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五年前，一場未知的疾病從中國南部(包括香港)開始發(fā)端。幾個月后，成為席卷亞洲，震驚世界的流行病。下面這篇文章是非典(SARS)退潮未盡時寫成的。當時沒有發(fā)表。五年后再來看，當時對非典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的長久影響的擔心，事后證明是多慮了。中國經濟的強勁長勢只在2003年因非典略受沖擊，其后的發(fā)展，幾乎看不出非典的影響。所以人們好像也很快把這場惡夢遺忘了。不過，本文討論的幾個問題，到今天仍然還是沒有根本解決。因此，原文貼出，以供討論。

　　本文撰寫修改過程中受到王紹光寄來“中國公共衛(wèi)生的危機與轉機”一文(發(fā)表于《比較》2003年第7期)，并一起探討有關問題。特此致謝�！�

　　幾個月來，非典(SARS)疫情的蔓延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等各個方面帶來了全面的沖擊，如同在中國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蒸蒸日上的火熱形勢上劈頭潑下了一大盆冷水。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活力的基本因素之一的大規(guī)模人口聚散流動霎時間被凍結了。世界各國紛紛發(fā)出旅行警告，停止與疫區(qū)之間一切非必要的人員來往。在經濟與信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非典疫情蔓延造成的局勢可以說是中國多年來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zhàn)。

　　在中國政府強力領導與推動之下，全國各地迅速行動起來，動員了各方面的資源，采取了積極有效的隔離、追蹤、治療手段，使受害最嚴重的廣東、香港、北京的疫情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初步得到了控制。最近，世界衛(wèi)生組織已經解除了對中國的旅行警告并從疫區(qū)名單上除名。但是，非典在國內的傳播已經相當廣泛，除了少數邊遠省區(qū)之外各地都有病例出現。根據流行病專家預測，今后還有可能再次出現。這場瘟疫已經對中國經濟今年的發(fā)展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據一些權威經濟學家的估計中國今年的國民總產值（GDP）會由此降低一個百分點。國際上的恐懼心理的完全消除也需要相當一個過程。至少今后數年內對中國的投資熱和經貿熱會有一定的降溫�？偟膩碚f，最困難的局面可以說已經渡過，但是由非典帶來的種種創(chuàng)傷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得以恢復。

　　這一場大災難也迫使人們從過去忙忙碌碌的營生與紅紅火火的競爭中冷靜下來，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一些過去顧不上去想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從反思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經驗教訓，亡羊補牢，未嘗不能變壞事為好事，為中國應對今后很有可能面臨的更嚴峻的挑戰(zhàn)作好思想、心理、文化、機構和物質等等各方面的準備，為中國今后踏實穩(wěn)定的長遠發(fā)展奠定一個更堅實的基礎。

　�。ㄒ唬┓堑湟咔槁�延所直接暴露出來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公權力的薄弱。

　　首先人們關注的當然是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的薄弱。公眾的衛(wèi)生教育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的不良積習長期得不到糾正。醫(yī)院制度的改革多年討論而進展緩慢，一般門診與住院、急診一直集中在醫(yī)院之內，使醫(yī)院的專業(yè)資源不能得到高效的利用，一旦遇上非典之類的襲擊，不僅迅速超載，而且成為最主要的傳染源。非典來了，人們才意識到，對付大規(guī)模傳染病所必需的法律法規(guī)、科研開發(fā)、監(jiān)控預警、應急動員等等一系列的系統(tǒng)和制度幾乎還處在空白的狀態(tài)。非典是一場大災難，但不幸中的萬幸是非典還不像流感、天花、鼠疫在歷史上那樣在全民中大流行，否則后果真是不堪設想。非典敲響了警鐘，暴露了弱點。如果我們即時補救，建立健全有效的系統(tǒng)和制度，就能幫助我們在未來比較有準備地面對自然流行病災難或生物恐怖襲擊的挑戰(zhàn)。

　　雖然在非典的沖擊目前最明顯表現出來的是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的不足，但是仔細想一想，公共設施的薄弱或弱化豈止是局限在公共衛(wèi)生這一個方面？

　　就拿中華民族自古的立國之本水利來說。近年來，特大洪澇干旱災害頻頻發(fā)生。災區(qū)軍民抗洪抗旱的英雄氣慨可歌可泣。然而，從平時的點滴入手，從根本上化解洪澇災害發(fā)生的原因，才是國家長遠的國策�，F代化工業(yè)、農業(yè)和交通的發(fā)達，使人類對自然生態(tài)的破壞能力和速度比古代增大了百倍千倍。因此，國家的水利也必須要有相對應的國策措施，而不能把眼光還局限在古代就有的疏、堵、蓄、調的觀念層次上。國土生態(tài)是國家民族長久繁榮的根基。綜觀世界歷史，各大古文明的衰亡究其原因多是由于生態(tài)的崩潰，而歷史上著重記載的導致它們最終滅亡的戰(zhàn)爭、疾病，往往其實只是對臨終病體的最后一擊。在農業(yè)文明的時代，耗竭一個區(qū)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還原能力可能需要上千年。而在工業(yè)時代，只需要幾十年甚至幾年。因此，國家的水利必須和生態(tài)保護恢復與可持續(xù)地區(qū)經濟開發(fā)結合在一起作整體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植被，地表與地下水系，自然物種與植養(yǎng)物種多樣化，空氣質量等等資源的保護和恢復，實在是和抗洪抗旱同樣緊迫的任務。

