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中曾經說到一個觀點：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的歷史——由勝利者決定哪些需要被人記住，哪些需要被人遺忘——所以，歷史的不可靠性要遠遠大于文學。那么，文學怎樣才能夠做到可靠呢？我認為，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永遠真誠地面對真實，不要茍且，不要回避，更不要粉飾，不要歪曲，不要試圖遮擋什么，也不要故意暴露什么，這樣，反映在文學中的生活圖景就是可靠的了。

　　我現在說到一個真實的生活圖景，當然，這個圖景早就被歷史遺忘了，或許因為它太渺小，或許因為它太真實地反映了某個歷史階段的本質，總之，現在的年輕人不但不知道這樣的事情，甚至很難相信曾經發(fā)生過這樣的事情了。

　　2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場著名的“四五運動”前后，中國的政治氣候極為惡劣，“高天滾滾寒流急”，哪怕最不關心政治的人都能夠感覺到一種壓抑的氣氛。我作為延安大學工農兵學員到陜西省南部三線工廠開門辦學（也叫“學工”，是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方式之一）期間目睹的這件事情，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人在某種歷史狀態(tài)下，能夠被置放在什么樣的位置。

　　這個地方地處秦嶺以南，按照氣候地理學標準，應當算作南方，盡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陜西省管轄。和地處塞北高原的延安相比，這里氣候濕潤，完全是一幅江南水鄉(xiāng)的景象。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那里還不見一星綠色，到了這里，撲入眼簾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經一片翠綠，到處都是青翠的毛竹，到處都是綠油油的稻田，就連道路兩旁的雜草，都引起我們這些在干旱的黃土高原生活的人的極大好奇，我簡直聞不夠空氣中那種早春天氣特有的馨香。所以，在那個不平靜的春天，盡管對社會已經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傳的見解，盡管這種見解在整個社會彌漫著的壓抑氣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個人經驗中，那個春天極為美好。我好像還從來沒有經歷如此充滿魅力的春天。

　　如果細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點：一是我正在體會什么叫做愛情，這使得我對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滿了敬重；
二是我突然從寒風漠漠的陜北來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強烈的反差使得這個春天比以往任何一個春天都更強烈地激發(fā)了我的記憶；
三是我已經到了能夠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齡，這就是說，世界之所以為世界，不是人家說的那個樣子，那純粹是我感悟到的樣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領域是那樣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領域同樣美好。對某項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夠強化記憶。有了這三點，那個美好的春天在記憶當中當然異常清晰，當然無懈可擊。

　　所以，在整個“學工”期間，我的情緒都很好，好像這個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樣。為期一個月的“學工”結束以后，大撥同學都返回了延安，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同志把三個寫作能力強一些的同學留了下來，幫助這個工廠編輯和出版一本由工人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集（這在當時是一種政治時尚，是為了證明工人階級杰出的領導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這是一項我很喜愛的工作（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可救藥地喜愛上了文學），我很為能夠在這里多呆一段時間而得計。就在這段時間里，我遇到過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這件事情進一步強化了我對那個春天的記憶，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經被完全摧毀了。

　　3

　　有一天半夜，工廠宿舍區(qū)就像有人突然發(fā)現狼群一樣鼓噪了起來，我們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廠區(qū)那邊人聲鼎沸，泱泱地往我們這邊走，間或還能聽見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夠聽到的對人的呵斥聲，激昂的口號聲。一定是發(fā)生了很嚴重的事情。我們匆匆下樓，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來，工廠保衛(wèi)科的人抓住了兩個在車間的機床后面通奸的年輕工人。我看到很年輕的一對男女被人押解了過來，他們的雙手都被反綁在身后。沉悶壓抑的生活突然出現這樣一場波瀾，人們都很興奮。那兩個因為所犯罪行而自動失去人格尊嚴和做人權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從保衛(wèi)人員縫隙間伸過來的拳頭的推搡和擊打。很混亂，押解的隊伍不是沿著直線前進的，它在廠區(qū)到宿舍區(qū)之間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樣。那個女的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半個臉頰都被油黑的長發(fā)遮住了。她的雙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從她不自覺的抵御擊打的動作中看到了堅強；
男的就不行了，他瑟縮著，本來就不高大的身子顯得更加矮小——我對此印象惡劣。一個男人在這樣的時候不應當是這個樣子，這簡直是對那個女人的感情的褻瀆。他如此委瑣，就等于在向人們宣布他不再保護失去任何遮擋的她了。他放棄了最重要的責任。在我看來，在這樣的時候放棄這種責任的男人是不能夠被稱之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們在任何事情面前都會本能地做出選擇一樣——出現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人群雖然聒噪著過去了，但是各種各樣夸張的議論仍然在繼續(xù)：有的說保衛(wèi)科的人沖進去以后，兩個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沒有感覺到身邊已經圍了一圈兒人；
有的說保衛(wèi)科的人本來想讓兩個人赤身裸體在廠區(qū)游街示眾，但是，沒有人能夠把女人的衣服剝下來；
有的說，保衛(wèi)科的人……沒有任何人對保衛(wèi)科的人的行為提出質疑，在所有看來保衛(wèi)科的人做這樣的事情都是天經地義。

