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世界又返回到正常狀態(tài)了。冷戰(zhàn)剛結束后的那些年讓人們激動地看到新國際秩序的曙光，國家更緊密團結在一起，有的國家徹底消失了，意識形態(tài)沖突熔化了，文化通過越來越頻繁的自由貿(mào)易和交流交織在一起，但這只是海市蜃樓。自由、民主世界充滿希望的期待冷戰(zhàn)的結束不僅終結一個而且終結所有的戰(zhàn)略和意識形態(tài)沖突。世界人們和及其領袖渴望“世界煥然一新”。１ 今天西方國家仍然抱著那個想法。他們對于俄國向極權轉變和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野心等和這些想法矛盾的事實，要么當作暫時的偏離不屑一顧，要么斷然否定。

　　但是世界并沒有改變。民族國家和以前一樣強大，同樣強大的還有民族主義野心、激情、以及影響歷史的國家競爭。當前仍然是“單極”世界，美國仍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大國間的國際競爭又回來了，美國、俄國、中國、歐洲、日本、印度、伊朗等競相爭奪區(qū)域主導權。爭奪世界榮譽、地位和影響力的斗爭再次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主要特征。從意識形態(tài)上說，這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時期。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競爭重新出現(xiàn)，世界上的國家像過去一樣根據(jù)意識形態(tài)排隊。最后，在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之間還有一個虛假的界限，在他們看來，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和現(xiàn)代強權和世俗文化的激烈斗爭已經(jīng)滲透和污染了伊斯蘭世界。

　　創(chuàng)造和維持單極世界

　　美國將如何面對這樣的世界？今天有很多關于所謂布什主義和隨后的主義的討論。許多人相信世界動蕩不是因為它處于動蕩中而是因為布什摧毀了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后產(chǎn)生的后果。布什下臺后，世界就又可以恢復原來的樣子了�？戳撕Ｊ序讟且淮魏�，人們自然想再看一次，再相信一次。

　　第一個幻覺是布什實際上改變了一切。歷史學家會長期爭論進行伊拉克戰(zhàn)爭的決定，但是他們最不大可能得出的結論是這場干預是美國預料之外的。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兩黨的總統(tǒng)都追求幾乎一致的世界政策。他們認為美國是“不可缺少的國家” 2是“人類頭腦的火車頭”3 他們擁有力量和影響力并按照看得見、看不見的利益、理想和野心在世界各地部署了越來越多的軍事基地。自從1945年以來，美國就堅持獲得和維持軍事最高地位，在世界上的“力量優(yōu)勢”而不是和其他國家的權力平衡。他們按意識形態(tài)信念操作，自由、民主是唯一合法的政權形式，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是非法的或者臨時性的、過渡性的。他們宣稱愿意“支持抗拒通過武力壓迫企圖征服他們的自由的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捍衛(wèi)自由，在世界上“推廣民主”，為“終止獨裁”而奮斗。4 他們對于現(xiàn)狀感到不耐煩，認為美國是人類事務變化的催化劑。他們使用“最大化主義”（maximalism）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尋求革命性的而不是循序漸進性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他們常常與更謹慎的盟友發(fā)生沖突。5

　　當人們討論布什主義時，一般指三個原則：先發(fā)制人的預防性軍事行動，推廣民主和“政權更迭”以及傾向于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愿意在沒有國際組織如聯(lián)合國安理會授權或者盟友普遍支持的情況下行動。6 這里有必要問一下過去的歷屆政府是否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同時還要問一下未來的政府，不管是哪個黨上臺，是否一定放棄布什的外交政策行為。正如學者從萊弗勒（Melvyn P. Leffler）到約翰·劉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顯示的，先發(fā)制人或者預防性軍事行動很難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新概念。7 從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政策制訂者和哲學家都同意，在當今時代放棄這樣的行為是絕對不可能的。8 至于說“政權更迭”，在過去50年中沒有哪一屆政府沒有試圖在世界不同地方企圖搞這種活動，從艾森豪威爾時期中央情報局策動的伊朗和危地馬拉政變到肯尼迪計劃推翻古巴卡斯特羅，到老布什入侵巴拿馬到克林頓在海地和波黑的行動等。如果我們所說的單邊主義是指不愿意受到聯(lián)合國安理會不贊同的約束，或者北約盟友某些人，或者美洲國家組織或者任何其他國際組織，那么，過去的哪個總統(tǒng)讓自己受到這些機構的限制了呢？9

　　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些品質反映的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政黨或者一群思想家的想法，它們來自國家的歷史經(jīng)驗和美國人對國際局勢的典型反應。一方面，他們被古老的信念和野心固定支持，另一方面，有力量做后盾。只要美國人選擇相信美國有改善世界的使命，是帶來“最后利益”的領袖，10只要美國的力量在所有形式上強大到能影響別人的行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大方向就不會改變，未來政府不會做戲劇性的、革命性的努力。

　　現(xiàn)實主義理論認為其他國家必須不可避免地團結起來對付超級大國。

　　這些美國傳統(tǒng)連同超過美國人能夠控制的歷史事件，已經(jīng)把美國送到領導世界的地位。自從冷戰(zhàn)結束出現(xiàn)了這個“單極”世界后，已經(jīng)有太多的預測宣稱單極世界的終結，美國不再是超級大國，多極世界開始興起。不僅現(xiàn)實主義者而切包括美國內外的其他人都早就指出單極世界在理論上和現(xiàn)實上的難以持久性，更不要說只有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的不受歡迎性。主流現(xiàn)實主義理論已經(jīng)認為其他國家肯定聯(lián)合起來對抗超級大國。還有其他人期待后冷戰(zhàn)時期將以地緣經(jīng)濟學超越地緣政治學為特征，預測了包括歐洲、印度、日本、中國等經(jīng)濟巨人與美國抗衡的多極世界。最后，在伊拉克戰(zhàn)爭后，加上民意調查顯示的世界對美國的仇恨達到最高潮，出現(xiàn)了很多預言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最終要衰落下去。

　　但是美國力量繼續(xù)在眾多主要區(qū)域保持領先優(yōu)勢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征。美國經(jīng)濟的巨大和生產(chǎn)力仍然是國際經(jīng)濟體系的中心，美國民主原則受到100多個國家的贊同，美國的軍事力量不僅是最大的，而且是唯一能夠派兵到遙遠的戰(zhàn)區(qū)的國家。中國的戰(zhàn)略家花費大量時間思考這些事情，看到世界不是多極世界，而是“一個超級大國，許多大國”為特征的，這個描述似乎可能持續(xù)到未來，既缺乏對美國力量的災難性打擊，也缺乏美國自愿削弱其力量和國際影響力的決定。11

　　中國和俄國對美國獨霸世界的敵意還沒有產(chǎn)生足以抗衡美國的共同努力。

　　預料之中的全球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實現(xiàn)。俄國和中國當然有共同的和公開表達的制衡美國霸權的目標。他們至少創(chuàng)立了一個機構---上海合作組織，目標就是抗衡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中國是世界上除美國之外長期增強軍事力量的大國。但是中俄對美國霸權的敵意還沒有產(chǎn)生足以抗衡美國的共同的合作努力。中國的力量增強除了自己長期的野心外至少還有抗衡美國的意愿。俄國一直在使用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作為補償軍事力量的杠桿，但是它既不能也不想增加足以抗衡美國的軍事力量�？傮w上看，俄國軍事力量仍然在下降中。而且這兩個國家相互缺乏信任。他們是傳統(tǒng)的競爭者，中國的崛起在俄國至少引起和美國一樣程度的緊張不安。當前，中國和美國沖撞更少，它依賴美國市場和外國投資，認為美國仍然是潛在的可怕對手的觀念緩和了公開對抗的做法。

　　不管怎樣，中國和俄國如果不至少得到歐洲、日本、或者印度或者任何先進的民主國家的幫助是無法抗衡美國的。但是這些強大的國家并不能往一個方向努力。歐洲已經(jīng)拒絕成為平衡美國力量的砝碼角色，這是真實的，即便在法國，德國，意大利，還是西班牙這些歐盟老成員中都沒有提出抗衡美國的建議，盡管公眾對布什政府充滿敵意。既然歐盟已經(jīng)擴張包括了害怕東方威脅而不是西方威脅的中歐和東歐國家，歐洲聯(lián)合起來抗衡美國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至于日本和印度，最近一些年的明確趨勢已經(jīng)朝著與美國更密切的戰(zhàn)略合作關系發(fā)展。