　　再拿中華文化自古的立身之本教育來說。近幾年來，國家逐步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力度，教師的待遇和學校的設施有了改善。但其程度還只能說是對近代多年來戰(zhàn)亂破壞和重視不夠的一定程度的補救，還沒有能完全恢復教育在傳統(tǒng)文化中那種崇高的地位，更沒有達到與正在走向復興的中國經濟地位相稱的、把中華文化在世界上重新發(fā)揚光大的高度。在中國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孩子們的授課是在村莊上最好的房舍（如祠堂、廟宇）里，而現在許多地方的校舍卻是當地最差的房子，反映出教育在這些地方村、鎮(zhèn)、鄉(xiāng)、縣基層政府當家人心目中的相對地位。一方面是地方、民間的巨大的辦學積極性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fā)利用，另一方面是公立學校系統(tǒng)日益被市場、金錢侵蝕，“創(chuàng)收”取代了教育成為不少學校和教師最關注的事情。而在貧窮偏遠地區(qū)，更是還有許多兒童失學。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巨大創(chuàng)造力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在不少人思想中產生了一個誤區(qū)，認為政府應當放手讓市場力量去推動教育。其實我們看看世界各國的例子，除了英美由于歷史上的原因仍然保留了少數精英私立學校之外，在經濟上趕超先進最成功的德、日、亞洲四小龍，最好的學校都是公立的，而且公立學校系統(tǒng)承擔了教育的主體任務。即便是在美國，教育的主要承載者仍是州立大學和市鎮(zhèn)地方的中小學系統(tǒng)。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中，教育是最大的項目。世界各國百年以上的經驗教訓應該可以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在現代經濟中趕超先進并長久保持前列，教育水平是關鍵；
而教育是否能很快上去，則取決于中央和各級政府是否真正擔起了全力推動教育的歷史重任。說到教育，人們往往只想到學校，其實學校還只是國民教育體系當中的一個方面。中國國民教育體系目前一個明顯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是圖書館系統(tǒng)。雖然經濟水平平均已經小康，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甚至開始富裕，但即使在中心城市也沒有建立起普及到居民小區(q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tǒng)。公共圖書館不應只是服務于學生和科研，而應是全民終生教育的主要基地，學齡前兒童和學生課外的重要學習場所，家庭業(yè)余時間的文化娛樂中心。可能很多人都說不出中國的圖書館現在隸屬中央或地方哪個部門主管。這本身也說明中國圖書館在機構資源上都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以上列舉的幾個例子，直接表現為公共設施的薄弱。而公共設施的薄弱其實是公權力薄弱的結果。抓經濟在貧窮時代成為政府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場力量已經成為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后，政府應當從拉動經濟的火車頭的角色上退下來，集中精力作好經濟交通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規(guī)范者，并大力投入公共環(huán)境的改善。中國現在經濟水平平均已經達到小康，不能再拿貧窮落后作為理由耽擱政府在公共設施上的投入，尤其是不能耽擱那些雖然眼前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收益，但是關系到國家根基的投入，如公共衛(wèi)生，生態(tài)環(huán)境，教育文化，等等。從根本上說，這些方面才是各級政府的主要責任所在。這是從前工業(yè)化、工業(yè)化時代向后工業(yè)化現代經濟時代過渡時期，政府必須要作的一個相應的戰(zhàn)略重點的轉變。

