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產黨領導的革命以奪取政權、改造中國為目的，但真正顛覆鄉(xiāng)土中國社會秩序的革命，還是發(fā)生在４９年以后，從土改、合作化、大躍進到文革，農村的組織結構、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確實飽經“滄�！保�政治化潮流席卷農村大地。盡管從長時段、“大歷史”的眼光來看，１９７９年以后的改革才真正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耕作行為，使那些被統(tǒng)稱為“現(xiàn)代性”的諸種要素侵入到中國農村，但毫無疑問，此前３０年以政治運動為方式進行的社會改造，卻以其巨大的社會震蕩和經濟代價而在當時和今天都顯得觸目驚心，也令對這一切覺得新奇和震驚的外國學者興味盎然。１９７５年，三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澳州的陳佩華（Anit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美國的趙文詞（Richard Madsen）在香港偶然遇到幾個來自廣州附近陳村的移民，從聽到的一些軼事中，三位學者萌生了進一步了解陳村的愿望。此后幾年，他們有意識地結識并采訪了２６位移居香港的陳村移民，于１９８４年出版《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
１９８９年，他們第一次前往陳村做實地考察，補寫了１９８１年后的變遷，于１９９２年推出該書的增訂本。

　　由于三位作者接觸的主要是７０年代后移居香港的陳村居民，這些人了解的主要是６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這正是政治運動成為中國社會主旋律的時期，所以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陳村的政治運動或政治運動中的陳村。

　　1、誰是運動的領導？

　　４９年以后，中國大陸進入一個運動不已的時代。簡單地說，運動是由最高當局借助專政體制由上而下地發(fā)動起來的社會改造工程，它是由人調控、掌握的客體。因此才有“發(fā)動運動”、“爭取運動的領導權”、“掌握運動的大方向”、“把運動進行到底”、“鞏固運動的成果”之類的常用詞，表明在運動之上還有人。

　　這個“人”是誰？當然是各級領導運動的人�！邦I導運動的人”與“領導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像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卻不是“文革”的領導人一樣，從“小四清”到“文革”，歷次運動的主要對象之一恰好是各級干部，所以陳村的支部書記陳慶發(fā)與大隊長陳龍永并不一定就是陳村運動的領導人。

　�。保梗叮茨甑摹靶∷那濉钡囊庠阽P除各級干部中的腐敗現(xiàn)象，陳村的運動由陳慶發(fā)組織領導，陳龍永受到批判；

　�。保梗叮的甑摹按笏那濉�，四清工作隊接管陳村的運動領導權，他們組織群眾揭發(fā)批判陳慶發(fā)的錯誤，重新選舉陳村領導。

　　運動的目的是整領導，但“小四清”既然由陳村的黨的最高領導陳慶發(fā)領導，那么被整的人至多只能是村里的二把手陳龍永，但陳慶發(fā)也是要整的對象之一，所以"大四清"的領導就是“上面”來的工作隊，陳慶發(fā)從此下臺�！靶∷那濉焙汀按笏那濉钡膮^(qū)別之一，就在它們“清”的對象有大小之別，前者由當?shù)刈罡哳I導人領導，后者則由“上面”派人下來。由此上推，“上面”也難保正確，它也不可能永遠充任運動領導。

　　于是，至少在形式上，在發(fā)動“文革”時，毛澤東繞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機構，一度以底層群眾、紅衛(wèi)兵為運動的動力。陳村下放知青被鼓動起來造反，他們組成“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矛頭指向現(xiàn)任大隊干部和工作隊；
工作隊也不甘被動，他們把親官方的、家庭出身好的知青聚集起來，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與之對抗，把村民的注意力從大隊干部轉向“黑五類”。在毛澤東宣布工作隊鎮(zhèn)壓群眾之后，陳村工作隊撤離。但原有的一套組織系統(tǒng)癱瘓后，造反的知青又不可能接管陳村政權機構（既無上級任命，又無民意基礎，更乏管理能力），陳村一度出現(xiàn)權力真空，無人領導運動。

　　在運動可能失控的情況下，１９６７年春，解放軍進村組織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作為陳村的行政機構以穩(wěn)定農村形勢�！靶〗M”成員是從陳村的貧農中選拔的，原領導陳慶發(fā)、陳龍永均不在其中，但“小組”缺乏組織生產的能力，工作上實際依靠陳龍永，陳本人也樂于充當顧問并借以東山再起。１９６９年，“文革”降溫，上面再次派出工作組重建陳村權力結構，陳龍永和陳慶發(fā)分別為一、二把手。“前度劉郎今又來”，與“小四清”前相比，他們只是換了一下位置。

　　從６４到６９，運動整整折騰了五年時間，陳村的原領導人在不同的運動階段都曾是運動的對象，但運動的領導權依然落在他們手中（陳龍永基本上沒有中斷對陳村的控制）。如果革命就是權力更迭，那么陳村其實沒有發(fā)生革命；
如果“文革”就是打倒當權派，那么陳村的當權派則是打而不倒。