　　如果真有什么，在過去十年最著名的制衡一直是針對中國和俄國而不是美國超級大國的。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日本，澳大利亞，甚至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都在忙著“防御”中國的崛起。這讓他們尋求與華盛頓更加密切的關系，顯然在制衡中國。俄國努力增加其在它認為的“緊鄰的外國”的影響力，同時在波羅的海和東歐其他地區(qū)產(chǎn)生緊張和負面的反應。因為這些國家現(xiàn)在是歐盟成員，這也讓歐盟和俄國的關系復雜化。作為平衡，美國在東亞和歐洲的傳統(tǒng)盟友，雖然它們的公眾比從前更加反美了，從來沒有追求反映對美國的擔心比這些國家的擔心更大的政策。12這為充滿敵意的公眾與提供了墊子，提供了在布什下臺后這些國家加強與美國的關系的基礎。

　　至于俄國和中國，他們對于美國的敵意早于伊拉克戰(zhàn)爭，實際上也早于布什政府。

　　伊拉克戰(zhàn)爭沒有達到許多人期待的目標。盡管有聽起來非常有道理的理論解釋隨著全世界反對戰(zhàn)爭，討厭布什政府，美國的地位受到削弱。但是這些國家除了不愿意支持美國在伊拉克的行動外，實際政策上并沒有多少實質上的變化。在2003年那些聲稱美國的全球地位下降的人指的是一些友好國家的選舉結果：德國的施羅德（Schr öder）西班牙的阿森納爾（Aznar）政黨的失敗，以及巴西的盧拉（Lula）選舉。13 但是如果選舉是證明的話，世界各地更新的選舉把親美國的領導人送上臺，不管是在柏林，巴黎，東京，堪培拉還是渥太華。至于俄國和中國，他們對美國的敵意早于伊拉克戰(zhàn)爭，實際上也早于布什政府。俄國在1990年代末期的反美情緒最激烈，部分因為北約東擴的后果。兩者都對美國干預科索沃和入侵伊拉克感到惱火和憤怒。兩者都開始抱怨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在克林頓時代呼吁多極化秩序。中國人的語氣在布什時代更加謹慎了些，部分因為中國人看到9-11和美國專心從事反恐戰(zhàn)爭是值得歡迎的事情，讓美國分心不再專注于“中國威脅”。

　　世界不能抗衡超級大國的事實變得更加明顯，美國盡管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預政策遇到困難，仍然繼續(xù)擴張其力量和軍事觸角，根本沒有跡象顯示在2008年大選后放緩擴張的步伐。美國國防預算每年超過5000億美元，還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總數(shù)達到1000億美元的額外開支。這個花費水平不管從經(jīng)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可持續(xù)下去的。14 隨著美國軍事預算的增加，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數(shù)量也在增加。自從2001年9-11之后，美國已經(jīng)在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在保加利亞，格魯吉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和菲律賓，吉布提，阿曼，卡塔爾建造和擴展了新的軍事基地。20年前，對美國軍事存在的敵意開始迫使美國離開菲律賓，似乎破壞對美國駐日本基地的支持。如今，菲律賓在重新思考那個決定，日本人的憤怒也消退了。在韓國和德國，提出減少引起爭議的美軍存在的是美國人，不是因為有人期待的存在廣泛的對美國力量的害怕和仇恨。總體上看，希望美國駐軍的國家從來都不缺，這是很好的證據(jù)說明世界多數(shù)地方繼續(xù)容忍或者支持美國的地緣政治優(yōu)勢，哪怕只是作為保護所在國避免更加可怕的敵人的威脅。15

　　主導地位和無所不能不是一回事。美國比任何國家力量更大并不意味著它可以把意志強加于任何人身上。美國在二戰(zhàn)結束后的初期的支配地位并沒有防止北朝鮮進攻南朝鮮，沒有阻止共產(chǎn)黨在中國的勝利，蘇聯(lián)獲得氫彈爆炸，或者蘇聯(lián)帝國在東歐的鞏固。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可能遭受的挫折更大的戰(zhàn)略失敗。當然，支配地位也不意味著美國將在任何行動中獲得勝利，正如過去的60年的情況一樣。

　　同樣道理，外交政策失敗并不一定意味著破壞支配地位。有人暗示伊拉克的失敗意味著支配地位和單極世界的終結。但是一個超級大國可以失掉一個戰(zhàn)爭，不管是越南還是伊拉克，并不妨礙成為超級大國，如果根本的國際條件繼續(xù)支持其主導地位的話。只要美國繼續(xù)維持國際經(jīng)濟中心的地位，軍事力量的絕對優(yōu)勢，只要美國公眾仍然像過去60年來支持美國的支配地位，只要潛在的挑戰(zhàn)者在鄰國中引起更多的恐懼而不是同情國際體系的格局就仍然是中國人描述的情況：一個超級大國和眾多強國。

　　這是一個好事情，永久保持這個相對有利的國際權力格局應該繼續(xù)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美國作為主導力量的單極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存在毛病和對立。它引起恐懼和忌妒。美國像任何別的國家一樣不可避免要犯錯誤，因為它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那些錯誤被放大，也產(chǎn)生比其他國家的錯誤更大的影響力。對比理想的康德式國際秩序，世界的所有國家將是熱愛和平的平等者，行為聰明、謹慎、嚴格遵循國際法，單極秩序是危險的、不公正的。但是，對比任何貌似真實的現(xiàn)實世界的其他選擇，在大國間產(chǎn)生重大戰(zhàn)爭是相對穩(wěn)定的和可能性較小的。從自由的角度看，相對來說有利的，因為它更有利于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尊重的經(jīng)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主導世界并不妨礙世界的進步和更加美好，相反它阻礙世界偏離軌道進入更危險境地。人們并不是要在美國主導的秩序和像歐盟一樣的世界之間作出選擇。未來的國際秩序將被有能力影響它的國家折沖和調和。后美國的世界領袖不是在布魯塞爾，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

　　大國爭奪和大國游戲的回歸

　　如果說世界的特征是單極性的持續(xù)的話，它也同時被重新出現(xiàn)的遠古時代起影響人類事務的競爭性的國家野心所影響。在冷戰(zhàn)時期，大國相互爭奪財富和權力以及地位和影響力的歷史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被兩個超級大國和嚴格的兩極秩序壓制下去了。冷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已經(jīng)不夠強大，而且很可能再也沒有辦法足夠強大壓制大國的正常野心。這并不是說世界已經(jīng)返回到多極化時代，因為沒有一個大國處在和美國競爭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大國地位。但是，有些大國現(xiàn)在競爭區(qū)域支配地位，不僅和美國競爭，而且在相互競爭。

　　當今的中國外交政策受到國家野心的推動，雖然它謹慎和盡可能對世界其他地方表現(xiàn)出沒有威脅的欲望所影響。中國人有強烈的動機讓國家重新回到主宰東亞地區(qū)的傳統(tǒng)大國地位。他們并不認同歐洲的權力是過時概念后現(xiàn)代觀點，因而有20年之久的軍事力量增加和現(xiàn)代化。像美國人一樣，他們相信力量，包括軍事力量，認為它們是好東西，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和美國人相似，中國人相信地位和榮譽，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它們比財富和安全更重要。

　　中國人不相信力量是過時的概念，因而有20年之久的軍事力量增加和現(xiàn)代化。

　　與此同時，日本在過去可以被當作令人鼓舞的后現(xiàn)代大國，有和平憲法和低程度的國防預算，現(xiàn)在好像也朝向更加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道路上去。這部分是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和對北朝鮮核武器的關心。但是它也受到日本自己要成為東亞領袖的民族主義野心的驅使，至少不愿意做第二提琴手，或者中國的小兄弟。中國和日本現(xiàn)在相互競爭試圖加強自己的地位和力量防止對方成為主導力量。這個競爭除了經(jīng)濟和政治內容外還有軍事和戰(zhàn)略內容。他們的競爭讓韓國這樣有作為兩個大國的工具的長久的不幸歷史的國家再次擔心“大中國”的出現(xiàn)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正如阿蘭·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評論的，東亞的未來更像歐洲的過去而不是現(xiàn)在，但是它也像亞洲的過去。

