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20世紀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在我國的接受曾出現(xiàn)過某種延宕，但是我國讀書界一經直接閱讀《日瓦戈醫(yī)生》，便立即產生一種特殊的親切感。作家以詩的語言對動蕩的20世紀的敘說，對這一世紀中知識分子命運的出色藝術表現(xiàn)，使中國知識者讀出了自己的精神傳略；
而帕斯捷爾納克及其作品的份量和命運，也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機。

　　關 鍵 詞 帕斯捷爾納克 日瓦戈醫(yī)生 中國 知識分子 精神譜系 個體

　　作者 汪介之，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南京：210097）

　　20世紀俄羅斯偉大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年），雖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步入文壇①，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才開始進入中國一般讀者的閱讀視野。不過，這一遲緩的接受并未妨礙他迅速成為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俄羅斯作家之一。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歷盡滄桑的遭遇，他的主要作品所觸及的世紀性主題、所具有的深邃意蘊，他對自己以及他所屬的那一代人與時代的復雜聯(lián)系，對他們的共同命運的獨特言說方式，對俄國的歷史負有的重大責任意識，都使中國讀者、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親切感。當充滿苦難、奮進、困惑和沉思的20世紀走完漫長的行程，人們開始以上一個世紀的“過來人”的眼光回望歷史時，他們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爾納克其實早已在用詩的語言敘說著那漸漸遠去的世紀。于是，撫今追昔的中國知識者便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與這位俄羅斯作家之間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精神關聯(lián)。

　　一

　　1958年10月，帕斯捷爾納克由于“在現(xiàn)代抒情詩和偉大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tǒng)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緊接著，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理事會卻做出了開除作家會員資格的決定，《真理報》、《文學報》等各大報紙也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指責作家的文章。在巨大的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不得不兩次寫信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表示“自愿拒絕接受諾貝爾獎金”。消息傳到正處于“大躍進”、“大煉鋼鐵”高潮中的中國大陸，中國的大部分讀者才第一次聽說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更不用說讀過這位作家的作品。

　　對于轟動一時的所謂“《日瓦戈醫(yī)生》事件”，中國廣大讀者當然無從做出任何反應。不過，翻閱一下那個時期的報刊，還是可以看到少量的批判、聲討的文章，如《文藝報》1958年第21期發(fā)表的《諾貝爾獎金是怎樣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的》、《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醫(yī)生〉》，《世界文學》1959年第1期刊出的《癰疽·寶貝——諾貝爾獎金為什么要送給帕斯捷爾納克？》、《市儈、叛徒日瓦戈醫(yī)生和他的“創(chuàng)造者”帕斯捷爾納克》等。這些文章的題目和內容，都很接近剛剛在蘇聯(lián)報刊上出現(xiàn)的同類文章：《國際反動派的的一次挑釁性出擊》②、《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③等。而且，與蘇聯(lián)報刊上那些文章的作者一樣，中國報刊上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也沒有讀過《日瓦戈醫(yī)生》。不過，在當時的中國，畢竟還沒有發(fā)生在蘇聯(lián)出現(xiàn)的那種“義憤與怒火：萬眾譴責帕斯捷爾納克”的場面。人們好像是在有意無意地回避談論這位似乎很幸運而又很倒霉的作家。

　　當然也曾有過某種偶然的情景，那僅僅保留在少數(shù)人的記憶中。例如“左聯(lián)”時期進入文壇的老作家、東北師范大學教授蔣錫金先生，在50年代曾由一個特殊的角度讀到《日瓦戈醫(yī)生》，于是便在大學文藝理論課堂教學中對這部作品里的人性描寫予以大膽評述 ④ 。這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確實是難能可貴。又如，1959年6月間，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yè)舉行期末考試。在口試時，主考教師之一徐燕謀教授與學生范家材之間有過這樣一段簡短的對話：（徐）Have you ever heart of Bolis Pasternak?（你知道帕斯捷爾納克嗎？）（范）Yes. He studies Shakespeare.(聽說過，他研治莎士比亞。）（徐）Is that all?（就這些嗎？）（ 范）Yes, that’s all.（是的，就這些。）