　　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無論是什么樣的運動和革命，總得有人組織領導，否則運動就不能開展。無論怎樣以徹底革命為動員，運動所能改變的只是領導人的姓名，而不可能是控制性的權力結構。陳慶發(fā)一一工作隊一一解放軍一一陳龍永，誰來坐這個位置并不重要，關鍵是陳村這幾千個人得有人管，陳村的五百多畝土地上得有人干活。運動領導人從陳慶發(fā)到陳龍永之間的轉換，源自運動的內在邏輯。整小官（陳龍永、陳慶發(fā)）要由大官（陳慶發(fā)、工作隊）來領導，而誰也不能保證“大官”不會出問題，在運動的總根源毛澤東看來，“大官”的問題更其嚴重，是路線錯誤，整完了小官就要整“大官”，所有毛澤東以下的“大官”原則上都免不了挨整。運動的邏輯就必然把它的對象由小官步步上溯，直到二號人物劉少奇。事后不難看出，當陳龍永下臺時，劉少奇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如果整小官要大官來領導，那么根據(jù)運動總要有人來領導的原則，整"大官"的領導就是小官，所以當“大官”或劉少奇要為一切錯誤負責時，陳龍永這類小官就被解脫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確有自下而上的一面。這是二陳在陳村打而不倒的外在背景，或許也是以反對官僚主義的為動員的運動，結果總是加強了官僚主義的結構性原因。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但二十多年的陳村衙門實際上沒有出現(xiàn)新官，這又有陳村的特殊情況：“共產黨來后，陳村貧農中凡是聰明能干的都有了脫穎而出的機會。像陳慶發(fā)和陳龍永這樣的，都已升任大隊和小隊干部。實際上由于大隊和小隊的干部職位不少，成年男性公民有整整三分之一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干部。因此，當工作隊特意要從真正貧農中找非干部的人選時，選擇的余地就很有限了�！保ǎ校矗罚┒�陳的階級出身無可挑剔，意志堅強，演說能力很強。特別關鍵的是，兩人都是干活的好手，“在我們村里，要是你干活的本領不過硬，你就別想領導別人，你說話就沒有號召力。”（Ｐ２７）陳村數(shù)千人中就數(shù)他們能力強，除了下放知青和８０年代后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幾十年中沒有人向他們挑戰(zhàn)。二陳的欠缺主要是在文化上，陳慶發(fā)是文盲。只是在這一點上，下放知青比二陳具有優(yōu)勢，但知青們既無村民的支持，也缺乏領導村民的能力。造反的紅衛(wèi)兵曾到大隊：“鄧華僑先開口：‘我們奪權來了！’大隊秘書說：‘你們想奪權，那就拿好了！’他取出大隊的圖章說：‘好吧，誰要？’可是誰都不敢接。這個來得太突然了。其實我們根本不懂得奪權是怎么奪法。大家忽然想到，如果接下了，明天一大早要是有人找上門，我們就得決定蓋章與否。我們還得領導生產計劃。但是，這些我們全都不懂，根本沒有經驗�！保ǎ校保保保�從１９５５年的合作化到改革以前，中國農村的組織結構基本一貫。集體化歷時２５年，剛好是一個世代。這一代農民中少數(shù)“強人”與這一高度集中的體制是連體共生的，運動造就了他們，他們推動了運動。只要此一體制不變更，運動和革命雖可把他們打倒一時，卻不可能拋棄他們。

　�。�、運動怎樣展開？

　　運動的源頭遠在北京，運動中的陳村一直被束縛在一個由國家所編織的經濟與政治關系的巨網(wǎng)中，它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但自上而來的運動要在陳村掀起波瀾，就非得陳村人的攪動。這種攪動不只是消極地配合、應景，而是陳村既有矛盾的反映和激化。既然是陳村的運動實際上是由原來的領導人領導的，它也就是“運動”與“陳村”社會實踐的互動。

　　事實上，從“小四清”到“文革”，陳村的運動幾乎都以二陳之間的矛盾斗爭為中軸。他們原有權力之爭，加以兩人都意志堅強、性格固執(zhí)，潛在的沖突早已有之，運動使之公開化。陳慶發(fā)在“小四清”中以腐敗之名整倒陳龍永，他自己卻在“大四清”中因褊袒親友和貪圖享受而被批判，“文革”中更因作風霸道而下臺；
陳龍永卻在此期間保住職位；
“文革”混亂中，陳龍永自動離職，但仍掌實權；
陳慶發(fā)不甘失敗，陰謀復辟，受到陳龍永的嚴厲打擊。１９７０年“落實政策”，陳慶發(fā)重進支部，二陳表面性地在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下和解。１９７９年，陳龍永因“逃港風”引咎辭職，陳慶發(fā)復任支書；
１９８３年，陳龍永借“清除精神污染”之機再度扳倒陳慶發(fā)。直到１９８６年陳慶發(fā)車禍喪生，綿延幾十年的二陳之爭才告結束。

