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性社會制度，它的誕生、擴張直至成為一個囊括整個世界的全球體系，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現實，是任何研究現代性問題的學者、尤其是左派知識分子所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并不隨著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而煙消云散，更何況我們今天正處于一個野蠻資本主義卷土重來的時代。馬克思的思想，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仍然是我們理解和分析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理論體系，盡管它本身應當甚至必須接受批判性的考察。這些可以說是我把握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社會理論的基本出發(fā)點。

　　19世紀產生于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伴隨著一種同質化想象，即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本質上同質性的社會制度將以不同的速度逐步從歐洲擴散到整個世界。這種想象中的不平衡運動曾經使馬克思擔心，歐洲在建立社會主義時會遭到仍然處于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亞洲的包圍。但是，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使馬克思的預言落空，而且促使人們把眼光從歐洲擴展到世界的各個地區(qū)，研究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復雜矛盾的歷史過程。我籠統(tǒng)地稱之為“世界體系理論”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論的和歷史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考在20世紀下半葉的表現。從實踐的角度講，它們與19世紀殖民體系的解體，特別是與中國、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有著直接的聯系。從理論上講，它們既是對作為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的現代化理論和發(fā)展理論的直接的回應，也是對“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關于同質性的資本主義理論的批判和修正。從20世紀60年代起，弗蘭克發(fā)表了一系列后來被命名為“依附理論”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基本矛盾、壟斷結構和全球擴張，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來所謂第三世界）欠發(fā)達狀態(tài)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與宗主國中心“典型”和“純粹”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作出鞭辟入里的歷史分析和理論闡述，成為戰(zhàn)后批判的社會理論和發(fā)展理論最有價值的遺產的一部分，對于我們理解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也許正因為如此，當弗蘭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銀資本》里斷言，資本主義不過是馬克思等人虛構的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神話”時，我們自然就會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劇變”，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劇變”。在80年代（實際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機，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發(fā)生了里根—撒切爾革命，許多左派知識分子相繼發(fā)生政治的和理論的轉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政治經濟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轉移至此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蘭克批判的鋒芒也是在這個時候從資本主義轉向歐洲中心主義的。我本人對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沒有任何異議。相反，我認為這樣的批判必須深入持續(xù)地進行下去，而不能僅限于作出某種象征性的姿態(tài)。在我看來值得考慮的僅僅是：對于資本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認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對立起來，對于理解、批判資本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都是有害的。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里給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務是全面顛覆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歷史學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理論，在他所開列的必須對歐洲中心主義社會理論負責的名單里，包括從馬克思、桑巴特、韋伯到帕森、湯因比、波拉尼、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在內的許多思想家和重要學者，而且為了表示與“昨日之我”的徹底決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蘭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為了便于操作起見，僅限于和“世界體系理論”有關的那些作者。

　　第一節(jié)依附性與欠發(fā)達：另類資本主義？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發(fā)式和生產關系基礎上的階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睂嶋H上，馬克思這樣做還有著更深層的理論考慮，那就是像物理學家那樣，“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tài)進行的條件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純粹”形態(tài)。[1]事實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規(guī)范的理論語言闡述典型而又純粹的資本主義形態(tài)，說明在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關系中，與以往主要依靠超經濟手段剝削經濟剩余的社會形態(tài)不同，新型的權利關系怎樣產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其弊則在于歷史資本主義自始至終都是不純粹的。這種不純粹性在很長時間里適用于發(fā)達資本主義中心國家，而在邊緣地區(qū)它甚至可以說是那里的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例如，與中心國家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雇傭勞動或自由勞動不同，邊緣地區(qū)主要依賴于非自由勞動，但后者與前者一樣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為同一個世界生產并提供經濟剩余。換言之，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必須能夠說明，同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同形態(tài)資本主義的共存，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后果。因為，資本主義不僅在每一個國家內部導致階級分化，而且導致世界規(guī)模的結構性兩極分化。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區(qū)，殖民統(tǒng)治使得階級關系與民族關系、種族關系彼此纏繞、彼此滲透，進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難。

　　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里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歐洲中心主義錯誤。其實，這樣的錯誤，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也僅僅是現成地使用了“資本主義是在16世紀產生于歐洲”這樣一個公認的理論前提。弗蘭克早期著作關注的焦點并不是歐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發(fā)達狀態(tài)：何謂欠發(fā)達（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樣產生的？如何才能消除這種讓絕大多數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狀態(tài)？等等。弗蘭克在芝加哥大學念書的時候，也正是美國主流學術界致力于生產現代化理論和發(fā)展理論的時候。對于所有這些理論來說，傳統(tǒng)/現代的二元對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謂欠發(fā)達狀態(tài)不過是羅斯托夫（Walt W.Rostow）所說的現代化起飛之前的“傳統(tǒng)”狀態(tài)。弗蘭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欠發(fā)達》的序言里說過，1959年，當他第一次來到拉丁美洲的時候（臨時性地參加學術會議），正處于一種理想上的分裂狀態(tài)，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場與學術上的自由主義社會科學之間的分裂狀態(tài)。盡管他在大學里就與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格格不入，但在考慮拉丁美洲的發(fā)展問題時，仍然離不開他在學校里學到的那些知識；
資本匱乏、妨礙儲蓄和投資的封建制度和其他傳統(tǒng)制度、政治權力集中在農村的地主寡頭手里等，一句話，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傳統(tǒng)”阻礙了它的現代化。這種分裂狀態(tài)使他意識到，要想從事符合欠發(fā)達國家人民利益的社會科學研究，成為一名具有社會和政治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不僅要放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生產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而且要放棄宗主國的生活環(huán)境，進入到欠發(fā)達國家內部，成為那里的人民的一員并在那里學習真正的政治科學和政治經濟學。帶著這個想法，弗蘭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魯瑪領導下的加納和塞科•圖列領導下的幾內亞，考察這些剛剛獲得解放的前殖民地進行的政治經濟變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決定：辭去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教職，來到拉丁美洲。[2]如果不是撒切爾所說的“為智利帶來民主”的皮諾切特發(fā)動的軍事政變，他現在可能還在那里。

　　當然，弗蘭克并不是剛到拉丁美洲就成為依附理論家的。他最早發(fā)表的幾篇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包括討論墨西哥革命的二重性和土地改革問題的文章，仍然把個別的民族國家作為自明的前提和分析單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封建主義”一詞。在當時的拉丁美洲學術界和思想界（包括自由主義和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意味著以下幾方面的含義：一、從15世紀末以來，伊比利亞殖民統(tǒng)治者把拉丁美洲建設成一個頑固的封建堡壘；
二、發(fā)達資本主義地區(qū)是在與世界其他地區(qū)毫無關系的條件下完成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而拉丁美洲則始終閉關自守，從而停留在封建狀態(tài)；
三、類似的傳統(tǒng)與現代的對立不僅存在于不同的國家之間，而且同樣存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內部，所以不同學術背景和政治立場的人都承認拉丁美洲是一個二元社會：一部分是傳統(tǒng)的落后的農業(yè)的封建社會，另一部分是現代的都市的（工業(yè)和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其中每一個社會都基本上不依賴于另一個社會而存在；
四、帝國主義主要表現為外國的經濟剝削，而不是在拉丁美洲建構了一種不同的資本主義。上述這些“傳統(tǒng)”特征決定了拉丁美洲的欠發(fā)達，主要表現為普遍而持久的貧困。所謂的“封建主義”在這里是指，拉丁美洲是一個封閉的拒絕變革的傳統(tǒng)社會，尚未納入到世界市場經濟之中，即按照進化論歷史觀還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但是，弗蘭克很快就發(fā)現，這樣的解釋與拉丁美洲數百年的歷史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并形成了他自己對拉丁美洲社會性質的獨特見解，正是這些見解構成依附理論的基礎。其主要觀點可以表述如下：拉丁美洲本身是“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實際范圍內擴展的產物，這樣的擴張在其所到之處同時表現為中心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與邊緣地區(qū)的經濟欠發(fā)達的辯證過程，二者始終互為因果，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國際領域，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表現為宗主國中心與邊緣地區(qū)的差別和對立，在國家或地區(qū)內部表現為“現代”與“傳統(tǒng)”、“發(fā)達”與“落后”、城市與鄉(xiāng)村、工商業(yè)與農業(yè)的差別和對立。如果不是把這個過程視為同一個資本主義的辯證發(fā)展，那么就會認為存在著二元社會，即存在著兩個體系：一邊是富裕的“資本主義世界”，另一邊是貧窮的“封建”世界。問題在于，將近五個世紀以來，美洲大陸始終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且是一個做出特殊貢獻的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欠發(fā)達”決不是什么封建秩序的產物，而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參與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結果。這就是說，拉丁美洲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體系怎么會有興趣在拉丁美洲建立一個封建的即封閉的社會體系呢？它能從這樣的體系中得到什么好處呢？實際上，資本主義做的事情恰好相反。[3]在來到拉丁美洲之初，弗蘭克還寫了《援助還是剝削？》（1963年）、《帝國主義的機制》（1964年）、《軍政府的經濟學》（1965年）等文章，在拉美各國引起激烈的論戰(zhàn)。通過這些論戰(zhàn)它對拉丁美洲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同時也不是沒有付出個人的代價。[4]但在建構依附理論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智力欠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巴西欠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本主義與巴西農業(yè)中的封建主義神話》，以及理論色彩較強的《欠發(fā)達發(fā)展》和《發(fā)展社會學與社會學的欠發(fā)達》。