　　據范家材先生回憶，帕斯捷爾納克獲獎一事，“在當時的中國，若隱若現(xiàn)，微波蕩漾，莫測高深”。范先生當時是一名謹小慎微的戴“帽”學習的“右派學生”，關于帕斯捷爾納克雖略有所聞，但深知《日瓦戈醫(yī)生》是“燙手的山芋”，不敢“造次評說”，只好“躲開敏感的焦點，避重就輕，給了一個中性回答”。而徐教授對這一回答恰恰是滿意的，因此給了范先生一個優(yōu)等分。40余年之后，范先生憶及此事，認為徐教授的想法可能就是“That’s all”——“到此為止”。在當時的時代氣氛中，師生之間的交流也往往很難直言不諱，有時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達某種看法�！芭潦涎胖紊瘜W，走筆詩歌小說，對其評價，就應該在人文范疇內思辨探討，到此為止。何必擴大到政治上的階級斗爭，強加非學術性的批判？”［1］——這也許就是在這一簡短的師生對話和交流中雙方所達成的一種共識。無論這一對話的表層內容、深層內涵，還是它的形式，都很典型地折射出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特點，并說明在公開的大批判文章之外，人們對于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日瓦戈醫(yī)生》還能夠做出什么樣的反應。

　　二

　　“《日瓦戈醫(yī)生》事件”之后，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在中國讀書界的視野中消失了整整20年。直到1978年，也即“十年動亂”結束后的第三年，才有一篇關于這位作家的消息出現(xiàn)在我國《外國文藝》雜志上—— 《有關帕斯捷爾納克的回憶在美國出版》。這一客觀的、謹慎的報道似乎有著某種試探性，它當然還未能引起人們對于帕斯捷爾納克的廣泛關注。一年以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外國名作家傳》（中冊）收有帕斯捷爾納克的評傳一篇。這篇評傳可以說是我國內地出版物中首次出現(xiàn)的關于這位作家的正式評介性文字。遺憾的是，它對于帕斯捷爾納克和《日瓦戈醫(yī)生》的評價，仍舊顯示出對20年前大批判文章的一種回應。撰稿者認為，帕斯捷爾納克是那些“長期堅持資產階級的思想和藝術立場”、“始終與蘇聯(lián)人民格格不入，最后被人民唾棄”的舊文人中的一個代表；
“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結構混亂，內容既反動又露骨”［2］。這種批判的音調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1982）的“帕斯捷爾納克”條文中已不復見到。前后兩篇評介性文字之間的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的程度，與它們出現(xiàn)的時代的整體文化氛圍緊密相聯(lián)，并由一個側面顯示出新時期之初中國一般知識者的思想和心理現(xiàn)實。

　　然而直到此時，中國廣大普通讀者實際上尚未能直接讀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因此， 1982年張秉衡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作在《世界文學》上的刊出，就獲得了特殊的意義。譯者選譯了《日瓦戈醫(yī)生》一書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詩作》中的若干首詩歌，以其中的一首《風》為題。這些譯詩使中國一般讀者第一次看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雖然它們還只是詩人豐富創(chuàng)作成果中的極小一部分。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4卷本《外國文學作品提要》，收入由方明編寫的《日瓦戈醫(yī)生》一書提要，又使中國廣大讀者第一次粗略地了解到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代表作的梗概。然而，這一切均未能在我國讀者中激起范圍廣泛的反響。對于學術界、包括俄蘇文學研究界而言，造成較大心理沖擊的，則是美籍俄裔學者馬克·斯洛寧撰寫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史》在我國的翻譯出版。該書單辟一章，以《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另一個俄羅斯的代言人》為題，綜論這位作家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著者以詳實的第一手材料為依托，通過精彩的描述、扼要的概括和精辟的分析，揭示出《日瓦戈醫(yī)生》這部作品的“難以置信的獨創(chuàng)性”［３］。從這里，人們感到，無論是對于《日瓦戈醫(yī)生》，還是對于作為詩人和小說家的帕斯捷爾納克，都有一種深入認識的必要，而且還隱隱約約產生了對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結論的某種懷疑。

　　1986年，力岡、冀剛翻譯的《日瓦戈醫(yī)生》中文全譯本由漓江出版社推出，這部長篇小說首次出現(xiàn)于中國讀者面前。1987年，藍英年、張秉衡合譯的《日瓦戈醫(yī)生》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
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由顧亞鈴、白春仁聯(lián)手翻譯的這部小說的又一譯本。在兩年之內出版的這三種《日瓦戈醫(yī)生》的中譯本，使我國廣大的讀者群直接閱讀到這部曾在30年前引起軒然大波、在蘇聯(lián)國內被長期封存、人們對其評價至今不一的作品。它對我國讀者造成了一種真正的藝術震撼力，并迅速引發(fā)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閱讀熱情。北京大學等國內高校的俄語系、中文系師生，還曾圍繞《日瓦戈醫(yī)生》及其作者進行了熱烈的座談討論。