　　如果沒有運動，二陳之間也會有權力較量，但運動給他們的爭斗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兩人都學會了操縱運動，用官方話語來打倒對方。在第一個回合中，陳慶發(fā)就利用四清“教龍永老實安分，讓他知道慶發(fā)的厲害。這樣，龍永以后就會聽話，再不敢向他挑戰(zhàn)�！保ǎ校常矗┑�運動的連續(xù)性、經常性，又使每一次的斗爭成果不可能長期保持�！靶∷那濉苯Y束后，陳慶發(fā)本來已官復原職，“他又回到黨支書的寶座，也許就因此認為運動已經完全結束了，他又可以隨意發(fā)火了�！保ǎ校福梗┙Y果當然又給拉下來。此后陳龍永也如法炮制，借運動打擊陳慶發(fā)。只要運動不斷，任何人的現(xiàn)有位置都不可能穩(wěn)定，這倒形成了一種非民主的平衡機制，使農村干部可上可下，此起彼伏。

　　毫無疑問，“上面”不是因為二陳之爭才發(fā)動運動的，相反，運動的目標都很大，都是事關黨國前途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要把此一“宏大敘事”落實在陳村這一特定場景的權力爭斗中，需要一種話語轉換。轉換就是運動的“具體化”，也即“陳村化”，它的前提，是運動本身有極大的兼容性和可解釋性。比如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中央規(guī)定要清理六種人：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文革中的壞頭頭和黑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沒有改造好的四類分子。除刑事犯外，其他五類都不確定，“傳達到小老百姓誰也弄不明確，到底誰是人民的敵人，到底誰該被清出‘階級隊伍’，這就給有意報私仇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子�！保ǎ校保常玻┐饲瓣悜c發(fā)曾試圖翻“大四清”的案，陳龍永就抓住這一點，再翻出出他的歷史（雖然從小赤貧，但其祖父和父親畢竟曾是地主），把打成自覺的反革命而加以整肅。

　　實現(xiàn)運動“具體化”的轉換需要政治敏感和分析聯(lián)想。如果運動給陳村人帶了什么積極后果的話，那就是這種特殊的“政治素質”的提高。

　　首先要選擇斗爭對象。運動要找靶子，地富反壞右這些紅色中國的"賤民"當然每次都免不了，但這些已經被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腳的人，從來不是運動的發(fā)動者與參與者的主要目標，正像陳村的共青團書記說的：“每回斗爭總得揪人。哪怕材料不足，也得拉出一個人。真也好，假也好，都得挖出材料�！保ǎ校保梗保�

　�。保梗叮鼓辏�陳村要把十個小隊合并為五個小隊，七、八小隊要合并為新四小隊后矛盾很多，原來兩個隊長如何安排也很麻煩。陳龍永巧妙地讓原八隊的黨員隊長“老不休”當政治隊長，讓管理生產上稍勝一籌的七隊長露筍當生產隊長。由于意識形態(tài)掛帥，政治隊長似乎高一等；
但由于小隊的任務主要是生產，生產隊長的實權又似乎大一些，兩人之間當然就摩察不斷。給這事添枝加葉的是，“老不休”的兒子愛上的一個姑娘轉而要嫁給露筍的小舅子黑仔。不久發(fā)現(xiàn)隊里的大米少了兩袋，有人揭發(fā)說他們曾撞見黑仔扛著一袋米往那個姑娘家走。在還沒有發(fā)現(xiàn)確鑿的證據(jù)時，一個新任本隊毛澤東思想輔導員的下放知青吳某跳出來，他覺得維護社會主義道德和集體利益是輔導員的責任，就以黑仔的姐姐（露筍的老婆）總是偷東西為由說大米一定是黑仔偷了。“老不休”一派當然附和支持這一指控，雙方的沖突公開化，全隊的干部和群眾分成兩派，生產積極性受挫，一季下來糧食減產，收入下降，并威脅著即將到來的１９７１年的春耕。

　　此時剛好展開一場叫“一打三反”的運動。陳龍永既要給運動找出靶子，又要“殺雞儆猴”解決新四小隊懸而不決的權力糾紛。本來出身不好的農民是現(xiàn)成的靶子，但這些人給運動搞怕了，這一次都小心謹慎，沒有卷入“老不休”和露筍的沖突。替罪羊找不到，兩個隊長又各有勢力，陳龍永選擇了無意中卷入派系之爭的吳某：“從幾個方面看，吳的確是上乘人選。首先，他深深卷入了這場爭端，卻又不像露筍或‘老不休’那樣的干部，受人尊敬、舉足輕重。他又是外來之人，在當?shù)夭�無親戚這層保護網(wǎng)。他也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毋須顧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外，他在文革中曾跑廣州廝混，言行不檢�？傊�，他小辮子太多�！保ǎ校保梗玻┳盍钊梭@訝的是：“龍永代表大隊決定，上吊的繩子還需吳某自己提供。龍永據(jù)說曾告誡同僚：‘讓他繼續(xù)胡鬧一陣子，越兇就越好辦�！�同時，大隊官員悄悄地搜集吳某的新材料，網(wǎng)羅各種人證�！保ǎ校保梗玻┰凇耙�蛇出洞”上，陳龍永這個農民不比毛澤東差�！耙磺袦蕚渫桩斨�后，幾個治保人員帶領一支武裝民兵，趁天色猶明的傍晚在家中逮捕了吳某�！保ǎ校保梗玻┳锩�早就準備好了：制造糾紛，破壞陳村的革命和生產。吳某被關進了“牛棚”等待上級的裁決，露筍和“老不休”給嚇住了，停止了彼此之間爭吵�！耙淮蛉�反”運動在陳村劃上句號。

