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大年著《愛因斯坦在中國》（上�？萍冀逃霭嫔纾玻埃埃叮┮粫械牡谖逭拢骸皭垡蛩固梗簭呐兄兄厣呐枷瘛钡脑ǜ�。在中國出版時有所刪改——編者）

　　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場悲劇和災難。這場主要由毛澤東個人發(fā)動的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可能是最具毀滅性的影響�！玻薄秤捎谖幕蟾锩且源輾幕瘷C構(gòu)開始的，中國的科學和科學家都屬于最嚴重的受害者。文革期間，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遭到了有組織的批判。該批判運動于１９６８年首先發(fā)難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擴張和加強。陳伯達和姚文元支持了這種批判，并利用它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在陳、姚這些激進的領導人倒臺之后，大多數(shù)政治和哲學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這些批判所引發(fā)的一場關于相對論的大爭論，卻又持續(xù)了６個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國政府才正式給愛因斯坦“平反”。本章研究了這場批判運動的起源、內(nèi)容、參與者和后果。該調(diào)查有助于闡明，在那動亂年代里，中國的科學發(fā)展是如何受到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的影響的。

　　◇　北京的批判運動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發(fā)生于１９６５年末，當時媒體上也重新出現(xiàn)了針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這段時間里，由毛澤東引發(fā)的政治危機最深、混亂最嚴重”〔２〕。在這種政治極端主義的惡毒氣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過攻擊知名的權(quán)威及其成就來成名的機會〔３〕。這種個人自發(fā)的攻擊，在中國引發(fā)了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有組織的批判。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數(shù)學教師周友華，〔４〕來到北京宣講其題為《從物質(zhì)的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zhì)及其轉(zhuǎn)化》的論文。該文根據(jù)毛澤東關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教導，批判了物理學中的場論，尤其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５〕。

　�。保梗叮改辏苍�，周友華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宣讀了他的“新理論”，該所的物理學家們當場對這個“革命”的場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盡管物理學家們對周友華在討論該科學問題時的不科學和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表示了譴責，但當時掌握中科院權(quán)力的革委會卻認為周友華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是應當支持的“新生事物”〔６〕。倚仗這一支持，周友華得以繼續(xù)在北京尋找同志，并推銷其“新理論”。終于，一個名叫“‘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chǎn)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小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學習班的成員，包括周友華和來自中科院幾個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幾位年輕的科技工作者〔７〕。學習班的成員中，沒有一個人的學術職稱在助理研究員以上〔８〕。不過，當時身為副研究員的數(shù)學家秦元勛也積極參與了批判運動，雖然他可能并非學習班的正式成員〔９〕。秦自稱，他之所以參與批判相對論，是因為該學習班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的女婿孔令華（１９３５－１９９９）〔１０〕。顯然，孔令華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增加了學習班的權(quán)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進來。

　　孔令華是孔從洲（１９０６－１９９１）中將之子，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學校與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結(jié)識，兩人于１９５９年８月結(jié)婚。李敏的母親是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２年間，孔令華在北京航空學院學習，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理工科畢業(yè)的孔令華，對相對論、自然辯證法和辯證唯物主義都非常感興趣，并在１９６０年代經(jīng)常與毛澤東討論相關的問題。１９６３年，孔令華曾把剛剛復刊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轉(zhuǎn)送毛澤東，其中刊載的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之《關于新基本粒子的對話》一文，使毛澤東深感興趣，并由此引發(fā)了毛對現(xiàn)代物理學之哲學問題的一系列評論。關于相對論，毛澤東曾對孔令華說，“從牛頓的絕對論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再到相對與絕對統(tǒng)一論，這就是科學認識的辯證法，應當從這個高度來看待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弊裾彰珴蓶|的教導，孔令華與其好友柳樹滋在北京航空學院組織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師，“試圖在承認愛因斯坦相對論是相對真理的基礎上，從理論和實驗兩個方面進行突破�！睘榱舜耸�，孔曾“廢寢忘食地忙碌了兩三年的時間”�！玻保薄�

　　從一開始，學習班就將相對論作為主要批判目標，并因此簡稱自己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１２〕。他們選擇相對論作為攻擊目標，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對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理論之一，對一群想出風頭的人來說，相對論是理所當然的批判對象。其次，為了達到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科學的目的，批判者們不得不推翻所有現(xiàn)存的資產(chǎn)階級理論，而相對論似乎正是這些資產(chǎn)階級理論的一個典型代表。第三，眾所周知，在愛因斯坦創(chuàng)立相對論的過程中，馬赫的思想對他有過重要的影響。由于馬赫曾在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受到列寧的猛烈抨擊，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也常因此受牽連，而遭到“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批判。這樣的例子，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jīng)見過許多。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是當時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依照這兩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對論學習班”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新的自然科學理論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１３〕。

　�。保梗叮改辏对�，“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寫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稱之為“批判相對論的開端”。文章的標題很長：“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作者將批判相對論同反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chǎn)階級觀點相聯(lián)系，認為只有“把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觀點批深批透，才能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統(tǒng)治，從而鞏固無產(chǎn)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qū)Y產(chǎn)階級的專政�！薄玻保础场Ｅ姓咝Q：“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學革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無產(chǎn)階級科學革命，即將出現(xiàn)在世界東方遼闊的地平線上。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徹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下開展起來的科學大革命�！薄玻保怠�

　　為了打倒相對論，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標簽和借口。例如，他們稱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玻保丁撑械慕裹c之一是光速不變原理，這是狹義相對論的兩項基本假設之一。批判者聲稱，光速不變原理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反動的政治觀點的深刻反映。因為恒定的光速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他們認為光速不變原理“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除了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荒謬論點，批判者還以光速不變原理“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由反對相對論，〔１７〕但這個說法也是沒有根據(jù)的。１９０５年，愛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實驗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了光速不變原理。雖然該原理在當時確實只是一項假設，但到１９６５年時已經(jīng)有許多實驗證據(jù)直接證明了光速不變原理的正確性�！玻保浮�

　　“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文章，蓄意將相對論與哲學上的相對主義相混淆。例如，該文引用了毛澤東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發(fā)表過的講話，在講話中毛批判了相對主義（relativism）。由于講話中所批的“相對主義”在當時也譯作“相對論”，和物理學上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寫法完全一樣，讀者如果不仔細參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將兩個不同的概念弄混，以為毛所批的是物理學上的相對論。但是，任何對哲學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澤東的講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是故意要混淆兩個概念，以便利用當時在中國已經(jīng)被神化的毛澤東的權(quán)威。在該文的結(jié)尾，“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宣布了這場相對論批判將要導致的結(jié)果：“無產(chǎn)階級就一定能夠牢牢地占領自然科學的全部陣地，資產(chǎn)階級學者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一個個嶄新的科學理論，必將迅速地發(fā)展起來，自然科學發(fā)展真正的新紀元一定會首先在我國到來！”〔１９〕

　　１９６８年７月初，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將此文呈送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時附上的還有兩份報告，分別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和中科院革委會所作。學習班在報告中稱他們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開展無產(chǎn)階級科學革命，創(chuàng)立我國自己嶄新的理論體系”。中科院革委會則請求中央批準和支持將“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當）作典型試驗，取得經(jīng)驗”，以便今后在生物學、地質(zhì)學和其它自然科學領域也開展類似的批判運動。〔２０〕

　�。保梗叮改曛兄粒保梗叮鼓曛�，“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繼續(xù)搜集新材料，以撰寫更多批判相對論的文章�！玻玻薄尺@期間，學習班的成員也不斷增加�！玻玻病巢贿^，直到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才受到了黨內(nèi)高層的有力推動和支持。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九大”使文革頭３年中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得到了合法化。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國共產(chǎn)黨的３個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聯(lián)合發(fā)表了題為《抓緊革命大批判》的社論，提出“要開展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斗、批、改�！薄玻玻场�

　�。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對論批判》討論稿。其基調(diào)與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處只是其哲學批判的調(diào)門更高、內(nèi)容更廣泛。例如，該文斷言：“相對論的大前提是哲學的相對主義；
相對論的時空論是資產(chǎn)階級的唯我論；
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根本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
……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范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同政治斗爭的聯(lián)系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nèi)容，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２４〕

　　為了駁倒相對論中同時性的相對性，學習班里的一位年輕物理學家甚至捏造了聳人聽聞的論據(jù)。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蘇兩國在中國東北邊界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fā)生了一系列曾被廣泛宣傳的武裝沖突。中方在這些沖突中傷亡數(shù)百人，并在全國各地的舉行抗議示威，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者的大國沙文主義〔２５〕。這位年輕的物理學家將中蘇邊界沖突與批判相對論聯(lián)系起來，聲稱如果像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所說的那樣，同時性是相對的，那么就不能客觀地判斷在珍寶島事件中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２６〕。這種蠱惑人心的論點隱含了一種政治威脅，即任何企圖為相對論辯護的人都可能被冠以賣國賊和蘇修分子的罪名。但這種蠱惑并不能愚弄任何嚴肅的中國科學家，連非專業(yè)人士也哄騙不了。例如，當時的中科院副院長、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竺可楨（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在自學了一個多月的物理學相關經(jīng)典著作之后，即能從這位批判者的論點中發(fā)現(xiàn)概念錯誤。竺可楨指出，由于蘇聯(lián)和中國同在一個行星即地球上，故處于同一參照系，人們并不能從相對論得出上述結(jié)論〔２７〕。因為相對論中同時性的相對性，是一種只與處于不同的慣性參照系中的觀察者有關的現(xiàn)象，所以它并不能應用于中蘇邊界沖突。然而，像竺可楨這樣的科學家是不可能阻止當時的批判浪潮的。１０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完成了《相對論批判》的修改稿并印發(fā)全國，企圖在全國掀起針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大批判〔２８〕。