　　所謂依附性決不是通常所說的互相依存的關系，而是從屬或屈從的不平等的權利關系，依附理論是關于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形式的理論。從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結構的角度講，這樣的“發(fā)展”形式只存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而這種所謂的“發(fā)展”的結果是通過價值的轉移，促進了資本主義中心地區(qū)的發(fā)展或發(fā)達，同時導致了邊緣地區(qū)的欠發(fā)達。和廣為流傳的看法（例如，羅斯托夫的經濟發(fā)展階段論）相反，欠發(fā)達不是一種原始的和傳統(tǒng)的狀態(tài)，也不是現在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經濟發(fā)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欠發(fā)達國家的過去和現在與發(fā)達國家的過去沒有任何重大的相似之處。“目前的發(fā)達國家的過去雖然可能經歷過未發(fā)展狀態(tài)（undevelopment）,但是決沒有經歷過欠發(fā)達狀態(tài)(underdevelopment)�！盵5]所謂未發(fā)展狀態(tài)并非指一個社會的經濟停滯不動或不存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換關系，而是說這樣的經濟關系不是理由對暴力和資本的兩段有意識地規(guī)劃和建構起來的�，F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征服與以往的帝國征服活動的本質在于，這種新的帝國征服方式就其性質而言從屬于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前資本主義征服者的典型做法是，把原來的統(tǒng)治者消滅掉并取而代之，但他們一般并不改變被征服者原有的生產體系，只是強迫他們向自己繳納貢稅�，F代歐洲人所做的則不同，他們系統(tǒng)的徹底地摧毀了殖民地原有的生產體系以及整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結構，并且按照宗主國中心資本積累的需要，強迫殖民地人民接受一種異己的人為建構的經濟體系。在奴隸貿易時代，非洲人并沒有站在岸邊等著跳上船去飄洋過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洲的黃金、白銀、糖和咖啡也不是“自然”的恩賜，生產這些產品必須在當地建立特殊的社會組織。弗蘭克指出：“經濟的發(fā)展（或發(fā)達）與欠發(fā)達并不是一種相對的量的（relative and quantitative）關系，即人們通常所說的A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高于B國；
相反，它們是一種關系性的質的（relational and qualitative）關系，即A國與B國的經濟有著結構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正是在A國與B國的關系中形成的。發(fā)展（或發(fā)達）與欠發(fā)達是同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充滿矛盾的經濟結構和過程的產物。我們不能把它們視為不同經濟結構或體系的產物，也不能視為同一個體系之內不同經濟增長階段之間的差異�！弊詮�16世紀被征服以來，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種與歐洲相比，首先不在于發(fā)展水平高低，而在于性質迥然不同的外向型依附性經濟，正是歐洲殖民統(tǒng)治者強加的這種衛(wèi)星國地位決定了拉丁美洲始終擺脫不掉的欠發(fā)達狀態(tài)。

　　這就意味著如果要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某一特定地區(qū)的發(fā)展與欠發(fā)達，就必須把它放置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體系的結構之中來確定它在其中的位置。弗蘭克指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全球理論來思考和解釋我們所面對的整體現實，即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主義，“如果我們要理解拉丁美洲，就必須從創(chuàng)造它的世界體系開始，并且擺脫畫地為牢的民族國家的框架。”[7]從方法論角度講，對資本主義形形色色社會關系的理解將不再是孤立地一個接一個地分析每一個大陸、地區(qū)和國家，而是著眼于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過程，同時又要考察各個地區(qū)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分析世界各個地區(qū)特殊的資本積累發(fā)式和過程與這個全球過程的關系。在歐洲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fā)展經驗基礎上建構的各種社會理論，包括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理論都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另一方面，欠發(fā)達與資本主義之前的“未發(fā)展”狀態(tài)有一個根本的區(qū)別，這就是欠發(fā)達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特殊的商業(yè)資本主義。如果說資本主義中心地區(qū)先后經歷了商業(yè)資本主義、工業(yè)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的話，弗蘭克認為在欠發(fā)達地區(qū)，中心—邊緣關系的基本性質卻始終是面向世界市場的商業(yè)性的，而不管這些關系看上去是多么的“封建”，這是因為宗主國中心地區(qū)的發(fā)展是阿明所謂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主性發(fā)展（autocentric development），而欠發(fā)達地區(qū)的依附性發(fā)展卻始終是以中心地區(qū)的需要和利益為轉移的出口經濟。在《智利欠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發(fā)展》中，弗拉克指出：“智利主要的出口產品改變過好幾次，每一次都是因為這個出口部門成為潛在地可投資的經濟剩余的主要來源，但每一次這個出口部門都被宗主國中心所控制�！盵8]目前拉丁美洲最貧困的地區(qū)恰恰是歷史上與宗主國聯系最密切的地區(qū)。

　　但這并不是說，欠發(fā)達僅僅是一種從外部強加的“外部”狀態(tài)。一旦一個地區(qū)或國家淪為外部資本主義中心的邊緣地區(qū)，中心—邊緣的資本主義矛盾和剝削結構就會在其內部復制出來，按照這樣的原則來重新組織這個地區(qū)或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形成本地區(qū)或國家內部的中心的發(fā)展和邊緣地區(qū)的欠發(fā)達，從而成為本地區(qū)根深蒂固的“內在”結構。這種鏈條式連環(huán)狀態(tài)的控制與剝削關系使資本主義關系從資本主義世界中心向外延伸到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民族中心，再從那里延伸到更低一級的地方中心。比如說，整個拉丁美洲都是歐洲（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英國和美國）的邊緣，但在拉丁美洲內部，智利同時又是利馬的邊緣。智利的民族中心是圣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它們把智利其他地區(qū)的農業(yè)、礦業(yè)和商業(yè)都納入到日益擴張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來。通過這個互相聯結逐漸“下降”的中心—邊緣鏈條，即使是最與世隔絕的農業(yè)生產者也與資本主義世界中心聯系起來，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組成部分。邊緣地區(qū)的經濟剩余就是通過這樣的鏈條逐級轉移到各個層次的中心。拉丁美洲最“封建”的大地主莊園實際上是典型的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只是在宗主國中心不再需要它們生產的產品之后，它們才陷入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狀態(tài)。在發(fā)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心與殖民地的民族中心和地方中心之間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qū)別，即由于后者本身處于依附性的邊緣地位，它的發(fā)展必然會遇到世界資本主義中心所不知道的各種限制，因而根本不可能重復發(fā)達的世界中心所走過的發(fā)展道路。依附性資本主義造就了邊緣地區(qū)特有的流氓資產階級（lumpenbourgeoisie），除了來自宗主國中心的限制，使邊緣地區(qū)無法走上自主性發(fā)展道路的，就是這個其禮儀主要與宗主國中心而不是國內市場相聯系的依附性資產階級。美國和拉丁美洲的“主流社會”都是由歐洲人的后裔構成的，他們的截然相反的命運原因不止一端，但在殖民地時期形成的不同性質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弗蘭克在好幾部著作中都對19世紀美國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流氓資產階級的決戰(zhàn)進行比較分析，美國南方的流氓資產階級的失敗和拉丁美洲同一個階級（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自由貿易”虔誠的信奉者和堅定的維護者）的勝利，最終決定了它們各自不同的命運。[9]