　　俄國的外交政策也更像19世紀。它被典型的民族仇恨和野心所驅使，這是俄國人的典型特征。后現(xiàn)代的俄國簡單尋求和新歐洲秩序的融合，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的俄國對于歐盟和北約東擴并不感到麻煩，不堅持對周邊臨近國家的支配影響力，不愿意用自然資源作為獲得地緣政治好處的工具，增加俄國的國際地位以便重新獲得蘇聯(lián)和彼得大帝時期的光榮。但是俄國和中國、日本一樣，受到傳統(tǒng)大國考慮的驅使，包括追求國家利益的看不見的價值如榮譽和尊重。雖然俄國領導人抱怨他們的安全受到北約和美國的威脅，但是俄國人的不安全意識更多與憤怒和國家認同有關而不是和可靠的外部軍事威脅有關。16 俄國今天的抱怨不是具體的武器裝備。而是1990年代整個后冷戰(zhàn)解決，俄國人感到憤怒希望顛倒過來。但是它并不讓不安全更少成為俄國與世界關系的因素，實際上，它讓和俄國人達成妥協(xié)變得更加困難。

　　人們可以在這個傳統(tǒng)而不是后現(xiàn)代理想的大國名單上增加新的成員。印度的區(qū)域霸權野心更多是緘默的，最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但是很明顯它在和中國競爭在印度洋的支配地位，把自己看作世界舞臺上的新興大國，這是有道理的。在中東，有伊朗，既有宗教因素又有在該地區(qū)享有優(yōu)勢和領導地位的歷史意識。17它的核計劃更多是地區(qū)霸權問題而不是防止美國對伊朗領土的入侵。

　　即使歐盟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xiàn)出泛歐洲的民族主義野心，要在世界上發(fā)揮巨大影響力，它已經(jīng)成為溝通德國，法國，英國野心進入歐洲人認為的安全的超級國家的方向努力。歐洲人同樣尋求榮譽和尊重，但是屬于后現(xiàn)代的類別。他們尋求的榮譽是占據(jù)世界的道德高地，發(fā)揮道德權威地位，發(fā)揮政治和經(jīng)濟影響力作為軍國主義的解毒劑，成為全球良心的守護者，希望被別人認可和崇拜發(fā)揮這個角色。

　　伊斯蘭不是國家，但是許多穆斯林表現(xiàn)出宗教民族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領袖如基地組織，確實尋求建立包括中東及其以外地區(qū)的神權國家或者國家聯(lián)盟。像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伊斯蘭分子渴望尊重，包括自我尊重，渴望榮譽。他們的民族認同是建立在對抗強大和常常進攻性的外來強權基礎上，同時也有古代征服這些強權的記憶。中國有它的“屈辱的世紀”，伊斯蘭分子回顧起來有不止一個世紀的屈辱歷史，這個屈辱的活生生的象征就是以色列，這就是為什么即使不是激進派或者極端主義者的穆斯林也表現(xiàn)出對破壞自由西方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的心臟地帶培植和繼續(xù)喂養(yǎng)的以色列這個心腹大患的暴力極端分子同情甚至支持。

　　伊斯蘭分子回顧起來有不止一個世紀的屈辱歷史，這個屈辱的活生生的象征就是以色列。

　　最后，美國本身的問題。作為追溯到以前多屆政府的國家政策，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不管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美國人一直堅持保持美國在東亞，中東，西半球的主導地位，直到最近的歐洲，和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認為在中亞的優(yōu)勢。這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目標，在冷戰(zhàn)結束后，從老布什政府開始一直到克林頓時期，美國沒有退縮而是擴張了向歐洲東部的影響力，中東，中亞高加索地區(qū)的影響力。即使在維持全球大國領袖地位的時候，它也在從事與區(qū)域大國進行霸權競爭，如在東亞和中亞和中國競爭，在中東、中亞和伊朗競爭，在東歐、中亞和高加索地區(qū)和俄羅斯競爭。所以，美國也更多是個傳統(tǒng)國家而不是后現(xiàn)代國家。雖然美國人不愿意承認這點。他們更喜歡全球頭號強國的地位，同樣不愿意放棄。一旦進入一個區(qū)域，不管是現(xiàn)實理由還是理想主義的原因，他們往往在撤離的時候非常緩慢，直到他們相信他們已經(jīng)按照自己的意圖相當程度上改造了這地區(qū)。他們表現(xiàn)出對世界的冷漠，聲稱他們只想獨自呆著不受干擾，即使他們試圖每天都影響世界數(shù)十億人的行為。

　　在這些野心勃勃的國家或者未來國家爭奪地位和影響力的競爭是新的后冷戰(zhàn)國際體系的第二個確定性特征。民族主義的各種形式都回來了，如果說它曾經(jīng)消失了的話，同樣的情況是對權力、影響力、榮譽和地位的國際競爭。美國的主導地位防止這些對手加劇區(qū)域和全球支配地位的競爭。如果美國在這些美國作為最強大力量的地區(qū)的影響力削弱，其他國家將作為從前的大國或者更厲害點的國家那樣解決糾紛：有時候通過外交和妥協(xié)，但更多通過沖突和各種范圍，強度和破壞性上的戰(zhàn)爭。這樣的多極世界的一個新特征是這些大國中多數(shù)都擁有核武器。它讓這些國家間的戰(zhàn)爭可能性變小了，或者讓戰(zhàn)爭的破壞性增加了。

　　很容易但也很危險的是低估美國在為世界提供穩(wěn)定性上發(fā)揮的作用，雖然它也常破壞穩(wěn)定。比如，美國是任何地方的主導性海軍力量，其他國家即使在自家水域內也無法與美國競爭。他們要么愉快地要么不情愿地讓美國海軍作為國際水道和國際接觸市場和原材料如石油的貿(mào)易路線的保護者。即使美國卷入戰(zhàn)爭，它也能發(fā)揮水道衛(wèi)士的作用。但是在真正的多極化世界里，情況就不一樣了。國家將競爭海上優(yōu)勢，至少在自家水域或者附近。國家間的沖突除了陸地上的沖突外還將涉及海洋上的斗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和其他大型沖突中那樣的武裝禁運將破壞現(xiàn)在不可能做到的破壞貿(mào)易交流。

　　世界上存在的這樣的秩序不僅取決于人們的好意，同樣也取決于美國力量。

　　世界上存在的這樣的秩序不僅取決于人們的好意，同樣也取決于美國力量提供的基礎。即便是歐盟這個巨大的地緣政治奇跡的創(chuàng)立也歸功于美國力量，因為如果沒有美國，二戰(zhàn)后的歐洲重新接納德國將永遠也不會感到足夠安全。多數(shù)歐洲人對這個想法感到畏縮，即使現(xiàn)在歐洲的穩(wěn)定性也依賴于這個保證，不管多么遙遠，或者希望它不必要，美國進來干預歐洲大陸上可能的危險發(fā)展。在真正的多極化世界，干預后不重新引發(fā)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是不可能的。

　　那些相信國家間更大平等的人更愿意認為當今美國主導地位常常屈服于基本的邏輯錯誤。他們相信當今世界享受的秩序與美國力量沒有關系。他們想象一個美國力量削弱的世界，他們喜歡的國際秩序的某些方面仍然保持不變。但是情況決不會如此。

　　國際秩序并不是依靠觀點和機構的，而是受到力量配置的影響。我們當今看到的國際秩序反映了二戰(zhàn)后，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力量的分配。權力的不同配置，俄國，中國，美國，印度，歐洲構成的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將產(chǎn)生自己的秩序，反映規(guī)則制訂能力的大國的利益的不同的規(guī)則和模式。那么，這種新國際秩序是否是個進步呢？或許對北京和莫斯科來說是的。但是它能否適合美國和歐洲的啟蒙派自由主義者的趣味是讓人懷疑的。