　�。保梗叮鼓昵�，這場批判運動由于陳伯達（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親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動。陳伯達長期擔任毛澤東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顧問，并曾任毛的政治秘書，是文革早期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之一〔２９〕。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澤東親自任命陳伯達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該小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總指揮部〔３０〕。到１９６９年初，陳伯達在黨內(nèi)排名已升至第四，僅次于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３１〕。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陳伯達就密切關注著對相對論的批判。他對批判運動作過多次批示，派他的聯(lián)絡員常駐學習班，并指派《紅旗》雜志社的編輯到學習班幫助修改文章。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是陳伯達的理論批判計劃中的兩個中心議題之一。按照他的計劃，科學家應該批判愛因斯坦，藝術家必須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３２〕。不過，為什么陳伯達如此熱衷于支持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運動呢？這其中有兩個可能的動機。在政治上，陳伯達大概以為，這場批判運動可以在他與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權(quán)力競爭中助其一臂之力〔３３〕。有證據(jù)表明，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以前，陳伯達就已經(jīng)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毛澤東就曾憤怒地責備陳伯達，未經(jīng)其批準就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陶鑄〔３４〕。１９６９年初，陳伯達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競爭中輸給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毛澤東批準了張、姚二人起草的報告，卻將陳伯達的報告連看都沒看就原樣退回了〔３５〕。作為曾為毛澤東和黨中央起草過許多重要文件的“黨內(nèi)著名理論家”和“筆桿子”，這次意外的失敗對于陳伯達來說是一大羞辱〔３６〕。像陳伯達這樣野心勃勃的人，必定會尋找一切機會卷土重來〔３７〕。中科院開展的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運動，似乎給了陳伯達這樣一個機會，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陳伯達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澤東與其女婿孔令華關于相對論的談話，〔３８〕因而認為支持對相對論的批判是一條取悅于毛澤東的捷徑。其次，陳伯達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長，在文革期間仍對中科院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由于“批判相對論學習班”隸屬于中科院，故易于為陳所控制；
而它發(fā)起的相對論批判，似乎也開辟了一條新戰(zhàn)線，如有斬獲，陳伯達當可獨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權(quán)力基礎，以便與來自上海的競爭者相抗衡。

　　陳伯達積極支持和推行對相對論的批判，還與其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有關�！玻常埂匙裕保梗叮赌暌詠�，他曾多次公開宣稱：“人類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后來轉(zhuǎn)到了西方；
經(jīng)過一次往返，現(xiàn)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東方”〔４０〕。１９７０年４月，陳伯達親自來到北京大學召集會議，鼓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并再次提出，“過去科學是從西向東，從歐美到中國，將來中國要領導科學，為此要徹底批倒相對論�！薄玻矗薄筹@然，陳伯達是希望恢復中國科學技術在古代世界中所占有的顯赫地位。在本質(zhì)上，他是企圖復興“中國文化中心論”的偏見，這一偏見過去曾經(jīng)長期被保守的思想家用來抵制西方思想。只是這一次，陳伯達是“在馬克思主義旗號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玻矗病骋驗椤芭邢鄬φ搶W習班”也提出要推翻西方資產(chǎn)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統(tǒng)治，以“創(chuàng)立我國自己嶄新的理論體系”，〔４３〕陳伯達一定覺得這場批判正合其心意。

　　在陳伯達的指示下，“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文章《相對論批判》已預定于１９７０年１月在《紅旗》雜志和《中國科學》上發(fā)表，《紅旗》和《中國科學》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期刊中的兩種。但當時中科院的負責人劉西堯〔４４〕似乎對此決定較為謹慎。他決定邀請一些著名科學家來審查這篇文章，中科院遂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玻矗怠�

　　參加會議的有“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成員，以及周友華等人。〔４６〕一批著名的中國資深科學家如竺可楨（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吳有訓（１８９７－１９７７）、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和錢學森（１９１１－）等也奉命出席〔４７〕。由于周培源早年是相對論研究的專家，而且在１９３０年代又曾與愛因斯坦有過個人交往，因此陳伯達特意親自將周培源從陜西漢中召回北京�！玻矗浮沉硪晃恢暮宋锢韺W家王淦昌（１９０７－１９９８）也接到通知，但拒絕出席，這是不同尋常的。它可能既反映了王淦昌作為中國核武器專家所擁有的特殊地位，也顯示出他超凡的勇氣〔４９〕。出席此次會議并踴躍發(fā)言的，還有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１９２７－）。

　　會議由當時領導中科院工作的軍代表之一郝夢策主持〔５０〕。在郝代表和院革委會常委戴鑾謨的開場白之后，第一個發(fā)言的就是量子場論專家何祚庥。何贊成批判愛因斯坦，并聲稱，“批判愛因斯坦不（應）限于相對論”，實際上“有四大問題”須要批判。他認為，批判愛因斯坦不僅要批判相對論中的“相對主義時空觀”，還須批判“統(tǒng)一場論”、“宇宙有限論”，以及愛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學的某些觀點。他認為，這四方面問題中，以統(tǒng)一場論的問題最為突出。何指出，愛因斯坦未能完成統(tǒng)一場論與其不正確的世界觀有關，稱其“早年是受馬赫主義的影響，晚年（則相信）斯賓諾莎的唯理論�！标P于愛因斯坦的政治表現(xiàn)，何祚庥特別強調(diào)，愛氏“曾寫信給羅斯福建議制（造）原子彈，為美帝效勞，這是肯定的�！焙芜�提到，“聽周培源同志說，愛（因斯坦）逝世時周總理打了電報去�！痹诰唧w談到《相對論批判》一文時，何祚庥不同意文章中所謂“相對論的兩個大前提并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的說法。他指出，“目前為止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實驗與相對論預言有矛盾�！痹谛x了一段毛澤東主席關于用實踐檢驗理論的正確性的語錄之后，何祚庥認為，“說‘相對論的兩個大前提并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是不對的，只能說沒有直接的證實，但有間接的證實。所謂證實是指在一定精確度范圍內(nèi)（的證實）。”以后，在他的第二次發(fā)言中，何祚庥還針對批判文章中許多具體的提法提出了批評。顯然，他對批判愛因斯坦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不同意《相對論批判》一文中的許多具體內(nèi)容�！玻担薄�

　　由于何祚庥在發(fā)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周培源緊接著也作了發(fā)言。周培源先介紹了愛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在介紹過程中，他在許多方面含蓄地為愛因斯坦辯護。例如，周培源說愛因斯坦“生活比較樸素”；
愛因斯坦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在歐洲和黑人在美國一樣（受歧視），因此他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敝芘嘣刺岬綈垡蛩固埂皭劾√崆�，（并）覺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得多�！薄玻担病尺@句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短語，對于有心之人則可謂意味深長。這則富有愛因斯坦式幽默的逸聞，既是對那些狂妄而又無知的批判者的一種嘲諷，又可博得那些同情愛因斯坦卻又不能明說的中國科學家們會心的微笑。

　　周培源特別介紹了愛因斯坦與美國原子彈的關系，指出對于這件事要作“階級分析”。愛因斯坦“主張做原子彈”是“因為當時納粹要搞原子彈”，而且他并沒有直接參加制造原子彈的具體工作。周還提到愛因斯坦在１９５５年曾與羅素聯(lián)署宣言，反對制造氫彈，并稱該宣言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同時也指出，宣言是“從人道主義出發(fā)，而不是從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出發(fā)”的。周培源證實，１９５５年愛因斯坦逝世后，周總理發(fā)了唁電，并對愛氏“有一定評價”。周總理還叫周培源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
周培源寫了一半，記者寫了一半�！玻担场�

　　對于《相對論批判》一文，周培源雖沒有作直接的批評，但他上來一句“很抱歉，……文章也沒好好看”，便清楚地表明了他對該文的反感。由于該文在科學上主要是對狹義相對論的兩條原理（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提出批判，周培源將其發(fā)言的大部分時間用于介紹這兩條原理的發(fā)展歷史，并強調(diào)，“（這）兩條原理是很重要的”。關于同時性的問題，周培源指出，在同一慣性系中，同時性是很明確的；
對于兩個作相對運動的慣性系來說，“同時性沒有意義，但這不是說同時沒有意義。”針對何祚庥號召批判愛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論”，周培源指出，“宇宙有限的模型”主要與愛丁頓（A．S．Eddington）的吹捧有關，“早已放棄了”�！玻担础�

　　無庸諱言，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周培源也不得不在發(fā)言中對愛因斯坦作了一些明顯是敷衍了事的批評。他曾說“統(tǒng)一場論是完全錯誤的”，但同時又強調(diào)了愛因斯坦在１９３０年代對“運動理論”的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他在發(fā)言中還客觀地談到，廣義相對論里有爭議的問題很多，比如坐標應如何定義的問題。這是周培源自１９３０年代起，就開始思考但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顯然他在此問題上與愛因斯坦意見不同，但并沒有在此審查會上利用這些科學上的不同意見，來謀取政治上的好處。〔５５〕

　　在發(fā)言中，周培源還借機建議中科院做一些像穆斯堡爾效應一類的實驗，以幫助檢驗狹義和廣義相對論。〔５６〕這實際上是建議科學院恢復基礎科學的科研工作。在當時科研業(yè)務工作受到全面沖擊、基礎科學的研究幾乎被完全取消的情況下，周培源的建議有重要的意義。

　　錢學森在周培源之后接著發(fā)言。他的發(fā)言以當年流行的“套話”開頭。錢說他讀了《相對論批判》的“討論稿”和“修改稿”，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啟發(fā)和教育”，他“是（懷著）滿腔熱忱來參加這次會（議的）�！币韵滤劻怂狞c意見。第一點，他認為，該文“是（科學院）好多青年同志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后，活學活用主席思想，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取得的初步成果，這個意義是重大的。”為此，他向有關的人員“表示祝賀”。第二點，對愛因斯坦的評價要全面和客觀。錢強調(diào)，“這個事要慎重”，因為愛因斯坦是在全世界都有影響的。錢學森還指出，對于愛因斯坦建議做原子彈也要具體分析，“因（為）海森堡在德國也在搞，當時要搶在納粹的前頭。”這里，錢明顯是在附和周培源的說法，并改變了他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在《人民日報》上就此事所發(fā)表的觀點。第三點，應該將相對論本身與圍繞在相對論周圍的“烏煙瘴氣的東西”區(qū)別開來。錢學森舉例說，“羅馬教皇也用過相對論，……想借相對論為他們張目，但這和相對論本身要有區(qū)別�！卞X認為文章對這方面的區(qū)別工作，做得還不夠。第四點，“哲學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關系�！卞X學森宣稱，“辯證唯物論是人類的最高智慧，全面經(jīng)驗匯總到毛澤東思想�！彼嬲]說，在證明相對論這個理論時，“千萬不能忘記了毛澤東思想，一定要依靠這個�！弊詈螅X學森希望該批判文章能寫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成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下苦功夫，擴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偉大的勝利�！薄玻担贰�

　　《相對論批判》審查會開了一整天。在下午的會議上，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也作了發(fā)言。他首先表示，“（他）是學實驗物理的，相對論是用過，但對相對論的基礎沒有考慮過”。吳談到１９２２年，他曾親耳聆聽洛倫茲的演講�！埃鍌惼潱┓浅Ｍ瞥鐞垡蛩固�，說愛因斯坦的理論比他高明，所以搞理論物理的人更推崇愛因斯坦了�！眳钦f，“愛因斯坦是唯心主義者，恐怕他自己都承認�！眳怯杏柭暦Q，“很支持”“幾位青年同志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批判，”他完全同意錢學森上午的發(fā)言，建議中科院支持并擴大該批判運動，因為“相對論涉及面太廣”。吳的建議似乎也有借機使科學院恢復科研工作之意，而且要擴大范圍，不僅僅限于物理所。至于《相對論批判》一文本身，吳有訓顯然認為文章的表述和概念都不夠清楚，當然也就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他還對文章的一些關鍵論點，如“單程光速不可測量”等，提出了質(zhì)疑，并尖銳地批評指出：從文章（的觀點）看來，實際上存在以太，而相對于以太的運動是可以測出來的。因此，不但光學、電磁學領域中存在優(yōu)越坐標，而且在一切物理學領域都存在一個絕對坐標，即存在絕對的以太。這樣，相對于以太的運動，就成了“絕對運動”。顯然，這不是什么“革命”和“進步”，而是倒退。〔５８〕

