入侵蘇聯(lián)前，他讓喇嘛為他做法念咒，讓俄羅斯的氣候溫暖一些，不至于過早地凍死雅利安孩子。當然，最有影響力的要數(shù)希爾頓的那部暢銷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一位英國駐印度殖民官在飛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馬拉雅山萬峰之巔的一個“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這個遠離人煙的山谷竟是一個富饒迷人的人間樂園”，“像另一個星球上那樣純凈的空氣中”有一種夢幻般的“如癡如醉的寧靜”。這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幸福的谷地”，是唯一未被現(xiàn)代污染的地方，那里仍保持著天堂的純潔、愛與智慧，讓人想起《創(chuàng)世紀》中神的恩典：“神在東方的伊甸設了一個樂園給人安居。”這是幸福的回憶，也是永恒的許諾。

　　在西方文化無意識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一個莫須有的地方，出現(xiàn)在想象的地圖上，既是前現(xiàn)代的樂園，也是后現(xiàn)代的圣地，甚至是西方文化想象中人類的救贖之地。就像在《消失的地平線》中，那位英國殖民官在香格里拉250歲的大喇嘛佩羅（注意：據(jù)說他是盧森堡人）那里獲得的啟示：這個現(xiàn)代世界正醞釀著一場巨大的災難。早在拿破侖出世之前，他就已經(jīng)預見了這一切。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幸免。唯一承繼人類文明之火的，便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保存著人類文明復活的種子。烏托邦想象包含著一個最基本的悖論，即烏托邦一定是某一個地方(nowhere must be somewhere)，但烏托邦又不是任何一個地方(utopia is no place)。傳統(tǒng)的烏托邦作品，總是將烏托邦置于世界某個未知的地方。20世紀對西方人來說，世界上如果還有某處神秘未知之地可以容下幻想安置烏托邦，大概是只有世界屋脊的那些神秘的大山，那里不僅是世界最高最難以企達的地方，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少的地方。

　　在西方，香格里拉式的西藏的意義，不在于知識的地圖上的某一個地區(qū)，而在于傳統(tǒng)想象的地圖上表現(xiàn)特定拯救意義的文化空間。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人面對西藏問題上的激進態(tài)度，不難理解他們無原由的同情、信念、憤怒、偏激，不難理解達賴在西方的神圣形象與廣泛的感召力。粗暴原始簡單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不能解決問題，只能加深誤解與仇恨。我們知道，人類從來都生活在兩重世界中，一重是現(xiàn)實的，一重是想象的，想象的世界更令人激動；
人類從來不是什么理性的動物，決定他們價值與行為的，經(jīng)常是文化無意識，尤其是在群體心理與行為上，集體無意識的動機更為深遠；
人類總是祈禱理解與寬容，但永遠無法明智地生活在理解與寬容中，虛妄的正義感、傲慢與偏見，隨時都可能摧毀和平與美好的可能。正如我們的一位前輩所言，世間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關(guān)鍵看我們是否理解愛與恨的緣故。否則，愛將生愛，恨將生恨，劫難無窮。愿走上街頭的激奮的人們，留給自己一些默想與祈禱的時間，也留給這個世界一些和平的機會。

　　周寧，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閩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刪節(jié)版發(fā)于<環(huán)球時報>(4.25)，作者授權(quán)天益首發(fā)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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