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選“中國12個最偉大人物”的胡適，回國之始曾發(fā)誓“20年不談政治”，但他終究按捺不住，政治成了他的“不歸路”。也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適被年輕人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潮流視為反動。1925年，時代落選了胡適，胡適輸?shù)袅饲嗄辍?/b>

　　“一九二五年我應韋蓮司教授的邀請，到他家里茶敘,曾與這位奇女子相見。她懇切地向我探問胡先生的近況。我就我所知道的報告她。她聽了贊美地說：‘他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

　　這是留美博士蕭公權晚年關于康乃爾大學的一段回憶。他提到的那位“奇女子”，正是胡適留學時的美國女友韋蓮司。韋蓮司并非不知道胡適回國后的情況，因為胡適在書信中對自己在國內(nèi)的表現(xiàn)并不避諱。韋蓮司只是從一個中國學生那里獲得了證實。她的贊美是由衷的。問題是，情況真的如此嗎？

　　胡適“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嗎？

　　1923年3月12日，胡適信致韋蓮司，他這樣向她匯報回國幾年的“業(yè)績”：

　　說到中國文學革命，我是一個催生者。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件事差不多已經(jīng)完成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險的敵人竟是這個輕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覺醒過來就成了一個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個由上海周報所舉辦的一次公眾投票中，我獲選為‘中國十二個最偉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與暴得的大名斗遠比與反對的意見斗更艱難�。ㄖ苜|(zhì)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

　　從1917到1925，胡適回國后的聲望經(jīng)歷了一個由上往下的大幅曲線。當韋蓮司1925年稱贊胡適“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時，她其實不知道，這不但是胡適聲望下降到最低的年份，而且胡適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已經(jīng)走向反面。頗能說明問題的是，也是在這一年，一個曾經(jīng)的北大學生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聲稱，胡適從“百尺竿頭掉下來”。

　　這一年，胡適到底是“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百尺竿頭掉下來”？如果遠在北美的韋蓮司無從知道，胡適自己是知道的。問題是，短短幾年間便發(fā)生逆轉(zhuǎn)。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呢？

　　回望胡適回國之初，是借新文化運動之勢崛起。尚未回國之前，《新青年》就發(fā)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看起來，這是新文化運動之始，但真正蔚然成勢的，卻是后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及北大教授錢玄同的支持和介入，甚至包括錢玄同和劉半農(nóng)假借莫須有的王敬軒而自編自演的那場苦肉計。所謂時勢造英雄，是那個時代需要一個胡適，如果沒有胡適，也會制造出一個張適或李適，并非胡適本人在實力上一定拔了頭籌。話雖如此，但畢竟，新文化運動造成聲勢的起點，就是胡適的“改良芻議”，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節(jié)。

　　胡適在新文化中的表現(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新文化主體的白話文運動，一是新文化運動中傳播西學的思想啟蒙。這兩個方面都能滿足當時年輕人求新求變的精神需要，因此獲得聲譽。另外，在公共領域之外，胡適以不到三十的年齡榮膺北大教授，而他的弟子傅斯年、顧頡剛等在國學功底上非但不亞于他，甚至有些超出。更何況那些實力派的同事，更是用眼睛盯著盛名之下的他。環(huán)境的壓力，迫使胡適發(fā)奮著述。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商務出版，又使北大的胡適在學術上站住了腳。這時的胡適，得盡天時地利人和，可謂如日中天。