⑤

　　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大量在我國翻譯出版之初，國內評論者的評說還是相當謹慎的。這一點，首先可以從《日瓦戈醫(yī)生》的幾個中譯本的初版“前言”或“譯后記”中看出。人們或者指出這部小說“沒有寫出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沒有反映出偉大時代的人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認為主人公日瓦戈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又一個“小人物”，一個可悲的“多余的人”，一個消極因素。從這些慎重的評價中，不難體察出經歷過十年內亂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重負。他們既十分贊賞這部作品，又不能一下子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真情實感，這種矛盾似乎為那個時期的不少評論者所共有。何滿子、耿庸兩人《關于〈日瓦戈醫(yī)生〉的對話》⑥ ，則顯示出不同評價意見的交叉，但雙方都不否認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作品。如前者針對漓江出版社譯本的“前言”，認為從歷史、從人類心靈發(fā)展的遠景來看，可以稱日瓦戈為大人物，為必要的人，為積極因素；
而后者則指出《日瓦戈醫(yī)生》既是對19世紀俄羅斯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的承繼，也是給這傳統(tǒng)輸入了新時代的活力，是對于這種傳統(tǒng)的發(fā)展。與此同時，對帕斯捷爾納克及其作品持總體否定態(tài)度的評論也依然存在，如《帕斯捷爾納克的迷誤》⑦ 等文章。然而，這樣的評論文章畢竟是少數(shù)，以1987年《外國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薛君智的長篇評論為先導，大部分評論者對《日瓦戈醫(yī)生》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藝術創(chuàng)作均持鮮明的贊揚的態(tài)度。從《反思歷史，呼喚人性》（薛君智）、《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易泉）、《哲學和道德的審視》（鄭羽）、《個人自由與人性尊嚴的捍衛(wèi)者》（張宏莉）等論文中，可以看到占壓倒多數(shù)的評論已經是從20世紀的歷史與個人、特別是與知識分子之關系的視角來觀照《日瓦戈醫(yī)生》的主人公，來理解帕斯捷爾納克創(chuàng)作的意義。

　　我國評論界對于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創(chuàng)作的系統(tǒng)評說，集中體現(xiàn)在薛君智的《回歸：蘇聯(lián)開禁作家五論》、高莽的《帕斯捷爾納克：歷盡滄桑的詩人》兩本專著中。在《回歸》一書中，著者從文學史實和作品文本出發(fā)，對作家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道路作了簡要的描述，對其思想特點和文學觀進行了系統(tǒng)的考察，對《日瓦戈醫(yī)生》一書的創(chuàng)作動因、主要人物形象、中心主題和藝術特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一研究成果驅散了長時間內籠罩在帕斯捷爾納克其人其作上的一團迷霧，為我國廣大讀者提供了對于這位作家和他的《日瓦戈醫(yī)生》的一種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著者指出：“《日瓦戈醫(yī)生》這部堪稱史詩性的長篇”是帕斯捷爾納克畢生創(chuàng)作的“最后的總結、最高的成就和最大的收獲”；
但是它的出現(xiàn)不可能更早，這既是由于客觀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也是因為作家對歷史的思考是相當謹慎的，“只有到50年代客觀歷史的巨變才使作家可能以成熟的藝術目光去辨別和判斷革命后一系列事件的歷史意義，從而把它們總結在自己最后的長篇中�！保郏矗葸@些評說，不僅明確地肯定了《日瓦戈醫(yī)生》的藝術成就，而且把這部作品放置于總結與反思20世紀歷史的高度上加以認識，既顯示出評論者自身的洞察力，又傳達出同樣也在思考20世紀歷史的中國廣大知識者的體驗與感受�！杜了菇轄柤{克：歷盡滄桑的詩人》一書的作者，是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最早漢譯者之一高莽。在這本書中，他以如詩如史的筆觸，生動地再現(xiàn)了這位跨越兩個時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不同文化環(huán)境和時代氛圍，勾勒出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藝術追求的演變軌跡，力求揭示為什么《日瓦戈醫(yī)生》真正成為一部“描繪俄羅斯近45年的歷史面貌”、表現(xiàn)“一代知識分子命運”［５］的重要作品。評論者們的視角雖有不同，卻都把《日瓦戈醫(yī)生》及其作者的思索和人們對于20世紀的回望聯(lián)系在一起，足見帕斯捷爾納克的深邃思想撥動了中國知識者的心弦。