　　弗蘭克的依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很有爭議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阿根廷馬克思主義者拉克勞在《拉丁美洲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文里提出的批評。拉克勞認為，弗蘭克對二元社會的批判以及拉丁美洲從一開始就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觀點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和正確的，但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本身即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問題在于弗蘭克是在商品交換領域而不是生產領域使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術語的，因此把是否與市場尤其是世界市場相聯系視為區(qū)分兩種社會形態(tài)的決定性標準。拉克勞遵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資本主義的解釋，一方面把資本和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嚴格區(qū)分開來，因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統(tǒng)治階級不僅剝削直接生產者創(chuàng)造的經濟剩余，而且其中商品化的那部分也可以轉化為相當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10]另一方面，拉克勞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積累時，是在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而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和商業(yè)利潤的來源時，是在描述一個“經濟體系”，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可以包括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的”。[11]這樣，說拉丁美洲是封建社會，就無需像二元論者那樣硬說它是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社會；
同時，說拉丁美洲自始至終參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也并不像弗蘭克所說的那樣，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拉克勞堅持按照生產方式來理解不同社會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像弗蘭克那樣從流通領域而不是生產領域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只能描述拉丁美洲怎樣成為歐洲宗主國的依附性邊緣地區(qū)，恰恰無法解釋他的基本命題：宗主國中心的發(fā)展導致了殖民地的欠發(fā)達。拉克勞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資本積累過程取決于利潤率，而利潤率又取決于剩余價值率和資本的有機構成。但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如果不能導致相應的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就必然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這就迫使資本從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和地區(qū)向有機構成低的部門和地區(qū)轉移，而主要是用超經濟剝削手段（形形色色的非自由勞動）的邊緣地區(qū)就成為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因此“宗主國中心的工業(yè)資本主義擴張必然要維持邊緣地區(qū)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盵12]在這里我不想過多觸及資本主義研究中的“生產范式”與“流通范式”之間的爭論，這至今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與世界體系理論關系密切的學者比較傾向于后者，或至少是模糊二者之間的嚴格區(qū)分。[13]我只想說明這個問題并不是空穴來風，而且與馬克思的理論中的一些模糊之處有關。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研究是一項“未完成的規(guī)劃”，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他寫道：“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
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
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14]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只能說勉強完成了前三項的研究，它成為各個流派的馬克思主義賴以發(fā)展的主要理論依據。我們無法猜測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研究的完成形態(tài)是什么樣子，無法猜測對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影響《資本論》的內容和結構，尤其無法猜測馬克思會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馬克思去世不久就出現了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需要，以及以列寧為代表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需要。這兩方面的“需要”都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正在或即將發(fā)生的結構轉換有關，同時也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研究不無關系，因為“帝國主義”的出現不僅要求社會主義者制定相應的行動戰(zhàn)略和策略，而且要求作出理論上的闡述。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希法亭的《金融早報》被公認為填補了這個理論的空缺。他們的特點是采用一種階段論的時間性敘事，即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道路段資本主義（這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同義詞或不同表述），以及從商業(yè)資本到工業(yè)資本，再到金融資本，從而避免了從理論上觸動《資本論》的風險。而且在當時的語境里，“帝國主義”是指歐洲資本主義中心國家之間的沖突，殖民地問題是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而不是從資本主義整體發(fā)展的角度提出的，因此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來說仍然只有一種補充的意義。但是，當時敢于冒這種風險的確有其人。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同樣是在帝國主義論戰(zhàn)的語境里寫作的（出版于1912年），但它不僅僅是策略層面的思考，而主要是在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層面上對《資本論》提出質疑，從而開啟了從整體上重新考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盧森堡是在擴大再生產這個問題上發(fā)現結構嚴謹的《資本論》的縫隙的。她在分析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里關于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論述，特別是從簡單再生產到擴大再生產的論述后指出，“這種立足資本主義生產的自足性和孤立性上的見解，我們認為不能解決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15]因為在封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無法解決一個對于資本積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礎的那部分不斷增長的需求從何而來?所謂積累就是不能把剩余價值全部消費掉(否則就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了)，而是必須讓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資本化，投入擴大再生產，從而創(chuàng)造更多的剩余價值。悖論的是，在剩余價值能夠重新資本化之前，又必須解決它的實現問題，也就是說，剩余價值必須被某些人消費掉。但是在一個典型的封閉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不論資本家階級怎樣置新教倫理于不顧，過著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們作為一個階級也只能消費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工人階級從社會總產品中取得一個確定的部分，其數最相當于社會總資本的可變資本，因此不論他們的生活水平較高或較低，他們所消費的那部分也不可能是剩余價值中重新資本化，即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那部分�？雌饋磉@里存在著一個矛盾：重新資本化的那部分剩余價值，資本家不會消費它，而工人無力消費它，所以是不可能得到實現的。然而，資本主義生產，就其本質來說，只能是擴大再生產：而且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每一天都在以擴大再生產的方式進行著，那就意味著剩余價值中重新資本化的那部分肯定已經實現了，只不過它們被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外的什么人消費了。盧森堡的結論是：“馬克思似乎一直是從一個錯誤的方向著手研究這一問題"，[16]這樣就無法說明這個至關重要的需求從何而來，也就是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是如何實現的。

　　那么，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為什么不能說明資本積累過程實際上如何進行以及在歷史上是如何完成的呢?盧森堡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整個圖式的前提本身，即試圖在資本家和工人是社會消費的惟一代表者的前提下，來說明資本積累的過程。從這個縫隙里盧森堡看到整個《資本論》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在《資本論》全部三卷中看出，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著普遍而惟一的統(tǒng)治地位。在這樣的條件下，圖式中當然看不到資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階級存在�！�…這個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權宜之計。現實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惟一支配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社會�！盵17]為了補救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的缺陷，盧森堡認為，剩余價值的實現必須假定一個“第三者”，即資本家和工人之外的消費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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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價值實現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以外的一個購買者階層。我們說購買者，而不說消費者，因為剩余價值的實現，最初就不是指剩余價值的物質形態(tài)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一點是在于，剩余價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資本家來實現，而是由那種屬于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結構來實現的。這里，可以設想兩種不同的情況。第一，資本主義生產供給超過自身需要（工人與資本家）以上的消費資料，其購買者是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例如19世紀英國的棉織品供給歐洲大陸的農民和都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農民）�！�…其次，從相反方面看，資本主義生產提供超過自己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并從非資本主義國家中找到購買者（例如英國工業(yè)在19世紀前半期供給美洲澳洲諸國建設鐵路的材料）。[18]