　　周友華也在下午發(fā)了言，并再次鼓吹，“對相對論的批評是很重要的，這關系到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向資產(chǎn)階級奪權(quán)、對資產(chǎn)階級實行專政的（大）問題，大方向是對的。（它要）讓毛澤東思想占領自然科學（領域的）一切陣地�！彼�叫囂，“一定要把這一工作堅持到底�！薄玻担埂�

　　主持會議的郝代表所作的總結(jié)發(fā)言，可能最能說明這場相對論批判運動的荒唐性質(zhì)。他說，“我是外行，是個用槍桿子的，本來沒什么可說。但（我）有點樸素的（階級）感情，我感覺愛因斯坦這個人要批判一下。聽說他是一個權(quán)威，束縛（了）很多人的頭腦，就想造他的反。為什么不能批判一下？我們不能由他束縛我們的頭腦。另外，他最后三十年無所作為，就否認了他以前的（工作），（因為）這世界觀是一貫延續(xù)下去的。因此要批判。我同意大家的意見，批判要走群眾路線，關心的人很多，應該發(fā)動群眾。物理所能否自己展開批判？可以試一試嘛，發(fā)現(xiàn)最后還有個絕對真理也好嘛！批判的角度大家不同，湊起來不就全面了？大家都來搞，就可以把愛因斯坦的問題搞清了。爭取再過幾個月，能拿出兩、三篇文章出來。”〔６０〕

　　郝代表的最后一句話，已經(jīng)暗示《相對論批判》未能通過審查。的確，與會的大多數(shù)物理學家都反對“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這篇文章，雖然很多人說得很含蓄，而且批評意見也主要集中于具體的科學證據(jù)和論點。許多與會者表示，他們總的來說支持這場批判運動。有些人是真心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虛與委蛇，以免惹來政治上的麻煩。不過，資深的科學家中幾乎沒有人贊同《相對論批判》一文，更不用說支持它的發(fā)表。該文章最終沒能在《紅旗》或《科學通報》上發(fā)表，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資深科學家的反對�！玻叮薄　吃诘弥惒_計劃將這篇《相對論批判》發(fā)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會后私下對劉西堯說，“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紅旗》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否則，將來我們會很被動，相對論可以討論，但不能打倒�！薄玻叮病持芘嘣达@然非常擔心，這場批判可能會使中國在國際科學界的聲望受到嚴重損害。

　　盡管陳伯達在發(fā)表《相對論批判》一文的問題上受挫，他仍繼續(xù)推動該批判運動。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陳伯達到北京大學召集會議，親自鼓動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進行批判。他強調(diào)，有必要開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審查和估計過去的一切科學理論，超越牛頓和愛因斯坦。陳伯達要求專業(yè)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的“革命小將”學習，堅持讓中小學生也參與批判相對論，因為他們“思想活躍，眼光敏銳，興趣廣泛，很有生氣”。陳伯達進而提出，要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不過，由于陳伯達出人意料地倒臺，批判大會并未舉行�！玻叮场�

　　在這次北大之行中，陳伯達再次召見了周培源。在陳伯達鼓吹了為何應徹底批判相對論后，周培源堅定地回答說，“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到。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議，可以討論�！薄玻叮础酬惒_并不懂相對論，但執(zhí)意要批判它。４月８日，陳伯達再次指示劉西堯抓緊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他還下令創(chuàng)辦一份特別刊物，來發(fā)表有關的批判文章�！玻叮怠嘲凑贞惒_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以及刊物編輯部�！玻叮丁尺@份刊物后來被命名為《相對論問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該刊物的名稱用的是“討論”而不是“批判”或“批評”，這可能與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關。〔６７〕

　　《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版，共發(fā)表了６篇文章，其中來自北京的有４篇，來自上海的有２篇，北京和上海是當時批判運動的兩個中心�！断鄬φ搯栴}討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所寫的《相對論批判》。文章的內(nèi)容與學習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認，相對論并不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６８〕

　　來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顯得很特別，因為它與整個批判運動的基調(diào)明顯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論革命大批判小組”。此文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列出了２３項實驗結(jié)果，以證明狹義相對論堅實的實驗基礎〔６９〕。這篇文章的發(fā)表，清楚地顯示了科學家中間對這場批判運動的抵制。或許該刊物的名稱《相對論問題討論》可以解釋為什么一篇反對批判運動的文章會被選中發(fā)表：為了顯示這是一場討論而非單純的批判，編輯必須發(fā)表雙方的觀點。不過，由于其它５篇文章均持嚴厲批判的態(tài)度，選擇發(fā)表這篇文章可能只是為了裝裝樣子。在這一期《相對論問題討論》中，來自上海的２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為它們的批判調(diào)門是６篇文章中最高的，我們將在后面討論這一點。〔７０〕

　　《相對論問題討論》的出版，標志著北京的批判運動達到高潮〔７１〕，這主要依賴陳伯達的支持。陳伯達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垮臺。不久，北京的有組織的相對論批判運動“也就草草收場”了。據(jù)稱“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大多數(shù)成員都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由批判轉(zhuǎn)為研究甚至捍衛(wèi)相對論。學習班里的中科院成員后來在物理研究所單獨組成了一個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論、天體物理學等與相對論密切相關的問題。結(jié)果，這些物理學家能夠做大多數(shù)其他中國科學家當時所不能做的事：專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學問題〔７２〕。事實上，有些物理學家決定加入“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就是因為在那里有可能重新開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閱科研文獻的“特權(quán)”〔７３〕。此外，一些前學習班成員甚至在文革后期公開捍衛(wèi)相對論，批駁荒謬的批判言論。這些“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成員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標志著中國批判運動的分化，使頑固的批判者們，特別是““上海理科批判組””的成員，深為不滿。他們將這些轉(zhuǎn)變了態(tài)度的學習班成員視為“叛徒”〔７４〕。不過，正如我們后面將在《物理》雜志上的“相對論討論”中所要看到的那樣，一些“叛徒”仍繼續(xù)對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持批判態(tài)度。

　　◇　上海的批判運動

　　上海的相對論批判運動開始得比北京晚。１９６９年，為了與陳伯達競爭，張春橋和姚文元指使其上海的親信，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也積極開展批判。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場之后，上海的批判卻愈演愈烈〔７５〕。從１９７２年起，上海的激進分子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政治動機是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因為這時的周總理已是他們獲取更高政治權(quán)力的主要障礙，而且周總理不久前還曾公開贊揚愛因斯坦〔７６〕。上海方面的批判運動一直持續(xù)到文革結(jié)束。

　�。保梗叮鼓辏吩拢瑥埓簶蚝鸵ξ脑挠H信王知常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會議，動員物理系的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王知常指使復旦的物理學家們成立一個專門的批判寫作組。為了引誘科學家們加入這個批判組，王知常承諾，其成員可以享有不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的特權(quán)。但是事實證明，想引誘復旦的物理學家參與批判并沒有那么容易。例如，物理學家戴顯熹就曾在會上質(zhì)問王知常：批判相對論的科學根據(jù)何在？〔７７〕。雖然王知常未能、也不可能給出什么像樣的回答，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和上海的其他激進分子在復旦大學成立了一個寫作班子，名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以下簡稱“上海理科批判組”），主要由復旦大學的物理系、哲學系與歷史系的教師以及《文匯報》的記者所組成〔７８〕�！吧虾＠砜婆薪M”聽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而后者在１９６７年以后為上海市的黨政領導機關，由張春橋、姚文元及其親信所把持。

　　從一開始，復旦大學的一些老物理學家就對這場別有用心的批判運動十分不滿，并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抵制〔７９〕。當然，這些抵制行動是十分危險的。例如，周同慶教授（１９０７－１９８９）雖然受到上海激進分子的壓力，仍然拒絕支持對愛因斯坦的批判〔８０〕�！吧虾＠砜婆薪M”的頭頭們指令他和其他資深的物理學家們翻譯供批判用的材料，并得意地稱其是讓這些物理學家“挖自己的祖墳”〔８１〕。周同慶有意地翻譯了些與批判不相關的東西，結(jié)果被指控抵制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運動，被公開批斗，身心受到嚴重摧殘〔８２〕。

　　在陳伯達對北京的批判運動親自表示支持后，姚文元也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初把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劃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進一步批判〔８３〕。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組長，直接領導“上海理科批判組”的工作。在姚文元的親自指示下，“上海理科批判組”于１９７０年１月起草了一篇題為《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文章，宣稱“相對論的要害是相對主義。相對論的組成部分是：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上學的宇宙論（和）神秘主義的方法論�！痹撐倪�惡毒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quán)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當代自然科學領域中資產(chǎn)階級反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的典型”，“不把相對論之類的反動理論打倒，什么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对u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于１９７０年６月發(fā)表在第一期《相對論問題討論》上，在同一期發(fā)表的文章中，這一篇的批判調(diào)門最高�！玻福础�

　　北京的“批判相對論學習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組”也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間偃旗息鼓了一段時間〔８５〕。１９７１年９月，黨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變失敗后乘飛機突然出逃，最后機毀人亡。林彪事件事實上已經(jīng)宣告了文革的破產(chǎn)，黨內(nèi)外許多人由此對毛及其激進政策產(chǎn)生了懷疑。因此，該事件對給毛澤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其健康狀況也因此迅速惡化，黨的日常工作則由周恩來主持〔８６〕。從１９７１年底開始，周恩來發(fā)動了一場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在科學和教育領域，這場斗爭推動了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和教育的恢復工作�！玻福贰吃诖饲皠觼y的５年中所執(zhí)行的極左政策，已摧毀了中國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學科的理論研究。對此深感憂慮的周恩來，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提出，要“搞點基礎研究，把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高度”�！玻福浮常保梗罚材晗�，旅美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訪華，于７月１日在北京與周總理會面，敦促他“考慮采取重視基礎科學的政策”〔８９〕。兩星期后，周恩來在會見一個由１２名美籍華裔教授組成的代表團（大多數(shù)是科學家和工程師）時〔９０〕，宣布了楊振寧的建議。他指示北大副校長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９１〕。９月５日，周恩來會見了來訪的巴基斯坦理論物理學家薩拉姆（Abdus　Salam）。會后，周恩來又指示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的領導人要特別重視“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特別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設計與制造�！玻梗病�

　　周恩來還親口贊揚了愛因斯坦，這可能是為了消除陳伯達批判愛因斯坦所遺留的影響，并提高理論科學家的地位。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來在與一些意大利客人會面時說，“猶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馬克思是猶太人，愛因斯坦也是猶太人”〔９３〕。１９７２年夏，作為周恩來最主要支持者之一的周培源，也在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上公開表示反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９４〕。

　　不幸的是，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并未能肅清極左的思想和作法。它反而更進一步地激怒了極左派的領袖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謂的“四人幫”。周恩來受挫的一個關鍵原因在于他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到１９７２年底，這些激進派已使毛澤東確信，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已經(jīng)走得過遠。毛澤東有效地制止了周恩來的反對極左思潮的運動，并轉(zhuǎn)而整肅“極右”，這使得激進派得以恢復他們的攻勢�！玻梗怠�

　　從１９７２年底開始，這些激進領導人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攻擊周恩來。對姚文元和他的同伙來說，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是反擊周恩來對恢復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fā)展所作努力的一個有效途徑。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間，盡管“上海理科批判組”并沒有發(fā)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員仍繼續(xù)為姚文元和其它激進領導人準備一份批判文件〔９６〕。在姚文元的親自指點下，該批判組在此期間對這一文件又作了許多修改。１９７２年９月，姚文元終于批準了這份題為《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文件。在毛澤東阻止了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后，“上海理科批判組”開始準備發(fā)表一系列的批判文章〔９７〕。從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４年９月，“上海理科批判組”將《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改編成分別討論時空觀、運動觀、物質(zhì)觀和世界觀的四篇長文，。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所有４篇文章都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用“學術”的外衣來掩蓋其政治意圖〔９８〕。這可能是為什么姚文元及其親信沒有像陳伯達那樣，試圖在其所控制的《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他們的批判文章。

　　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底，“四人幫”已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進一步加強了他們在黨內(nèi)的權(quán)力，特別是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控制〔９９〕。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４篇批判文章中的第一篇《評愛因斯坦的時空觀》在《復旦學報》上發(fā)表。“上海理科批判組”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愛因斯坦在推翻牛頓絕對時空觀、發(fā)現(xiàn)時空相對性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另一方面又指責愛因斯坦走得太遠。結(jié)果，愛因斯坦的時空相對性變成了相對主義，而根據(jù)列寧的教導，相對主義又必將墮落為“唯心論的時空觀”〔１０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文的作者幾乎馬上又自相矛盾地斷言，由于空時間隔的不變性，“相對論其實是‘絕對論’”〔１０１〕�！吧虾＠砜婆薪M”還攻擊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彎曲時空。因為“彎來彎去，最后總要彎成有限而閉合的圈圈”，因而是“明目張膽的宇宙有限論”。在第４章，我們曾提到蘇聯(lián)的日丹諾夫?qū)ο鄬φ撚钪鎸W中有限宇宙的批判。遵循類似的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觀點，“上海理科批判組”同樣不能容忍有限宇宙，因為他們認為，“有限的物質(zhì)世界以外總要有非物質(zhì)的、超自然的東西（存在），這只能是上帝�！薄玻保埃病�

　　“上海理科批判組”的另外３篇文章，基本上沿襲類似于第一篇批判文章中的邏輯和觀點，批判了所謂的愛因斯坦的運動觀、物質(zhì)觀和世界觀�？偟膩碚f，“上海理科批判組”以輕描淡寫的方式承認，愛因斯坦“在某些個別（物理）問題上也有所前進，”并推進了人們對時間、空間和物質(zhì)的認識〔１０３〕。但該批判組在其文章中所要強調(diào)的是：由于愛因斯坦不懂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１０４〕，他的相對論僅僅將他引向了相對主義，并最終“滾進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泥坑”〔１０５〕。所有４篇文章中都充滿了從愛因斯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及其他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中斷章取義摘引的詞句〔１０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觀點或者清晰的邏輯結(jié)構(gòu)，也沒有一篇文章給出真正科學的、歷史的、或者是哲學的分析。除了對相對論及其歷史演變的一些膚淺的介紹，“上海理科批判組”最常做的，只是濫用各式各樣的哲學標簽來攻擊愛因斯坦的理論及其哲學解釋。例如，“上海理科批判組”的成員認為，質(zhì)能等價和四維能量－動量張量是唯能論的樣本〔１０７〕；
他們斷言愛因斯坦是馬赫主義者〔１０８〕，指責愛因斯坦的統(tǒng)一場論的思想完全是“陷入唯心論的先驗論”，并譏笑愛因斯坦未能建立其統(tǒng)一場論，稱之為科學上一個“巨大的流產(chǎn)”〔１０９〕。

　　◇　對相對論宇宙學的批判

　�。保梗罚衬辏对�，“上海理科批判組”在新創(chuàng)刊的《自然辯證法》雜志上發(fā)表了兩篇文章，攻擊“反動資產(chǎn)階級”的大爆炸宇宙學〔１１０〕。這一爭端起源于新創(chuàng)刊的《物理》雜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關于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zhì)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１１１〕。該論文標志著中國對相對論宇宙學的研究的開始。其作者方勵之（１９３６－）于１９５６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物理系，當時周培源教授和胡寧教授都在該系任教〔１１２〕。大學畢業(yè)后，方勵之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現(xiàn)在的“原子能所”的前身），領導一個１２人的理論小組，研究設計生產(chǎn)钚的核反應堆，這應該是當時機密的核武器工程的一部分〔１１３〕。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中，方勵之被打成“嚴重右傾”，以后又被開除出黨，調(diào)離機密的研究工作，并于１９５８年重新分配到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任教。１９６０年代初，方勵之在粒子、凝聚態(tài)和激光物理學研究方面都非�；钴S。１９６９年，他和科大物理系的同事們被下放到安徽淮南的煤礦勞動〔１１４〕。在淮南，方勵之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本蘇聯(lián)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朗道（Lev　Landau，１９０８－１９６８）的《經(jīng)典場論》。他背著監(jiān)管人反復閱讀了朗道的著作，并從此迷上了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研究：“在淮南的幾個月中，朗道這本書成了我在勞動之后最心愛的讀物，也是唯一的寄托。每當暗夜降臨，一身疲憊躺在（蚊）帳子里的我，其靈魂往往就已經(jīng)隨著膨脹的宇宙去尋找那優(yōu)美動人的原初奇點了。”〔１１５〕

　　到１９７１年底，方勵之已轉(zhuǎn)而研究天體物理，但苦于缺乏對該領域當前文獻信息的了解〔１１６〕。１９７２年春，臨時到北京工作的方勵之，在中科院找到了當時的天體物理學文獻，并有機會與其他興趣相同的物理學家討論。在聽說《物理》雜志即將創(chuàng)刊后，方勵之便迅速地完成了上述論文，利用“‘標量－張量理論’（一種引力度規(guī)理論）和黑體輻射數(shù)據(jù)來計算宇宙演化的基本空間和時間性質(zhì)”。文章發(fā)表后還不到６個月，就成為“上海理科批判組”的攻擊目標，因為該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論直接與辯證唯物主義有關宇宙無限的教條相抵觸，因而被認為是反動學說〔１１７〕。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宇宙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無限性的爭辯，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相對論宇宙學于１９３０年代在蘇聯(lián)受到譴責，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丹諾夫在１９４０年代末的抨擊。日丹諾夫的講話早在１９４８年就被介紹到中國，并很快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接受〔１１８〕。這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相對論宇宙學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fā)展。雖然并沒有明文禁止，但在方勵之以前，沒有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表過相對論大爆炸宇宙學方面的科學論文�！玻保保埂尺@種情況當然也與大爆炸宇宙學自身的發(fā)展歷史有關。大爆炸宇宙學雖誕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發(fā)現(xiàn)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輻射之后，才開始在國際物理學界“熱”起來�！玻保玻啊扯藭r的中國已經(jīng)陷入文革初期的狂熱與極度的混亂之中，根本不可能從事有關的研究。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的科學家來說，當時甚至很難充分了解到國際上科學研究發(fā)展的前沿動態(tài)。在極左思潮和實用主義盛行的文革期間，方勵之得以突破多年來意識形態(tài)上的禁忌，發(fā)表支持大爆炸宇宙學的論文，這看似不可思議，〔１２１〕但仔細分析起來卻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到１９７２年，文革的高潮即最動蕩的時期已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正領導著一場反對極左思潮的斗爭，并強調(diào)要恢復基礎科學理論的研究。其次，當時國際上關于大爆炸宇宙學的研究正蓬勃發(fā)展，并已發(fā)表了許多論文，方勵之在準備其論文時就參考利用了其中一些西方文獻�！玻保玻病车谌�，當時北京的相對論批判的鬧劇已經(jīng)收場，上海的批判尚處于半休眠狀態(tài)，而方勵之所在的科大又地處遠離上述兩個政治中心的安徽省，這使方勵之有相對來說較高的自由度，來決定自己的研究課題�！玻保玻场车谒�，當時在中國，研究天體物理和引力理論的隊伍有所壯大，使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討論的研究群體�！玻保玻础尘哂兄S刺意味的是，天體物理研究得以加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批優(yōu)秀數(shù)學家的加盟，而這卻是激進派片面地強調(diào)“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結(jié)果�！玻保玻怠�

　　方勵之公開支持所謂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大爆炸宇宙學，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組”和其他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批判者。為此，他們很快組織了一場批判方勵之及其支持者的運動。從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國性的報刊和學術雜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針對大爆炸理論或方勵之的論文做了批判，其中許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對大爆炸宇宙學的批判卻也帶來了批判者們始料未及的后果。例如，中國天文學家們就得以借開展“大批判”的名義，在１９７４年恢復召開了各種全國性的天文學會議〔１２６〕。１９７５年，由于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激進分子再次退居守勢〔１２７〕。是年秋，方勵之及其同事們得以發(fā)表一篇回應批判的文章。在這篇題為《河外天體紅移是可以認識的》的文章中，方勵之認為，“無論大爆炸理論正確與否，射電天文學等最新進展已使得宇宙學成為一門實驗科學，可以通過通常的科學方法而不是哲學討論來研究”〔１２８〕。１９７３年，方勵之和他在科大的４位同事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天體物理學研究小組，在１９７０年代發(fā)表了大量文章。這個小組后來發(fā)展成了科大的天體物理中心，霍金在１９８５年稱贊該中心“達到了當時天文學和宇宙學研究的最新水平”〔１２９〕。同年，方勵之與其日本合作者佐藤文隆分享了美國“引力研究基金會”頒發(fā)的年度最佳論文獎，這被認為是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最高獎�！玻保常啊�

　　◇《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除了促成天文學全國會議的恢復，上海的批判運動還帶來了另一個意外結(jié)果：《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與北京及其它地方產(chǎn)出的批判文章相比，“上海理科批判組”的文章對愛因斯坦的論著有更多的引述，而這些愛因斯坦論著又是大多數(shù)中國讀者前所未知的。“上海理科批判組”的優(yōu)勢來自于沒收的兩份許良英的手稿：一部專著《愛因斯坦的世界觀》和一部譯著《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１３１〕。商務印書館在１９６４年底擱置了出版愛因斯坦哲學論著的計劃之后（見第四章），于１９６５年初將譯稿退還給許良英。此后，許良英繼續(xù)潤飾譯文，并與合譯者李寶恒于１９６５年合作發(fā)表了一篇文章〔１３２〕�？赡苷怯捎谶@篇合作的文章，李寶恒在１９６６年文革一開始時便遭到了批判。紅衛(wèi)兵從李寶恒在上海的家中查抄了他與許良英合譯的《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以及許良英所著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手稿。由于自１９６６年就與李寶恒失去了聯(lián)系，許良英一直到１９６９年底才聽說這兩部手稿的下落〔１３３〕。

　�。保梗叮鼓辏保痹碌祝晃粊碜员本┑奈锢韺W家來到浙江臨海許良英所在的小村莊，代表“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向許良英“借閱”他所翻譯的《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以下簡稱《愛選》）的草稿及有關資料，以便與把持著《愛選》成稿的“上海理科批判組”競爭。許良英從這位北京來的代表那里得知，“上海理科批判組”正在使用他的譯稿〔１３４〕。于是許良英便于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寫信給上海的批判組，表示希望加入批判工作，并請他們先將他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手稿還給他，“準備徹底加以改寫”〔１３５〕。但許良英始終未收到該信的回音。又過了一年多以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許良英得知商務印書館已恢復出版業(yè)務，便寫信給商務，看看他們是否能恢復從前的《愛選》出版計劃〔１３６〕。１０月２７日，商務印書館給許良英回信，要他立刻將《愛選》的成稿寄去，以便決定是否出版〔１３７〕。許良英于是開始努力向“上海理科批判組”索回他的譯稿成稿。

　　許良英先給身在上海的李寶恒寫信，“要他負責交涉取回《愛選》稿”。但李寶恒后來回信告訴許良英，說他做不到，因為譯稿已被上海當局“正式借用”，還打了“借條”。當局告訴許良英和李寶恒，“這些稿子，現(xiàn)在要用，用畢，一定把原稿全部還給你（們）”〔１３８〕。但是，許、李二人并未被告知歸還這些譯稿的具體日期。許良英立刻寫信給留下借條的沈銘賢，“要求在一個月內(nèi)寄還全部原稿”。在信中，許良英還希望借用者對他的“這些未發(fā)表過的勞動果實給以最起碼的尊重�！钡珒蓚�月后，許良英仍未收到其手稿，進一步的詢問也石沉大�！玻保常埂�。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建議許良英與當時的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組長朱永嘉聯(lián)系，因為“上海理科批判組”隸屬于該寫作組〔１４０〕。許良英于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給朱永嘉發(fā)了一封掛號信，告訴他自己將于３月底去北京，要求他們在此以前歸還他的兩部手稿。３月２７日，許良英終于收到了《愛選》的成稿原稿。但另一部手稿，長達１７萬字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卻被告知已經(jīng)“下落不明”�！玻保矗薄�

　　當許良英拿回《愛選》的譯稿時，李寶恒告訴他，“上海理科批判組”已經(jīng)讓他和復旦大學的幾位物理學教授對譯稿進行了校對，“準備作為內(nèi)部資料少量印一些”。既然只是“作為內(nèi)部資料”，而且是“非正式地少量印一些”，許良英并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５個月后他才意識到，這些“內(nèi)部資料”幾乎毀掉了他與商務印書館的出版計劃〔１４２〕。許良英于３月２９日將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并在一星期后即得到正式答復。商務印書館“認為此稿重要，決定盡速出版”〔１４３〕。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許良英留在北京校訂、潤飾譯稿。他還從國外最近的出版物中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新發(fā)表的愛因斯坦著作。從這些新材料中，許又挑選了１８篇文章，添入譯稿。６月，許良英回到浙江，繼續(xù)校訂譯稿。７月，李寶恒也加入了對譯稿進行修訂和增補的工作，準備加譯９篇從俄語文獻中新發(fā)現(xiàn)的相關文章。許、李二人計劃于１０月上旬正式向商務印書館交稿�！玻保矗础�

　　就在許良英和李寶恒快要完成增補和修訂工作之時，一則新書預告卻使他們大吃一驚。９月份，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訴許良英，“上海理科批判組”（以“復旦大學編譯組”的名義）將于１０月份出版一本名為《愛因斯坦言論集》的新書。許良英將該書的預告內(nèi)容與自己的譯稿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它實質(zhì)上就是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完成的譯稿的翻版〔１４５〕。決心捍衛(wèi)自己嘔心瀝血多年的勞動成果，許良英于１０月３日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寫了一封詳細的申訴信〔１４６〕。１０月１２日，許良英又來到上海，親自與上海當局的有關人員據(jù)理力爭，以討回公道。許良英的很多朋友都警告他說，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因為徐景賢和朱永嘉都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親信〔１４７〕。盡管如此，許良英還是繼續(xù)申訴。當時，他的處境十分艱險，但卻從未放棄。朱永嘉對許良英的執(zhí)著和勇氣感到吃驚，不得不派人與他談判〔１４８〕。為了誘使許良英放棄他的要求，朱永嘉提出給他安排工作，在書上加署他的名字，并付予其文革期間罕見的稿酬。對任何處于許良英當時的境地的人（一個摘了帽的“反動右派”，被開除公職，并已被迫在鄉(xiāng)下勞動了１４年多）來說，朱永嘉所開的條件都是非常誘人的。但許良英卻不為所動，堅持自己及其合作者對譯稿所應有的權(quán)利。朱永嘉被許良英的固執(zhí)要求所激怒，據(jù)說他曾暴怒地咆哮道：“我們出我們的書，與許良英無關”〔１４９〕。在上海遭受的挫折，并未阻止許良英的繼續(xù)努力，他決定向中央領導申訴。在從上�；丶业耐局校诤贾萁o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托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轉(zhuǎn)交。竺可楨是許良英的母校—浙江大學的老校長。在聽說竺可楨將此信轉(zhuǎn)交給國務院后，朱永嘉大為驚慌，連忙答應放棄原來的出版計劃。１９７３年３月，朱永嘉從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了兩個人到北京，與商務印書館商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雙方達成協(xié)議：商務將按原計劃出書，而上海人民出版社則只可印刷少量的《愛因斯坦言論集》內(nèi)部發(fā)行�！玻保担啊�

　　１９７３年夏，譯者和商務印書館決定將一卷本的《愛因斯坦哲學論著選》擴充成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不僅要收錄愛因斯坦的哲學論著，還將包括他關于科學、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文章與言論〔１５１〕。這樣，原定的書名“愛因斯坦哲學論著選”顯然已不適用于擴充后的三卷本文集。而在確定新書名的過程中，又發(fā)生了一場雖不大但卻令人深思的爭論。許良英提出用《愛因斯坦選集》作為新書名。有關各方都同意他的提議，唯獨國家科委的一位干部不同意。此人的意見是，“選集”一詞只專用于革命導師，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愛因斯坦是一位資產(chǎn)階級科學家，當然不配用這個詞。最終，根據(jù)于光遠的建議，書名改成了《愛因斯坦文集》〔１５２〕�；陬愃频睦碛�，愛因斯坦文集的封面不能用紅色，書名不可燙金〔１５３〕。１９７４年，“四人幫”又發(fā)起一場名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其間已列入商務印書館出版計劃的許多西方著作都被取消了。但是這一次，《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沒有受到影響，因為此前商務已經(jīng)與上海當局達成協(xié)議，并上報給國家出版局備案〔１５４〕。

　�。保梗罚赌辏保霸拢八娜藥汀北徊�，文革正式結(jié)束。同年１２月，《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首次付印就印了２５０００本，但僅限于內(nèi)部發(fā)行。７個月之后，商務印書館決定重印文集第一卷，并改為公開發(fā)行〔１５５〕。周培源受邀為該卷作序，他讓許良英幫他起草該序言〔１５６〕。在草稿中，許良英贊頌愛因斯坦為“人類科學史和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這一說法導致許良英和商務印書館負責學術著作出版的編輯發(fā)生爭執(zhí)。該編輯反對稱愛因斯坦為“人類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因為，他辯稱，“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以后，資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沒有思想家”。許良英則反詰道：“（難道）馬克思之后，資產(chǎn)階級都不思想了？！”〔１５７〕最終雙方都告到周培源那里。在聽了雙方的意見后，周培源沉著而又不無幽默地說：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學史”幾個字都刪了，改成“他（愛因斯坦）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吧！〔１５８〕

　　這樣，周培源不僅機智地化解了反對意見，而且還給予了愛因斯坦更高的歷史地位。重印的第一卷于１９７８年３月問世，其序言于３月１４日全文刊載于《人民日報》，以紀念愛因斯坦誕辰９９周年〔１５９〕。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不僅在學術界大受歡迎，而且引起了政治領袖們的注意。例如，胡耀邦（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通讀了該書。１９７７年，胡耀邦積極組織“思想解放運動”，反對從文革中繼承下來的極左政策。其間他曾向共青團的干部推薦《愛因斯坦文集》，說書中的內(nèi)容給了他很大的啟發(fā)。翌年，胡又在中組部干部會上，“要求大家學習《愛因斯坦文集》�！薄玻保叮啊�。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其內(nèi)容為“愛因斯坦的社會政治言論”〔１６１〕。這一卷在中國的大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中特別受歡迎。根據(jù)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進行的一項報紙調(diào)查，第三卷是大學生最喜愛的圖書之一〔１６２〕。

　　◇　《物理》雜志上的相對論“討論”

　　《物理》雜志創(chuàng)辦于１９７２年６月。當時，周恩來總理正將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擴展到文化教育領域，并采取特定的措施，挽救正陷于危險的倒退之中的中國科學。周恩來特別關心基礎科學的研究，因為在文革初期，這些研究幾乎被全部取消〔１６３〕。在１９７２年，《物理》是中國唯一的物理專業(yè)雜志，也是當時國內(nèi)僅存的兩種自然科學雜志之一〔１６４〕。《物理》雜志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反映我國物理學研究和應用的綜合性科技刊物”。其內(nèi)容，首先要包括“在物理學研究工作中，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科學實驗的收獲和體會”；
其次才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物理研究論文（包括實驗技術、研究簡報）及評述性文章”，以及其他與物理學有關的專欄文章、討論和簡訊等〔１６５〕。該雜志的編輯們強調(diào)，他們將“堅決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這也是經(jīng)常用來走私非正統(tǒng)觀點的一個借口。１９７２年底，方勵之所發(fā)表的關于大爆炸宇宙學的論文，就是一個例子。為了響應毛主席依靠群眾辦報的指示，編輯們呼吁“廣大工農(nóng)兵群眾、革命科技工作者”來“支持和幫助”辦好《物理》〔１６６〕�！段锢怼冯s志的這些辦刊指導方針，預示了它在此后數(shù)年內(nèi)的發(fā)展。