　　三

　　在中國當代知識界，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激起了強烈而深沉的回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位歷盡滄桑的作家對于個體價值的確認和守護，對于思想自由的追求和堅持，他本人以及他筆下的主人公對于“超越了世俗的光榮與愛之神的召喚”，都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由衷欽佩和廣泛認同。

　　屬于“知青一代”的中國女作家張抗抗在讀過《日瓦戈醫(yī)生》中譯本之后不久寫下的一段話，或許不少人都有同感：“……因著復生的《日瓦戈醫(yī)生》和《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在我臨近40歲的時候，我重新意識到俄蘇文學依然并永遠是我精神的搖籃。歲月不會朽蝕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與美的地基——我們拆除掉密不透風的愚昧的篤信，重新開啟了疑問之窗的篤信。如果不篤信在人世的丑惡與偽善之上，還有超越了世俗的光榮與愛之神的召喚，人生還有什么值得過的呢？”［６］在充滿苦難、不幸、泥濘和失望的時空中始終保持著崇高與美的心靈，蔑視世俗的的羈絆，聽從光榮與愛之神的呼喚，這一切正是日瓦戈和拉拉這兩個看似弱不禁風的、孤單的身影在一望無際的雪野上沒有倒下去的根本原因。人物的命運也正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遭遇的藝術寫照。中國當代知識者在這些形象身上看到了那種有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tǒng)培育起來的面對苦難時的從容、自信與高潔的俄羅斯精神。

　　帕斯捷爾納克對于個性精神自由的堅守，是他深受中國知識分子崇敬的又一原因。正如當代散文家筱敏所說：“帕斯捷爾納克曾被稱為‘另一個俄羅斯的代言人’，……他承繼了酷愛俄羅斯大地須臾不能離開的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但拒絕同時代的許多作家那樣，將俄羅斯與極權主義融合為一個民族的形象，并在民族的定義下放棄個人生活和思想的權利。他的聲音——一個人的聲音何其微弱！——每每被時代的進行曲所淹沒，被強權禁錮和扼殺。但是，當那些唯唯諾諾紛紛攘攘的合唱潮水一樣退去的時候，這個聲音就像峭石一樣凸現(xiàn)出來，穿過時間的屏障，讓人們看到雋永的人的心靈史�！保郏罚�

　　筱敏的感慨是面對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流亡者譯叢”之一《追尋——帕斯捷爾納克回憶錄》而發(fā)的。這套“譯叢”收有20世紀的各個不同時期遭到批判的蘇聯(lián)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以及關于他們的回憶錄等。由于中俄兩國和兩國文化之間的特殊關系，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能意識到這些曾被長期封存的文字對于自身的意義。因此，讀者才在叢書序言中讀到這樣火熱的話語：這些書中所描寫的時代氛圍和事件，眾多苦難的制造者和承擔者，等等，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今天，當我們?yōu)榱舜_立未來的坐標而回首前塵的時候，當我們凝視歷次政治運動的累累傷痕、尋思文革十年噩夢的時候，面對這些發(fā)燙的書，我們將作何感想？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觸動和開啟我們的心靈？我們是否經得起良心的最后的質問？在這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的，已經不只是帕斯捷爾納克一位作家，而是與苦難的時代共命運的整個20世紀俄羅斯文學同中國知識界的深刻精神關聯(lián)。毫無疑問，當嚴酷的年代結束時，能夠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痕跡的，就不再是那些“唯唯諾諾、紛紛攘攘的合唱”，而只能是富有個性的獨立自由的聲音。

　　如同自己的那些杰出的思想和文學前輩一樣，帕斯捷爾納克所追求和呼喚的個性精神自由，從來不限于明哲保身式地維護一己的安寧。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他更是作為一個“時代的承擔者”而存在的。中國當代詩人王家新對此有深刻的感悟。他曾以詩的語言傳達出自己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這種理解，并由此而進一步感受到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啟示和借鑒作用。王家新的《帕斯捷爾納克》（1990）一詩，以深沉的憂傷和思慮體認了一個時代苦難的承擔者的形象，并賦予這一形象以堅定地守護內心良知與人類整體原則的精神特征：“你的嘴角更加緘默，那是/ 命運的秘密，你不能說出/ 只是承受、承受，讓筆下的刻痕加深/ 為了獲得，而放棄，/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徹底地死”。在這位中國詩人筆下，帕斯捷爾納克無疑是一個苦難時代的見證人，同時他又自覺地承擔起這種苦難，承擔起時代和命運的巨大重負，試圖以微弱的力量保持童稚般清純的心靈，使人類精神得以承續(xù)。

