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政治意識非常濃厚的國家，它不僅以頑強延續(xù)的社會制度，享有四千年的文明史，還以名家輩出的政治家彪炳于世。這是中國人的幸事，因為足以有運籌帷幄的人才治國理政，使王朝綿延亙久，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
也是中國人的不幸，當世界邁進近代化的潮流，中國卻背負沉重的政治桎梏，步履維艱，使長期領先世界發(fā)展的中國，落后于時代，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創(chuàng)傷。

　　中國人政治意識之強，不僅表現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體制，激勵各階層的人士學而優(yōu)則仕，走上從政的道路，源源不斷地涌現政治精英，還在于國家意識形態(tài)滲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廣大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以倫理政治為本位的文化，形成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tài)化，這是培育政治家的最佳土壤。

　　封建政治的實質是維護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生活方式意識形態(tài)化的主要表現，是無所不在地維護等級序列。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一飲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體生動的樣式和內容，在中國的衣食住行、節(jié)日喜慶、休閑娛樂、日用器物，無一例外成為等級序列的載體。

　　穿衣著裝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級性首先在衣冠服飾方面有強烈的體現，如果說這人人不可須臾分離的衣服，在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形態(tài)中都有等級之別的話，但在中國列為道德化的表徵，王朝禮制的重要內容，在世界服裝史上也屬罕見。東漢的班固在《白虎通義》中提出衣服的概念，那就是圣人制作衣服，不僅是為了防寒蔽體，更重要的是“表德勸善，別尊卑也�！币簧硪律缽馁|料、色彩、款式、花紋無不被歷代禮制所規(guī)范，賦以等級序列和身份地位的涵義，成為倫理政治的圖解和符號，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規(guī)章和傳統�；视H貴戚、官員士大夫、農民工商，從穿靴戴帽，怎樣著裝，穿什么，不穿什么都有明文規(guī)定和限制，冒犯的被認為越禮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服不當而獲罪的，史不絕書。在戲曲舞臺上演員的著裝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則“寧穿破，不穿錯”，穿衣服，錯不得！是這樣深入人心，以至戲說、說戲也不得違反這鐵定的規(guī)則。

　　衣冠服飾在古人看來，不僅是防寒、實用、審美的消費品，更是等級身份、倫理政治物質化的形態(tài)。從這里可以理解，明代男子常見的發(fā)型是將頭發(fā)盤在頭頂，蒙上巾帕，稱之為“一統天下”；
清代男子與此相反，在頭上剃去四周的頭發(fā)，留下中間，梳成一條辮子，垂于腦后，寓意“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理發(fā)梳頭本是生活起居的尋常事，卻以治國平天下命名，寓有這樣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這是政治意識深化到生活細節(jié)的表現。所以在2300多年前趙武靈王因為推行胡服騎射，而遭遇殺身之禍；
400 年前明清易代之際，為剃發(fā)還是留發(fā)，梳辮子不梳辮子，多次釀成血腥暴力，甚至引發(fā)屠城的嚴重事件，這是生活方式政治化到極致的表現。

　　生活方式如此政治化，在前現代中國是無處不在，無處沒有。從思想到物質，從社會建制到消費品的分配，建立了以“禮”為中心的完備體系，古人倡導：“百姓日用即道”，大到治國平天下，小到穿衣吃飯，家常日用，無一不是天道倫理的體現。最典型的是故宮建筑群，這以宮城、內城、外城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帶，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臨天下，左祖右社，東西兩側建筑物對稱分布，由近及遠形成中間高兩邊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圍繞紫禁城中軸線建筑，其高度和規(guī)模按社會等級循序遞減。這種左右對稱、高低有序的組合，實際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種東西南北四向所構成的封閉院落，以廳堂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嚴整，這種布局體現的是家長制中尊卑有別，貴賤分明的人際關系。所以這四合院從形式到內容，也是封建家庭倫理的展示。

　　服裝、住房的等級和建制，有國家的成文法為依據，這是強制性的規(guī)范，那出自民眾的風俗習慣，民間傳說，并非是官方的規(guī)定，卻也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追溯中國節(jié)慶的起源就可略見端倪。端午節(jié)吃棕子、劃龍舟，是為了紀念二千多年前憂國憂民而投水自盡的屈原；
中秋節(jié)的月餅，是來源于元末農民軍以暗號藏于面餅中，進行起義的聯絡；
寒食節(jié)是因為晉文公為求得隱居的介子推出山從政，放火燒山，豈知介子推拒絕出山，抱住樹身執(zhí)意被燒死，晉文公在痛悼之余，命令從今以后每逢這一天全國不燒炊，吃冷食，以示紀念。全國性的節(jié)日是如此，有些地方節(jié)日也不例外。定海是偏居一隅的海島，中秋節(jié)在全國都是八月十五，唯有這里在清代是八月十六，據說這是紀念明末南逃的皇室。九月二日是定海獨有的節(jié)日，這一天是清兵攻破定海的日子，當地人稱為“難日”，嗣后每年到這一天，敲鑼打鼓驅逐鬼厲，全城祭奠，設飯食招待來往過客，稱為“屠城羹飯”，由懷念故國成為一種民間信仰，是政治情結至深至重的表現。

　　再看，中國最著名的四大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前三部是政治性小說，即使是兒女情長、充滿脂粉氣的《紅樓夢》，被現代人闡釋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書，也屬微型的政治小說。在明清風行的講史、評書、戲曲，諸如《隋唐演義》、《封神榜》、《楊家將》等等膾炙人口，為民眾津津樂道的，也多為國家興亡，政權更迭的政治故事。

　　中國人何以在衣食住行，文化娛樂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凸現濃厚的政治意識？歸根結底，是中國具有生活方式、等級序列、倫理道德三位一體的文化模式，在這種文化模式中，衣食住行和民眾娛樂不僅僅是生活、享受的消費品，也是非文本的思想教本。寓教化于日用，是中國傳統的經典之教，它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政治為本位，滲透經濟、文藝、教育、人際交往和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從權力財產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形成生活方式政治化的傳統。這種文化模式最能適應以小農業(yè)生產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形態(tài)，使極端分散的小農戶從居家過日子就籠罩在同一的倫理政治氛圍中，無處不受到教化。目不識丁的農民只要生活在這里，就能從切身生活的體驗中接受影響，世世代代相沿為習，積淀為民族文化心理，成為群體無意識的自發(fā)傾向。阿Q 大字不識一個，不知道自己姓氏，可他非要頂著一個趙姓，還不是因為趙姓在當地是有社會聲望的大族，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人情世故，驅使他拼命往上靠，攀附權勢。所以中國人從權貴到平民都有濃厚的政治情結，這對凝聚廣土眾民的國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生活方式政治化的機制，又導致民族心理承載封建意識的重負，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啟蒙往往從生活領域發(fā)端，沖擊政治秩序。（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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