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吳宓先生，是把他當作新文學的反面人物。只知道這人好抬杠喜歡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適先生贊成的，他都要反對。反對胡適也算不了什么大錯，因為1949年以后，胡適跟國民黨走了，僅僅是反對胡適，也算是與共產(chǎn)黨保持一致。吳宓還反對魯迅，反對一大堆本世紀初大家認為是新的事物。

　　如果吳宓是一位遺老遺少，這也罷了。偏偏這位迂夫子是留洋學洋文的，是當年不多的幾位部聘外國文學教授。在野雞大學里混一塊教授頭銜或許不太難，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這可有些像今日的學部委員了。吳宓先生的學問用不著再介紹。他的學問足以嚇死人，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我們今天外國文學方面的一些專家學者，有許多都是吳宓先生的受業(yè)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沒混到一個博士導師資格，就應該算不長進的。吳宓贊美文言文，反對白話文，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吳宓的外貌，說他的腦袋像一顆炸彈，使人覺得隨時隨地都會爆炸一樣，這是吳宓得意時的寫照。關(guān)于他的梗直，確實流傳下來許多笑話。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癡如醉喜歡《紅樓夢》，認為此書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并且近乎肉麻地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是）[最]純粹。很典型的一個笑話，是抗戰(zhàn)期間昆明有家牛肉館，老板突發(fā)奇想，竟然取名為“瀟湘館”。瀟湘館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豈能這番褻瀆。于是吳宓先生提著手杖跑去一頓亂砸。一個社會名流大教授，這種做法頗有些像不講理的國民黨傷兵。

　　我一向懷疑，今日許多名人軼事，全是當年小報記者的添油加醋。吳宓憤怒時，確實說過“欲盡殺一切謀改漢文之人”的狂話，是書呆子的牢騷，當不得真。他顯然是性情中人，自稱古典主義，卻更加浪漫主義。事實上，他不僅喜歡林妹妹，對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種發(fā)乎情止乎禮的熱愛。他本質(zhì)上是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他的至理名言駭人聽聞：除了學術(shù)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他帶著學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過來一輛車，他總是奮不顧身地舉起手杖，讓身邊的女學生上了人行道，才放車子過去。他的做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紳士，當然更像堂吉訶德。作為大名鼎鼎的教授，口袋里的錢自然要比學生多，但是活在物價飛漲的年代里，仍然一樣清苦。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請客，吳宓常常口袋里揣著鈔票，帶著心愛的女學生去打牙祭。小館子里坐下來，神情嚴肅地拿過菜單，用正楷在小紙片上寫下要點的菜及其價格，一筆一筆算清楚，估量口袋里的錢真的夠用，這才交給跑堂。

　　吳宓一生中愛過的女人無數(shù)，最荒唐的，就是為女學生作弊，自己翻譯了文章，署上女學生名字，推薦出去發(fā)表。為人師表這么做，顯然太過分，他一生中，曾被太多的女人利用，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魚沒吃著，沾了一身腥。在吳宓所愛的女人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毛彥文，他曾向別人描述過數(shù)不清的版本，結(jié)果后人根本就弄不清哪個故事才是真的。吳宓死后，留下大量的日記，這些日記隨處可見毛彥文的名字，然而即使是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也需要讀者仔細辨別才行。吳宓的日記中，還有很多別的女人，數(shù)量之大，范圍之廣，是同時期文人絕對無法比較[的]。

　　吳宓的情感生活是豐富的，這種豐富，永遠無法代替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寂寞。在日記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生活性欲之不滿足”。他是個斤斤計較、錙銖必較的認真人，雖然“復為性欲壓迫，幾不能一日平靜”，但是他并沒有尋花問柳、道德敗壞地去玩弄女學生。畢竟，愛女學生和玩弄女學生有著天壤之別。

　　吳宓曾說過，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為榜樣。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釋（加）[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我們在今天常常會奇怪，過去的人，怎么會有那么大的學問。就說留學，這些年往國外跑的也不在少數(shù)，為什么今天學人的學術(shù)根底都戳穿不得。說穿了或許很簡單，這就是今天的學人，沒有前輩們活得那么純粹。知識是一種積累，而在今天，知識常常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稍稍學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去換錢。錢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吳宓的認真：

　　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并，有增加，寫成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

　　吳宓字雨僧，早年就讀北京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有一個擅寫詩的好朋友吳芳吉，在一次學潮中兩人雙雙被開除。事后，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yè)后留學美國。結(jié)果吳宓膽小，放棄當初的許諾，寫了悔過書，順利念完清華，如期出國深造。一進一退，結(jié)果自然不一樣，吳宓學成（照）[歸]國，前途輝煌，吳芳吉則因為拒絕悔過，回鄉(xiāng)當了教師，潦倒一輩子。此事讓吳宓愧對友人，悔憾一生。吳芳吉在清貧中英年早（世）[逝]，吳宓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幾十年如一日。

　　在中國的名牌大學里當教授，曾經(jīng)可以過非常奢侈的生活。吳宓讀清華的時候，清華還只是相當于今天的中專，因為有留美這樣的特殊背景，清華越來越闊，越來越牛氣。吳宓是清華大學的元老，按資歷，要在聞一多之上，聞是吳晚幾屆的校友，他出國留學的時候，吳差不多是回國，1927年，聞一多出任東南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月薪大約三百元，這相當于今天的一萬二千元。以吳宓的名氣和資格，收入也不會少于這個數(shù)目。當時的名教授不僅有經(jīng)濟地位，還有很好的社會地位。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官僚們紛紛南下，北京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文化城，有著非常良好的學術(shù)環(huán)境，這段黃金歲月讓后來的許多文化人向往。

　　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頤和園，遺書中指定陳寅恪和吳宓處理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由此可見王國維對陳吳兩位的信任。在吳宓的故事中，陳吳長達五十年深厚的友誼常被人津津樂道。做學問的人眼里，教授是個了不得的頭銜。在知識不曾貶值的日子里，教授貨真價實，代表應得的榮譽和地位。教授的意義，是我們今天許多俗人無法理解[的]。吳宓的幸運，在于很輕易地就得到了教授的頭銜，因為這頭銜，他享受過世俗眼里的好日子。然而，吳宓畢竟不是趨時的人物，比較文學變得時髦是后來的事情，他的學問雖然不像陳寅恪那樣曲高和寡，卻同樣難逃無人喝彩的厄運。吳宓的寂寞常人難以想象。在并非如意的一生里，他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輕易了斷，而是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不知所措，尤其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盡苦頭。

　　陳寅恪死于1969年，臨死前，在病榻上還被迫做口頭交待，直到不能說話為止。陳寅恪最后的聲音是：“我現(xiàn)在譬如在死牢之中�！眳清惦m然熬到1978年，但是左的思潮尚未肅清，依然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經(jīng)看不見，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

　　“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錄自《陳舊人物》，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4月版，116～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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