　　選擇了對象之后就要對他進行批判。像“四清”、“文革”這樣大規(guī)模的運動幾乎是整倒一大片干部，但實際上，多數(shù)基層干部固然經常利用職權搞特殊，人品也不好，但要說他們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路線問題，卻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推理邏輯�！靶∷那濉睍r陳慶發(fā)要整陳龍永，起因是大躍進結束時后者得到前者的同意“買”了大隊的一些木料，運動開始后陳龍永不得不在群眾大會上坦白交代，按常規(guī)，招認之后補上木料的錢就算了，但現(xiàn)在是運動期間，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陳慶發(fā)說：“大隊長承認他濫用職權，這沒說錯，但這一行為的錯誤性質要比濫用職權還更嚴重。我這么說，大家同意不同意。群眾齊聲高喊"同意！"其實群眾哪有選擇余地，哪敢說不同意。”（Ｐ３６）事情就這么大，如果只是就事論事就搞不成運動，所以要對事情的性質進行分析，“事情”是具體的（拿木料），性質是抽象的（“大搞腐敗的典型”）。分析的任務是把具體的事情與抽象的性質掛上鉤，其方法是借助聯(lián)想和放大把一件小事無限上綱，使之與運動的對象相符。陳慶發(fā)接受一個香港人的金項鏈一事，就可判斷他背叛了無產階級立場；
鄧華僑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批判者就認定：“就算他沒有親手殺人，但他說過的那番話卻可能造成幾千人的人頭落地！我們當中已經有人受其毒害，企圖復辟資本主義。”（Ｐ１６４）運動的積極分子都有這個特長，比如陳村的運動紅人程紅顏，就“比誰都熱衷于把瑣碎事故說成重大思想問題”。（Ｐ１００）

　　批判還有方式方法問題。黑格爾說學習游泳就要到水里去，毛澤東說過要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陳村的村民和知青都在“階級斗爭”的烈火中、在政治運動的風暴中學會了如何做運動員�！拔母铩敝嘘慅堄澜M織斗爭陳慶發(fā)，“但在各種斗爭會上他都有意躲在幕后。由于四年前小四清時慶發(fā)虧待過他。龍永知道，如果由他出頭整治慶發(fā)，就不免招來公報私仇的嫌疑。”（Ｐ１４８）所以他讓一個被稱為“禿子”的治保會主任直接出面。禿子是一個除了“辦事不公”外沒有給村民留下其他印象的人，但這一次，他卻要讓村民對他的刮目相看了：陳慶發(fā)不識字，“治保會得以趁空使用嚴重的字眼把他的案子呈報上級黨委。治保會的定案報告不僅包括旁人的揭發(fā)，還有據(jù)說是他本人承認的供詞。整個文件充滿夸大不實之詞和添油加醋的供詞。這個報告倒是大聲地讀給他聽了，可是讀得速度很快，他沒來得及弄明白所有文字的含義，便按上手印同意了�！保ǎ校保矗梗┢胀ǖ霓r民都給運動鍛煉成精了。

　　無論“上面“發(fā)動什么運動，一旦進入陳村，就和陳村的具體實際聯(lián)系起來。運動有間歇，而且每次運動都有新的說法和新的目標，但由于在陳村從事運動的總是這么些人，因此運動在陳村就有高度的連續(xù)性和自我再生產的機能。這有兩層含義，一是報復性的連續(xù)。四清時工作隊培養(yǎng)的一個被叫做“矮冬瓜”的年輕人曾積極批斗陳龍永，出了名的人難免私欲膨脹，“文革”中矮冬瓜和一個女人私通，陳龍永就召集群眾大會來批斗，把這件本屬私生活的問題提升為運動主題。二是無休無止的運動在村民中造成了恐怖，“任何漫不經心的言行失誤，都可能授人以柄，讓人拉到臺上，面對虎視耽耽的群眾。這種恐怖之感加深了村民彼此間的疑忌，轉而揭發(fā)出更多的罪惡分子，舉行更多的批斗會，出現(xiàn)更多的暴力和武斷現(xiàn)象，結果使人人的自危之感進而加深一層。整個情勢便如此惡性地循環(huán)下去�！保ǎ校保担矗┟看芜\動都為下一次運動準備了題材和潛力。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說二陳是假公濟私了。如果沒有他們，陳村的運動就至少喪失了部分動力，沒有多大搞頭了。他們利用了運動，運動也借助了他們，少了任何一方，運動都不可能“轟轟烈烈”，任何農村運動都是運動的普遍目的與各地具體實踐和結合。

　　３、誰需要運動？

　　“運動”不斷，天怨人怒，但它之所以在相當一個時期內頻仍發(fā)生，每次都搞得煞有介事，肯定是有人需要它，肯定有人從中得到快意和滿足。在陳村，需要運動的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是尋找機會整倒對手的干部，以二陳為代表；