　　另一方面，剩余價值的實現并不是擴大再生產的惟一關鍵問題。很簡單，剩余價值的實現表明物質形態(tài)的產品已經售出，并以貨幣的形式回到資本家的手里。但是，積累的第二個前提是資本家必須獲得擴大再生產必需的物質要素。他們從什么地方獲得這些物質形態(tài)的東西呢?在這里 非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原材料的輸出地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fā)展之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世界總生產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果僅僅依賴在這樣狹隘的空間里所能獲得的生產要素，是決不可能達到它實際達到的高度的，甚至它的一般的發(fā)展也是不可能的。資本積累的物質要素同樣嚴重依賴非資本主義社會。盧森堡認為馬克思封閉的資本積累理論在這個問題上再一次遇到障礙：“為什么必要的生產資料及消費資料，都必須是資本主義生產呢？這個假定，正是馬克思資本積累命題的基礎，但它與資本的日常實踐和歷史以及這個生產方式的特質并不符合。1 9世紀前半期英國的剩余價值，大部分是以棉織物形態(tài)從生產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墒沁@些剩余價值用來資本化的物質要素，乃是表現為美國蓄奴各州所生產的原棉，或者表現為農奴制俄國田地生產出來的谷物（這是英國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這些東西確實是剩余產品，但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盧森堡認為，為了使已經實現的剩余價值在生產上得到使用起見，資本有必要越來越向全世界擴張，以便攫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可供無限制選擇的生產資料。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tài)和規(guī)律從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為了剝削的目的而占有各種生產力，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里搜索生產資料，“必要時從一切文化階段和一切社會形態(tài)那里用武力來奪取這些生產資料”。[19]所以，無論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還是獲得擴大再生產的物質要素，資本主義社會都離不開與非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交換。這種交換，一方面可以稱之為國際貿易（它從一開始就是資本主義歷史存在的首要條件），另一方面則是軍事擴張，從15世紀末以來它和國際貿易始終形影相隨。資本的擴張所遵循的不是黑格爾辯證法那種正反合式的內在擴張的邏輯，而是從一開始就表現為空間擴張的邏輯。表現為資本擴張、國際貿易和軍事征服的神圣三位一體。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討論“所謂原始積累”問題。這一章在整個《資本論》中處于一個非常特別的結構位置，目的在于跳出一種規(guī)范性的理論分析所造成的惡性循環(huán)。在涉及這個問題之前，馬克思已經論述了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暗�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像是在一個惡性循環(huán)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huán)，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盵20]這就是說，“原始積累”是構成資本主義積累起點的、但本身不是資本主義積累的資本積累。馬克思主要以英國農民為例說明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過程，同時也強調了歐洲資本對殖民地的掠奪。盧森堡認為成問題的是，這些都是從所謂“原始積累”的角度來分析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過程是附帶發(fā)生的，只是說明資本的發(fā)生史，即資本在世界上最初出現時發(fā)生的情況，似乎“原始積累”在某個時間點上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到普遍而又惟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分析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積累了。就我所知，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盧森堡是第一個指出，資本主義積累始終是與“原始積累”同呼吸共命運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在它十分成熟時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與它并存的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一個廣大的非資本主義世界構成的“資本積累的歷史環(huán)境”，而且這個非資本主義世界既然不會心甘情愿地充當這樣的“歷史環(huán)境”，對它們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tǒng)治也就是資本積累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帝國主義問題上，盧森堡和列寧、希法亭的階段論不同，“作為一個歷史過程來看，資本的積累不僅在它誕生時，而且直至今日，都使用暴力作為一個永久的武器�！北R森堡第一個指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的發(fā)展階段(哪怕是最高階段)，而且是在任何時候都與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連體怪胎。

　　在一定程度上，弗蘭克的依附理論、阿明的世界規(guī)模的積累理論和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都受到盧森堡關于資本積累的理論的影響，盡管他們都對她有所批評。就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布羅代爾也認為，“資本主義只是在其他生產方式的簇擁下，并犧牲其他生產方式，才能生存。羅莎•盧森堡在這方面的看法是正確的�！盵22]盡管在與拉克勞的爭論中得到沃勒斯坦的有力支持，[23]弗蘭克仍然覺得有必要就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作出進一步的澄清。早在1968-1969年，弗蘭克就與印度學者賽義德.沙阿合作編纂一部研究包括亞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整個第三世界的欠發(fā)達問題的文選，名為《欠發(fā)達讀本：理論、歷史和政策》，旨在全面說明不同的邊緣地區(qū)是如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并以其特定的方式為資本積累的事業(yè)做出貢獻的，但沒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受這部僅第一卷就長達1000頁的文選。后來弗蘭克把他為文選寫的導論擴展成兩部專著《世界性積累：1492-1789年》和《依附性積累與欠發(fā)達》。書還沒有寫完就發(fā)生了軍事政變以及隨之而來的驅逐出境，[24]它們實際上成為弗蘭克在拉丁美洲的事業(yè)的句號。這兩本書大致和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阿明的《世界規(guī)模的積累》都于70年代出版，標志著戰(zhàn)后以中國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為背景對全球歷史資本主義的思考進入一個新階段。

　　和盧森堡一樣，弗蘭克感到疑惑的是，假設原始積累作為真正的資本主義積累的起點，是否能夠跳出馬克思所說的惡性循環(huán)？如果說資本主義是從16世紀開始的，那么一方面在工業(yè)革命之前的幾個世紀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沒有占據統(tǒng)治地位，另一方面資本積累的事業(yè)卻在世界范圍內腳踏實地地展開和擴張，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概念是無法說明從那時以來整個世界實際歷史過程的多義性的，因此有必要對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作進一步的區(qū)分和界定。弗蘭克認為，所謂的原始積累不僅是指在時間上先于或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資本主義積累，如工業(yè)革命之前長達幾個世紀的資本積累，而且意味著這樣的積累是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如美洲的礦山和種植園。然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并不一定必須在時間上先于或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它可以而且確實與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同時存在。這就是說，原始積累，就其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積累而言，并不是一個時間性范疇，而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初級積累（primary accumulation）。[25]在歷史資本主義的各個發(fā)展階段，這種初級積累不僅為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雇傭勞動和相對剩余價值占據主導地位的“純粹”資本主義階段，它也始終在積累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故有人稱之為永久性的原始積累。更為重要的是，面對拉克勞、布倫納等人來自“生產范式”的批評，弗蘭克認為應該適當地修正關于資本主義的定義，以便正確說明不同性質的積累和不同的生產方式是如何在同一個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上文的分析表明，和盧森堡一樣，弗蘭克認為帝國主義并不是這個或那個剝削拉丁美洲的外國公司，而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方面的整體結構。和盧森堡不同的是，弗蘭克認為資本主義的存在并不是必須依賴于廣大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和非資本主義階層的存在，而是同一個世界過程在不同地區(qū)制造出不同的資本主義。這里的關鍵在于，雇傭勞動本身并不是是否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惟一標準，因為雇傭勞動完全可以在與資本主義積累無關的情況下存在�！吧�產關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凡是被納入資本積累過程的生產關系、流通和實現的過程都發(fā)生了徹底的轉化或改造；
換言之，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流通實現過程被納入資本積累過程才是資本主義是否存在的真正標準�！�…但在歷史實踐中，納入資本積累的世界過程和生產關系的改造往往是同時發(fā)生的，盡管現存生產關系的轉化并不必然意味著在所有的地方都采用雇傭勞動制度。相反，納入世界規(guī)模的積累過程往往是從一種‘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轉變?yōu)榱硪环N‘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盵26]這種似乎是“非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就是邊緣地區(qū)的依附性資本主義。