　　雖然在計劃的刊登內(nèi)容中，有關學習和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文章被排在第一位，但在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期間，《物理》雜志并沒有發(fā)表這方面的文章，所有刊登的文章都與科學或技術問題有關。不過，從１９７４年第１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政治社論和所謂的有關物理問題的哲學討論也摻加于《物理》雜志中。這一變化與當時全國整個的政治氣氛的改變是一致的：周恩來的反對極左思潮的斗爭已被毛澤東制止了，激進派于１９７３年后期借“批林批孔”運動發(fā)動了反擊。在《物理》新增的“哲學和物理學”欄目里，曾于１９６５年批判愛因斯坦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哲學家柳樹滋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談他學習列寧的著作《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的感想。他將該書吹噓成“指導現(xiàn)代物理學和各門自然科學發(fā)展的燦爛明燈”，并敦促中國物理學家“認真”學習，以便在推進現(xiàn)代物理學的過程中“更好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玻保叮贰�

　　列寧于１９０８年發(fā)表《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為辯證唯物主義辯護，反駁一群所謂的“馬赫主義者”根據(jù)新的科學發(fā)現(xiàn)尤其是二十世紀之交的物理學發(fā)現(xiàn)對辯證唯物主義所作的批判〔１６８〕。列寧的一個主要批判對象，就是所謂的“物理學”唯心主義，這是當時物理學家的一個特定學派的唯心主義，列寧認為它與馬赫主義有著“無可懷疑的聯(lián)系”。馬赫主義得名于奧地利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Ernst　Mach，１８３８－１９１６）。列寧稱彭加勒（龐加萊）、杜恒和畢爾生是這一學派其他的物理學家代表〔１６９〕。列寧的結(jié)論是，這“少數(shù)新物理學家，在……新物理學危機的影響下，由于不懂得辯證法，就經(jīng)過相對主義而陷入了唯心主義”〔１７０〕。

　　在他的感想中，柳樹滋強調(diào)，盡管自然科學發(fā)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但是“列寧在那一時期所作出的所有分析和論斷并沒有過時�！薄玻保罚薄乘�進一步宣稱，資產(chǎn)階級和修正主義科學家“從相對論中‘導出’所謂‘宇宙有限’的結(jié)論，妄圖在茫茫宇宙的外面為上帝尋找新的棲身之所”；
而且他們努力“從相對論質(zhì)能關系式復活奧斯特瓦爾德的‘唯能論’”。他告誡中國的物理學家說：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革命的科學工作者，決不應當忽視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階級斗爭，對于這一切反動謬論都不能漠然視之，不論它們在什么地方出現(xiàn)，假借什么名義，披上什么偽裝，都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柳樹滋最后得出結(jié)論說，“現(xiàn)代物理學的發(fā)展必須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１７２〕。

　　柳樹滋的文章引發(fā)了《物理》雜志上一系列對現(xiàn)代物理理論的批判，這些批判經(jīng)常是以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中的教導為基礎的。例如，在接下來的一期《物理》中刊登的一篇書評，就稱海森堡的《物理學和哲學》一書是“當代‘物理學的’唯心論的一個標本”〔１７３〕。不過，在此后的５年里，《物理》上的批判和爭論還是集中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引發(fā)這些爭論的，則是一本廣為流傳的小冊子《空間與時間》〔１７４〕。

　　這本小冊子的作者秦元勛（１９２３－），于１９４７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應用數(shù)學領域的專家，并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設計做出了貢獻。但他也是積極參與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間北京相對論批判運動的唯一一位資深的中國科學家〔１７５〕。盡管北京的批判運動在１９７０年底就結(jié)束了，但秦元勛顯然仍在繼續(xù)完善其批判思想，即使在他被下放到河南上蔡縣的農(nóng)村之后也是如此〔１７６〕。

　　秦元勛的小冊子的核心內(nèi)容，是介紹他自己的新理論。他自稱，這一理論將使一般讀者能夠更容易地“理解狹義相對論的時空本質(zhì)”，并且拋棄了“有爭議的‘光速不變’的愛因斯坦假設。”〔１７７〕。雖然秦元勛認為他的理論是在批判愛因斯坦時空理論方面的一個突破，但他的小冊子很快就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并在《物理》上引發(fā)了爭論〔１７８〕。

　　大多數(shù)物理學家在評論秦元勛的理論時都持批評態(tài)度。１９７４年８月，一位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評了秦元勛的小冊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邏輯結(jié)構(gòu)方面存在的嚴重錯誤〔１７９〕。１２月，一些天體物理學家指出，秦元勛只是重復了某些西方物理學家自１９１０年以來做過的工作，他“不僅沒有擊中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中的唯心論及實證論，反而把一些好的東西也丟掉了，宣揚了錯誤的東西”〔１８０〕。但這些批評并沒有阻止秦元勛繼續(xù)宣揚他的理論。

　　從１９７５年開始，《物理》開設了一個新欄目“物理學爭鳴”，以“廣泛深入地開展一些物理學問題的討論”，“批判修正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１８１〕。在該欄目中爭論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相對論。為此，編輯發(fā)表了秦元勛的一篇論文，并附３篇評論。秦元勛的文章對他先前發(fā)表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玻保福病吵怂郧暗囊恍┱摂�，秦元勛還斷言他的理論可以將愛因斯坦理論作為一種近似包含在內(nèi)，而且能夠處理可能的超光速現(xiàn)象、光子的靜止質(zhì)量及光速可變等問題〔１８３〕。在隨后的三位評論中，沒有一篇完全贊同秦元勛的觀點。第一位評論者是北京航空學院的物理學家謝繼深，他同意秦元勛關于相對論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見，并稱，“秦元勛同志不滿足于相對論已取得的成果，敢于動它，力圖突破它，這種精神應予肯定。”但是，謝認為秦元勛過于強調(diào)邏輯而忽視了實驗，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夠清楚，前提假設不明確�！薄玻保福础场１本⿴煼洞髮W的喀興林和楊展如合作撰寫了第二篇評述，該文質(zhì)疑秦元勛“根本不涉及光的傳播”，“不再和光學、電磁學直接聯(lián)系”去探討時空性質(zhì)的作法�？蜅钪赋�，秦的理論不僅“物理意義是很不明確的，令人費解的，數(shù)學上也是很牽強的”〔１８５〕。第三篇評論文章的作者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理論物理學家朱重遠�！玻保福丁持煳囊环矫嬷赋鰬獙Α皾B進”愛因斯坦相對論體系的“反動哲學思想”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針鋒相對地對秦元勛的主張進行了尖銳的反駁〔１８７〕。

　　秦元勛１９７５年的文章開啟了《物理》雜志上的“相對論問題討論”系列。在８個系列中，該雜志一共發(fā)表了２５篇相關的文章。其中專業(yè)科學工作者包括物理學家、數(shù)學家和工程師撰寫了１５篇（占６０％），其余則由業(yè)余科學愛好者們，如中學教師、工人和下鄉(xiāng)知青（通常是插隊到農(nóng)村的中學畢業(yè)生）等所作。秦元勛寫了２篇文章，其它文章中有１８篇（占７８％）評論了秦元勛的理論，但支持他的只有２篇（占１１％）。兩位支持者都是中學教師〔１８８〕。評論者中沒有一位專業(yè)科學工作者同意秦元勛的理論。不過，反對秦元勛并不一定意味著支持愛因斯坦。事實上，在１６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７篇（占４４％）也攻擊了相對論。在所有２５篇文章中，只有９篇（占３６％）試圖捍衛(wèi)相對論的主要內(nèi)容和結(jié)論，然而即使是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條件地闡述了他們的支持性論點，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謂的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詮釋。

　　“相對論問題討論”系列始于１９７５年初，直到１９７７年夏才結(jié)束。最后一組爭論文章發(fā)表于１９７７年６月，此時距“四人幫”被捕都已經(jīng)８個月了。這顯示，這場爭論并非為激進派的領導人所直接控制，辯論的參與者們似乎也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動機。推動這一系列“討論”的真正驅(qū)動力是“辯證唯物論”——即所謂“現(xiàn)代物理學的發(fā)展的指導”。該爭論的發(fā)展反映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思想”在中國科學界的廣泛和深刻的影響。

　　從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事情就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zhuǎn)變和發(fā)展了。在中國主流專業(y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任何挑戰(zhàn)相對論的文章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話〔１８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物理》發(fā)表了范岱年的文章，譴責陳伯達和姚文元領導的反相對論運動。盡管范文譴責批判運動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科學”的罪行，它仍然認同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間青年物理學家們批判愛因斯坦的主動行動，并且也未提及《物理》上的爭論。實際上，范文堅持了對相對論進行哲學批判的合法性：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確實包含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成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哲學流派確實也歪曲利用愛因斯坦的學說，作出了荒謬的哲學結(jié)論。這些都是應該加以批判的。〔１９０〕該文清楚地反映了，所謂正統(tǒng)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教條當時對于中國物理學家思想的束縛之深，其徹底之轉(zhuǎn)變還需假以時日。不過重要的是，范文代表了一個轉(zhuǎn)折點，它清楚地顯示，從政治、科學甚至哲學上對愛因斯坦及其理論的又一次全面反思已經(jīng)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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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保甊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I: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vol. 1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HO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7-110. 該卷有中譯本，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nèi)部的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

　�。玻�，１１１。

　�。常保梗玻澳晡禾m德惡毒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時，魏瑪?shù)聡鴩鴥?nèi)的氣氛也與此相似。見Albert Folsing, 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y, trans. Ewald Osers (New York; Viking, 1997), 460. ４．筆者感謝屈儆誠博士提供了這位中學教師的姓名（屈儆誠的電子郵件，２０００年９月８日）。該信息此前未曾公開發(fā)表過。

　�。担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見許良英，方勵之編．愛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１２－２５１。屈、許二人的文章是第一篇詳細考察這場批判運動的文章。此文原為屈儆誠在許良英的指導下，于１９８３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完成的碩士論文。該文的刪節(jié)版曾發(fā)表于《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６（６），１９８４和７（１），１９８５，論文的全文則收錄于以上所引的《愛因斯坦研究》中。兩種版本都略去了所引用的材料來源及批判運動參與者的姓名，正如屈、許二人所注明的那樣，這是因為，大多數(shù)資料都屬于“內(nèi)部材料”，根據(jù)中國官方規(guī)定，不可公開。因此，許多相關的原始史料現(xiàn)在還不得而知。此外，批判運動的大多數(shù)參與者都在文革結(jié)束前認識到了他們的“錯誤”，甚至轉(zhuǎn)而為相對論辯護；
其中有許多人現(xiàn)在仍活躍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甚至身居要職。為此，有些人的姓名不便披露。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也不得不將屈儆誠的論文，作為本項研究所依賴的原始史料之一。請注意：雖然《愛因斯坦研究》一書已于１９８９年印出，但并未發(fā)行，故一般讀者至今無法得到該書。

