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筆名冷觀，四川成都人。

　　在新聞史上巍然屹立的《大公報》之所以成為第一流的大報，與兩個關鍵人物張季鸞、胡政之是分不開的，穿長衫不穿西裝、富有文人氣質的張季鸞生前沒有出過文 集，他不無自嘲地說自己的文章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了。直到他去世后，十五年的老搭檔胡政之才給他編了一本《季鸞文存》。穿西裝、像個老板的 胡政之則沒有這樣的幸運，當《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由后人編輯成書、終于出版時，離他謝世幾近60年過去了。

　　在了解民國初年這段歷史時，我常常會想起只活了32歲的杰出記者黃遠生留下的那本文集《遠生遺著》，那幾乎是一部活的民初史，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胡政之 自1912年進入《大共和日報》，到1948年在上海病故，兩度主持《大公報》，手創(chuàng)國聞通訊社、《國聞周報》，他在新聞舞臺上活躍的時間大致上與民國在 大陸的三十八年相始終，傾注著一代報人畢生心血的《胡政之文集》，厚厚的兩本，上千頁，正是他留下的一部時代實錄，我們幾乎可以當作“一個人的民國史”來 讀。

　　在同時代的報人中，胡政之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他很早就認識到中國人缺乏世界知識，這是中國社會進步遲緩的重要原因，從他進入新聞業(yè)早期開始，他就非常重 視對中外關系、國際形勢的報道、評論，日本人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時，他還是《大共和日報》的駐京特派員，在信息封鎖很嚴厲的情況下，他每天千方 百計獲取點點滴滴的消息，以電訊形式發(fā)給報社，留下了那段交涉中的許多蛛絲馬跡。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直非常關注，不斷發(fā)表有見地的文字。他認為要養(yǎng)成國 人對世界的判斷力，就必須加強對國際事務、世界潮流的系統(tǒng)報道，讓讀者明白來龍去脈。他是唯一全程采訪了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這是他一輩子引以驕傲的一 段。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曾作為中國訪英團代表之一，前往英國從事民間外交，抗戰(zhàn)勝利后，他成為出席舊金山聯(lián)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之一。在這期間，他發(fā)表在《大 公報》上的通訊《十萬里天外歸來——訪英游美心影錄》、《紐約歸鴻》、《美國歸來》等，都顯示了他健全的國際知識和他的遠見卓識。我以為，《大公報》的國 際報道和評論始終高人一籌，在同時的報紙中顯得出類拔萃，這與他的重視以及他對國際大勢的清醒認識是有很大的關系。

　　胡政之是個非常理性、嚴謹的人，他的文章也是以說理見長，而不是以文采取勝，他的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踏實，誠懇�？梢哉f，他的采訪、政論和時評都是如 此。他一生心無旁騖，一直沒有離開心愛的新聞事業(yè)，幾乎親歷了那個時代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是許多事件的重要見證人，除了上述外交史上的幾次大事，包 括張勛復辟，張作霖退出北京，東北易幟，大革命風暴中的武漢，“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等等。他采訪過的各方面人物也可謂多矣，無論面對如何顯赫的政 要，他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并以平視的眼光看待，國民黨掌握政權之后，他曾多次采訪蔣介石、胡漢民、閻錫山、白崇禧、張學良、李宗仁、于右任等人，在他的筆 下，我們看到的是這些歷史人物具有個性的舉止、談吐。他第一次在南京見到蔣介石，時在1930年，“綜觀蔣氏態(tài)度，出語甚少，而聽話頗凝神注意�！痹谑Y的 居所，他沒有看到舊日軍閥窮奢極欲的氣象，也沒有看到時髦闊人的歐式生活痕跡�！靶愿裰攪馈眳s“雄辯滔滔”的胡漢民，“議論明快，口若懸河”，與蔣的“木 訥”正好構成鮮明的對比，只是這位立法院長的住所比蔣處更狹小，起居也更為儉樸簡單。

　　“九一八”事變后，他是第一個見到張學良的記者，張親口告訴他，自己早就下令，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率先遭到攻擊的沈陽北大營，那里的東北軍其實是沒有武 裝的，他們的軍械事先都被收繳，存放在庫房里。身為東北軍主帥，年輕的張學良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個事變將意味著什么。這些第一手的采訪報道迄今還沒有受到 歷史研究者的重視。

　　在波詭云譎的大時代里，胡政之有著很清楚的角色定位，那就是做一個報人，在這個位置上發(fā)揮作用，對于辦報、如何做記者他都有很獨到的見解。早在1917 年，他就提出新聞事業(yè)的天職有兩個，一是報道真確公正的新聞，一是鑄造穩(wěn)健切實的輿論。到1934年，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中國為什么沒有輿論》，他的 答案是：“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國國民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說真話，而且不許人說真話！因為不許說真話，所以整個社會，充滿著詐偽、虛驕、自欺欺人的空 氣，把人生也弄成空虛而沒有意味。久而久之，誰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彼�認為新聞記者的責任很重大，不僅要說真話，而且要和史官一樣兼有才、學、 識。他一再強調，新聞事業(yè)是國家公器，不應該只看重營利，雖然他不反對賺錢，但不能專以賺錢分紅為目的，如果只為了求利，世間其他的買賣很多，何必辦新聞 事業(yè)。他說，新聞事業(yè)也不應該為政治利用，而是要為公理張目。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不能與政治絕緣，但新聞紙應該以極超然的態(tài)度，公正是非，為公理公益監(jiān)督 政治。新聞記者運用這個公器，是需要勇敢，智慧，果決，明敏，謙遜，自制；
要有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他的許多思想，今天看來還是一點都不落伍。我特別留意到 1944年4月他發(fā)表的那篇廣播講話《憲政風度》，將“憲政風度”簡明地概括為四個要點，一是服從法律，二是尊重自由，三是公道競爭，四是容納異己。他明 白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養(yǎng)成的，但除了這條道之外，人類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出路。

　　讀完此文我猛然想起他的法學背景，雖然他一輩子獻身新聞業(yè)，他心中的憲政夢卻是不曾磨滅過的，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推動中國。1948年，當他在輾轉 在病床之上，即將離開人世時，他棲身的這片大地正面臨著天翻地覆的變化，未來他已看不到了，他與那個時代一起合上了雙眼。他的生命已經完成，他沒有虛度此 生，他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了那個大起大落、流血流淚、悲歌慷慨的大時代，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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