　　與此相應，在制度和觀念上也要考慮多方面的調整。就拿官員考核標準來說吧。近年來各級特別是地方官員的業(yè)績考核基本上是以經濟發(fā)展為準。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來說，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因為把經濟搞上去是這一時期壓倒一切的歷史任務，而經濟能不能搞上去的關鍵是體制的改革開放。作為引導、推動體制變革的政策執(zhí)行者，地方官員的業(yè)績自然首先是反映在經濟潛力是否通過體制變革得到了充分的釋放。然而，改革開放的經濟效益也有一個“遞減率”，即在舊經濟體制下受到禁錮的生產力隨著改革開放而得到解放之后，進一步的體制調整本身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將不可避免地逐步降低。與此相應，政府的歷史作用必然將逐漸從拉動經濟的火車頭，轉變?yōu)榻洕�交通�?guī)則的制定者和規(guī)范者。從長遠來說，在經濟體制的問題得到基本解決以后，一個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變遷的程度，不僅取決于地方官員的素質與能力，而且往往更取決于當地的地理、生態(tài)、人文等等無法簡單地通過體制改革在短期內改變的大環(huán)境。一個偏遠的內地地區(qū)在發(fā)展國際貿易方面天然地就處在比沿海地區(qū)不利的地位。一個歷史上文化教育不發(fā)達的地區(qū)要想在短期內就在高科技經濟開發(fā)方面超過文化教育發(fā)達的地區(qū)也是很困難的。因此，地方官員的考核不應再停留在“把經濟搞上去”壓倒一切的層次上，而更應考慮在當地給定的大環(huán)境中，地方政府是否努力為當地普通民眾改善了經濟文化條件，是否造就了有利于經濟社會長治久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制度規(guī)范環(huán)境。特別是在關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品質的公共衛(wèi)生方面，在關系到居民生存環(huán)境的生態(tài)保護和恢復方面，以及在關系到國民文化素質的教育文化方面，地方政府的建樹如何。不管是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qū)，還是在偏遠貧窮的地區(qū)，如果一個地方首長能拿出任內漂亮的經濟增長數字，卻不能改善公共衛(wèi)生基本設施，或不能逆轉植被破壞、土壤流失，或不能解決教師發(fā)不出工資、校舍破損的問題，這樣的官員能算是合格的嗎？

　　（二）非典疫情蔓延所暴露出來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從政府到民眾的信息觀都遠遠落后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形勢。

　　在疫情最嚴重的日子里，有不少專家呼吁改善政府信息披露的機制，提高透明度。這樣作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一話語方式本身還是假定信息的來源是政府專有的，只不過政府應當更好地與公眾分享信息的使用。其實，非典疫情蔓延帶來的沖擊過程已經揭示出了這一思維層次的不足。

　　在非典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危機之后，許多國外的媒體又逮著了一個攻擊中國的話把兒，指責中國政府官員未能及時通報有關國際機構，甚至隱瞞疫情，導致了非典的全球性的蔓延。但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要媒體追蹤非典疫情的專題分析也承認，在非典經香港輻射到河內、新加坡、多倫多、北京、太原等地的關鍵時刻，廣東醫(yī)學界本身對非典作為一種新出現的疫種的認識也不清楚。非典疫情信息的及時通報會有利于后來北京、山西、內蒙、天津等地的疫情控制，但實際上并不能阻斷這種傳染病在全球旅行發(fā)達的時代的國際性蔓延。非典之前的AIDS、西尼羅河病毒等等的傳染也已有類似的先例。

　　問題是，在大眾媒體和公眾心理中，人們往往不會去作認真仔細的科學分析。對此，政府固然應當加強科學知識的普及，以便使民眾能以比較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非典。但是，科學、理性態(tài)度的建立需要時間，在實踐中永遠比大眾媒體的“聲拜”（Sound-byte）要慢一步。因此，除了加強科學教育這一面之外，還必須考慮政治上公眾心理的效應，不然就常常會在類似的突發(fā)事件目前顯得被動。

　　非典蔓延后國外媒體對中國政府的指責令人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前它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議論。那時它們也是把一切經濟問題的責任歸結在中國政府頭上，理由是當時一切經濟命脈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今天，我們較少聽到類似的指責。原因并不是當時的問題今天都得到了解決，而是因為今天政府只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一家，經濟發(fā)展的責任是政府與民眾分享的。

　　絕對的壟斷導致絕對的責任，不管出了問題真正的責任分屬如何。過去認為政府把經濟全部抓在手中最有利于發(fā)展經濟的觀念，后來被改革開放證明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政府壟斷信息的產生和發(fā)布渠道一定有利于穩(wěn)定的觀念，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信息經濟時代，也是落后于時代的。

　　分享則帶來責任的分擔。就像物質財富最初主要產生于民間，因此能最大程度上調動民眾發(fā)展生產的積極性的體制才是最有利于經濟發(fā)展的體制，信息財富也是主要起源于民間。問題是如果政府壟斷信息的觀念不破除，民間信息的豐富資源就得不到正名，無法得到充分的開發(fā)。“藏富于民”是中國古老傳統(tǒng)的智慧。而在信息經濟時代的今天，就應當有意識地開發(fā)作為最活躍、最富創(chuàng)造力的經濟要素－信息－的民間資源和交流渠道。民間信息所能開發(fā)的豐富程度將遠遠超出政府一家的能力范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能和政府的信息對比參照，互相補充，而且在面對突發(fā)事件時是一個有效的緩沖。