　　胡適回國之始，曾自發(fā)其誓：20年不談政治。和魯迅一樣，試圖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改造國民，改造社會。假如他能夠恪守其言，僅僅在思想、文化、學術上著力，不逾矩、不出位，其聲望或許低落，但畢竟可以維持。然而胡適按捺不住早在美國形成的“輿論家”的志愿，開始想在政治輿論乃至政治運作上發(fā)言。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于1922年開始主編《努力周刊》。辦刊的直接動因，便是陳獨秀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后旋即被封，這使胡適產(chǎn)生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這樣一個政論刊物，剛打出旗幟，就遭到一些青年人的質(zhì)疑，比如魯迅的同鄉(xiāng)弟子孫伏園致信胡適，表示的意思是：文化比政治更重要，從大多數(shù)沒有知識的人當中，不可能產(chǎn)生好政治。胡適拋棄思想文化上的事業(yè)，來寫《政論家與政黨》之類，實在是不值。信的最后，孫懇切表示，他要替文化史奪回被政治史拉去了的胡適。此時的胡適，以“我的歧路”為題，慨嘆自己來到了一個和以前不同的歧路上。這是一個三岔口：“哲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钡�這種“新努力”卻成了胡適的“不歸路”。哲學，胡適終于沒能做下去，學術史上他給我們留下的是中國哲學史的“半卷遺恨”。至于文學，胡適自知缺乏這方面的才質(zhì)，他曾借重龔自珍的句子自我調(diào)侃“但開風氣不為師”。只有政治（同時包括思想文化）成了胡適的終身關懷（但并非唯一關懷）。胡適渴望他在美國習得的自由民主在中國制度化，并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歷史似乎和人開玩笑。胡適不但生前沒有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一種制度，而且，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適被年輕人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潮流視為反動。

　　“歧路”上的胡適向何處去

　　當然，政治成為胡適的“滑鐵盧”，并非僅僅在于胡適談政治，問題更在他如何談。從根本上說，胡適不是一個激進的人，即使在文學革命上，他也是被裹挾到那個地位。這從新文化運動兩篇“開山作”的題目就可以看出。胡適的題目很謹慎，是《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不然，直呼為《文學革命論》�！案牧肌迸c“革命”最終成為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價值分野。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發(fā)現(xiàn)，即使在文學革命中，胡適也是一個“改良派”。當他從文學領域進入政治，依然恪守的是“改良”思想。提倡改良于胡適其實很自然，一則他生性溫和，二則這是他在美國的習得。他的美國老師杜威就是個尺長寸進的社會改良主義者。陳獨秀呢，不僅天性激烈，好騖極端；
而且他的思想背景的主色調(diào)是法國和法國大革命。在文學領域，他要把胡適的文學改良升華為文學革命。從文學到社會到政治，“革命”邏輯當然也一以貫之。

　　也就是說，陳獨秀是一個單一主義者；
胡適在思想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雌饋�，這是一種精神分裂，但其實是一種社會觀上更為復雜的多元主義。一味地改良，或者一味地革命，有時不免陷于簡單。如果說，胡適的改良在文學上被陳獨秀裹挾了去，那么，在社會政治領域，陳獨秀不斷希望胡適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但胡適已經(jīng)無以前進了。他最終沒能越過“革命”這道鐵門限，不僅與陳獨秀分道揚鑣，而且還注定要成為“革命”作為世界潮流的那個時代的落伍者。

　　胡適剛過而立之年，在改良的一面外，“偶爾露崢嶸”，還有旺其血氣的一面。比如，他寫過夜半驚醒的“炸彈”詩，滿紙是暴力，也在《努力》上發(fā)表“干/干/干”的“努力歌”，幾乎就是不明所以的鼓動。但這樣的內(nèi)容，哪怕是詞句和節(jié)拍，都能贏得年輕人的喝彩。因此，年輕人對他的棄取，事實上是有一個以觀其變的過程，但看歧路上的胡適往哪個方向走。

　　這不妨視為個例。胡適的政治主張?zhí)岢龊�，北大一些學生鄭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適，他們提出一個要害的問題便是：“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筑‘好政府’呢？”

　　這樣的論調(diào)和胡適的“炸彈”詩倒不無吻合。胡適這樣回答了他們：“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笔菍彆r度勢，還是在改良與革命之間模棱兩可？以后，作為魯迅同鄉(xiāng)和學生的董秋芳又曾登門拜訪。然而，胡適這個人溫和理性的時候多，偏于激情的時候少。當他們上門時，胡適的激情像打擺子一樣已經(jīng)過去了。據(jù)董秋芳在后來致胡適信中的自述，他們“在先生家里談起，先生便鄭重地說：你們要放手槍炸彈，去放就得了”。顯然，胡適的話不是支持而是諷刺。本來董秋芳們還“以為先生是打破惡勢力的急先鋒”，然而，胡適讓登門的他們失望了。