　　當然，現(xiàn)行的秩序不僅是遠非完美的，而且也不能保證避免世界大國間的重大沖突。即使在多極化的框架下，涉及大國的區(qū)域沖突也可能爆發(fā)。中國和臺灣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把美國和日本也牽涉進來。俄國和格魯吉亞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迫使美國和歐洲盟友決定要干預還是要承受俄國勝利的后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沖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伊朗和以色列或者其他中東國家同樣如此。這些都可能把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卷進來。

　　這樣的沖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國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但是它們發(fā)生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美國力量削弱，或者在區(qū)域的主導地位消失。這在東亞尤其如此，因為那里多數(shù)國家同意可靠的美國力量對該地區(qū)產(chǎn)生穩(wěn)定和和平的影響。這當然是中國的多數(shù)鄰居的看法，即使在企圖逐漸取代美國在該地區(qū)的主導地位的中國也面對兩難的局面，如果美國力量撤出，將讓野心勃勃的、獨立的、民族主義強烈的日本放虎歸山。

　　如果美國從區(qū)域支配地位退出，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同樣，如果美國離開歐洲將破壞那里的穩(wěn)定，即使它仍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鼓勵俄國采取更加盛氣凌人和潛在強迫性的措施對待該地區(qū)不聽話的國家。雖然有些現(xiàn)實主義理論家似乎想象蘇聯(lián)的消失消除了俄國和西方對抗的可能性，因此美國永久駐軍歐洲就沒有必要了。但是歷史表明涉及俄國的歐洲沖突即使在沒有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的時候也是可能的。如果美國從歐洲撤軍，如果采取某些人所謂的“離岸平衡戰(zhàn)略”（offshore balancing），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增加俄國和鄰居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造成美國在非常被動的情況下返回歐洲。

　　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地位緊縮，更加消極和“離岸”角色將導致那里更大的穩(wěn)定性的想法也是過于樂觀了。美國對中東石油的重大利益以及讓石油對歐洲和亞洲開放中發(fā)揮的作用決定了美國領袖不能也不愿意冷眼旁觀，聽任該地區(qū)的大國自己決定勝負。同樣美國也不能采取更加“不偏不倚”的以色列政策，有些人認為這樣的政策是打開中東和平，穩(wěn)定和禮讓的大家庭的神奇鑰匙。排除幫助以色列的必要性，如果它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那個承諾，加上美國保護世界多數(shù)國家戰(zhàn)略石油供應的承諾，實際上決定了美國軍事力量在這里的海上和陸地的大量存在。

　　美國力量從任何地區(qū)的撤出都不能終止沖突，只是簡單地改變平衡。在中東，地區(qū)內外的大國競爭影響力的爭奪已經(jīng)至少進行了兩個世紀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并沒有改變它。只是給競爭帶來了新的，更危險的因素，使得不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沖突的突然消失或者美國馬上從伊拉克撤軍都無法改變競爭的局面。美國在該地區(qū)支配地位的消失并不是平衡的和平，而是更加激烈的競爭。該地區(qū)和這里的國家仍然相對來說比較弱小。美國影響力的減弱并不造成其他外來力量的影響力削弱。人們可以期待中國和俄國更深地卷入，即便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18人們還可能期待該地區(qū)的大國尤其是伊朗可能擴張和填補這個力量真空。很難想象任何美國政府愿意自愿采取行動讓權力平衡朝著有利于俄國，中國和伊朗的方向移動。世界并沒有改變多少。美國從伊拉克的撤軍不會讓局面返回“正�！鼻闆r，或者造成該地區(qū)的新的穩(wěn)定。它會產(chǎn)生新的不穩(wěn)定，很可能迫使美國再次卷進來。

　　美國在中東和其他地方的區(qū)域霸權地位的消失不會造成新的區(qū)域穩(wěn)定性。在民族主義旺盛發(fā)展的時代，未來很可能是國家間和民族主義運動的更加激烈的競爭。美國的支配地位延伸到未來盡管可能存在困難，沒有人應該想象美國力量的削弱或者美國影響力和世界干預的緊縮會提供更加容易的道路。

　　自由主義和獨裁專制

　　讓等式更復雜，增加了風險的是伴隨著野心勃勃的國家國際競爭的回歸，全球意識形態(tài)競爭的回歸。更準確地說，政治自由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兩個世紀之久的斗爭重新成為當今時代的第三個確定性特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冷戰(zhàn)讓我們忘記了更加持久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因為啟蒙不是發(fā)生在資本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之間而是在自由主義和獨裁專制之間。那是把美國和18世紀后期19世紀初期多數(shù)歐洲國家區(qū)分開來的議題，也是把歐洲的19世紀大部分和20世紀區(qū)分開來的議題。認為共產(chǎn)主義的死亡將終止什么樣的政府和社會形式更好的爭論的假設似乎在1990年代更有說服力，當俄國和中國都被認為朝著經(jīng)濟和政治自由主義方向前進。這樣的發(fā)展本來可能造成世界大國意識形態(tài)的融合，預示著人類發(fā)展的真正新時代的到來。

　　但是這樣的期待證明是落空了。中國還沒有自由化，并且鞏固了專制的政府。俄國從不完美的自由主義又返回到專制政府方向。在當今世界大國中間，兩個最大的國家，超過15億的人口，擁有專制統(tǒng)治的政府，而且似乎有能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維持當權地位，而且明顯得到民眾的支持。

　　北京和莫斯科相信專制比民主更好，是防止混亂和崩潰所不可缺少的。

　　許多人認為俄國和中國領導人什么都不相信，因此不能說他們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但這是錯誤的。中國和俄國領導人確實有一套指導他們內外政策的價值觀念。他們相信專制比民主好，相信它能帶來秩序和穩(wěn)定和繁榮的可能性。他們相信對于他們龐大的、成分復雜的國家，強大的政府是防止混亂和崩潰所不可缺少的。他們相信民主不是答案，他們牢牢抓住權力的方式能滿足人們最大的利益。從歷史角度看，這不是新鮮的觀點，甚至也不是不光彩的想法。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君主都完全相信他們的管理形式的優(yōu)越性。他們蔑視民主，認為那是無法無天的，貪婪的暴徒的管理。只是在過去50年自由主義才在全球獲得廣泛贊同，即便今天，有些美國思想家贊美“自由的專制”優(yōu)越于他們蔑視的“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世界兩大國擁有對專制政府的共同承諾，專制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就沒有死亡。專制的傳統(tǒng)有漫長和不尋常的過去，它不像從前認為的那樣明顯沒有未來。

　　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政府的本質和利益。在君主時代，外交政策是為君主利益服務的。在宗教沖突的時候，它是為教會利益服務的。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追求的外交政策是讓世界能安全地實現(xiàn)民主。專制政府追求的外交政策是讓世界安全，如果不是所有的專制政府，至少是自己繼續(xù)執(zhí)政。當今這些內容的競爭，連同極端伊斯蘭分子希望心中的伊斯蘭神權統(tǒng)治的世界安全成為國際局勢的另外一個特征。

　　兩個陣營的區(qū)別似乎表現(xiàn)在，比如在眾多戰(zhàn)略重要性比較小的問題上，中國愿意為歐洲和美國自由主義政府認為令人作嘔的某些非洲獨裁者提供經(jīng)濟和政治支持。但是他們也在更根本的層次上影響國際關系。和冷戰(zhàn)結束后的期待相反，“政權”（regime）和“政體（polity）再次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話題。

　　讓專制政權為破壞另一專制政權提供支持實在是要求太多了。

　　莫斯科和北京的世界觀和華盛頓，倫敦，柏林，巴黎的世界觀肯定大不一樣。在歐洲和美國，自由世界歡呼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認為這是人類適當?shù)恼�治革命的自然結果。但是在俄國和中國，這些事件被看作西方經(jīng)濟資助的，中央情報局策劃的進一步增強美國及其恭順的歐洲盟友的霸權力量的叛亂陰謀。兩個專制政府在1999年北約干預科索沃時做出類似的反應，不僅僅因為中國大使館被美國戰(zhàn)機轟炸，和俄國的塞爾維亞斯拉夫正統(tǒng)派盟友在遭受北約的攻擊。自由的“西方”認為是道德行動的地方，“人道主義的干預”，莫斯科和北京的領導人和分析家則看到了非法的、為了自我利益的侵略。實際上，因為他們并不贊同西方的自由主義，除此之外，怎么能有其他的看法呢？