　　破除陳舊的信息觀只是建立政府與民間共同開發(fā)豐富的信息財富的第一步。只有通過體制上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建立與高速發(fā)展的物質經濟相稱的信息開發(fā)體系。在這方面，有幾個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1。正面規(guī)范機密。把“凡是沒說明可以公開的都是機密”倒過來變成“凡是沒規(guī)定是機密的都可以公開”。

　　從理論上說，“凡是沒說明可以公開的都是機密”在法理上是不通的。這是一種對機密的負面定義。在一條法令或政策中說“除此以外都是機密”，它所界定的機密是一個無限集合，而且是隨著經濟社會生活日益復雜而迅速增長的集合，如果不附加一條“除非在其他法令政策中規(guī)定可以公開的項目”，就涵蓋了所有其他法令政策可以公開的非機密而導致邏輯沖突。

　　在實踐中，人們不可能在面對一個具體法令政策時去查對所有的政府文件，以判定這一特定法令政策的“除此之外”的集合中，哪些才是被所有其他文件排除在外的真正屬于機密的剩余集合。于是，常常出現執(zhí)行者無所適從的局面，迫使當事官員往往選擇寧肯保險而不要犯錯誤，導致正常甚至必要的信息流通的阻塞。應當看到，這不是個別現象，只不過在非典疫情蔓延這類突發(fā)事件中更尖銳的表現出來。在日常的政府官員的決策過程中，由于機密規(guī)范不清而導致的政府效率低下是一個相當廣泛的現象。

　　一個國家，當然必須有自己的戰(zhàn)略機密、軍事機密，也必須保護國內企業(yè)的正當商業(yè)機密。能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機密，也是信息經濟時代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之一。但是，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有不同的保密方式和選擇。處在戰(zhàn)爭敵對狀態(tài)中的國家和處在和平競爭中的國家應當有不同的作法�，F代的人們不得不在有效的保密和有效的信息交流之間作一個平衡妥協(xié)。只講開放而不考慮必要的保密將直接有損于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和國家安全。但是，過分地強調保密而遏制了正常必要的信息交流會極大的抑制經濟的活力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而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好，國家不強大，從根本上來說，更不利于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和國家安全。因此不能不變地沿用過去地下工作時代或戰(zhàn)爭年代的保密習慣。應當說中國在這方面過去是有相當多的教訓的。排外的恐懼心理曾經使人們不敢走出去、請進來，大大方方地開展國際和國內各地區(qū)之間的交流，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在一段時期內嚴重地耽誤了經濟發(fā)展。

　　“凡是沒說明可以公開的都是機密”的作法不僅在實踐中帶來了極大的混亂，阻塞了正常必要的信息流通，而且也不利于保密本身。因為，只有正面地定義機密才能更有效地保密。在每一條保密規(guī)定里正面界定機密的范圍，才便于使所有當事人明了，哪里是泄漏明文規(guī)定屬于機密的信息的違法范圍，才能有利于互相監(jiān)督。

　　2。通過信息公開遏制腐敗。

　　在正面規(guī)定了必要的機密范圍之后，其余的政府信息都應該在法律上規(guī)定為公眾有權知情的公共財產。不公開本屬公眾的信息是官員貪污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過去講“知識就是力量”，現在講“信息就是力量”，或“信息就是權力”。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侵權腐敗，是和利用執(zhí)行權進行侵權腐敗同時出現，并行交錯實現的。而且，隨著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前者在官員腐敗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這是各國普遍出現的現象。對付這種腐敗，只在腐敗出現后懲治是不夠的，必須要從源頭上根除，那就是通過信息公開的法制來破除官員與民眾之間對于政府法律政策信息了解方面存在的不對稱障礙。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建立定期解密制度。在目前公開會傷害國家利益的機密，并不等于應當永遠塵封于檔案館中，也不應當從歷史上消失。在界定某類信息為國家機密的同時，應當同時界定該機密的解密時限，如五年、十年、三十年，等等。時限到期后，除非極其特殊的情況由特定的法定程序延長保密時限，一般就應解密，以供歷史學家研究，為后代積累經驗教訓。史書監(jiān)督是中國古老傳統(tǒng)中的優(yōu)秀精華，應當加以恢復，從歷史的角度增加一個約束官員腐敗的維度。

　　3。嚴格界定區(qū)分國家機密、政府信息、公共信息和商業(yè)信息。

　　國家機密是屬于國民公有的，但又是目前暫時不能為國民共知的。國家機密在政府掌握的信息當中應當只是很小的必要的一部分。除了這部分必須保密的信息之外，絕大部分政府掌握的信息應當屬于公共信息。而政府掌握的信息－政府信息－實際上又只是公共信息當中的一小部分。