　�。叮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５。

　�。罚�。

　　８．筆者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對許良英教授的采訪。

　�。梗希约肮P者對張操教授的采訪。張操當時是一位年輕的大學物理學教師，曾參與了批判運動，但未能成為該學習班的正式成員。在當時，能成為該學習班的一員是一種榮譽，因而也很難得。

　　１０．筆者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對許良英教授的采訪。根據(jù)筆者對張操教授的采訪，當時實際上在北京成立了兩個小組，彼此相互競爭：其中一個主要由中國科學院的年輕物理學家組成，另一個則由在京高校的青年教師及其他人物如周友華等組成。前一組在中科院物理所聚會，后一組則在北京航空學院集中活動。孔令華是后一組的負責人。根據(jù)這一描述，北京的批判運動的組織結(jié)構(gòu)與屈、許二人的論文所述有所沖突，但對筆者在本章中的主要論點似乎并無影響。關于北京批判運動的詳細組織結(jié)構(gòu)及其演變，還需做進一步地調(diào)查研究。

　�。保保资珈o、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序一：３－４；
３５－４１，５６，７４－７５，２４４。

　�。保玻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５．

　�。保常�。

　　１４．同上，２１６。

　�。保担�。

　�。保叮�。

　�。保罚�，２１６－２１７。

　　１８．有關光速不變原理實驗證據(jù)的討論，見 W. Pauli, Theory of Relativity, trans. G. Fiel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58), 5-9; and J. G. Fox, "Evidence Against Emission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33, no.1 (1965):1-17. 感謝 M.J. Klein 教授向筆者指出這些資料。

　�。保梗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玻埃�。

　　２１．由于急需更多與愛因斯坦及其研究有關的中文材料，中科院批判小組曾于１９６９年末派人到浙江去找許良英。

　�。玻玻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玻常希玻保罚玻保�。

　�。玻矗�，２１８。

　�。玻担嘘P珍寶島事件的詳細討論分析，見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254-265.

　�。玻叮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８。

　　２７．同上。竺可楨．竺可楨日記，１９６６－１９７４．５．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０３。竺可楨至遲于１９６９年９月７日即開始學習和思考有關相對論的問題，以準備中科院后來于１０月２３日召開的相對論討論會。他在此期間的學習相對論的詳細情況，見《竺可楨日記》，５：２９７－３０３。

　　２８．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８－２１９．

　�。玻梗珴蓶|過去曾受益于陳伯達的協(xié)助，并因此對陳相當賞識。詳細討論，參見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Quoted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316 n38.)

　　３０．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８２。

　�。常保甅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16.　根據(jù)陳伯達傳記作者葉永烈的說法，陳伯達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已成了中共黨內(nèi)的第４號人物（見葉永烈．陳伯達傳．３７７）。

　�。常玻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９－２２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 Stanislavski，１８６３－１９３８）是俄國演員、導演和制片人，還是始于１８９８年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chuàng)建人。他最為知名的成就，是創(chuàng)建了一個表演體系或理論，稱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

　　３３．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來自上海的更年輕的黨內(nèi)宣傳家，于文革早期迅速得勢。二人都是“四人幫”的成員�！八娜藥汀钡牧硗猓踩耸牵好珴蓶|的妻子江青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司令王洪文。

　�。常矗惒_與江青密謀，于１９６７年初，搞垮了陶鑄。見葉永烈．陳伯達傳．３７６－３７７。

　�。常担P于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之爭的詳情，見葉永烈．陳伯達傳．４９２－４９９。葉永烈的描述與其它資料中的記載是一致的（見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196 n.136, 316.）

　�。常叮~永烈．陳伯達傳．４９８－４９９。

　�。常罚惒_無視毛澤東的一再警告，不顧一切地支持林彪，即是出色的例證。

　　３８．孔淑靜．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海南�？冢汉Ｄ铣霭嫔纾玻埃埃常蛞唬海�。柳樹滋在該序言中稱，毛澤東和孔令華的談話發(fā)生在１９７２年前后，并說，“當陳伯達知道主席這次談話后，曾以此作為在科技領域中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理由”。這一說法在時間上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陳伯達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就已下臺。不過，柳所回憶的發(fā)生在毛、孔和他本人之間的談話，應該確有其事，內(nèi)容大概也是準確的，只是事情發(fā)生的時間，須要再提前２－３年。

　�。常梗兄x董光璧教授告知筆者他對此問題的灼見。

　�。矗埃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２。

　�。矗保畤H流體力學和理論物理科學討論會組織委員會編．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１。董光璧．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史論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６。

　　４２．董光璧．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史論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７。

　　４３．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４４．劉西堯（１９１６－），湖南長沙人，武漢大學肄業(yè)，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１９６３年授少將軍銜。１９６６年８月起擔任周恩來總理的聯(lián)絡員。１９７０年，劉西堯擔任中國科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見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詞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４１５。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２８。）

　�。矗担茖W巨匠　師表流芳．３０－３１。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玻玻�。林家治．吳有訓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６１－１６２。會議日期引自屈、許的論文。

　�。矗叮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０。相對論批判北京討論會，記錄本之一和之二（由兩位不同的記錄員同時記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未發(fā)表（以下稱為“北京討論會記錄”）。該記錄現(xiàn)存于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矗罚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０。林家治．吳有訓傳．１６２。吳有訓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于１９２６年在康普頓（A. H. Compton）指導下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灯疹D曾對楊振寧說，吳有訓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學生之一”。王淦昌．深切懷念吳有訓老師．見：郭奕玲，唐孝威，吳惕生編．吳有訓論文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xxvi。周培源是物理學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見本書第３章對他的背景介紹。錢學森于１９３６年從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所有這些科學家生平資料都見于《中國現(xiàn)代科學家傳記》。）

　�。矗福茖W巨匠　師表流芳．３１。

　�。矗梗鷿竦染帲蹁撇退目茖W貢獻．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２０。王淦昌于１９３３年在邁特納（Lise Meitner）指導下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

　　５０．與人們普遍認為的（例如林家治．吳有訓傳．１６２頁所描述的）相反，劉西堯似乎并未參加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舉行的這次會議。

　�。担保本┯懻摃涗洝＝谟嘘P何祚庥的一項研究，見 H. Lyman Miller, "Xu Liangying and He Zuoxiu: Divergent responses to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 Mao period,"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HSPS) 3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no. Part　1 (1999): 89-144.

　�。担玻本┯懻摃涗洝�

　�。担常稀�

　�。担矗稀８鶕�(jù)當時可以得到的實驗觀測數(shù)據(jù)，愛因斯坦于１９１７年提出了一個靜態(tài)有限的宇宙模型，但后來放棄了。到１９３０年，愛丁頓已意識到研究動態(tài)或膨脹宇宙模型的必要性。(H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7,21.)

　�。担担本┯懻摃涗�。

　�。担叮稀�

　�。担罚本┯懻摃涗�。

　�。担福本┯懻摃涗洝�

　�。担梗稀�

　�。叮埃�。兩本記錄中關于郝夢策發(fā)言的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筆者在保持原義的前提條件下，根據(jù)兩本記錄的內(nèi)容做了綜合與少量編輯工作。

　�。叮保本┯懻摃涗�；
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１４６。正如《討論會記錄》中所反映的那樣，許多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學家當時并未挺身而出，公開地站出來反對相對論批判運動，有的甚至還隨聲附和，這可能使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應當指出，由于我們從未親歷他們所處的險境，因而也就很難想象他們當時承受了多么大的壓力。因此，我們應當理解，在當時那種人人自危的惡劣政治氣氛中，他們多數(shù)只能盡力而為，以各種婉轉(zhuǎn)的方式，進行間接或消極的抵制。這些科學家們，甚至包括大多數(shù)愛因斯坦的批判者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應當受到主要譴責的，是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思想。

　�。叮玻茖W巨匠　師表流芳，３１。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０。

　�。叮常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６４．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３１。

　�。叮担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叮叮�"Report on Criticizing the Bourgeoisie Reactionary View in National Scientific Theory from the CAS," CAS Archives, Party Committee, no.18, 1968. Cited in Shuping Y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Science in Context 3, no.2 (1989): 465 n58.另見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６７．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３１。

　�。叮福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２。

　�。叮梗�。

　�。罚埃�，２２２－２２３。

　�。罚保�，２２２。

　�。罚玻�，２２３－２２４。

　�。罚常P者對“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一位前成員的采訪。

　　７４．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４。

　�。罚担�，２２７－２２８。

　�。罚叮�，２３０－２３１。

　�。罚罚�，２２５。

　�。罚福稀ｊP于“上海理科批判組”的組成人員，見 James W.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A Physicist and the State in China;" HSPS 30, part 1　(1999): 73.

　�。罚梗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５。８０．同上。周同慶是光學專家，師從K．T．康普頓，于１９３２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周同慶于１９３３年回國后，在一些著名大學任教。１９５５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戴念祖等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５８９）

　�。福保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５。

　�。福玻稀�

　�。福常�。

　�。福矗�，２２５－２２６。

　�。福担�，２２７－２２８。在這期間，“上海理科批判組”繼續(xù)修改他們的批判文章《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８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６０５，１６１０。

　　８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ㄏ拢本褐醒胛墨I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５。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0.

　�。福福忤担袊F(xiàn)代科學技術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３３。

　�。福梗瓹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77.

　　９０．C. K Jen, 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Physicist (Los　Alamos, New Mexico, USA: Signition, Inc., 1990), 170-174.