　　第二種人是對干部有私憤的人。比如“四清”時，向干部猛烈開火的人包括：“過去有病或有困難找某干部幫忙，結果不能完全如愿的人；
有要求建房，但因地點不對，得不到干部批準的人；
另外，有的人是因為嫉妒干部偏愛其他農民而非自己；
甚至還有計較三代之前仇恨的人。這些理由全部出于自私的個人動機，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說的‘階級斗爭’”。（Ｐ５４）他們需要運動提供一個合法的出氣孔。

　　第三種人是不滿現(xiàn)狀或有挫折感的下放知青。１９６４年有５０個廣州知青下放到陳村，他們既有滿懷革命理念又充滿自我實現(xiàn)的抱負，是陳村真正具有政治意識的人物。但逼窄的陳村并不是他們的廣闊天地：他們在生產上不能與農民相比；
他們有限的知識文化才能不可能在日常狀態(tài)下展露；
他們人生抱負、社會理想不可能在陳村實現(xiàn)，不但獲得提升的只是少數(shù)幾個，能夠入團也不多，“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只有五六個青年可以說是混出了頭�！保ǎ校梗梗┻@就給那些出身不太好、卻極想出人頭地的知青們造成前途不明之感�！八麄冋J為自己干活不少，卻沒有得到大隊和四清工作隊應有的賞識。

這一幫積極分子也想進取，往高處爬，并不想一輩子當普通農民。他們大多屬于中間階級出身，是白領階級或其他專業(yè)者的后代。在這以前他們并不曾感受過歧視的滋味。他們厭惡‘階級路線’，在官方加強階級路線教育的時候，他們還不覺得太受威脅，但到了１９６６年他們私下里就開始埋怨不已了。”（Ｐ１０１）把‘文革’之火從廣州引進陳村的知青小李后來說：“那時我覺得哪怕我們比那些出身好的人更積極、更聰明，也不可能得到發(fā)揮才能的機會，就因為我們出身不好，我最不滿的就是，自己的前途讓階級標簽卡死了，看著自己每天一大早扛個鋤頭下田鋤地，我禁不住要想：難道這一輩子就這么下去？放眼四周，多么落后的地方�。　保ǎ校保埃保┰旆磁傻氖最I鄧華僑原是毛澤東思想輔導員，工作隊因其性格固執(zhí)而不讓他干這份表明政治上受信用的差事，也不讓他沾手其他好差事；
因為他有技工才能，就讓他去裝配村里的碾米機，為此又和同樣固執(zhí)的陳龍永爭執(zhí)不已。由此他明白“無論在陳村現(xiàn)有的政權下，還是在陳龍永手下當技術員，都沒有前途，他早就有反叛情緒�！保ǎ校保埃叮┎还苁恰八那濉敝械拿珴蓶|思想輔導員還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知青們都想象通過運動來改變自己的處境，通過改變現(xiàn)存的體制和習慣實現(xiàn)某種較為純潔的、也是毛澤東思想教給他們的理想；
他們與陳村村民沒有血緣和宗族的聯(lián)系，不會像干部們那樣公報私仇或群眾那樣發(fā)泄私憤。嚴格地說，只有他們才是陳村運動的積極分子。

　　三種人都需要運動，但運動不會同時滿足三種人的需要。

　　第一種人最幸運，他們能夠通過運動來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二陳的此起彼伏證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陳慶發(fā)倒霉的時間長一點，但他無需擔心，只要運動不停止，原則上他總有翻身的機會。這些本是運動對象的人恰恰是運動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種人也算有所滿足，不管運動的結局怎么樣，至少他們可以在運動中發(fā)泄一下不滿。他們最大的擔心只是：“如果要在運動整某個干部，你就得把他徹底整垮，搞得他永不翻身。不然的話，以后的麻煩就沒完沒了了�！保ǎ校担矗┍M管干部被徹底整垮的可能性不大，運動過后還是要用他，但群眾也無需害怕，反正運動還會再來。

　　第三種人最為失望，他們真誠地參加運動，運動卻背叛了他們。支持他們積極參加運動的是理想主義、政治理念，但這卻與農民務實的經濟關懷明顯矛盾�！拔母铩鼻跋�，一些知青擔任毛澤東思想輔導員，負有教育村民的責任，但村民們都不喜歡這幫自以為是、自充老大的娃娃們，一個輔導員后來回憶：“他們所以反對我們，正是因為我們譴責修正主義，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做斗爭�？墒撬麄儏s說，我們輔導員都是‘口頭革命派’”。（Ｐ７６）阿鷗是大隊廣播員，她“對這一工作十分專注，她堅信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頭等大事就是思想意識的轉變，而廣播工作則是推動這一轉變的有效工具�！保ǎ校罚福┯谑撬�仔細搜集材料，秉公辦事，不斷在廣播中表揚、批評，農民稍一偷懶就可能上廣播，搞得村民對她敬而遠之。小隊干部也有意見，因為他們要保護的是本隊利益，而阿鷗只對大隊負責�！八那濉惫ぷ麝牫冯x后，積極分子王胖墩所在的生產隊有幾個干部的老婆與隊長的老婆不和，丈夫們就想把隊長攆下臺，公開的理由是隊長搞裙帶關系。王胖墩是小隊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當其他干部提出隊長的‘裙帶風’問題時，他自然表示了嚴正義憤的態(tài)度。胖墩是個充滿政治熱情的城市小青年，在他看來，干部保持清廉是個大事。可惜胖墩認為政治最為緊要的想法卻和農民認為生產才是至要的想法并不一致�！保ǎ校保保常┻@個隊長恰好是村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干活好手，結果胖墩的政治地位遽然下降。對于這些熱情高漲的青年，“干部們不喜歡，因為在文革的頭一年，全挨過他們的聲討。農民們也不諒解他們的桀驁不馴的舉動�！保ǎ校保常担┻@些堅持原則有知青日子并不好過。