　　第二節(jié)　 沒有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

　　阿明曾經批評弗蘭克用拉丁美洲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其他地區(qū)(looking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Latin American eyes)。他的意思是，資本主義世界規(guī)模的擴張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拉丁美洲，正如弗蘭克所說的，殖民征服者摧毀了當地人的社會組織，然后按照重商主義的邏輯重新建立殖民地社會。但資本主義擴張在其他地方，如中國、印度、奧斯曼帝國以及非洲，并沒有采用同樣的方式。這些地方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沒有像拉丁美洲那樣徹底改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來了。[27]弗蘭克在《世界性積累》的序言里的確說過，他的目的是要在亞非拉三大洲的范圍內(on a tricontinental scale)闡述依附理論。然而，他的理論在后來被稱為亞洲的地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國，遇到一點小小的麻煩。在這里，除了先是被葡萄牙、然后是荷蘭控制的所謂的東印度群島之外，歐洲人既沒有徹底改造當地的社會結構，也沒有迫使它們成為依附于歐洲宗主國的邊緣地區(qū)。實際發(fā)生的情況似乎恰好相反，用布羅代爾的話來說，英國人剛到印度的時候表現得非常謙恭：“東印度公司最早的一名經理是以什么姿態(tài)對大莫臥兒作自我介紹的？[28]‘草介賤民約翰•羅素，忝為該公司的經理’竟毫不猶豫地‘伏地跪拜’”。與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在暴力（也就是非等價交換）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不同，在這里似乎存在著一個以等價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如果中國人不愿意賣(比如說）瓷器給歐洲人，歐洲人絲毫沒辦法強迫中國人賣；
同樣，如果歐洲人不愿意買中國的瓷器，中國人也一樣沒轍。這看起來的確很像是李嘉圖所說的那種各有比較優(yōu)勢且雙方都愿打愿挨的“自由貿易”。還有一個情況讓弗蘭克感到難以處理，這就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在這里做的是賠本生意。還是用布羅代爾的話來說，從羅馬帝國到19世紀，惟有一種貿易的盈虧狀況似乎一成不變，那就是歐洲對“東方”的貿易始終處于逆差地位。這與拉丁美洲幾乎是無代價地向歐洲提供貴金屬的情況可謂判若云泥，適用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在“東方”似乎沒有用武之地。弗蘭克在《世界性積累》一書里并沒有對此作出什么與眾不同的解釋，而且沒有因此影響他的整體性的依附理論。不過，如果我們說這里種下了后來長成為《白銀資本》的根苗，恐怕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猜測。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很難想象，這個難題居然成為弗蘭克后期理論的突破口。

　　就一個學者一生中可能發(fā)生的變化而言，弗蘭克晚年的著作《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尤其是《白銀資本》可謂當之無愧的“劇變”。《白銀資本》的原文名稱是ReORIENT，表示在現實層面上的重新面向東方以及理論層面上的重新調整方向：原文副標題是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意在強調上述兩個方面的調整旨在論證一個反傳統(tǒng)的觀點：必須以亞洲而不是歐洲為中心再現從1400一1800年的現代早期世界經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且在此基礎上重建一個五千年一以貫之的全球體系。這當然意味著徹底改寫或者是企圖改寫現代早期世界歷史，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功或者是否可以說是一個成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事情。我關心的是，為什么在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弗蘭克新的全球體系里資本主義變成了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神話”，而作為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布羅代爾卻在不久之前聲明：“就我個人而言，經過長期的嘗試，我已決定不再驅逐（資本主義)這個討厭的詞。不用資本主義一詞，從而逃避進行有關的討論，我以為沒有什么好處，因為討論這個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性。[29]我相信在弗蘭克的“劇變”中。政治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還是愿意把我的分析限制在所謂的學理層面。

　　弗蘭克在談到他的這部著作的抱負時卻指出，它并不是一部經濟史著作。他的目的與其說是撰寫一部現代早期的“世界史或經濟史”，不如說是企圖提供一個關于“現代早期經濟史的全球視野”。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要建立一個在立論基礎方面與歐洲中心主義范式迥然不同的“全球政治經濟學”。問題在于，他使用這些語匯的方式給人的感覺是，“經濟史的全球視野”和“全球政治經濟學”似乎是可以互換的同義詞組。在結尾部分，弗蘭克再一次提出他曾經在《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里使用過的三條腿的凳子的比喻：“這個全球轄體同時依賴于生態(tài)/經濟/技術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tài)一條腿�！边@似乎表明擬議中的“全球政治經濟學”所具有的多維度結構。但是，他緊接著就謙虛地表示：“本書的探討也僅限于生態(tài)/經濟/技術這條腿的經濟部分，幾乎沒有提到另外兩條腿，更談不上如何在一個全球分析中把這三條腿結合起來�！盵30]這看起來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因為知識上不可逾越的限制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論述這樣一個大題目時面面俱到。然而．這樣的解釋僅僅是“看起來合情合理”。很簡單，缺少了后面兩條腿，不僅無從設想所謂的全球政治經濟學，而且根本不可能對現代世界(哪怕僅僅是經濟方面)作出正確的解釋。正如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資本主義不等于經濟（不管是不是市場經濟）一樣。全球政治經濟學既不可能是一種規(guī)范經濟學，也不能是一種純粹的(即不存在或排除非經濟因素的)經濟史。弗蘭克在年輕時確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其整個歷史中始終是高度壟斷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和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暴力是體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曾經斷言：“社會科學必然是政治科學”。[32]幾十年后，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思想道路時，弗蘭克說：“就確定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的優(yōu)先地位而言，我本人經歷了從經濟因素到社會因素，到政治因素，再回到經濟因素�！盵33]這里所謂的“經濟因素”是指資本積累的競爭壓力。晚年的弗蘭克認為資本積累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而是貫穿五千年全球體系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栋足y資本》用康德拉捷夫周期為分析工具描繪了一幅祥和的自我調節(jié)的全球市場經濟的圖景。亞洲的香料、拉丁美洲的貴金屬和熱帶經濟作物、非洲的黑奴都是按照市場的供求關系以及它們各自的“比較優(yōu)勢”提供的商品，體系周期的A階段和B階段自動地決定著不同地區(qū)在體系中的臨時性位置．這與哈耶克的“自生自發(fā)”秩序難道沒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布羅代爾是公認的當代杰出的經濟史家，他對“經濟”卻持有一種不同的看法，在堪稱“歷史資本論”的《1 5至1 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里，布羅代爾指出，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概念“其實等于承認，不聽任何人指揮的市場是整個經濟的動力裝置。歐洲的發(fā)展，其至世界的發(fā)展。無非是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域，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遠近貿易納入理性秩序，而所有這些貿易加在一起就趨向于創(chuàng)造一個有整體性的世界。交換通常同時促進供給和需求的產生，從而指導生產，帶動廣大經濟區(qū)的專業(yè)化，使這些經濟區(qū)從此休戚與共，為著自己的生存進行已成為必不可少的交換”。他認為，這種不存在“外來成分”，只有需求、成本和價格三者互相協(xié)調作用的市場經濟純粹是一種帶有神學味道的精神虛構。相反，經濟問題不能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去提出，還應該從力最對比方面去提出，只要是存在著力量對比的地方，“供給”和“需求”就都不是“純粹的”經濟關系。因此，布羅代爾強調“我們必須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三者的結合部從事研究”。[34]其實，和年輕時的弗蘭克相比較，布羅代爾對經濟中的“非經濟因素”的描述是相當溫和的，因為他盡量避免作出道義譴責，也不直接介入政治斗爭。那么，弗蘭克之所以否認資本主義的存在，會不會和他把軍事征服、政治統(tǒng)治、殖民擴張都排除在全球體系之外有關？看來是的。在1996年他還承認“霸權競爭”與資本積累、中心一邊緣結構、周期性的起伏興衰都是全球體系持久的特征，但在《白銀資本》，弗蘭克卻多次提到在現代早期的世界體系中尋找“霸權”乃是緣木求魚。在結論性的最后一章里，再一次否認資本主義之后(在理論性的導論一章里已經否認過一次了），弗蘭克緊接著在第六節(jié)《霸權》里斷言，歐洲的任何一部分都談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權，“16 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或只有100萬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紀的小小的荷蘭，甚至18世紀的‘大’不列顛，肯定都談不上有什么霸權”，關于歐洲在現代世界的霸權的種種議論都是“徹頭徹尾的歐洲中心論”[35]。即使撇開政治因素不談，考慮到弗蘭克曾經是研究拉丁美洲（在那里就連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也不好意思否認歐洲的霸權）社會的專家，我們的確有點弄不明白他怎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惟一可能的線索大概就是所渭的亞洲。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在這部論述全球體系的著作里，真正的軸心始終是歐洲與亞洲的關系：它們之間不均衡的商品貿易和貴金屬流向，等等。弗蘭克否認資本主義和霸權的存在，主要就是依據18或19世紀之前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關系。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和弗蘭克的依附理論把16世紀誕生于歐洲的資本主義作為不證自明的出發(fā)點，但他們(尤其是弗蘭克）并沒有著重考察它是怎樣從歐洲的心腹中孕育和脫胎而出。布羅代爾雖然把資本主義的起源向后推進了幾個世紀，也仍然沒有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巢臼。他曾經說過，“理想的觀察范圍理應擴展到迄今以來世界上所有的市場”，但同時又覺得把古代巴比倫的所謂市場、今天特羅布里恩群島原始人的交換渠道、中世紀和前工業(yè)化時期的歐洲市場籠統(tǒng)地放在一起說明，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故而仍然堅持“首先描繪歐洲，然后再描繪歐洲以外的地區(qū)[36]。但是，布羅代爾并不是完全沒有考慮“亞洲”的資本主義。即使把歐洲資本主義的起源一直推進到11世紀以后歐洲經濟的復蘇，也無法相信歐洲人是白手起家單槍匹馬地走上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的。相反，在他們之前，伊斯蘭世界的鼎盛時期就已經存在“一種活躍和有效的資本主義”。從十字軍東征以來，歐洲內部建立起南北方向的商業(yè)網絡，同時在地中海地區(qū)與阿拉伯商人保持著既對抗又交易的關系，地中海以西的海上貿易屬于基督教商人，而在地中海的另一邊(絲綢之路和印度洋)則是穆斯林的天地。當時是穆斯林商人經營著一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乃至中國的商業(yè)網絡。在這個意義上，“伊斯蘭的這一形象預示著歐洲未來商業(yè)演變的形象”。此外，布羅代爾承認，中世紀的意大利城邦是從伊斯蘭世界學來匯票、合約（commenda）等現代商業(yè)生活的工具的：“總之，在西方資本主義中可能是從外部輸入的東西，肯定來自伊斯蘭�！盵37]然而，我們能夠想象穆斯林商人無中生有地發(fā)明了這些“現代商業(yè)生活的工具”嗎？季羨林先生的《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證明，像蔗糖這樣普通的食品也無法確定是哪一個國家的專利[38]。這樣的認識本應使布羅代爾大大擴展自己的空間視野，更多地從不同文明的互動而不僅僅是從更長的世界視野考察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可惜他沒有這樣做，除了難以克服的歐洲中心主義的障礙，對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國語言、歷史和社會知識的不足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但他至少應當在使用資本主義一詞時加以適當的限定，因為中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與其他地區(qū)的資本主義一樣，是一種局部的地方性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是一種類似于曾經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東西。在某些最基本的方面，它們與16世紀以后的資本主義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首先對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批判的是阿布——盧格霍德，她顯然受到文化研究領域中的后殖民批評的影響，并且把它帶進社會歷史研究當中，只是她為了回避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討論，寧可使用世界體系的語言。我們知道，在學術上，她的這部著作成為弗蘭克轉向的直接誘因。仔細閱讀《在歐洲霸權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可以發(fā)現，她所建構的中世紀世界體系直接得益于布羅代爾對非洲地區(qū)商業(yè)網絡的描述，這個涵蓋歐亞非大陸的體系分別以歐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國為區(qū)域中心，由八個互相重疊的商業(yè)網絡構成。伊斯蘭世界從7世紀起統(tǒng)一了位于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再加上活躍的海上和陸路貿易，為這個中世紀的世界體系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阿布—盧格霍德并沒有特別偏重體系中的某一個地區(qū)，她認為參與中世紀體系的各方都從中得到好處，盡管這些好處的受益者很可能主要是被各個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到14世紀下半葉，經濟危機和蔓延于整個大陸的黑死病，使這個世界體系陷于解體，直到16世紀才重新建立沃勒斯坦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阿布一盧格霍德想要說明的是，現代世界體系并不是橫空出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恢復中世紀原有的體系，不同的是，在新的世界體系中歐洲取得了霸權地位。我們注意到弗蘭克在發(fā)展阿布-盧格霍德的世界體系的同時，改造(也可以說曲解)了她的一些重要觀點。例如，阿布一盧格霍德本來認為中世紀的世界體系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衰落了，然后才有現代世界體系取而代之；
弗蘭克卻把它改造成在現代早期的歷史上，亞洲的衰落在先，歐洲的(暫時)勝出在后，這樣就事實上為歐洲解脫了殖民主義的責任。另一方面，阿布-盧格霍認為，在中世紀的世界體系中不存在一個惟一的霸權，而且認為這同16世紀以后的現代世界體系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中世紀世界體系的紐帶主要是對各方都有好處的商品交換，現代世界體系則是歐洲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重新建立的，歐洲的霸權保證了它對世界體系的統(tǒng)治并使之以損害其他地區(qū)的方式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中世紀的世界體系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體系，阿布一盧格霍德指出，“這種鮮明的對比說明世界體系的特征并非一成不變，也沒有一種把體系的各個部分組織在一起的惟一和固定的方式”[39]。這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差別嗎？事實上，即使是中世紀的世界體系也并非不存在霸權，阿布一盧格霍德只是說，同現代世界體系相比較，不存在一個獨一無二惟我獨尊的世界霸權，但確實存在著若干地區(qū)性霸權。為什么歐洲人不能進入印度洋，因為阿拉伯控制著波斯灣和紅海：為什么阿拉伯人不能控制歐洲大陸內部的貿易？因為大利城市國家控制著地中海；
為什么穿越內陸的絲綢之路不通了？因為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的霸權崩潰了，等等。