　　4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種雜亂無章的感覺，就像我在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思索一樣。后來發(fā)生的事情非常讓人驚訝。

　　保衛(wèi)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關在一個小房間里，連續(xù)八個小時對她進行審問。他們詢問的是——通奸過程、通奸細節(jié)以及她的通奸感受。這個過程對于審訊者和被審訊者意味著什么，既簡單而又復雜。簡單，是說保衛(wèi)科的這些人有淫欲需要滿足和宣泄，在這里就變形為對性行為過程和細節(jié)的關注和對人的直接的侮辱；
復雜，是說在一個被認為健康發(fā)展的社會里能夠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復雜的原因，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命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學者或者普通人都應當進行思索并且給出答案。但是，在那個年代，這可能嗎？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論家正在忙于研究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正在闡發(fā)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動力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教義，正在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制造理論基礎，不可能也不屑于會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思索；
法學家——如果他們還存在或者還在做什么事情的話——則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與法律的關系，從而把對社會、對思想進行控制和引導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會注意這樣一個發(fā)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間的瑣碎問題；
歷史學家專注于對歷史的實用主義的解釋，為被政治陰謀家強奸了的歷史收拾粘滿精斑的衣褲，“儒家”“法家”是那個時代的歷史主題，他們怎么可能會為一對偷情男女的境遇問題分心呢？普通人則在沒有任何社會關懷的環(huán)境中失卻關懷他人的信心，變得獸性，變得下流，變得卑鄙異常，也不會認為這是一個事情。所以，我們能夠說，這個問題在當時不是問題，更不是能夠被回答的問題。因此，它通行無阻地發(fā)生著。因此，年僅二十一歲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潰。因此，保衛(wèi)科的人出去吃中飯的時候，精神崩潰了的她從六層樓窗戶一躍而下，用她自己的方式給事情做了一個了結。

　　我聽人說，她的半邊臉都被摔癟了，鮮血浸潤著整個身子；
我聽人說，她就是死了，身條也是全廠最美的。我離開那個工廠以后數天，我還聽人說，那個男職工聽說女職工死了以后，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從關閉他的房間里脫逃出來，用殺豬刀子殺死了三個曾經審問過女職工的保衛(wèi)科的人——他殺得兇惡而殘忍，死者幾乎完全被他肢解，有一個人的腸子竟然像彩帶一樣被掛到了吊燈上。然后，這個瘋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爛，死在了廠黨委書記的家門口。早晨起來，黨委書記發(fā)現鮮血像小河一樣在客廳地板上蜿蜒，心臟緊縮著打開房門，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發(fā)出一聲非人般的嚎叫，臉色驀地沒了顏色，癱軟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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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子由于事關重大，就像所有這類事情一樣，被有關部門嚴密地封鎖著，不但社會上無法得知，就是這個工廠的人也不敢確認那個男的是否真的殺了人，是否把被殺的人的腸子掛在了吊燈上，是否是在黨委書記的家門口剖腹自殺。

　　這件事情傳到我這里，我也就只能把作為地地道道的傳聞。所謂傳聞，就是無法證實的消息。無法證實的消息對于社會判斷有什么價值呢？可能沒有任何價值。但是，正是這件沒有任何價值的傳聞，完全破壞了我對于那個美好春天的記憶，二十五歲的我，正在戀愛中的我，已經開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驀然間在春天的原野上發(fā)現了一種異常兇惡殘暴的東西，它排山倒海，吞噬著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隊的時候對于黃河形成的那種印象一樣，它們疊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巒，動作如江海。

　　6

　　回想起來，這件事發(fā)生距今已經整整三十年，那對年輕的生命早已經化成了空氣中的塵埃。更讓人唏噓的是，現在的人似乎早已經喪失了對于此類事件的記憶，覺得過去沒有發(fā)生什么事情，現在沒有發(fā)生什么事情，將來也不會發(fā)生什么事情，甚至于文學也開始裝聾作啞。

　　(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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