　　而且盟軍在科索沃的干預是非法的，至少按照多個世紀來的國際法和聯(lián)合國憲章來說。它是在沒有聯(lián)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違反了不應該干預并沒有采取侵略行動的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原則。美國人和歐洲人進入戰(zhàn)爭是因為他們認為的自由主義道德的“更高的道德律”。但是對于那些不贊同這樣道德律的人來說，這樣的行為當然是非法的，是對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的侵犯。

　　當然，歐洲和美國自由世界正是朝向相對靈活的國家主權概念。它是他們進步的概念，和國際法律原則不斷進步和有益于人民的進化和發(fā)展。歐洲和美國普遍出現(xiàn)的有限主權的觀點，“保護的責任”“自愿的主權放棄”等都是針對為自由國家提供權力干預非自由國家的目標。中國，俄國和其他專制國家的領袖肯定不喜歡這樣的發(fā)展。難怪中國和俄國成為世界上堅持所有國家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平等主權的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n）國際秩序主要的辯護者。

　　這不僅僅是針對國際法的細微含義的爭論。它涉及政府的根本合法性問題，這在當今時代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很難期待獨裁者支持朝向把“有限主權”和“保護責任”的國際體系發(fā)展合法化的努力。因為即使推動這個演化的人民和政府不相信他們是在建立針對俄國和中國的國際干預的預言和暗示，這些國家的領袖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盤算這樣的可能性，從而徹底掩護自己。畢竟，中國一直是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實施國際干預的受害者，殺的人遠遠少于蘇丹和津巴布韋政府。中國統(tǒng)治者也不會忘記如果自由世界在1989年得逞了，他們可能就下臺，被關進監(jiān)獄甚至被處死了。

　　因為專制政府在干預主義的自由主義原則分歧上有重要利益，他們常常堅決抵制國際自由社會給世界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的做法。美國和歐洲許多人開始抱怨中國為非洲和亞洲獨裁者提供沒有任何限制的幫助的做法，因而破壞了美國和歐洲要求津巴布韋和緬甸進行改革而施加的壓力。讓專制政權為破壞另一專制政權提供支持實在是要求太多了。中國領導人將永遠非常不情愿對專制國家實施制裁，當他們自己仍然因為這樣的行為成為潛在制裁對象的時候。他們或許偶爾做出讓步以避免與西方所說的“流氓政權”過分親密。但是他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支持把國家主權放在重要地位的國際秩序。

　　俄國和中國如果支持自由國家在世界上反對獨裁的事業(yè)，都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他們看到超越西方的比較優(yōu)勢，如果考慮到能為他們提供石油等重要資源或者比如緬甸這個特殊地理位置等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力方面。莫斯科知道它對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政府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和自由西方不同，它可以毫無保留地支持這些政權。世界上專制政府越多，北京和莫斯科在聯(lián)合國這樣的國際論壇上就越不孤單。專制政府越多，他們就能提供越多的全球抵抗自由西方為了推動自由主義的利益給主權加上的限制的努力。

　　因此，兩個專制大國的興起的普遍影響將會增加專制主義在世界蔓延的可能性。這不是因為北京和莫斯科是專制主義的極端主義信徒，或者要看到世界范圍的專制主義革命。這不是冷戰(zhàn)的回歸，更像19世紀的回歸。那時，俄國和奧地利的獨裁者鼓動其他獨裁者比如法國，聯(lián)合起來鎮(zhèn)壓德國，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的自由運動。中國和俄國還沒有走那么遠，但是烏克蘭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自由西方支持的力量和俄國支持的力量廝殺的戰(zhàn)場。力量強大的專制政府肯定為那些感受到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圍困的人提供支持和友誼。這種行為本身將鞏固世界上專制國家的團結。獨裁者和潛在的獨裁者知道他們可以得到強大的盟友和贊助者，這在1990年代是不可能的。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左派和右派獨裁者都淹沒在自由主義洪流中。

　　而且，中國（程度上要低多了）俄國提供了成功專制國家的典范，不需要政治自由化也創(chuàng)造財富和穩(wěn)定性的途徑。這當然不是新鮮的。查韋斯（Hugo Chavez）總統(tǒng)不需要中國向他展示成功的專制主義的可能性，至少在拉丁美洲。在1970年代，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Pinochet）伊朗的沙獨裁政權，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都顯示沒有政治自由化照樣可以取得經(jīng)濟上的成功。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獨裁模式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因為左派和右派獨裁者都淹沒在自由主義洪流中。這個潮流還沒有改變方向，但是未來可能導致不同政府形式的國際競爭回歸，因為有世界大國站在對立面。

　　這給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機構帶來隱含的意義。再說“國際社會”已經(jīng)不可能了。因為這個說法隱含著國際行為模式的同一性，共同的國際道德甚至國際良心。這樣的國際社會出現(xiàn)在1990年代，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俄國和中國向西方自由主義的轉變將產(chǎn)生全球共同的國際社會思維模式。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已經(jīng)非常清楚國際社會缺乏共同理解的基礎。這個事實的最突出顯示就是科索沃戰(zhàn)爭，把自由西方和俄國中國以及其他許多非歐洲國家區(qū)分開來。今天非常明顯的表現(xiàn)是蘇丹和達爾富爾問題。未來，揭示“國際社會”術語空洞化的事件可能更多。

　　至于說聯(lián)合國安理會，經(jīng)過短暫的冷戰(zhàn)逗號蘇醒后，重新回到從前的近乎癱瘓狀態(tài)。法國的機敏的外交政策和中國策略性的謹慎有時候掩蓋了一個事實：安理會在多數(shù)重大問題上是明顯分裂為專制和民主兩個陣營的，后者總是要求對伊朗，北朝鮮，蘇丹和其他專制國家制裁或者其他懲罰措施，而前者往往抗拒這些企圖，弱化這些行動的影響。這樣的慣例在未來一些年可能更加明顯。它將阻礙，事實上已經(jīng)阻礙了國際為達爾富爾這樣的人道主義危機提供幫助的努力。它也妨礙美國和盟友對那些試圖尋求核武器和其他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施加壓力和懲罰的努力，正如在伊朗和北朝鮮問題上表現(xiàn)的那樣。

　　當今，在大國間存在共同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價值的說法是荒謬的。

　　問題還超越了安理會之外。在任何論壇上獲得國際共識的努力都越來越困難，因為自由和專制政府的差距逐漸拉大。美國和歐洲盟友在最近一些年花費這么大努力取得的現(xiàn)行分歧很快將被更根本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所替代，尤其是被跨越大西洋的民主同盟和俄國的越來越緊張的關系所替代。

　　當意識形態(tài)錯誤路線和競爭性的民族野心結合起來的時候，這些分歧將變得更加尖銳。世界上更加民族主義的國家也是兩個專制國際領袖或許是巧合，但是這個事實將產(chǎn)生深遠的地緣政治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呼吁俄國，中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大國在某種國際共同統(tǒng)治中演奏新的“樂章”是不大可能成功的。19世紀初期在共同的道德和政府原則下進行的“歐洲樂章”的目標不僅是保存歐洲的和平，而且更重要的是，維持君主和貴族秩序反對法國和美國革命以及在歐洲其他地方的回響為代表的自由和種族挑戰(zhàn)。這樣的樂章逐漸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沖擊下崩潰了，部分歸功于自由主義的興起。

　　今天大國間很少存在共同的道德價值和政治原則。恰恰相反，存在懷疑和越來越大的敵意，針對專制主義的論證可靠的觀點，不管說什么，都是歡迎他們的垮臺。它們之間的任何協(xié)調行動都建立在一旦遇到嚴肅的挑戰(zhàn)就可能崩潰的搖搖欲墜的基礎上。

　　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考慮到這些意識形態(tài)區(qū)分，認識到它們對于最重大戰(zhàn)略問題的意義。期待中國幫助破壞喀土穆殘忍政權，或者對俄羅斯在周邊地區(qū)對親西方民主國家炫耀武力感到驚訝的想法是愚蠢的。世界在走向民主的潮流的同時，也有世界上專制國家更加團結的趨勢。

