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歷史，我已發(fā)表過不少文章了，例如《為什么人類歷史的智慧只垂青于西方？》、《什么是歷史，歷史的精神，歷史的悲劇？》等等，今天，我要更集中地談?wù)勚袊鴼v史究竟最欠缺什么的問題。

　　中國歷史最欠缺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最欠缺歷史的思想，歷史的精神，歷史的靈魂。

　　盡管中國是著名的五大文明古國之一，號稱擁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歷史，而且中國人對歷史的文字記錄從來就非常重視，因而不僅從古至今的歷史文獻(xiàn)最豐富，最龐大，而且也最連續(xù)，甚至從遠(yuǎn)古留傳下來的絕大多數(shù)的文獻(xiàn)，幾乎都可以說是歷史，其中又特別是儒家的經(jīng)典，向有“六經(jīng)皆史”之說。然而正是因為長期以來的過于重視歷史，又特別是單獨來自上層統(tǒng)治者的重視，所以反而導(dǎo)致過于偏重歷史的某些片面的（顯然是出于維護(hù)極權(quán)專制統(tǒng)治的）目的，以至喪失了、欠缺了歷史中某些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我今天要特別說到的，欠缺歷史的思想、歷史的精神、歷史的靈魂。

　　然而，什么是歷史的思想、歷史的精神、歷史的靈魂呢？中國的歷史又為什么，竟然最欠缺這一切呢？

　　歷史的思想、歷史的精神、歷史的靈魂，三者發(fā)聲的音調(diào)一個比一個高，但它們其實是一個東西，即關(guān)于人類最本質(zhì)的歷史原動力的永恒性、普遍性和終極的深刻性的思考。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談到，人類歷史的原動力分三層：第一層是人類生命斗爭的原動力；
第二層是人類社會競爭的原動力；
第三層是人類精神競賽的原動力。

　　生命斗爭的原動力是人類作為動物的歷史原動力，即人類為食、色、性的基本需求的欲望的滿足而斗爭所表現(xiàn)的動力形式；
社會競爭的原動力是人類作為社會性動物（又稱理性動物）的歷史原動力，即人類為政治權(quán)力（利）、經(jīng)濟(jì)利益（財富）、文化影響（名望）而相互競爭所表現(xiàn)的動力形式；
精神競賽的原動力是人類作為智慧精神性動物的歷史原動力，即人類為信仰真理、求得真知、追求真誠（情、愛）而彼此競賽所表現(xiàn)的動力形式。嚴(yán)格地說，只有第三種原動力才是人類惟一獨具，而為其他一切動物所無的真正純粹人性的歷史原動力，而第二種原動力，作為社會性動物的螞蟻、蜜蜂、猿猴，或許還可能會有一點。

　　上述的三種原動力，我分別用斗爭、競爭和競賽三個不同的詞匯來進(jìn)行分辨。生命斗爭是永恒的，但對于人類歷史來說是膚淺的；
社會競爭是普遍的，但對于人類歷史來說是庸俗的；
精神競賽是終極的價值的，然而對于人類歷史來說，這才是最關(guān)鍵最深刻的。

　　什么是有人類思想的歷史？對于上述的三種原動力均能有所認(rèn)識，并能依此而條分縷析地忠實地報導(dǎo)的歷史，可以稱之為有人類思想的歷史；

　　什么是有人性精神的歷史？對于上述的三種原動力不僅能有所認(rèn)識，也不僅能依此忠實地報導(dǎo)歷史，而且還能更重視第三種精神競賽的原動力，并在具體的編寫中可有能動性反映的歷史，可稱之為有人性精神的歷史；

　　什么是有人性靈魂的歷史？對于所述的三種原動力不僅具有上面兩類歷史編撰者共同的認(rèn)識和能力，還更能洞察精神原動力中三種分力（信、知、愛）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并因此而能深入精微地報導(dǎo)的歷史，可以稱之為有人性靈魂的歷史，無疑，這才是人類最高級的歷史。

　　按照上述的三種歷史的概定，我們來回顧中國的歷史，可以斷言，中國歷史不僅欠缺靈魂、精神，甚至連有思想都談不上。

　　說白了，中國人龐大的歷史，只不過是完全按照極權(quán)專制統(tǒng)治者意愿編排的大量歷史現(xiàn)象的記錄而已，最多能顯得材料豐富、剪裁得當(dāng)、文筆優(yōu)美、情節(jié)誘人、刻畫傳神，如此等等，充其量不過是淺薄的文學(xué)性描繪的歷史；
不要說能夠真正體現(xiàn)什么人類歷史的“思想”、“精神”、“靈魂”，相反，還很有可能故意隱去許多極有價值的歷史真情，以體現(xiàn)和滿足孔夫子所說的“子為父隱”、“臣為君隱”的極權(quán)專制統(tǒng)治“歷史”的需要。