　　不受歡迎倒也罷了，還要挨整�！扒謇黼A級隊伍”時，王胖墩和鄧華僑等運動積極分子因不服大隊領導，尤其不買陳龍永的帳，被扣上“打砸搶”的罪名，在群眾大會上接受批斗，后被關進“牛棚”，差一點被判刑。運動結束時，王胖墩感到“我的雄心壯志全破滅了�！保ǎ校保罚埃┊斶\動把一次次的青春歷險變成一次次令人灰心的經歷，從而不再能聚集社會能量時，運動就不再有人需要了。

　　４、如何掌握運動？

　　運動是當代中國政治藝術的結晶，也是它解決社會、政治沖突的萬應良方。領導運動的關鍵是既要展得開，又要收得住。一般來說，展得開的要領是發(fā)動群眾；
收得住的決竅是控制群眾，“群眾運動”的本意是群眾被運動起來以達到領導的目的。當“上面”強調群眾是真正英雄、群眾眼睛是雪亮的、領導要領先群眾之時，目的是要打破一潭死水的沉悶、揭開運動的蓋子；
當“上面”強調要反對無政府主義、要加強一元化領導時，它是意在結束運動、收拾亂糟糟的局面。運動始終是領導幕后導演、群眾登臺表演，始終是領導“運”而群眾“動”。

　　要整的對象主要是干部，要讓長期受干部控制并欺侮的群眾起來掀起運動高潮，需要更高一級的干部來“運”（動員），培養(yǎng)積極分子、承諾群眾不受干部的報復等等都是必要的，而最重要的是鼓勵、支持群眾放言高論，對群眾的任何言論都不加限制。一個四清干部這樣說：“我們應該放手讓群眾來揭發(fā)。就算這里頭夾帶了個人私怨，也沒有關系。橫豎讓他們說 如果工作隊捆住了群眾的手腳，弄得像小腳女人一樣，群眾就不可能發(fā)動起來。假如要求群眾開口之前先拿證據(jù)，運動就根本搞不起來。我們當然也都明白這一點 所以在干部受到沖擊的階段，我們最主要的是觀察他們自身的表現(xiàn)。到了運動最后‘落實政策’的階段，定案時就只依據(jù)有真憑實據(jù)的指控�！保ǎ校担梗�

　　不需要證據(jù)，不需要客觀理性的論證，揭發(fā)，大膽地揭發(fā)；
批判，無限上綱的批判。響徹行云的口號，森林般聳立的手臂，義憤填膺的控訴聲討，無論是駭人聽聞的政治罪行，還是卑微瑣碎的生活作風；
也無論真實的官僚腐敗還是乘機釋放的私人積怨，只要能把平時耀武揚威的干部們斗得抬不起不來就成。陳村運動的積極分子阿鷗概括為“不管對不對，只管兇不兇”；
（Ｐ５３）“越極端越好”。（Ｐ１３３）確實，如果沒有這些，氣氛熱烈的批斗會怎么能開成？群眾又怎么發(fā)動起來？運動的必要性由此顯出，運動的聲勢由此形成。知青小趙深有體會地說：“一點不假，干部真是牽著群眾的鼻子走�！保ǎ校保常福┤罕姳緵]有“鼻子”，但他們有氣要出，放手讓他們釋放對干部的不滿，就是給他們一個鼻子。當他們群情激昂地揭發(fā)批斗時，他們的鼻子就牽在運動領導的手中。

　　在“群眾揭發(fā)”面前，頂不住疲勞轟炸的的干部最后只能采取要什么給什么的態(tài)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切供認不諱，也許真能從中暴露出幾個壞人，但更多的人，特別是久經運動鍛煉的人明白，群眾批斗只是運動的一個階段，干部終究是干部，運動過后群眾還得他們管。所以揭發(fā)批判后，下一步就要“縮小打擊面”，為被批判者“落實政策”，改善他們的形象和聲望。最后的處理并不依據(jù)群眾的揭發(fā)�！按笏那濉睍r，陳村群眾指控大隊會計挪用了二千元公款，當時就按這個規(guī)格來批判他。“落實政策”時一查，認定他只拿了一百元，于是從寬發(fā)落。此前轟轟烈烈的揭發(fā)批判，對于群眾而言是不說白不說，對干部而言是說了也白話，每次運動運動必然伴之以“熱月”反動。