　　因為這些原因，美國應該追求不僅推廣民主而且鞏固民主國家間合作的政策。它應該聯(lián)合其他民主國家建立不僅反映而且鞏固它們共同的原則和目標的新的國際機構。一個可能性就是建立全球民主國家聯(lián)盟，尤其是剛開始非正式地但是有目標地定期舉行會議商討當今重大問題。這樣的機構能夠讓亞洲國家如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歐洲國家集合起來，這兩套民主國家很少在貿(mào)易和金融領域外進行更多的往來。這樣的機構將補充，而不是替代聯(lián)合國，八國集團，或者其他國際論壇。但是它至少表達了對民主信念的承諾，在適當時候能夠成為集合民主國家資源對付在聯(lián)合國無法對付的數(shù)字難題。如果成功，它將成為能夠的贈予民主國家認為必要而專制國家反對的行動的合法性的組織，正如北約給科索沃沖突提供合法性一樣，即使俄國反對。

　　強調民主，自由主義和人權暴露了專制國家的虛弱之處。

　　有人聲稱這樣的組織將只能創(chuàng)造世界上的分裂。但是這些分裂本來就存在�，F(xiàn)在的問題是除了這些之外是否存在追求美國的利益和自由民主目標的其他方式。

　　還有人擔心歐洲民主國家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與美國分擔追求共同目標的負擔。這或許是真的。但是仍然有理由希望復興民主團結的努力將增加歐洲承擔這些任務的意愿，尤其是當它碰巧和俄國越來越專制的、欺負人的行為和專制的中國不斷崛起的時候。

　　在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下，美國應該像從前一樣繼續(xù)反對專制，鼓勵民主，并利用影響力在機會來臨的時候推廣民主。這不僅是道德傾向問題，雖然美國人常常不能避免表達和實施這樣的傾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在專制主義越來越增加籠絡專制國家盟友的世界，民主國家應該做同樣的事情。美國應該打擊民主國家轉向專制的扭轉，不僅通過懲罰性措施廢除民主制度，而且通過提供支持那些贊同民主原則的機構和個人。它將在可能的時候孤立專制政府，同時鼓勵國內要求民主改革的壓力。歷史證明外來影響力尤其是來自全球超級大國的影響力對國家采取的政治道路產(chǎn)生積極的如果不是決定性的影響。美國應該表達支持民主的言論和行動，不期待產(chǎn)生即刻的成功。它應該支持自由機構和實踐的發(fā)展，明白一次選舉并不能保證穩(wěn)定的自由民主進程。但是美國也不應該看不到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對民主和真正的自由的中立性。

　　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說美國人“是自由的孩子”，“只有在自由的環(huán)境下才能感到安全�！�

　　美國不必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代表民主從事盲目的圣戰(zhàn)，它也不必要尋求和專制國家的暴力對抗。一方面，所有的世界大國擁有一些重要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經(jīng)濟領域。而一個智慧的外交政策也不能僅僅靠單一的原則來指導。推動民主不能也不應該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標，同樣的，創(chuàng)造財富，反對恐怖主義，防止核武器擴散，或者任何別的國家目標和野心。有些時候推廣民主應處于其他目標之后。政治家的責任就是決定什么時候。但是民主應該被看作被高度尊重的價值，因為它像其他目標一樣具有戰(zhàn)略重要性。正如強硬立場的艾奇遜說的，美國人“是自由的孩子”，“只有在自由的環(huán)境下才能感到安全�！�19

　　強調民主，自由和人權具有戰(zhàn)略意義，部分因為它是美國的優(yōu)勢，暴露了專制國家的弱點。很容易看到當今中國和俄國，相信他們只是越來越強大了。但是人們不應該忽視他們的脆弱性。這些專制政府或許在財富和全球影響力方面比從前更強大了，但是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在支配地位的時代。這意味著他們面對無法回避的合法性問題。他們不能像19世紀歐洲的專制國家那樣，仍然享受部分來自世界多個世紀來對專制一無所知的事實的歷史合法性。今天要作專制國家將不斷受到包括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在內的先進和富裕國家群體支持的自由主義的強大力量的質疑，這個力量將削弱和破壞保持執(zhí)政所需要的控制。今天的專制政府創(chuàng)造新的合法性的斗爭是決非容易的任務。中國領導人飛速發(fā)展經(jīng)濟就是擔心經(jīng)濟增長放緩就意味著垮臺之日來臨。他們間歇性地撲滅政治反對派跡象部分就是因為擔心重蹈蘇聯(lián)的覆轍。觀察到蘇聯(lián)由于戈爾巴喬夫的軟弱和錯誤而屈服于自由西方的后果，他們決心既不示弱也不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領導人間歇性地撲滅政治反對派跡象部分就是因為擔心重蹈蘇聯(lián)的覆轍。

　　弗拉基米爾·普京贊同中國對戈爾巴喬夫的蔑視和決心從他倒臺中汲取教訓的決心。俄國領導人為了避免俄國的結局試圖接受中國模式，使用石油天然氣資源而不是企業(yè)創(chuàng)新來收買俄國精英，在他用穩(wěn)定和民族主義的幌子鞏固權力的現(xiàn)代專制模式真是歷史上的絕妙諷刺。在兩個國家，野心勃勃的國家間重新興起的國際競爭在這方面特別有幫助作用。它能讓政府很容易指控異議人士和潛在的民主派是為了美國霸權服務的第五縱隊。在俄國，普京很容易敗壞自由民主派的名譽，讓民眾在心里把他們和從前屈服于美國和西方的和解甚至投降政策聯(lián)系起來。

　　但是中國人不僅僅是假裝他們有更深刻的內部問題因而不愿意推動更加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北京領導人確實擔心他們在國內是騎在老虎背上，他們對國內支持政治改革的恐懼勝過外敵入侵的恐懼。即使調動民族主義作為增強合法性的手段也是危險的行為，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主義運動往往伴隨著革命運動。

　　俄國政府在國內外壓力面前也很脆弱，因為不同于中國，俄國仍然保持著民主的外表。俄國領導人很難簡單地拋棄所有的偽裝，扮演沙皇的角色。選舉必須要保持，即使它們不公平，或者不過是選定的領袖的確認形式而已。這就為內部的異議人士和外來的自由派提供了機會，維持俄國返回民主管理制度的可能性。聽任普京或任何可能的繼任者鞏固他們的權力，而不施加改革的壓力當然是戰(zhàn)略錯誤，因為國內權力地位的鞏固將讓俄國領導人騰出手來追求民族主義的更大的海外野心和目標。在這些和包括伊朗在內的專制國家里，推動民主和人權能讓政治對立更加惡化，產(chǎn)生弱化他們海外野心的效果，因為領導人不得不對付內在的更大威脅。

　　在當今世界很多地方，亞洲，歐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支持民主反對專制的觀點不是非常有爭議的，雖然對于如何實現(xiàn)民主存在激烈的辯論。這個問題在中東就變得更復雜了，因為有些觀察家相信阿拉伯人還沒有做好民主的準備，伊斯蘭運動在選舉中的勝利似乎也造成最糟糕的可能后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和其他人還要在中東推廣民主嗎？

　　現(xiàn)代化和傳統(tǒng)主義的斗爭在國際舞臺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小插曲。

　　部分的答案在于如果人向周圍提出這個問題美國應該在中東支持專制嗎？畢竟，這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樣的問題上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言的。美國要么通過援助，承認，友好的外交關系，定期的經(jīng)濟交流支持專制，或者它用自己多方面的影響力在不同程度上推動民主改革。相信美國應該支持中東專制主義，不推動變革的美國思想家的數(shù)量是不多的，支持這樣觀點政策的政策制訂者和政客就更少了。在2001年9-11襲擊之后，多數(shù)觀察家認為美國支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專制政權是發(fā)動對美國襲擊的恐怖分子“仇恨情緒的主要根源”，因此，在這些國家以及中東其他國家簡單支持專制政權是個錯誤。20