　　在一個進入信息時代的經濟中，事實上有很多在公眾中流通的信息－公共信息－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由政府來壟斷其形成過程和流通渠道的。公共信息存在于“公共信息場”中，如大眾媒體，圖書出版物，街頭巷尾的議論傳言，以及隨著信息工具日益發(fā)達而迅速增長的通訊網絡中的信息。政府應當對公共信息的產生和流通進行法律的保護和規(guī)范，就像經濟領域中對市場中商品和貨幣的產生和流通進行法律的保護和規(guī)范。但這不同于壟斷。政府對信息的壟斷就像政府對商品交換過程的壟斷，其結果是扼殺市場機制，完全由政府來決定一件商品的生產、交換和價格。扼殺正常的市場機制的作法，并不能完全消滅市場。即使在“文革”政治環(huán)境最嚴酷的時期，“資本主義的尾巴”就像春天的野草，割也割不盡。結果只是使市場和經濟其嚴重扭曲，并給投機倒把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樣，某些政府官員企圖壟斷公共信息場的結果，并不能將其消除，只是將其扭曲，給謠言和迷信創(chuàng)造了條件，嚴重傷害了國民和政府的公信度。這不僅直接造成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而且使國家在突發(fā)事件爆發(fā)時的應變能力受到嚴重傷害。

　　商業(yè)信息是可以在市場中給一個企業(yè)帶來經濟效益的信息。絕大部分商業(yè)信息的來源是公共信息場。如果經過一個企業(yè)投入分析制作，就可能形成有競爭價值的專有商業(yè)信息。由于信息本身的形態(tài)特點，專有的商業(yè)信息如果給競爭對手知道，就失去了競爭價值，因此它一般都屬于商業(yè)機密。商業(yè)機密當然還包括那些投入科研開發(fā)后產生的專利，版權，專有的商業(yè)經驗等等。國家法律對商業(yè)機密的時效限制，以及商業(yè)信息的使用過程，使企業(yè)專有的商業(yè)信息逐步融入公共信息場。這是一個國家的公共信息場不斷得以豐富更新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渠道。在信息經濟時代的今天，也是一個國家不斷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關鍵途徑。但要使關系到中國今后經濟發(fā)展命運的公共信息場得到健康的成長，國家必須要從正面去扶持、保護公共信息場的發(fā)展。

　　如何平衡個人隱私、公共信息場、商業(yè)利益以及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是每一個現代國家今天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特別是“9。11”之后，美國、歐盟等發(fā)達國家都在重新進行檢討和調整。應當承認，中國在這方面的體制建設和公眾討論仍處在初級階段。一方面是專利、版權、商業(yè)機密得不到有力有效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是政府仍然壟斷著很大一部分公共信息場，使其市場化的發(fā)展受到極大的限制。

　　絕大部分商業(yè)信息應當交給市場去開發(fā)和交易。而政府應當全力促進公共信息場的豐富和發(fā)展。舉例來說，一個城市的居民年齡組成，收入分布，衛(wèi)生狀況，流動走向，住房條件，企業(yè)組成，雇員分布，主要產品的生產，服務行業(yè)信息，等等，都是有利于經濟整體發(fā)展的公共信息，應是政府統(tǒng)計部門及時向公眾無償提供的服務項目。而哪些特定的人群對一個公司的特定產品有特定的消費習慣，則可以是由信息服務公司經過市場調查獲得，有償銷售的。政府的統(tǒng)計部門不應只服務于政府本身的決策過程，而且更應服務于推動發(fā)展本地公共信息場。政府部門不應以本屬公共信息的統(tǒng)計資料盈利，更不應限制民間商業(yè)信息服務行業(yè)的成長。

　　信息業(yè)在中國和在發(fā)達國家一樣已經成為經濟整體增長的支柱產業(yè)。但在中國目前信息產業(yè)主要還只是信息工具的制造工業(yè)，而不是以信息內容本身作為主要的服務項目的信息服務業(yè)。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上發(fā)達經濟的實物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服務業(yè)的產值及雇員人數都已超過制造業(yè)，而且比重越來越大。在信息經濟中，這也是一個必然趨勢，是當前發(fā)達國家正在經歷的轉型，也是中國信息經濟發(fā)展的下一階段的重大戰(zhàn)略結構轉變。而信息市場化（有別于信息工具的市場化）是新階段發(fā)展信息經濟所必需。只有在市場中的競爭淘汰才能不斷提高信息的質與量。

　　在改革開放之前，國營商店的產品貧乏和服務質量低劣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的初期，曾經用責任制等等各種辦法來試圖改進，但效果不佳。真正解決零售業(yè)的產品和服務問題的，是市場的機制。市場的競爭淘汰迅速地提高了服務質量，極大的增加了產品的數量，改善了產品的質量，豐富了產品的品種。今天，中國的百貨行銷全世界，不僅價格便宜，而且質量愈來愈好。