　　在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僅存在著一個惟一的霸權，而且這種霸權對于資本主義成為一種世界性社會制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紀世界體系里，很多地區(qū)都產生了局部的資本主義，不僅形成相當規(guī)模的商業(yè)資本，也有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佛羅倫薩和佛蘭德的紡織工業(yè)。馬克思曾經說過，在現代世界，“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40]，但在任何時代，作為一種權力的貨幣、財富和資本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這里的問題還不是波拉尼所說的經濟總是嵌入在某種社會文化體制之內，而是說資本只有同政治、法律、軍事權力相結合才能行使其作為權力的作用。阿布一盧格霍德對佛蘭德紡織工業(yè)衰落的分析很能說明問題。佛蘭德的紡織品是中世紀西北歐與控制著北方非常需要的“東方”商品的南歐進行交換的拳頭產品，它的原材料是來自英國產的優(yōu)質羊毛。從純粹經濟關系來看，佛蘭德與英國的關系是一種中心一邊緣式的依附性關系，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生產高附加值產品。但是，佛蘭德非但不能在政治和軍事上支配英國，英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地位反而使它能夠“隨意中止羊毛供應，并用來發(fā)展本國的毛紡織業(yè)，從而消滅以前由自己供養(yǎng)的競爭對手”[41]。這個事例表明，強大而獨立的封建權力能夠致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于死地，并將兩者的依附關系顛倒過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威尼斯憑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國家資本主義擊敗其競爭對手熱那業(yè)，終于在14到15世紀壟斷了利凡特貿易(這在當時意味著歐洲與亞洲的所有貿易)，成為地中海惟一的霸主。然而，威尼斯的霸權仍然不過是一種與地區(qū)性資本主義相匹配的地區(qū)性霸權。這是為什么?亞當-斯密不僅說過“美洲的發(fā)現以及經由好望角抵達東印度的通路的發(fā)現，是人類歷史記載上最偉大的兩個事件”，他還說過一句我以為也許是同樣重要的話：“威尼斯雖與歐州各地通商，但其艦隊卻幾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42]。正如亞當•密指出的，邁出這決定命運的一步的是對威尼斯的財富垂涎三尺的伊比利亞領土國家。這究竟是如斯密和馬克思所說的開創(chuàng)歷史新紀元的斷裂還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虛構？弗蘭克引證的布勞特的話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那就是當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既沒有什么體現資本主義理性精神的新教倫理，更沒有比其他地區(qū)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是，15世紀末的航海大“發(fā)現”的確標志著世界資本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我們不能忘記，熱那亞不僅為西班牙提供了海軍仁將哥倫布，而且還有被威尼斯擠出地中海東部從而與利凡特貿易無緣的熱那亞跨國資本。伊比利亞的專制君主和熱那亞以及上德意志的跨國資本都不可能單獨成就這樣的世界性霸權，但它們之間的“野合”，即阿瑞吉所謂“保護成本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protection cost)卻歪打正著地占據了世界歷史以及資本主義的制高點[43]。一旦躍上這個高度，就可以排他性地攫取、改造和規(guī)劃世界市場，在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里組織原材料生產、制造品銷售、轉口貿易和社會成本的轉移。如果沒有同政治軍事力量相結合，像這種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是可以想象的嗎？現代世界體系中的霸權就是指資本權力與槍炮權力的某種組合形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占據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改造或消滅包括生產、貿易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的壟斷地位，以及從這個地位出發(fā)自上而下地建構全球等級制的能力。當一種權力組合開始在世界范圍建立起運種霸權的時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制度登上歷史舞臺。15世紀末的事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是劃時代的[44]。