　　那么，主要的問題是策略和時機的問題。但是不管人們希望迅速還是緩慢、強硬還是溫和的策略，任何形式的壓力都會造成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獲得勝利的風險。值得去冒這樣的風險嗎？類似的問題在冷戰(zhàn)時期經(jīng)常出現(xiàn)，當美國自由派呼吁美國停止支持第三世界的獨裁者時，美國保守派和新保守主義者警告獨裁者將被親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者替代。有時候這種擔心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在有些時候，這樣的努力產(chǎn)生親美國的溫和的民主政權。隨便舉一些例子，薩爾瓦多，危地馬拉，菲律賓，韓國等左翼獨裁者被親美國的民主政府代替的里根時代的教訓說明在總體上看，這種風險是值得的。

　　在中東同樣值得嘗試，不僅作為推動民主的戰(zhàn)略，而且作為處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通過加速和激化它和現(xiàn)代的全球化的世界的沖突。

　　現(xiàn)代化、全球化、伊斯蘭和他們的不滿

　　伊斯蘭主義者反對現(xiàn)代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強大的常常是非個人的力量是當今世界的生活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這種斗爭的大部分是和平的，但是有些是暴力活動，奇怪的是，更多的來自對美國本土災難性襲擊的最大威脅。

　　說它奇怪是因為現(xiàn)代化，全球化為一方，傳統(tǒng)主義為另一方的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舞臺上的小插曲。未來更大的可能性是受到大國間的爭奪，以及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兩大意識形態(tài)的爭奪，而不是一些極端伊斯蘭分子試圖恢復想象中的虔誠的過去。但是，當然，這個斗爭采取了新的讓人恐怖的形式。一般來說，當傳統(tǒng)的和技術上不那么先進的文明遭遇更加進步的文明時，它們缺乏的武器就已經(jīng)反映了自己的落后。今天，伊斯蘭傳統(tǒng)主義的激進支持者雖然對現(xiàn)代世界深惡痛絕，他們也仍然調動現(xiàn)代世界的武器來反對它�，F(xiàn)代化和全球化激發(fā)了他們的反叛，也為他們提供了斗爭的武器。

　　這是孤獨的注定絕望的戰(zhàn)斗，因為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化的斗爭中，傳統(tǒng)是不能贏得勝利的，雖然傳統(tǒng)力量被現(xiàn)代技術武裝起來，能打一場漂亮的戰(zhàn)斗。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和強大的國家都或多或少擁抱經(jīng)濟，技術，甚至社會方面的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盡管有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抗拒，都擁抱了商品，資金，服務的自由流動，和作為現(xiàn)代世界特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看同樣的電視節(jié)目，聽同樣的音樂，看同樣的電影。伴隨這個他們接受的支配性的文化，雖然他們可能譴責，他們也接受了現(xiàn)代道德和美學的基本特征：女性政治和經(jīng)濟解放之外的性解放，教堂權威的衰落，世俗主義的加強，過去常常被稱為反文化的東西的存在，藝術觀的自由（如果不是政治上的話），包括從事褻瀆神靈，奚落信仰，權威和道德的自由。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這些以及數(shù)不清的其他影響都不受傳統(tǒng)，教會和道德說教和控制性的政府的約束和限制。中國人已經(jīng)學到不進行政治自由化的經(jīng)濟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在實行資本主義的時候沒有文化自由將是更加困難的。

　　今天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是反對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的強大力量的最后的堡壘。他們試圖開辟出一塊地方可以不受外來干擾，避免他們認為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心靈的放蕩行為的侵襲。他們的悲劇在于這個目標是無法實現(xiàn)的。不管是美國還是別的大國都不會把中東交給這些極端分子來管理，如果這個地區(qū)對世界其他地方有這么大的戰(zhàn)略利益的話。外部大國也有強大的國內盟友，包括中東的大部分人口已經(jīng)愿意甚至迫切和現(xiàn)代性和平相處。同樣不能想象的是，在現(xiàn)代世界一個民族能夠把自己和現(xiàn)代世界完全隔離開來，即便多數(shù)人愿意這么做。基地組織等團體希望成立的大伊斯蘭神權國能夠徹底封鎖世界其他地方的形象和聲音，讓他們的人民免受現(xiàn)代化的誘惑嗎？甚至連伊朗的毛拉也不能成功地做到。這個工程純粹是異想天開。

　　不管是美國還是別的大國都沒有能力給極端伊斯蘭分子他們想要的東西。

　　世界因此面對極端伊斯蘭分子的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的持久斗爭的前景，因為不管是美國還是別的大國都沒有能力給極端伊斯蘭分子他們想要的東西。西方不能做到伊斯蘭極端分子要求的退縮。

　　如果退縮是不可能的，那最好的辦法就是進攻了。在面對這個極端危險的問題的眾多糟糕選擇中，最好的辦法可能是加快伊斯蘭世界現(xiàn)代化的進程：更多的現(xiàn)代化，更多的全球化，而且速度更快。這就要求更大的努力來支持和擴展阿拉伯國家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正如許多人已經(jīng)建議的，同時要努力增加公眾通過電視和因特網(wǎng)接觸現(xiàn)代世界的能力。如果這些現(xiàn)代通訊工具被用來組織極端伊斯蘭活動，它不能被看作重大挫折。只要極端伊斯蘭主義強烈反應繼續(xù)存在，這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持續(xù)一段時間。

　　最后，自由世界應該繼續(xù)推動政治現(xiàn)代化和自由化，支持人權，包括婦女的權利，用它的影響來支持重復的選舉，將最終把權力從少數(shù)人向更多的人轉移。這同樣也會產(chǎn)生挫敗。它將提供公眾發(fā)泄憤怒的渠道，讓極端伊斯蘭主義上臺。但是或許這個階段在當今的沖突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蛟S這種情況早出現(xiàn)，新時代也會更早形成。21

　　經(jīng)過所有這些努力，美國和其他國家將不得不堅持現(xiàn)在非常準確的術語“反恐戰(zhàn)爭”，雖然成功決不是確定無疑的，也不是很快就能實現(xiàn)的�，F(xiàn)在，或許在未來的十年里，有組織的恐怖分子團體將試圖攻擊美國，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時間和地點攻擊現(xiàn)代化本身。這不應該也不能作為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全部內容，只能是部分內容。但是考慮到可能的嚴重后果，這個戰(zhàn)爭必須堅定地，高效地展開，只要威脅存在。這在有時候要求美國進行軍事干預比如在阿富汗這樣表達不能或者不愿意取消恐怖分子基地的國家。反恐戰(zhàn)爭的前景肯定不是消失。人們只要想想如果恐怖分子在美國本土爆炸原子彈，美國大眾的反應就行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者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總統(tǒng)能夠抗拒美國人復仇的要求，不僅打擊恐怖分子而且打擊幫助或者藏匿恐怖分子的國家。人們也不會懷疑，美國人反對，如果總統(tǒng)采取先發(fā)制人的行動預先制止這樣的可能性，假設這個行動不搞糟的話。

　　反恐戰(zhàn)爭必須堅定地，高效地展開，只要威脅存在。

　　在這個戰(zhàn)爭中，美國沒有許多迫切的伙伴。因為盡管在現(xiàn)代化和傳統(tǒng)的斗爭中，美國，俄國，中國，歐洲等大國基本上是站在一邊的，迫使他們分裂的力量---民族野心和意識形態(tài)差異---將不可避免破壞他們在軍事方面反對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合作上的能力和意愿。歐洲人將繼續(xù)對他們特別強調不稱“反恐戰(zhàn)爭”的三心二意的態(tài)度。俄國和中國領袖可能忍不住希望美國陷入和基地組織或者中東其他暴力伊斯蘭分子斗爭的泥潭，就像他們希望美國力量受到核武器武裝起來的伊朗的制衡一樣。不幸的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專制領袖愿意為了平壤，德黑蘭，喀土穆的獨裁者同伴而干擾的話，將大大增加恐怖分子和核武器最終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遠大理想的終結

　　當冷戰(zhàn)結束的時候，想象世界將徹底改變是可能的：國際競爭的終結，地緣政治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當冷戰(zhàn)后的前十年人們開始談論全球化的新時代時，共同的愿望是自然的全球社會的現(xiàn)象，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觀點和信息的快速交流，文化的融合和交匯等將進一步把從前世紀的意識形態(tài)和地緣政治修補起來的淚水的人們團結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全球化”是20世紀末期的標志就像19世紀末期的“甜蜜的貿(mào)易”一般，是厭煩戰(zhàn)爭的世界可以預料的陣痛劑。