　　相比之下，中國的信息經濟還很不發(fā)達，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信息品種少，質量低，服務差。這不僅體現在商業(yè)信息上，也反映在政府信息上。有時政府官員披露的信息不準確，不一定是他有意隱瞞，而是他沒有得到準確的報告。而沒有得到準確報告的原因也并不一定總是因為他或他的下屬無能或瀆職，而是因為準確的信息還不存在于政府或公共信息場之中。從官員品質來說，謊報是更嚴重的問題。但解決起來并不難：只要處罰謊報官員，鼓勵大家說實話就行了。但從國家整體來說，缺乏及時、準確、豐富的政府信息和公共信息則是一個更不易在短期內解決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對基層上報的數字“帶水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種種現象，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甚至對于以“保密”為借口來掩飾自己的糊涂這一現代經濟中的自殺行為，也認為很自然，可以理解。然而，在經濟日益信息化的今天，一個政府如果對本國本地的經濟缺乏準確的定量把握，將使其有效地作出正確的決策和有力地貫徹政策的執(zhí)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其實，這并不是必然如此的，中國現階段的經濟能力和技術水平也早已領先于政府目前的“數字能力”。其關鍵就是因為沒有建立起發(fā)達的信息市場，淘汰帶水份的劣質信息。政府官員把信息壟斷在手里，自我感覺也許很好，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實際上，政府經營信息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就像改革前的國營商店，手中的產品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不出去”，掌握的是不少，但質優(yōu)的不多，品種、數量更缺。

　　在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國信息市場落后的局面不僅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整體的健康發(fā)展，妨礙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有效運轉，而且在非典疫情通報中的少、慢、差、錯的失誤，還嚴重地損害了中國政府和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公信度。從戰(zhàn)略的高度來看，中國信息市場落后的局面已經使中國在國際環(huán)境中的國家競爭力發(fā)展受到了很大的約束。

　　要改變這一落后的局面其實也不難。關鍵是各級政府官員對于信息要能像改革開放初期對物資那樣敢于放棄壟斷，開放市場。對于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中國政府官員來說，這已經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了。

　�。ㄈ�）更深層的反省：“太平盛世觀” 的泛濫

　　有人說，非典就像是中國的“9。11”。從民眾的心理反映上來說，這話很有道理。多年來提倡建立憂患意識，非典一來，發(fā)現離真正建立憂患意識還差得很遠。

　　中國的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在危機頻仍的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成就。同時也在相當一部分國人當中產生了驕躁的情緒，認為“中國只要再這樣發(fā)展二十年，就和美國旗鼓相當了”。

　　驕躁情緒的典型表現形式之一，是對國際環(huán)境的種種變動缺乏心理準備，往往第一反應就是不耐煩，抱怨別人“沒事找事”，認為我們中國并不想侵犯別人，我們只想埋頭發(fā)展中國自己的經濟，“為什么你們總要跟我們過不去？！”

　　驕躁情緒的典型表現形式之二，是急于在世界上出頭。事事都想圖個世界第一的名頭。第一高壩，第一高樓，第一大橋，花樣翻新，名頭百出。至于經濟效益，常常只從正面以籠統(tǒng)的“整體效應”論證，而生態(tài)與安全的考慮，更是大而化之。即使“9。11”事件的發(fā)生，也沒能使人重新反思，一廂情愿地期望“這種事只會發(fā)生在別人頭上”。

　　凡此種種，都可以稱之為一種“太平盛世觀”。也許還很少有人用這個詞，但這種心態(tài)是相當普遍存在的，而且不止存在于中國。這種世界觀認為，科學技術和文明的進步發(fā)展到今天，終于已經使人類擺脫了自有生命以來就有的饑餓、疾病和侵食這自然之母協(xié)調生態(tài)平衡三大法寶的控制，已經懂得了如何和自然相安而處，和同類相安而處。

　　中國歷史上王朝鼎盛時期，已有太平盛世之說。那時候，除了極少數通曉古今的文人，絕大多數人感覺不到跨越許多代才顯現出來的生態(tài)退化和官僚機構膨脹的速度。

　　與今天“太平盛世觀”類似的心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發(fā)達國家中也流行過。那時人們自以為科技的發(fā)展已經賦予人類控制、駕馭自然界的能力。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特別是戰(zhàn)爭的殘酷血淋淋地展現出來以后，人們才意識到，最難控制、駕馭的是人類自身的野性。

　　小布什政府上臺以后的強硬路線，特別是“9。11”以后展露出來的軍事擴張的進攻戰(zhàn)略，給“太平盛世觀”罩上了烏云。但是，持“太平盛世觀”的人，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對人類未來文明發(fā)展的烏托邦式的信仰。他們認為，主導布什政府國際戰(zhàn)略的強硬派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歷史的發(fā)展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其實，只要擺脫了對人類文明理性的自戀迷思，很容易就能看到這個世界并不太平。