　　資本的事業(yè)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它在美洲差點兒將本土居民一掃而光的時候，或者在非洲西海岸用甜酒、火槍和貝殼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購買奴隸的時候，在印度它卻必須對王公貴族點頭哈腰，而在中國連皇帝的面都見不著。但是，正如布羅代爾所說的，如果說資本主義在其整個歷史過程中始終具有某種基本品質的話，那就是久經考驗的可塑性以及因地制宜的應變能力和適應能力。關于現代早期中國長期對歐洲保持貿易順差一事，我以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當時的中國與歐洲在生產、貿易等方面誰較為先進誰較為落后；
也不在于流入中國的白銀是促進了生產，養(yǎng)活了更多的人口，還是進了貪官污吏的私囊。我不贊成弗蘭克關于資本積累是五千年世界體系歷史的基本動力的觀點，但是在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事業(yè)已經啟動的條件下，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誰在全球舞臺上具有多種選擇的余地、在多條戰(zhàn)線上展開攻擊的機動能力；
其次，參與貿易的有關各方究竟是誰完成了資本的積累或擴大再生產。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就不難看出，盡管長期存在著貿易的不均衡，是歐洲而不是亞洲完成了資本積累。布羅代爾指出，在不能從政治和軍事上征服亞洲的時候，歐洲利用了當地發(fā)達的生產能力和貿易網絡，并且用白銀撞開亞洲的大門，直到具備了足夠的能力之后才進行最后的征服，徹底打破原有的平衡。這種解釋只是部分是正確的。在這里布羅代爾犯了一個和弗蘭克同樣的錯誤（但弗蘭克要嚴重得多），那就是籠統(tǒng)地使用“歐洲”一詞。因為自從達-伽馬以來能夠直接與亞洲發(fā)生貿易關系的歐洲國家屈指可數。撇開參與亞洲內部的區(qū)域貿易不談，即使是那些表面上虧損的遠程貿易仍然是特權國家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工業(yè)革命之前，霸權國家（至少就荷蘭和英國而言）不僅是金融中心，而且是世界的貨物集散中心。在資本積累的事業(yè)中，轉口貿易功不可沒。英國作家笛福在1728年寫道：“必須了解荷蘭人的真實面目，他們是貿易方面的中間人，歐洲的代理商和經紀人……他們買進是為了賣出，拿進來是為了送出去。在他們規(guī)模巨大的貿易中，最大的部分取于世界各地，再銷于世界各地�！盵45]英國沒過多久就取代了荷蘭的地位。不管在亞洲采購香料、絲綢、瓷器和棉布的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他們必定不是為了自己消費，主要地也不是供本國人消費。由于距離遙遠，供求雙方互不見面，亞洲的商品運到歐洲后價格便翻數十倍、乃至上百倍。那些擁有巨額資本或巨額融資能力且從本國政府得到特許狀和炮艦支持的商人和企業(yè)，就是利用巨大的差價大發(fā)橫財的。有時候政府甚至規(guī)定，從亞洲進口的商品必須全部銷往其他國家，不準本國人消費。英國政府就曾禁止英國人穿印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本國)生產的印花棉布。當然，這種生意畢竟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才有在條件具備之后摧毀印度棉紡織工業(yè)和向中國輸出鴉片之舉。此外，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等世界體系理論家一樣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系統(tǒng)性變革的意義。

　　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霍布森、盧森堡、列寧、熊彼得的帝國主義理論只涉及經濟和政治。我在本書提出的理論是，文化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角色。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和帝國主義經濟及政治機器相輔相成，把殖民地納入世界市場的全球性資本積累是得到了文化的支持的，歐洲中心主義文化是給帝國主義頒發(fā)的意識形態(tài)許可證。歐洲宗主國的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先鋒藝術運動都滲透著歐洲中心主義�！盵46]19世紀是作為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歐洲中心主義急劇膨脹的時代，猶如空氣中的灰塵，滲透了所有歐洲人的思想、感覺和語言。馬克思本人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也不例外，我們只要想一想第二國際甚至曾經把所謂的“社會殖民主義”列為國際大會討論的議題，就可以對那個時代文化氛圍中的帝國主義氣息有所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歐洲中心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清算還遠遠沒有完成。弗蘭克對馬克思、韋伯、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決不是無中生有的空穴來風。問題在于，這樣的批評必須緊緊抓住世界規(guī)模的資本積累、全球性帝國主義征服和殖民擴張以及作為文化現代性的歐洲中心主義之綜復雜而又相輔相成的關系，而不是把歐洲中心主義視為惟一的問題，讓其他問題都化為烏有，其至連資本主義本身也成了文化的虛構。正確的關系應當反過來：離開資本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就是無本之木。70年代以來的后殖民批評在清算歐洲中心主義、種族主義、殖民話語和文化帝國主義方面做出了不可否認的重要貢獻。但是，作為一種文化批判，它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與政治經濟批判相脫節(jié)其至背道而馳的傾向。在清算了教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之后，文化研究有待于重新找到與政治經濟批判相脫節(jié)的接合部。在肯定弗蘭克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的同時，我不能同意他把政治經濟批判本身變成一種文化批判的做法，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可能說明現代世界不公正的癥結所在，而弗蘭克在幾十年前開始他的學術生涯時要做的正是這件事。和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里給人的鋒芒畢露氣勢磅礴的印象相反，我認為他在晚年陷入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早期的弗蘭克和阿明一樣主張第三世界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從宗主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強加的依附性資本主義的欠發(fā)達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走一條獨立的公正的發(fā)展道路。從80年代以后，伴隨著對社會主義的幻滅感，他認為“脫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識到，“一種現實的前景是，許多國家地區(qū)和人民面臨著日益增長的被邊緣化的威脅；
也就是說，他們有可能非自愿地身不由己地與世界發(fā)展進程相脫鉤。然而他們不是出于自己的選擇而脫鉤的。這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非洲地區(qū)的命運。世界市場上的國際勞動分工已經越來越不需要非洲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了。在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像檸檬一樣被榨干之后，絕大多數非洲人的死活只能聽天由命了�！蹦敲�，這些地區(qū)的人民該怎么辦呢?弗蘭克以前的朋友批評他的新理論是“披著紅色外衣的自由主義”，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白銀資本》預言東方將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即使這個預言能夠成為現實(該書出版的時候“亞洲”金融危機正如火如荼)，還有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呢，他們是不是理應被榨干之后再被扔掉呢?從上面的引文可以明顯感受到弗蘭克的悲憤，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以一種宿命論的態(tài)度承認，平等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而不平等才是全球體系賴以發(fā)展的動力。因為全球發(fā)展從來不是齊頭并進的，總是有一些人和地區(qū)處于中心的支配地位，另一些人和地區(qū)處于依附件的邊緣地位。一個特定的國家、地區(qū)、部門、群體或個人的發(fā)展“政策”必須要確定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比較優(yōu)勢”。他能夠向被邊緣化的人們提供的發(fā)展政策方面的建議無非是，在國際勞動分工中找到一個或幾個適當的領域，爭取占據一個至少暫時能夠享有比較優(yōu)勢的位置，這樣就能在一定時間內從國際勞動分上中得到相應的好處。那些坐以待斃的非洲人聽了這個建議會不會啼笑皆非呢？

　　我在上文說過，本文不打算深入討論“生產范式”和“流通范式”之間的爭論，但我確實認為“流通范式”嚴重低估了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在構造現代世界歷史方面的作用。弗蘭克將資本積累視為五千年世界體系的基本動力，不過是把這種非歷史化傾向推到了極端。在很大程度上，沃勒斯坦、布羅代爾、阿瑞吉等世界體系理論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只能留待另一篇文章來專門討論了。

　　注釋：

　　[1]�！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在他的思想自傳《貝發(fā)達的發(fā)展》里，弗蘭克說，他之所以選擇拉丁美洲，主要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決不可能成為一個非洲人”。也就是說，從一開始他就不想做一個人類學家那樣的外國觀察者，而是要成為第三世界的“本地人”。這種情況在當時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中是非常少見的．參見Sing C. Chew & Robert A．Denemark, eds．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Andre Gunder Frank, SagePubIic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1996,pp.22-23

　　[3]. 弗蘭克是在1963年底發(fā)表的“Destroy Capitalism, not Feudalism”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他的基本觀點的。這篇文章后來收入弗蘭克的第二本論文集里：Latin Ams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pp.350-361.