　�。梗保甕ang, Selected Papers, 77．另見周培源傳略，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３２。周恩來的指示，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４７３。

　�。梗玻芏鱽恚芏鱽磉x集．４７３，５３４，n．３６７。薩拉姆作為巴基斯坦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訪華，他于１９７９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９３．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９。

　　９４．同上，２２８。此時，周培源的反對意見應當是針對陳伯達，而非“四人幫”。

　�。梗担嘘P后林彪時代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領導人之間的斗爭，以及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的討論，參見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ter 4, 特別是３３６－３４２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１６４５－１６４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ㄏ拢保埃叮担保埃叮埂�

　�。梗叮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２７－２２８。

　�。梗罚�，２２９－２３０。

　�。梗福�，２３０。這４篇文章用“上海理科批判組”的筆名“李柯”（“理科”的諧音）發(fā)表：評愛因斯坦的時空觀．復旦學報（自然科學版）．第３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１４；
評愛因斯坦的運動觀．復旦學報（自然科學版）．第１期，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２０；
評愛因斯坦的物質(zhì)觀．復旦學報（自然科學版）．第２期，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１５；
評愛因斯坦的世界觀．自然辯證法雜志．第３期，１９７４年．５５－７４。

　　９９．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ㄏ拢�，１０７４－１０７６。

　�。保埃埃羁拢u愛因斯坦的時空觀，９－１２。

　�。保埃保希保�。

　　１０２．同上。

　�。保埃常羁拢u愛因斯坦的物質(zhì)觀，１。李柯．評愛因斯坦的世界觀，５５。

　　１０４．李柯．評愛因斯坦的世界觀，５５。

　�。保埃担羁拢u愛因斯坦的運動觀，２。

　�。保埃叮藧垡蛩固沟闹�，這４篇文章中引用得最多的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保埃罚羁拢u愛因斯坦的物質(zhì)觀，６。李柯．評愛因斯坦的運動觀，１７。一個典型的唯能論的支持者是奧斯瓦爾德（Wilhelm Ostwald, 1852-1922），他“主張應以唯能論替代動力學和原子論，成為一切物理學的基礎。他聲稱，自然界唯一真正的本質(zhì)是能量，而不是物質(zhì)�！保╓. F. Bynum, E. J. Browne, and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84 reprint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3.)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中對唯能論者奧斯瓦爾德進行了批判。

　�。保埃福羁拢u愛因斯坦的世界觀，５８－６０。

　�。保埃梗羁拢u愛因斯坦的物質(zhì)觀，２。

　�。保保埃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３２。

　�。保保保絼钪P于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zhì)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３。

　�。保保玻甒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6, n.83.

　�。保保常�，６６－６７。方勵之在上大學時入黨，四年級時又被選送到一個新成立的高度機密的核物理部門接受特別訓練。

　�。保保矗甒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8-69, 70.

　�。保保担絼钪絼钪貞涗洠ㄎ窗l(fā)表）。Fang, Lizhi, Memoirs of Fang Lizhi (unpub., 1991), 163. 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１１６．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保保罚希罚�，７３。

　�。保保福嘘P蘇聯(lián)的抨擊，同上，７３－７４。有關日丹諾夫１９４８年講話的介紹，見許良英．爭論從何而來？分歧何在？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５，１９８７，６２。有關中國的宇宙學論文，見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4, n.123.

　�。保保梗甒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方勵之教授給筆者的電子郵件，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

　�。保玻埃瓾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76.

　�。保玻保诱\，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３２。

　�。保玻玻轿闹泄惨昧耍保狈N參考文獻，全部為英文資料，其中８種（７３％）是１９７０年以后發(fā)表的。見：方勵之．關于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zhì)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６。

　�。保玻常P者曾詢問方勵之教授，“在撰寫１９７２年的那篇論文時，是否曾顧慮或意識到它可能會帶來的不利后果？”方教授告知，“沒有什么（顧慮），因為科大的（政治）氣氛，要比北京和上海好得多�！保ǎ玻埃埃赌辏丛拢玻比辗浇淌诮o筆者的電子郵件）

　　１２４．方勵之在撰寫其論文時就曾與鄒振隆，陸啟鏗，劉煜奮和郭漢英進行過討論。見：方勵之．關于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zhì)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６。

　　１２５．郝柏林．２０世紀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艱辛歷程�！侗本┯^察》２００２年第９期．亦見網(wǎng)址：http://www.casad.ac.cn/2005-3/2005323240410.htm.

　　１２６．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3,75.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保玻罚嘘P鄧小平于１９７３年重新上臺、以及他在１９７６年第二次失勢的情況，參見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7-358.

　�。保玻福絼钪龋油馓祗w紅移是可以認識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No．４　（１９７５）：５３－６９。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保玻�.James H. Williams, ed.,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 no.4 (Summer 1988), 95. １３０．同上，１０，n.3 。關于美國“引力研究基金會”的情況以及歷年來獲獎人的名單，見網(wǎng)頁http://www.theinternetfoundation.org/grf/default.htm

　　１３１．許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未發(fā)表的手稿，１９７２。

　�。保常玻稀Ｓ嘘P許良英１９６５年的哲學文章的詳情和真正作者，見本書第４章。

　�。保常常S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

　�。保常矗�。

　�。保常担稀ＴS良英當時希望加入批判隊伍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慮：第一，他想拿回他的手稿；
第二，他想知道“上海理科批判組”到底想干什么，并且想對批判的方向有所影響；
第三，他當時仍對愛因斯坦的政治和哲學思想持批評態(tài)度，這一點在他１９６５年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筆者于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對許良英的電話采訪。）

　�。保常叮S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中共中央在廬山會議的閉幕式上正式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僅僅１１天之后，周恩來總理就指示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出版機構(gòu)恢復出版工作，為年輕人多出一些書。見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４６７。有關陳伯達在廬山會議受批判的情況，見葉永烈．陳伯達傳，５４３。

　　１３７．許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

　�。保常福�。

　　１３９．同上。

　�。保矗埃鷩A．綠色的文集，瞭望周刊，３７，１９８４，４５。

　　１４１．許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

　�。保矗玻稀�

　�。保矗常�。

　�。保矗矗�。

　�。保矗担�。胡國華．綠色的文集，４５。

　�。保矗叮S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根據(jù)許良英在這份文件中的記錄，他于１０月３日寫了這封信，并于１０月１２日前往上海。

　�。保矗罚S良英．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胡國華．綠色的文集，４５－４６。

　�。保矗福鷩A．綠色的文集，４６。

　�。保矗梗�。

　　１５０．許良英教授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給筆者的信。另見胡國華．綠色的文集，４６。

　�。保担保鷩A．綠色的文集，４６。另見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１４４。

　�。保担玻茖W巨匠　師表流芳，１４４。

　　１５３．胡國華．綠色的文集，４６。

　　１５４．許良英教授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給筆者的信。屈儆誠，許良英．關于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初步考查．２３５。見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ref. 135): 343-347.

　�。保担担茖W巨匠　師表流芳，１４６。

　�。保担叮�，１４７。

　　１５７．同上，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８．同上，１４８。

　�。保担梗希保矗�。

　�。保叮埃S良英．耀邦與知識分子心連心。刊載于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三集，２７９－２８０。Xu Liangying, "Einstein"s Idea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ir influence on China" （１９９５年２月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提交的論文）。胡耀邦是一位改革派領導人，于１９８０年代初擔任黨的總書記，但１９８７年１月被免職，并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因病意外地去世。

　�。保叮保S良英，趙中立，張宣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共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第三卷。

Xu, "Einstein"s Ideas,"　4.

　�。保叮玻甔u, "Einstein"s Ideas,"　4.

　�。保叮常嘘P周恩來對中國科學的擔憂，見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史，１６３３。他在１９７２年為恢復科研工作所作的努力，見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 4, 特別是第３３６－３４２頁。

　�。保叮矗保梗叮赌晗奶熘�，除了《中國科學》之外，中國所有的科學期刊都�？恕＿@一情形直到《物理》雜志創(chuàng)刊后才有所好轉(zhuǎn)。關于中國科學期刊的出版情況，可參見于鳴鏑主編．全中國中文期刊標準著錄手冊。大連：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３。

　�。保叮担把裕锢�，１（１），１９７２。

　　１６６．同上。

　�。保叮罚鴺渥蹋畬W習《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物理，３（１），１９７４，３。柳樹滋是毛澤東之婿孔令華的高中同學兼密友。見孔淑靜．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前言。

　�。保叮福甐. I.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ritical Comments on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13.

　�。保叮梗�，３１３－３１４，３７０。

　�。保罚埃�，３７０－３７１。

　�。保罚保鴺渥蹋畬W習《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４。

　�。保罚玻希�。

　　１７３．代山．當代“物理學的”唯心論的一個標本——試評海森堡的《物理學和哲學》。物理，３（２），１９７４，８７－９０，９９。

　　１７４．秦元勛．空間與時間。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７３。此書第一次印刷的印數(shù)為４．９萬本。１７５．據(jù)與許良英的訪談：秦元勛是當時的批判者中唯一的一位副研究員（副教授），其他參加者的職稱均在副教授以下。

　　１７６．秦元勛在河南上蔡完成這本書的寫作。秦元勛．空間與時間，vi。

　�。保罚罚卦獎祝臻g與時間．v－vi和封底的“內(nèi)容簡介”。秦元勛這本書是寫給“只學過一些牛頓力學、初等數(shù)學的讀者”看的。

　�。保罚福缑簦喸u《空間與時間》一書。物理，３（４），１９７４．２４９。

　�。保罚梗缑簦喸u《空間與時間》一書，２５２。甄敏似乎是一位或一組物理學家的筆名，“甄敏”可能取自“爭鳴”之諧音。在文革期間，以筆名發(fā)表文章是很流行的做法。

　　１８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相對論天體物理組．評時空對稱原理及其它。物理，３（６），１９７４，３７３－３７４。

　　１８１．秦元勛．等速條件下的空時對稱理論。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５７（編者按）。

　�。保福玻卦獎椎奈恼卤徽J為是中國第一篇挑戰(zhàn)愛因斯坦理論的論文。見宋正海等編．相對論再思考。北京：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前言，１。

　　１８３．秦元勛．等速條件下的空時對稱理論，６２。

　�。保福矗x繼深．相對論要不要動？怎樣動？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３。

　�。保福担εd林，楊展如．不能離開物質(zhì)去討論時空性質(zhì)。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３。

　�。保福叮玻埃埃衬辏冈拢玻慈諏埐俳淌诘牟稍L。作為一個非正式成員，張參與了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批判運動，并一直對相對論持批評態(tài)度。朱重遠于１９６３年畢業(yè)于蘭州大學物理系，１９６７年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所理論物理室研究生畢業(yè)。

http://www.itp.ac.cn/en/JiGouSheZhi/show_user.php?login=ZhuZhongYuan，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查閱。

　　１８７．朱重遠．這樣的“體系”好嗎？—與秦元勛同志商榷。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４

　　１８８．黃政新．評愛因斯坦的“光速極限論”。物理，４（５），１９７５，３１４－３１７。舒昌清．不能把相對論絕對化。物理，５（２），１９７６，１２７－１２８。黃政新是下放到福建省的知青。

　　１８９．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中國的一些“相對論異見者”一直在抱怨中國理論物理學界：“有關相對論的學術討論環(huán)境還不寬松，學術上的不同觀點常被忽視，論文難以發(fā)表”。因此，他們從１９９０年代開始自行舉辦討論會和會議，并于２００２年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論文集。見宋正海等編．相對論再思考．前言。

　�。保梗埃夺纺辏八娜藥汀狈瘩R克思主義反科學的一個罪證——批判他們對愛因斯坦的所謂“批判”。物理，６（６），１１９７７．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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