　　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擺脫了貧困的人口，在當今世界上仍然只是人類總數中的少數，集中在經濟發(fā)達國家和少數所謂“新發(fā)達國家、地區(qū)”。這些地區(qū)能實現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的關鍵要素，是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的近六十年來在世界的主要強國之間沒有發(fā)生大戰(zhàn)。這在五百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大戰(zhàn)在這段時間內被遏制，并不是因為人類在理性的啟迪下終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是因為人類發(fā)明并大量制造出了可以在一瞬間摧毀人類文明的核武器。比較幸運的是，在戰(zhàn)后形成的兩極世界中，美蘇兩個超強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性，及時地在“有保障的互相摧毀”的核威懾基礎上達成了避免熱戰(zhàn)的默契。冷戰(zhàn)結束后的最初十年內，盡管一個超強已經解體，這種默契仍然得以保存。然而，小布什政府上臺后，退出了“有保障的互相摧毀”的第一支柱－反彈道導彈協(xié)定，最近并進一步醞釀退出作為核威懾和平第二支柱的禁止核試協(xié)定。布什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強硬派早已公開宣告，作為唯一超強的美國將擺脫核威懾的約束，從而使自己再次獲得可以主動使用核武器的選擇。問題是，核武器已經擴散到了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美國出于地域戰(zhàn)略的短見，放棄對印度核試的制裁，無異于向世界宣告：任何有能力制造核武并愿意公開進行核爆的主權國家都可以自行加入核俱樂部。這一舉動，等于宣告了禁止核擴散的國際協(xié)定－核威懾和平最后一個支柱－的破產。

　　在星際太空中航行的地球，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一艘孤零零的輪船。船上的人開始時是用拳腳相爭。后來發(fā)明了刀劍，流血傷亡的速度大大加快。最后，終于發(fā)明了火藥。船上的兩伙強人制造并囤積了大量的火藥。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任何一方對對方使用火藥，都有可能引爆火藥庫而使輪船沉沒。一時間，除了兩強代理人之間的小打小鬧之外，連刀劍都入了庫。這并不表明船上的人已經學會了和平相處，更不說明輪船已經達到了安全的彼岸。就在兩強之一撐不住散伙之后，火藥在許多團伙中開始擴散。也許其中一個小團伙的火藥庫不至于炸毀輪船，但誰也不知道其他火藥庫會不會相繼被引爆，最終還是導致沉沒。

　　“9。11”事件的發(fā)生，說明發(fā)達經濟的繁榮舒適是多么地脆弱。即使還沒有人去點燃一個火藥庫，也會有許多其他難以預料的方式造成大規(guī)模的恐慌、動亂和摧毀。美國對此的回答是刀劍齊出，四處搜尋。這一選擇能否最終找到一個新的以世界公認美國作為國際警察與法官地位的暫時和平，還是會導致更多的混亂和動蕩，現在誰也下不了結論。

　　在這近六十年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超強和平年代的最初8年里，中國還處在內戰(zhàn)、外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之中。之后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少有幾年的安穩(wěn)時間。外部開始是西方的封鎖，后來蘇聯(lián)也加入其中，中國被兩強夾在當中。內部長期被恐外排外和驕躁冒進的情緒所控制，自己折騰自己。直到1970年代初中美和解，這種局面才開始被打破，從與兩強同時為敵的形勢，轉變?yōu)閺膬蓮娤酄幹蝎@利的格局。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才終于擺脫了1919年以來的排外情緒，全心投入經濟建設，搭上了全球經濟發(fā)展的晚班車。

　　“太平盛世觀”思維的致命弱點在于它假定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國際環(huán)境還會基本保持下去，而沒有看到，過去二十多年的國際環(huán)境：是特殊而不是常態(tài)。有了二十多年的繁榮，不能忘記百年的滄桑和千年的盛衰。從長遠的世界歷史維度來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能長久繁榮、登上輝煌，關鍵不是看她是否在順境中發(fā)展速度如何，而是看她在面對大危難、大災變時是否能沉著應對，成為經歷大難之后生存下來的強者。

　　必須看到，當前國際局勢動蕩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僅僅由于一兩個國家的政府一時的心血來潮。地球孤輪早已超載，而且愈來愈擁擠。即使不被火藥庫爆炸沉沒，她本身就在慢慢地下沉。美國人現在的生活方式所耗用的世界資源，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是不可持續(xù)的，也是不可能為世界上所有人共享的。相比之下，西歐國家顯得好一些，他們在環(huán)境保護以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方面比美國的立場積極得多。但是，西歐人現有的生活方式同樣是不可持續(xù)、無法共享的。他們對世界石油資源和許多其他資源有比美國更大的依賴性。而且，他們的經濟競爭力難以超過美國，所以也不能期望歐美之間的和平的經濟競爭能使美國的擴張政策有所收斂。在關鍵的國際爭端問題上，歐洲最終還是要借助美國的武力來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