　　[4]. 這些論文以及他給美國的一些朋友寫的一封12頁的長信，成為美國政府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禁止弗蘭克入境的意識形態(tài)理由和法律依據。1968年他從巴黎返回智利時在圣地亞哥機場被拘捕。一個把“社會學”和“社會主義”視為一回事的警察頭目，向弗蘭克顯示了足有一英尺厚的從事顛覆活動的材料,然后把他押送到機場,等待下一班飛機驅逐出境。只是由于當時的參院議長阿連德出面干預,才使他能夠繼續(xù)留在智利。參見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P．27—28,30．

　　[5].A.G.Frank,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p.4.

　　[6].A.G.Frank, Capt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9.

　　[7]S.C.Chew and R.Denemark,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29.

　　[8].A.G.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p.17-8.

　　[9].參見弗蘭克的《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欠發(fā)達》的第五章，《依附性積累與欠發(fā)達》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譯林出版社，1999。Critique and Anti-Critique: Essays on Dependence and Reformism, The MaCmillan Press, 1984,91-94.

　　[10]馬克思不僅承認商業(yè)資本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更早，而且認為商業(yè)資本能夠適應各種生產方式進行積累，而不管商品是在“原始共同體的基礎上，還是在奴隸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E.Laclau, politics and l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Humantities Press, 1977, p.40.阿根廷發(fā)生軍事政變后，拉克勞流亡英國，成為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12]Laclau, Politics and l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p.39.

　　[13] 拉克勞與弗蘭克的爭論是50年代多布和斯威齊就資本主義的起源展開的爭論的繼續(xù)．在這兩次爭論中，前者代表“生產范式”。后者代表“流通范式”。布倫納在70年代末發(fā)表長文．從“生產范式”出發(fā)批判弗蘭克和沃勒斯坦的“新斯密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布羅代爾可以說是當代“流通范式”的代表人物．關干東歐的第二期農奴制，布羅代爾認為它不這是“商業(yè)資本主義的一種變態(tài)”，是為“一個國際系統(tǒng)服務的壟斷性經濟，而這個國際系統(tǒng)毫無疑問帶有強烈的資本主義性質”；
另一方面，“同東歐二期農奴制下的莊園相比．美洲種植園更不折不扣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產物”．參見《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278—82頁，北京，三聯書店，1993。近年來追隨布羅代爾的阿瑞吉曾經堅持“生產范式”的優(yōu)先性，現在則認為兩種范式“是互相補充的課題，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課題”。參見《漫長的20世紀》，24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薩米爾．阿明雖然與世界體系理論關系密切，但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更為接近馬克思。

　　[P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1頁,北京人民出版杜,1972年。

　　[15]盧森堡：《資本積累論》，279頁，北京，三聯書店，1959。

　　[16]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18頁。

　　[17]盧森堡：《資本積累論》，273頁。

　　[18]盧森堡：《資本積累論》，276-277頁。

　　[19]盧森堡：《資本積累論》，281-282。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1]盧森堡：《資本積累論》288頁、293頁。

　　[22]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54頁，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的獨特的理解。

　　[23]沃勒斯坦認為，“按馬克思論點的字面理解，拉克勞是對的，但他不是按其精神來理至于說拉丁美洲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起到“突出和鞏固封建主義”的作用，更是把問題搞混了。因為正如東歐的二期農奴制一樣，參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而產生的拉丁美洲封建主義是一種“新變種”的封建主義。參見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25—126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4]大概是由于美國政府仍然禁止弗蘭克入境，所以皮諾切特把他軟禁了一段時間之后，不倫不類地將弗蘭克流放到自己的出生地德國去了。他在德國待了五年，企圖在大學里謀個教職。直到1978年，當時的德國文化部長對一位打算聘請弗蘭克的大學校長說，“這個弗蘭克決不可能在這里得到教授職位”，他才死了心，到歐洲其他國家流浪去了，幾年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學任發(fā)展經濟學教授。

　　[25] A.G.Frank,world Accumulation:1492-1789,The MaCmillan Press,London,1978,p.241.

　　[26]Frank，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pp.250-51.

　　[27]參見S.Amin,”O(jiān)n Development”in The Un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63.

　　[28]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223頁、208頁。但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看法，歐洲向來就認為中國和印度是白銀的終極秘窯，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也有所反映。

　　[29]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234頁。在這里如何理解資本主義是第二位的問題，因為弗蘭克建議，“我們應當大膽地拋棄作為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或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參見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44.

　　[30]弗蘭克：《白銀資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24頁、57頁、451-452也，在弗蘭克訪問北京期間，我曾問他是否打算把其他幾條腿補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表示他很懷疑政治、軍事、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經濟相比較的作用。

　　[31]關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史的區(qū)別以及波拉尼和布羅代爾這樣的學者是經濟史家還是政治經濟學家，參見汪暉在《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一文所作的分析。我感謝汪暉讓我使用他的手稿。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天涯》2000年第5期。

　　[32]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p.xviii.

　　[33]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46.這似乎解釋了弗蘭克在北京期間說的一句奇怪的話。在我們的談話結束時，弗蘭克說，他覺得自己成了唯一的唯物主義者。

　　[34]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227-30頁，171頁，2頁。

　　[35] 弗蘭克：《白銀資本》，441-2頁。

　　[36]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2-4頁。

　　[37]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614-19頁。

　　[38] 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39] Janet L.AbuLughod,Befor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6.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6頁。

　　[41] 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p.96.當然，影響佛蘭德紡織工業(yè)的并不僅僅是英國的羊毛禁運，還包括黑死病以及意大利資本的介入。

　　[4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4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

　　[43] 阿瑞吉認為“保護成本的外部化”只是第一個體系形資本積累周期（熱那亞周期）的特點，從第二周期（荷蘭周期）才開始“保護成本的內部化”，但仍然保留了“生產成本外部化”的特點，從第三周期（英國周期）開始實現“生產成本的內部化”。參見《漫長的20世紀》。從歷史上看，除了西班牙與熱那亞資本的“野合”形式外，主要還有荷蘭東印度公司式的集公司、軍隊和政府為一身的形式、英國所代表的以民族國家為基地的殖民帝國的形式、德國和日本等后起國家的軍國主義形式以及美國統(tǒng)帥的超帝國主義形式。

　　[44] 當然，僅僅是資本權利和槍炮權利的結合還不足以說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內在的統(tǒng)一性。比這種結合更為重要的是，兩種不同的權力開始遵循同一種邏輯。按照資本的邏輯使用政治軍事權力是資本成為“主義”，即成為世界性社會制度的必要條件。這種內在的統(tǒng)一性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無法離開一方而想象另一方的存在，盡管，它們還要經過很長時間的磨合。不過，我在這里沒有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作出嚴格的區(qū)分。但有些學者認為這樣的區(qū)分是必要的。參見H。Magdoff,L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pp.117.

　　[45] 引自阿瑞吉《漫長的20世紀》，132頁。

　　[46]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pp221-2.還可參見賽義德的《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賽義德自選集》以及羅鋼、劉象愚主編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7]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p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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