　　中國歷史中最著名的是號稱“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的官方正史。有目共睹，寫得“最好”的還是前四史，即：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而其中又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魯迅先生亦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換言之，中國史家之最高的“悲號”，卻又只是“歷史”中文學(xué)的《離騷》�？梢婔斞赶壬�的評價，褒中有貶，或亦有所遺憾）。后人還更常稱史界兩“司馬”，其一固然為司馬遷，另一即宋代的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
而司馬遷更又被中國人稱為“中國歷史之父”。

　　真正比較中國的歷史之父司馬遷和西方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或許就更容易明了。司馬遷是極權(quán)專制帝王漢武帝時期的一位史官；
而希羅多德則是古希臘民主領(lǐng)袖伯里克利當(dāng)政時期的一個自由民。更重要的是，司馬遷是孔圣人及其儒學(xué)的忠實的崇拜者，而希羅多德則是個受到過古希臘哲學(xué)熏陶，具有濃厚的民主思辨精神的古希臘學(xué)者；
尤其可貴的是，正是在他的《歷史》中人類第一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觀念，表現(xiàn)出了作者可貴的人性價值的精神追求。而這種觀念，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看到的。

　　顯然可見，中國歷史的欠缺“思想”（更不要說“精神”和“靈魂”了），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之中就已經(jīng)落下了重大的“病根”，而中國歷史這種“病根”的更深的根源，最終其實還得追蹤到孔子和他的《六經(jīng)》，特別是其中的《春秋》。由于漢武帝、董仲舒的緣故，司馬遷簡直就是孔子的五體投地的崇拜者了，這既害了司馬遷本人，更害了中國人此后兩千多年的歷史。而司馬遷的《史記》，既是后人繼續(xù)編寫歷史的范本，同時，也簡直就是兩千多年來歷代帝王學(xué)習(xí)維護(hù)極權(quán)專制體制政府的最具體最有力的文本。

　　太史公曰：“……先人（司馬遷自指其父司馬談）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幼浜笾劣诮裎灏贇q，有能紹明世，正《易經(jīng)》，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見《史記》中《太史公自序》）可見司馬遷真是一個活脫脫孔圣人及其父親的“孝子賢孫”，而且還自認(rèn)為有偉大的“抱負(fù)”，要“當(dāng)仁不讓”成為孔子第二。而實際上卻是，不僅他的做人，連其思想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跟著孔子亦步亦趨。這樣的歷史家能有自己的“思想”嗎？“太史公”，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善于撰寫歷史故事的（文學(xué)）“作家”而已，何能創(chuàng)造有“思想”、有“精神”、有“靈魂”的歷史？

　　“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dá)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洞呵铩肺某蓴�(shù)萬，其指數(shù)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洞呵铩分�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保ㄒ娡�上）很顯然，司馬遷是完全按照孔子的“六經(jīng)”，尤其遵循其中“禮義大宗”的《春秋》為范本來撰述歷史的。而《春秋》的最高宗旨，誠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換言之，即是要極權(quán)專制的“君主”體制長存永繼，傳之萬代，不僅如此，還更要“萬壽無疆”。正是因此，司馬遷撰寫《史記》就只能依照如下的程式：本紀(jì)、表、書、世家、列傳。本紀(jì)是帝王的傳記，是全部歷史的大綱，表為帝王大事的年表，書為典章文物制度，世家為諸侯的傳記，列傳為士大夫們的傳記。這樣的歷史何曾可能有最基本人類（老百姓）的人性？何曾可能有全人類社會發(fā)展原動力的“思想”，更又怎么能有人類歷史的“精神”和真正人性的“靈魂”？然而正是這樣的歷史在中國，卻一直依（《史記》所提供的）“樣”畫葫蘆地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國的歷史還在同樣如此地繼續(xù)編撰。如此中國人的歷史能有“思想”嗎？能有“精神”嗎？更能有“靈魂”嗎？我請今天的“歷史學(xué)家”們也來回答我同樣的問題？

　�。ū疚陌l(fā)表于《時代教育—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２月上旬刊，總第1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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