　　于是，帕斯捷爾納克便成了20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象征，他似乎站立在主動守護人類精神的高度上，啟示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審視與歷史反思：“這就是你，從一次次劫難里你找到我/ 檢驗我，使我的生命驟然疼痛”；
“不是苦難，是你最終承擔起的這些/ 仍無可阻止地，前來尋找我們/發(fā)掘我們：它在要求一個對稱/ 或一支比回聲更激蕩的安魂曲”；
“這是你目光中的憂傷、探詢和質問/ 鐘聲一樣，壓迫著我的靈魂”。［８］

　　王家新的這首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一經發(fā)表，就震撼了中國讀者的心靈，成了廣為傳誦的詩作。詩人自己后來曾談到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日瓦戈醫(yī)生》對他的巨大震動和影響，也談到他和他所屬的那一代人對帕斯捷爾納克的一種“靈魂上的無言的親近”。1992年在倫敦，在回答國內一家刊物提出的問題時，王家新曾經說過：“……西方的詩歌使我體悟到詩歌的自由度，詩與現(xiàn)代人之間的尖銳張力及可能性，但是帕斯捷爾納克的詩，茨維塔耶娃的詩，卻比任何力量都更能驚動我的靈魂，尤其是當我們茫茫然快要把這靈魂忘掉的時候�！�…的確，從茫茫霧霾中，透出的不僅是俄羅斯的靈魂，而且是詩歌本身在向我走來：他再一次構成了對我的審判……”［９］

　　盡管當時王家新尚未踏上俄羅斯的土地，可是他的詩心卻更接近俄羅斯。他在帕斯捷爾納克等俄羅斯詩人那里所感受到的東西，首先是詩人對時代和民族之苦難的自覺承擔。在他看來，這種主動的承擔意識恰恰是中國詩人所缺乏的。1995年，王家新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這個時代缺乏什么？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默默的承擔�！保郏保埃菡�是基于這種感慨，王家新才在急遽變化的歲月里寫下了《瓦雷金諾敘事曲》（1989）、《帕斯捷爾納克》（1990）等蘊涵著深沉思考的詩篇。他所深情傾訴與歌詠的對象帕斯捷爾納克，以“緘默”抗拒著世俗的喧嘩，進入靈魂的孤獨和憂傷之中，但決不是逃避對時代的責任，決不是從苦難中抽身，而是以一種把“苦難化作音樂”的勇氣直面“冰雪”和“黑暗”，以“守望者”的姿態(tài)維護著人的自由和尊嚴。這既是王家新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謳歌，也是他對自己作為詩人的“審判”和“檢驗”，更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承擔”意識的呼喚。

　　當代中國的學者們在面對帕斯捷爾納克這樣優(yōu)秀的作家、面對《日瓦戈醫(yī)生》這樣杰出的作品時，難免也會反問自身，反顧我們的文學，并由此而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某些缺憾。當代俄羅斯詩人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在他的那篇紀念文章《帕斯捷爾納克的世紀》中曾經寫道：“20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的確，無論對于俄羅斯文學，還是對于俄羅斯民族及其心靈的藝術表現(xiàn)，帕斯捷爾納克都是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的象征性形象之一。在他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那個時代，由于文學之外的原因，俄羅斯文學中固然出現(xiàn)了不少平庸之作，卻也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佳作。特別是像《日瓦戈醫(yī)生》、《安魂曲》、《切文古爾鎮(zhèn)》、《大師與瑪格麗特》、《生活與命運》這樣的杰作，都是作家們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完成的，更難能可貴。今天，俄羅斯人在回眸20世紀本土文學的艱辛歷程時，畢竟能夠為一大批寫就于特殊年代的優(yōu)秀作品而自豪。遺憾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卻很難有這種自豪感。這是值得我們的文學研究者深思的。中國當代知識者已經注意到這種差距，所以潘知常先生寫道：“相比之下，我們還沒有在中國的作家中看到過帕斯捷爾納克那種令人充滿敬意的負債感以及對于作家天職的自覺。最終的結果，就是20世紀令人遺憾地與我們擦肩而過。而在新百年新千年來臨之際，倘若我們還有進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回到俄羅斯文學，回到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日瓦戈醫(yī)生》。因為，那里是培育人性的溫床，也是愛的學校。痛定思痛，在俄羅斯文學面前，在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醫(yī)生》面前，我們必須低下自己卑微的頭！”［１１］

