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過去三十年的歷史時，有一個不容回避的話題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盡管什么是社會主義，直到今天也沒有人能給一個權威而準確的說法，“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還是我們的理論性報刊雜志使用率最高的詞。

　　其實關于“老社會主義”，在中國改革、蘇東遽變以后在世界范圍內就基本已經死亡了，仍然還堅守的就只剩下了三兩個無足輕重的小國家了。當然，在俄羅斯和中國國內還有一部分人留戀著。如今的政府也寬容多了，在俄羅斯他們可以穿上老式服裝，上街游行，表達懷舊的政治理念；
在中國，比如據說是仍然堅持原有的社會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河南臨穎縣南街村，政府不但允許存在，而且還大加鼓勵和支持，使之成為了河南旅游一景。我更建議各地方政府劃出一些地方（首先要爭得當地居民同意，最好是志同道合者，政府別用財政的錢去支持），讓有此情結的人，特別是那些專家學者去搞實驗。以色列有“吉布提”，日本有“天理教”，據說都是按照所謂的共產主義方式去生存的，還都生活得不錯。我想，中國再有幾個南街村，特別是學者型的“南街村”肯定也會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是媒體最喜歡的用詞，我也時髦一回。我們有香港、澳門、臺灣在實驗資本主義，有幾個“南街村”實驗共產主義有什么不好？社會就應該多樣化。我們不是批評美國搞單極化嗎？無論世界或國家，單極化肯定是不對的，因為沒有了對比和選擇。

　　老的社會主義的那一頁歷史掀過去了，我們又能給后來的社會主義注入哪些新內容呢？我們知道，從前對老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有一個經典的概括：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在中國的漸進式的改革中，首先被否定掉的就是計劃經濟，接著按勞分配也不提了，因為經濟主體完全多元化了，還能按勞分配呀？，于是就只剩下了公有制。

　　目前看來，新社會主義能夠從老社會主義那里繼承下來的就只剩下了公有制。但公有制也在被改造，盡管很勉強，很無奈，最后還是不斷被私有制經濟不斷擠兌，目前大約還剩下百分之四十左右。這百分之四十也還因為壟斷、腐敗和效率低下，正面對著國人的指責，所以用公有制來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顯然也已經名實難副了。

　　與公有制相聯(lián)系的還有后來被鄧小平屢屢強調的發(fā)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共同富裕等。但是發(fā)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這是所有社會的共同愿望，一個社會是否具有獨特的發(fā)展生產力、盡快增強國力的優(yōu)越條件，還有待于日后的實踐來檢驗。

　　關于共同富裕，這里想多說幾句。其實鄧小平關于共同富裕的談話，他還設定了一個前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后實現(xiàn)共同富裕。

　　于是這里就有了一個問題：先富，要富裕到什么程度時才開始“帶動”后富，也就是說這個富裕“度”劃分在什么地方。比如我是先富起來的人，我應該在我富裕到什么程度再來幫助別人呢？是當我擁有一百萬時，還是擁有一千萬？，抑或是一個億？；
再有，用什么方法帶動“后富”？是散財施舍？是共產平均？還是讓后者為前者打工？最后，這個“共同富裕”的“共同”，是大家都一樣的富裕，還是有差別的富裕？若是有差別，這個差別應該控制在多大的范圍？這些問題，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切回答得出來。這到不是低估了國人的智慧，而是國人在較真這些問題時低估了鄧小平的智慧。

　　在我們過去的思維中，公有制是與共同富裕緊密相聯(lián)系的。那時認為，只有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所公有，人剝削人才能成為不可能，社會就實現(xiàn)了共同富裕。但三十年實踐的結果是，生產資料公有了，卻獲得了共同貧窮，并且日甚一日。沒有辦法，才來改革。不管說一千道一萬，改革其實只有一個字的精髓，就是恢復、引進“私”（經濟學意義上的）字。大凡與個人利益即與“私”相聯(lián)系的事，就立刻具有了動力，成功與效率也就有了，社會財富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樣，噴涌而出，轉瞬之間中國人就富裕起來了。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產生了貧富分化。那些心系公有制的人就開始懷疑改革，幻想著回到他們從前的那個社會主義去。其實問題不在于以“私”為核心的改革，而在于我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私，什么是公，以及私與公的關系。

　　我曾經說過，私是自從人類有了所謂的“財產”（或許就是一把石斧、一根木棍或矛之類的東西）以后就與之俱來的東西，如今社會科學普遍公認的所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母系制，在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完全是后人的臆造。公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社會中的主要所有制形態(tài)。公有就是大私有，是在古代中國被稱之為“公”和“公”的身份的那個人的個人所有。那時也有“共有”財產，但那只是存在于家族、家庭、親友之間的、臨時的、少量的、補充、過渡性的東西。比如家族祠堂和祠堂用地，兄弟繼承下來的、親友共同獲得的尚未分割的財產等。這是籠統(tǒng)的共有——姑且稱之為籠統(tǒng)的共有制吧；
股份共有制產生自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成為主體經濟形態(tài)，這就是以股份公司為代表的所有制形式。