　　運動中揭發(fā)出來的“政治問題”大多是不真實的，當然更容易下結論。小趙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關壓了兩個多月，多次坦白都因領導不發(fā)知而過不了"群眾"的關。運動要結束了：“他們又叫我出來交代。實際上我這回說的和以前完全一樣。龍永卻站出來對群眾說：‘這回他的交代比以前強多了！你們看他是不是老實了？’農民察看龍永的臉色，揣摩龍永的口氣，馬上明白了他的意圖，因此齊聲喊道：‘老實了！’龍永接著問：‘我們該不放他？’大家都說：‘該，該，放了他吧！’這樣，我就被釋放了�！保ǎ校保担叮﹩栴}不在于小趙自身，反正就是那么多事、那么多話，認識就那么高，交代是否能過關取決于運動進程：只要運動還不想結束，小趙的交代就要繼續(xù)。

　　但運動到了哪個階段，群眾并不知道，他們永遠看著陳龍永的臉色說話。已被“運動”起來的群眾之接受操縱，是因為他們的牢騷、怨氣已經得到發(fā)泄，他們已經在大會上充當了一回主人。一報還一報，運動滿足了群眾，群眾就得配合運動。事實上，習慣于運動游戲的群眾本來就沒把自己揭發(fā)批判當真，運動不需要事實，重要的是氣已經出了。領導因此可以輕而易舉地控制群眾把被批斗者“放”了，雙方滿足了，運動完滿結束。掌握運動的技巧可以概括為“兩頭放”。

　�。�、運動有何意義？

　　盡管絕大多數(shù)運動的對象在運動結束時都被“解放”，但運動并不是無事找事。代價極大的運動不是沒有收獲，毛澤東把它概括為教育干部，鍛煉群眾。

　　運動總要整人，“運動來了”無異于“狼來了”。運動時期的干部確實老實得多，誠實得多；
即使運動過后，不期而來的下一次運動以及隨時高懸大他們頭上的揭發(fā)、批斗和處理，也真的令他們有所顧忌。但這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信念和公益之心，而是出于謹慎之心，是政治上的取巧。所以屢經運動的干部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狡猾，他們學會了如何借用冠冕堂皇的口號來掩飾自私的動機。“陳龍永知道，如果他和別家吃喝了，一旦再來運動，就會有人指控他：‘某某人的兒子在公社工廠里找一份工，因為他家跟龍永有交情�！�如果龍永跟別人（哪怕是貧下中農）有私下來往；
如果他不保持冷漠，不和別人拉開距離，就會有人懷疑他的無私和正直�！保ǎ校梗保┒�是消極：“忍屈受辱的牛棚生活使得慶發(fā)溫和得多了，他再也沒有爬回掌舵人位置的強烈野心。人到中年，他對于能在權力的神龕中占一小角位置，擔負點普通責任，似乎已心滿意足。十年前，慶發(fā)是‘厲害如虎’，如今則‘溫順如羊’。

他變得機巧伶俐，善于迎合村民感情，他跟年輕人說笑，甚至還說‘落后話’�！保ǎ校玻常担�無論是陳龍永還是陳慶發(fā)，都沒有按照運動指定的方向變化，但都學會了與運動和諧共處。照此下去，只要運動還得整干部，它就一定達不到目的。

　　群眾在運動中獲得了公開批評干部的權利和機會，也因此形成了干部并不可怕的觀念�！按笏那濉焙�，陳慶發(fā)以為沒事了，就欺侮了一個向懦弱的農民，“四清運動也許沒能讓慶發(fā)學到教訓，卻教會了這個農民新的膽量。他再也不甘受人欺壓欺凌�！保ǎ校福福┚拖蚬ぷ麝牳姘l(fā)，慶發(fā)因此下臺。但這起“民告官”的事件只是由于工作隊的介入才獲得群眾預期的效果。嚴格地講，運動式的鍛煉只是群眾在上級的保護下不負責任地報復干部，它所提供給群眾的只是周期性地釋放已經積聚起來的怨氣，卻不可能培養(yǎng)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由于群眾的不滿和怨氣已經得到釋放，就再也不會欲望對權力進行合法的監(jiān)督。而且由于運動過后干部照樣是干部，因此群眾的揭發(fā)事實上不可能矯正干部的行為，群眾自身反而會因為一次又一次沒有意義的重復而感到厭倦。

　　運動也有積極功能。沒有限制的揭發(fā)和無所顧忌的批斗形成恐怖氣氛，造成每個人的心理緊張，使一些壞人壞事得以暴露。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時，陳村的赤腳醫(yī)生因為支持此時已被打倒的陳慶發(fā)，陳龍永想整他一下，就組織人去查他的醫(yī)療帳目，結果什么毛病都沒有發(fā)現(xiàn)�！暗�在后來的審訊中，由于恐怖的氣氛，雖然上頭說的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老一套，可是這個年輕的赤腳醫(yī)生卻完全慌亂了，他自己招出一年前奸污了一個十二歲的女性病人的事�！保ǎ校保担矗┑�說到底，這個醫(yī)生既不是運動的對象也不是“階級敵人”，而是自我坦白的刑事犯，完全可以靠法律而不靠運動來懲處。這一成果只能算是運動的附產品。