　　案：沒有讓董秋芳失望的是魯迅。魯迅是個革命家，他的社會思想在于“改革最快的是火與劍”。董秋芳受過魯迅的親炙，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應該與魯迅的感召有關。作為北大學生的董秋芳，同時接觸胡適與魯迅，他在胡魯兩人之間的棄取可謂有相當?shù)牡湫托浴?/p>

　　“百尺竿頭掉下來”

　　應該說董秋芳登胡門時，就胡適而言，改良還是革命，只是觀念上的不同，尚未涉及社會具體事務。因此，年輕人對胡適的熱情尚有一定保留。然而，1924年底，馮玉祥驅(qū)逐溥儀出宮，胡適當即為溥儀辯護，情形立刻就不同了。因為這是和復辟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緊接著，胡適不愛孫中山“國民革命”的高調(diào)，轉(zhuǎn)而出席段祺瑞的“善后會議”，這更驚動了新聞視聽，因為它屬于和軍閥同流合污了。兩事迭出，情勢丕變，盡管胡適自己尚未察覺。在那個不革命即落后的時代，如果再有復辟、合污，無論胡適出于什么理由，也無論我們今天可以給予同情之理解，放在當時，放在普遍激進的年輕大學生那里，已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1925年1月，董秋芳在致胡適信中不客氣地說：“……數(shù)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等新文化運動，原來是竊獵浮譽，以為現(xiàn)在活動的一種步驟（筆者案：“現(xiàn)在活動”指胡適參加善后會）……已經(jīng)‘從百尺竿頭掉下來’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犧牲‘新文化運動’的榮銜，去參加少數(shù)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后會議，恐怕一試之后，便不容你再試了�！�

　　1925年8月，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致信胡適，指責：“比年以來，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余孽……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1925年9月，胡適應邀到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之后，該校青年職員李翊東針對胡適要求學生“閉門讀書，不管閑事”，李在信中質(zhì)問：“試問你來是不是運動復辟呢……”

　　另外，胡適在武漢講演所記的“南行日記”中，也保留了一些來自青年學生的攻擊，作為史料，不妨繼續(xù)摘出幾條：

　　“胡適之在中國最近文學革命上有相當?shù)墓�績，但是他思想的進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胡先生遇事處處懷疑的態(tài)度去嘗試，是說：‘無論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殺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嘗試的，并不負什么責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還要可愛，不過你的姘頭已經(jīng)很多了，味已嘗夠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罷！江漢不少的游女，你不來好了�！�

　　插：這樣的語氣句子乃至詞匯，不獨出自學生，就是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也運用得十分嫻熟。1925年，他在指責梁啟超對五卅的態(tài)度時寫道：“可愛的梁啟超！你見什么人說什么話，我的乖乖，你實在討人歡喜。足見你不是初出茅廬的清倌人，卻是老于世故的混倌人。難怪外國報這樣稱贊你……”(瞿秋白《可愛的梁啟超》)兩下比對，如出一川。

　　以上對胡適密集的譏諷、指責、謾罵，都集中于1925年。這一年的胡適，不是韋蓮司所說的“他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而是正在走向“歷史”的反面。新文化運動后的胡適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是“從百尺竿頭掉下來”。這個比喻，形象地表述了胡適在那個時代的命運。胡適是那個時代的“他者”、“異類”，從根本上來說，他不屬于那個時代，也跟不上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狂飆突進的，它屬于陳獨秀鼓動下或魯迅感召下的青年，尤其是青年中的“精英”。胡適并非不想抓住青年，他也不避諱要承擔“青年導師”的責任。但，指導青年，你得站在青年的前面。青年在其青年的年齡，為熱血所激，總是呼嘯有聲、一往無前。一旦落到他們的后面，就別再想抓住了。

　　胡適有意，青年無情。11年后，當周作人致信胡適：“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始終不肯學時髦的胡適說：“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shù)不站在我這一邊……”這其中，有沒有一種殊深的感慨？

　　胡適的1925，是他個人聲望的一個歷史轉(zhuǎn)折。這一年，時代落選了胡適，胡適輸?shù)袅饲嗄辍?/p>

　�。ㄗ髡呦的暇�曉莊學院副教授、文史學者）

　�。ㄔ�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9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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