　　老社會主義的公有是籠統(tǒng)的共有，即那種無法清楚地界定個人在共有中的份額的共有。因為無法確定個人的財產分額，當然個人也就不能自由行使個人所有權（支配、使用和收益）；
如果這時又缺乏實施共有的必要制度和程序（這太重要了�。�，那么共有對個人來講就是空的。所以這種共有是過渡形態(tài)，臨時狀態(tài)，最終要走向“公有”，即被某些個人攫為私有，或走向“無人所有”，即它不屬于任何人，任何人也不關心它的那種狀態(tài)。所以希望通過公有，達到社會共同富裕的目的，只能是南轅北轍。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誰要是不相信或不服氣，還盡可以去實驗，但千萬別把整個國家拖進去。

　　私有從經濟方面講，解決的是社會發(fā)展動力和效率問題，從政治方面講是人的解放、自由發(fā)展問題——誰能相信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會成為社會上自由的人？那么共同富裕要誰來解決呢？政府。政府存在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在私有條件下凡是產生了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并造成社會不穩(wěn)定、動亂的責任都在政府。私有制沒有原罪，搞不好的罪過在于政府。中國人必須認識這樣一條真理，否則我們的歷史道路將還不會平坦。那么政府應該如何解決公平呢？從理論上說非常之簡單：政府從富人那里多拿取一些補充給社會和窮人就是了。至于拿取多少，那就看政府愿意把效率和公平保持在什么水平上了。拿多了肯定就沒有了效率，也損害了公平；
不拿或拿少了肯定就沒有了公平，最終也就損害了效率。當然政府千萬別讓利益集團控制了，要是那樣的話，維護社會公平就無能為力了，神仙也救不了了。

　　當前社會出現(xiàn)的財富占有兩極分化情況，已經引致了社會的不安定。這是如何造成的？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將其歸罪為市場化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墒窃谖铱磥砬∏∠喾�，是私有化不明確即曖昧的私有化進程造成的（群眾將其稱之為“開左燈向右轉”）。因為你不明確，于是就給某些有權力的人、掌握國有資產的人以及不良商人以可乘之機，在堅持公有的招牌下，相互勾結，使出百般花樣，化公為私，攫為己有，上海陳良宇腐敗集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因為你不明確，所以對所有應該改制企業(yè)的職工的權利和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就保護不力，侵吞國有和集體資產的事就層出不窮。一方面是盜竊者有恃無恐，另一方面是廣大群眾的無奈、抱怨、抗爭和上訪。因為你不明確，就很難意識到伴隨著私有進程，政府應該為維護社會公平做些什么。比如，對官員、暴富集團財產的監(jiān)督是否到位？對科學、公平、合理的稅制、稅負的制定、實施和監(jiān)督是否跟上了經濟發(fā)展的步伐？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窮人的社會地位？財政轉移支付是否仍然重建設輕民生，“會哭的孩子多得糖”？等等。猶豫之中，就錯過了許多的大好時機，遷延日久，問題越孳生越多，反而更難于解決了。面對這社會的種種問題，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以及無權無勢的一般民眾就會對改革產生懷疑和動搖，他們就會懷念從前的老社會主義——要窮就大家一齊窮。但是對國家而言，這絕對不是一條光明大道。現(xiàn)在到了應該徹底給民眾講清楚的時候了。

　　總之，社會主義到現(xiàn)在為止，從理論到實踐都已經說不清楚了。鄧小平的關于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的不爭論主張，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絕對是智慧的表現(xiàn)，否則中國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成果。任何偉大的人物，只能完成他那個時代或歷史階段交給他的歷史任務，接下來的歷史要靠后人自己來書寫。怎么寫？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社會主義說不清楚了，那么在“社會主義”之上再冠以“有中國特色的”是否還能說清楚呢？當然，我也看了某些理論家們的論證，我從中得出的印象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做的、發(fā)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自然就具有了“中國特色”，——或許這也是一種說法，但不知世界認同否？

　　2008年3月8日

　　我剛寫完這篇文章，忽然看到《南方都市報》記者寫的一篇文章：南街村真相：權力經濟的荒唐與可怕。文章說，支撐南街村這個共產主義實驗村的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是國有銀行和外來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南街村欠國有銀行的貸款高達16億之多。從村主任王全忠的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2000萬元的現(xiàn)金和多本房產證。在其追悼會上有幾個女人抱著孩子以“二奶”名義要求分割遺產。又說，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團的財產就已經全部屬于了“三大班子”的12位自然人股東所有了；
而村民雖然住上了92平方米的樓房和使用上一般家用電器，但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一旦某人觸犯了“村規(guī)民約”，這些東西就可能被剝奪，等等。

　　說實在的我真的不希望我的理論立刻就有實例來驗證，特別是南街村，我希望它的壽命更長些，因為我還希望那些有共產主義情結的專家、學者、官員們去進一步實驗呢。當然，他們大概也不會因為這個而灰心，也許由此更加堅定了信心也未可知，因為他們的歷史觀使他們相信，這絕對又是人的問題，是個人的品質出了問題，而不是制度問題。他們至今為蘇聯(lián)出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里欽終于把蘇聯(lián)送終了而痛惜不已 。他們相信要是沒有這些人，蘇聯(lián)絕不會解體，中國也不會有什么改革和今天的貧富分化，“社會主義 ”還會昂首闊步地前進。

　　2008.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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