　　“俄羅斯作家為什么比我們走得更遠？”這是許多中國讀者、學者和作家在閱讀20世紀俄羅斯文學、特別是帕斯捷爾納克時往往會產生的困惑。這一問題本身就說明了中俄兩國文學的特殊聯(lián)系——一般說來，人們很少會問到為什么美國、英國或法國作家比我們“走得更遠”。當代中國知識者看到，由于缺乏俄羅斯作家的那種前后相繼的信仰傳統(tǒng)，我們的文學普遍地拘泥于此岸世界和世俗世界，普遍缺乏對于絕對責任的共同承擔，缺乏帕斯捷爾納克式的欠債感，缺乏悲天憫人的“曠野呼告”和人類靈魂的聲音。正因為如此，潘知常才發(fā)出了“回到俄羅斯文學，回到帕斯捷爾納克” ［11］的呼吁。

　　就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在中國一般讀者中的接受面而言，他也許遠遜于其他一些俄羅斯作家。然而，他在當代中國知識者的心目中，卻無疑占據著一個崇高的位置。這一點已經為20世紀末中國讀書界的某些現(xiàn)象所證明。如人們所注意到的，1999年，《中華讀書報》組織了一次面向全國讀者的“我心目中的20世紀文學經典”的問卷調查活動。調查結果顯示：在入選的100部經典作品中，俄羅斯文學作品有5部，其中，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位居第一。2000年，專業(yè)性很強的刊物《俄羅斯文藝》所組織的“我心目中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經典”的討論與評說活動，則較多地反映了國內俄羅斯文學研究者的意見。從已發(fā)表的評論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日瓦戈醫(yī)生》被公認為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一部經典作品⑦。這一切都是在一個世紀的喧嘩已然過去，中國讀者漸漸沉靜下來，回望自己的讀書經歷時所發(fā)出的肺腑之言。

　　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日瓦戈醫(yī)生》之所以深受中國讀者的熱愛與推崇，無疑是由于這位一度“名不見經傳”的詩人小說家，曾以他的詩意盎然的筆觸抒寫了20世紀知識分子的命運，吟詠過他們的追求與失望、幸福與苦難、困惑與夢想，發(fā)出了對時代的叩問。人們似乎在帕斯捷爾納克的那些“零散的抒情日記”中讀出了自己的精神傳略。帕斯捷爾納克及其作品的份量和命運，也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機。能夠與中國知識者有著如此深刻的精神關聯(lián)的俄羅斯作家作品，畢竟是屈指可數(shù)。

　　注釋：

　�、倥了菇轄柤{克的創(chuàng)作開始于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其作品首次發(fā)表于1913年。

　�、谔K聯(lián)《文學報》，1958年10月25日。

　�、厶K聯(lián)《真理報》，1958年10月25日。

　�、堋蹲骷摇�，1993年第10期。

　�、葸@一時期，我國文學翻譯工作者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短篇小說、隨筆、回憶錄、書信等，不斷出現(xiàn)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俄羅斯文藝》、《當代蘇聯(lián)文學》、《世界文學》、《外國文藝》、《作品與爭鳴》上。同時，我國出版的帕斯捷爾納克作品的中譯本，除《日瓦戈醫(yī)生》之外，主要還有力岡、吳笛合譯的《含淚的圓舞曲——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烏蘭汗、桴鳴翻譯的《人與事》（含回憶錄、隨筆、書信等；
三聯(lián)書店“文化生活譯叢”之一，1991年）、安然、高韌合譯的《追尋》（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譯叢”之一，1998年）等。

　�、蕖锻鈬�文學評論》，1988年第2期。

　�、摺段乃嚴碚撆c批評》，1989年第2期。

　�、唷抖砹_斯文藝》，2000年第2期、第4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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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高莽. 帕斯捷爾納克：歷盡滄桑的詩人. 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171、174

　�。�6］張抗抗. 大寫的“人”字. 外國文學評論，1989(4)

　�。�7］筱敏. 流亡與負重. 南方周末，1998.5.1

　�。�8］王家新. 王家新的詩.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76—78

　　［9］王家新. 回答40個問題. 對隱密的熱情. 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7：277

　�。�10］王家新.“理想主義”與知識分子寫作. 對隱密的熱情.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7：241—242

　�。�11］潘知常. 愛的審判——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日瓦戈醫(yī)生》. 跨文化對話（20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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