　　中國過去二十多年所實現的是從地球之輪比較底層的艙位爬升到比較高層的艙位，而且爬升的速度比輪船下沉的速度快得多。當處在比較底層的時候，還顧不上或不大容易看到整艘輪船是否在下沉。對于一個小國弱國來說，即使看到了輪船在下沉，除了大聲疾呼之外，也作不了什么。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開始騰飛的大國來說，形勢正在發(fā)生根本的變化。中國迄今為止所走的經濟發(fā)展的路子，和其他發(fā)達國家及“新發(fā)達國家地區(qū)”走過的路子并沒有根本的不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主要石油進口國之一，而且對國外石油的需求量還在迅速上升。如果中國按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達到美國今天的能源平均消耗水平，就是全世界的石油出口總量加起來也不夠中國用的。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淡水、植被、土壤等等資源正在被迅速地耗損，因此農業(yè)自然資源的進一步開采也已接近衰竭的極限，今后中國不可避免地會走上農產品進口大國的道路。我們可以指責西方一些評論家的“中國威脅論”聳人聽聞，因為他們認定中國在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受到資源約束的時候，也同樣會走上西方發(fā)達國家走過的軍事擴張的老路。我們譴責他們是無中生有，因為我們愛好和平，沒有侵略的意圖。但是其實我們自己也還沒有找到一條即保持經濟增長，又不與其他國家爭奪資源的道路。過去我們一直把這些問題推托到將來再說，但現在這個“將來”已經在眼前了。

　　為了保障穩(wěn)定石油進口的戰(zhàn)略需要，中國的能源公司已開展對世界上許多產油區(qū)的投資，包括中東。像伊拉克戰(zhàn)爭這樣的事一發(fā)生，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利益就會受到影響。由于中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很高，因此如果主要海路出現堵塞，主要貿易國出現經濟危機或保護主義浪潮，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所有發(fā)達國家的國家利益都不局限與本國國界之內，而是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和當地主權國家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中國也不例外，至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條能向世界證明是可以例外的路子。

　　在這樣一個日益擁擠的地球上，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強國還是弱國，認為自己可以用“于世無爭”的態(tài)度就能換來“相安無事”，實在是太天真幼稚了。面對這樣一個多處潛伏危機的不太平的世界，只顧搞經濟是不夠的。如果是“埋頭搞經濟”，只顧及應付眼前三個月到一兩年，就是十分危險的了。

　　從官員和民眾這次對非典沖擊的反應來看，中國應對災變的能力亟待提高。在監(jiān)控預警，應急動員系統(tǒng)等方面的建設還差距很大。這類系統(tǒng)應當不僅僅是針對非典這樣的突發(fā)事件，而且應當具有相當的可塑性和群眾基礎，才能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是應對，而是要有長遠的戰(zhàn)略前瞻，主動的策劃，積極的準備，不懈的警戒。由于現代社會中經濟和信息的高度國際相關性，只在突發(fā)事件出現后才去應對已經是遠遠不夠了。

　　美國新建立的國土安全部把過去聯(lián)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許多職能部門綜合在一起。這些部門的功能有一些是在“9。11”之后設立的，但很多是過去就有的。美國政府這兩年國際戰(zhàn)略的大調整，也是在十幾年前冷戰(zhàn)剛剛結束后就開始醞釀，在小布什上臺以前早就成熟的。我們可以不同意小布什政府在美國戰(zhàn)略界這些年發(fā)展起來的諸多國際戰(zhàn)略調整方案中所作的現在的這個選擇。但作為一個大國，美國在多年中建立起來的這套戰(zhàn)略策劃系統(tǒng)，使美國能具有戰(zhàn)略前瞻的國家能力，對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期的世局變遷，能作出積極主動的謀劃、準備和調整，卻是值得中國認真借鑒的。

　　20世紀前一半的國際局勢被兩次世界大戰(zhàn)所主導，后一半被“有保障的互相摧毀”核威懾籠罩之下的冷戰(zhàn)所主導。21世紀會怎么樣？在短短的三年多時間里，我們已經經歷了科技股市崩盤和美國公司信任危機所帶來的全球性的經濟衰退，“9。11”恐怖襲擊，阿富漢之戰(zhàn)，被稱為是第一場“新世紀戰(zhàn)爭”的伊拉克之戰(zhàn)，和被稱為是“新世紀第一場流行病”的非典。過去五十多年世界沒有大戰(zhàn)，雖然小戰(zhàn)不少，但在世界上握有最具軍事摧毀力的十來個國家中，戰(zhàn)爭的恐怖和殘酷已經漸漸地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淡漠、褪色了。現在的年輕一代也不像我們的祖輩那樣珍惜和平的來之不易了。靜極思動，樂極生悲。世界正在人類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中失衡。非典是給中國敲的一記警鐘。如果我們能從中悟出真諦，國運重新復興昌盛之門才能敞開。

　　初稿2003年5月30日

　　完稿200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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