　　那么運動的真正產品是什么呢？是自我消解，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陳村就這么多人，農村就這么多事，開始時還可以折騰一些問題出來，把干部之間的私怨、村民中的糾紛，甚至男女私通都上升為政治。但運動不斷，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到底有限，不可能次次花樣新翻；
況且無論怎樣突出政治，陳村的干部群眾也不能以運動為生，所以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只能是單調地重復：這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連程序、罪名都差不多，嚴肅的運動終于成了滑稽戲、諷刺劇。加上不得人心的政策、經濟停滯、人際關系緊張等等，都使陳村人明白：“運動本身成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道出了‘空頭政治’的無聊僵木。”（Ｐ２３２）７０年代，當下放知青感到幻滅時，本地出身的知識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取代了下放知青曾經占據(jù)的位置，但他們不愿意得罪本鄉(xiāng)本土的長輩，陳村已很難找到運動的積極分子了。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時，村民們開始對運動的冷嘲熱諷：“我們的生產搞不好，就是因為林彪嘛！他不叫我們種瓜種菜，就是想餓死我們嘛！”（Ｐ２３１）“每回北京大張旗鼓地發(fā)動一場新運動，他們便不滿地哼哼起來�！保ǎ校玻常埃�

　　只是，陳村人對運動的反感并不是理性的覺醒、人性的覺醒。由于運動總是以理想和信念為號召，對運動的失望就伴隨著理想的幻滅和信念的動搖，從此犬儒之風盛行。以阿鷗為例，她四清時是毛澤東思想員，“文革”前擔任大隊廣播員和團支部委員，“文革”期間一度是大隊的領導人之一，曾以狂熱的“瘋勁”和出色的審訊術狠整她認為是“反革命”的知青王胖墩和鄧華僑，不但自視甚高，也被公認為運動的積極分子。但１９６９年，她因父親的歷史問題而沒有進入村委會；
１９６９年因同樣原因而沒有入黨；
此后她連現(xiàn)有的職位也保不住了，因為本地農家子弟也有了教育，一些低級干部的位置就不勞下放知青代勞了，“諷刺的是，這些年來一些知青特意不辭勞苦，教會當?shù)胤e極分子如何演說和清帳之類的本事。阿鷗后來帶著辛酸的口吻抱怨道：‘我們這可是作繭自縛，自毀前程哪！’”（Ｐ２０７）隨著“文革”的日益深化，阿鷗的腦子里也充滿問號。１９７１年，上級決定把鄰近香港的大部分知青轉移到海南島，有特殊情況的，如已婚的、獨生子女、有特殊技能的、村里需要的等除外，“于這種安排，阿鷗就是冒火的一個。難道說有專長的賞識，有家庭影響的可得報償，但是一個貢獻了十年政治生命的人就沒有要么？‘算養(yǎng)一條狗，十年哪！’”（Ｐ２１３）為此受到領導的威脅和批評。１９７４年夏天，她終于偷渡到過去她斥之為“頹廢”的廢港。阿鷗不是隨大流的人，“農村生活對我來說，本來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可是現(xiàn)在我想，農民和干部全在為自己打算。我何必再留在農村犧牲自己。要是這里的人真有大公無私的精神，我還是愿意留下的，就算物質生活苦一些，自己成不了家，也沒關系。但是我想，去他媽的吧！我還是去香港喝牛奶吃面包算了。”（Ｐ２１６）

　　運動消耗了阿鷗的青春，也消蝕了運動許諾給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從而運動留下的遺產，就是這種凡事懷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義，這在經濟最困難的６０年代初都未曾發(fā)生。于是，“有個兒子年方二十的父親和我們聊起來。他回顧住昔，感嘆當年可為年輕人安排活動、增進同伴情誼的的那種社會結構已經消失。此人屬于七十年代最早跑往香港的一批，他反感令人窒息的集體主義，自不待言，但十五年之后，他反而眷戀起當年的集體生活�！保ǎ校玻叮梗┮苍S他沒有意識到，正是那個“理想主義”時代，掏空了一切理想的人性基礎和社會條件。

　　“運動”是直到１９７９年為止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節(jié)奏，作為一種政治動員、革命手段，它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意義迄今仍未得到認真研究。當它的音響逐漸微弱下去之時，知識界對它的興趣得已慢慢上升，但除了縷述基本文獻和大略過程，除了往事追懷和軼事拾零外，我們還鮮有微觀的、實證的“運動學”成果。陳佩華等作者的意義，不僅在于他們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華南農村的運動過程，也在于它提示我們注意運動在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實際展開過程及其后果，注意運動如何把濃烈的政治意識嫁接、殖民到日常關系之中而改造了我們的生活世界。畢竟，無數(shù)次的運動在我們中間發(fā)生，運動的后遺癥迄今仍伴隨著我們，為了運動不再，我們特別需要在學術思想上清理運動。當然，這需要“運動式”氣候的消散。

　　（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牛津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本文所引該書均據(jù)此版。）

　　（本文寫于1999年春，原載《開放時代》1999年第4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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