　　1990年代嚴肅的思想家預測大國間戰(zhàn)爭和軍事對抗的結束。歐洲人的“后現(xiàn)代主義”似乎就是未來：放棄權力政治，支持能夠處理國家間糾紛的國際機構。即使現(xiàn)在，仍然有人相信世界朝著歐盟同樣的方向前進。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最近描述1990年代的后冷戰(zhàn)時代是自由主義的天堂：

　　北美自由貿(mào)易區(qū)（nafta）亞太經(jīng)合組織，國際貿(mào)易組織標志著世界經(jīng)濟的規(guī)則和機構在不斷加強。北約東擴和美國日本的同盟重新加強，俄國成為西方的準成員，中國成為華盛頓的“戰(zhàn)略伙伴”�？肆诸D在擴張的市場，民主和機構建立后冷戰(zhàn)秩序的遠大理想是自由主義眼中的國際秩序的勝利的象征。22

　　或許是因為這些人類新時代的遠大理想幫助激發(fā)了對過去十年的美國政策的憤怒和仇恨。不是這些政策本身有多么大的區(qū)別，或者在本質上多么缺乏美國特性。因為對歐洲甚至美國的多數(shù)人來說，他們似乎對世界前進的方向感到不知所措，非常刺耳。但是我們知道，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在1990年代卷土重來了。俄國已經(jīng)不愿意或者不再希望成為西方的準成員，尤其是因為北約東擴后。中國已經(jīng)走在認定美國霸權是它的野心的障礙的現(xiàn)代軌道上。極端伊斯蘭的力量已經(jīng)開始圣戰(zhàn)活動，全球化已經(jīng)造成全世界的反彈，民主的偶像崇拜已經(jīng)陷入泥潭和開始危險地翻倒。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歷史上對新國際秩序的渴望最強烈的另外一個時刻，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警告理想主義者想象一下“最后的大幕落下，權力政治游戲終結”。但是當時世界斗爭繼續(xù)，現(xiàn)在也仍然繼續(xù)。60年前美國領袖相信美國有特別的能力和獨特的責任運用力量防止世界返回到造成世界大戰(zhàn)和數(shù)不清的國家災難的情形里去。雖然從那時起，世界發(fā)生了很多變化，美國的責任仍然保持不變。

　　原文注釋：

　　1 這個標題來自老布什總統(tǒng)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在冷戰(zhàn)結束的時候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描述。

　　2 1997年元月20日克林頓第二任就職演說。

　　3 艾奇遜原話引自羅伯特·貝斯納（Robert L. Beisner）著《艾奇遜：冷戰(zhàn)人生》（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72頁。

　　4 引語當然都是來自杜魯門，肯尼迪，布什。

　　5 參閱史蒂芬·希斯坦諾維奇（Stephen Sestanovich）,“美國最大化主義”（American Maximalism）《國家利益》雜志(2005年春)

　　6 批評家當然不是說布什政府實際上單獨行動，因為即使在伊拉克，美國也是有一些盟友參與的。這場戰(zhàn)爭中的伙伴比老布什政府入侵巴拿馬和克林頓政府在海地進行干預時盟友都多。“單邊主義”顯然是相對的說法，對它的解釋全看背景是什么。

　　7 萊弗勒“9-11襲擊和美國外交政策”《外交史》29:3 (June 2005);蓋迪斯《驚奇，安全和美國的經(jīng)歷》(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

　　8 在沃擇爾看來，反對先發(fā)制人戰(zhàn)爭的傳統(tǒng)法律觀點“不同于秘密發(fā)展的，可能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突然使用，將造成災難性后果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產(chǎn)生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先發(fā)制人的行動是“合理化的”，而且沒有安理會授權的“單邊行動”也是合理的。“聯(lián)合國多數(shù)拒絕采取強烈行動”不是“排除任何成員國能夠有效使用武力的好理由”。邁克爾·沃澤爾（Michael Walzer）“艱難的問題：孤獨的突擊隊員”《新共和》(1998年4月27日)基辛格的論點類似。參閱基辛格“伊拉克構成布什最重大的外交決策”《洛杉磯時報》（2002年8月8日）

　　9 要評價最近幾屆政府的行為：里根政府沒有尋求國際授權就開始針對桑地諾陣線的隱蔽的戰(zhàn)爭或者武裝安哥拉和阿富汗的游擊隊，在入侵格林納達的時候也沒有尋求聯(lián)合國和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支持。老布什政府沒有聯(lián)合國授權入侵巴拿馬，如果俄國投票反對的話在聯(lián)合國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也要攻打伊拉克�？肆诸D政府沒有聯(lián)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干預海地，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反對的情況下轟炸伊拉克，在沒有聯(lián)合國授權的時候開始科索沃戰(zhàn)爭。

　　10 參議員奧巴馬（Barack Obama）2007年4月23日對芝加哥全球事務協(xié)會上的講話。

　　11 Rosalie Chen, “中國看待美國：國際關系專家的視角”《當代中國雜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2:35 (2003年5月)

　　12 這是威廉·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十年前的預測。參閱威廉·沃爾福斯,“單極世界的穩(wěn)定性”《國際安全》24:1 (1999年夏)

　　13參閱比如約翰·伊肯伯里2003年7月為《全國情報協(xié)會》提供的論文“美國優(yōu)勢的戰(zhàn)略反應：單極時代的大國權力政治”。

　　14 美國國防預算仍然保持歷史上的低水平，如果按國內生產(chǎn)總值的百分比，只有4%。在里根時代曾達到8%。在冷戰(zhàn)的早期，曾超過15%。國防預算的規(guī)模也不是政治問題，即使在民主黨人中間。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都呼吁增加美國地面部隊的規(guī)模，這肯定是一筆額外的巨大開支。

　　15 對于和平衡預測對立的世界趨勢的討論可參閱里伯爾（Keir A. Lieber）和杰拉德·亞歷山大（Gerard Alexander）,“等待平衡：為什么世界不對抗？”《國際安全》30:1 (2005年夏)

　　16 《經(jīng)濟學家》上最近的社論（2007年5月14日“為冷戰(zhàn)悲哀”）巧妙地提出了莫斯科角度的世界觀“俄國是強大，繁榮的主權國家，被敵人和叛徒包圍，他們專心破壞其地緣政治力量，愛沙尼亞和波蘭這些暴發(fā)戶試圖破壞俄國和正宗的歐洲國家如德國和法國更加重要的關系。新成立的歐盟成員國按照世界秩序的虛偽和傲慢的獨裁者美國的指示行動，假裝是民主國家，實際上更接近第三帝國。”

　　17 “不管美國喜歡與否，伊朗是有重大政治和精神影響力的地區(qū)大國。美國接受伊朗的影響力這個現(xiàn)實符合美國本身的利益，雖然它可能是難以吞下的苦藥，停止偏見下產(chǎn)生的對伊朗共和國的指責�！薄兜潞谔m時報》（2007年5月15日）

　　18 想象歐洲更深入地卷入將是很開心的。但是可能性不大，考慮到歐洲普遍的軟弱和國內伊斯蘭問題。

　　19 羅伯特·貝斯納著《艾奇遜：冷戰(zhàn)人生》第152頁。

　　20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美國民主推廣：失敗還是愚蠢？”2006年4月10日在國際關系和公共政策派爾中心（Pell Center）的發(fā)言。

　　21 參閱格雷切特（Reuel Marc Gerecht）,《伊斯蘭悖論》(aei出版社, 2004).

　　22 約翰·伊肯伯里在2006年2月3-4日在挪威奧斯陸國際事務研究院（nupi）舉行的“國際關系理論，單極性和9-11襲擊：5年回顧”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9-11之后自由派國際理論和美國的單極性”。

　　譯自：“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By Robert Kaga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8552512.html

　　作者簡介：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越大西洋的高級研究員。新著有《危險的國家：從早期到20世紀黎明期間的美國地位》（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nopf, 2006)。本文將出現(xiàn)在 Melvyn P. Leffler和Jeffrey W. Legro編輯的新書《領導世界：布什主義后的美國戰(zhàn)略》（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

　　譯者簡介：

　　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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