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是一個比較繁難的學術研究領域。要想在該領域內取得卓越的成就更難。

　　在當代中國，從事思想史研究工作的人大多出身于大學的哲學和歷史兩大學科。由于我國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大學教育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大文科”的觀念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培養(yǎng)受到嚴重的阻礙，在從事交叉課題研究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近數十年來思想史的研究鮮有好的作品問世，就是一個例證。一般說來，學哲學出身的人研究思想史，往往較側重理論與概念，對于相關史料的掌握和解讀常流于一般，對歷史本然的了解不夠深入，結果，他們撰著的思想史論著往往被太多地賦予了個人主觀情感，流變而為撰述者的“自由”言說；
而出身于史學門的同人呢，在占有史料和整理史料方面，常常顯出較深厚的功底，然又難以跳出實證主義的軌范，無法把對歷史敘述提高到理論建構的高度，結果，他們寫出的思想史論著往往流變而為歷史思想人物的分類編目辭典。如何很好地克服這兩種常見的通病，充分發(fā)揮學科交叉的優(yōu)勢，寫出既有較高思想深度、又有扎實史料依托，既充滿現代理念和時代精神、又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著，是一個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思想史時，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思想史是關于思想的歷史。研究思想史離不開思想。一個好的思想史學家，應該同時是一個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至少應該包含四個特點：1、系統(tǒng)性，2、原創(chuàng)性，3、科學性（學術性），4、前瞻性。真正意義上的思想，不是玄想，不是主觀唯心地“格物致知”，不是機巧地玩弄概念的游戲。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必須遵循一些科學的思想方法，尤其需要在平時注意積累大量的思想的原料和素材。換言之，思想家的思想，必須建立在扎實的學識基礎之上。第二，思想史的研究應該注重理論性。但我所理解的理論性，并不全然表現為個人論著中引經據典的形式，而應該更多地表現為善于借鑒經典理論家的理論與方法，深入細致地研究分析思想史的材料，從而形成對思想發(fā)展歷史的系統(tǒng)看法和認知，成一家之言。在此，我不得不對近年來國內學界許多中青年學者熱衷于演繹新概念、新名詞，名為加強思想性、學術性、理論性，實為“食洋不化”的述學現象提出批評。我認為造成目前許多思想史論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無物，不知所云的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對史料缺乏深入的鉆研。用胡適先生當年的話說，就是一個“懶”字�！皯小迸c“浮”，實已成為目前學界的一個通病。這種狀況不改變，所謂解放思想，振興學術，創(chuàng)造富有時代特色和民族氣派的新文化，只能流于空談，永無實現的一日。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我認為由李良玉教授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重建》一書，是目前國內學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具有較高水準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著。它較好地達成了思想性、學術性和知識性的統(tǒng)一。

　　《思想啟蒙與文化重建》一書，是李良玉教授關于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論文的一個結集，共收錄大小文章39篇。這些文章以“解讀思想”、“近代和當代文化走向”、“‘五四’的意義與價值”、“學術隨筆”、“歷史觀與史料學”、“綜述與書評”為子目，分為六個版塊。大致說來，“近代和當代文化走向”、“‘五四’的意義與價值”、“綜述與書評”子目下的大部分文章，可以歸類為專題實證研究性學術論文。“解讀思想”和“歷史觀與史料學”子目下的文章，可以歸類為歷史理論研究的論文。“學術隨筆”版塊的文章，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內容不受篇名和體裁的限制，有感而發(fā)，一事多議，橫貫古今，兼及中外，讀來令人耳目一新，趣味盎然。另有數篇關于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發(fā)展流變的宏觀論述文章，散見于文集的各部分。這些文章大多曾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我個人認為這是李良玉教授在思想上日臻成熟的時期）陸續(xù)發(fā)表于各種報刊。如果以時下流行的所謂“核心期刊”的標準來打分，能得“高分”者似乎不多。但只要認真閱讀這些文章，人們不難發(fā)現其真正的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吉林人民出版社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對于國內思想界和學術界來說，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義舉。這可以使李良玉教授在文章中所闡述的一些極富教益和啟迪意義的觀點，獲得更多的受眾。

　　該書內容以“戊戌維新時期”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為核心和主線，但全書的氣勢和思想、知識的覆蓋面實大大超越了這個時期，以“通古今之變”來概括絕不過分。我想，這個特點正是思想史研究的內在規(guī)定性所決定的。該書內容上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在大量論述著名歷史思想人物的同時，還注重對各種社會思潮的廣泛研究。李良玉教授在相關文章中指出：“社會思潮是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發(fā)生的群眾性思想運動，是反映當時政治狀況的、有重大影響的、在某些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中流行的思想潮流。社會思潮是理論與群眾政治行為的高度聚合與釋放”；
由于社會思潮具有“大眾性和政治性”，“所以能夠及時把握時代要求，鼓舞群眾的情緒，提升群眾的政治愿望，引導社會發(fā)展的方向”。由于加強了對社會思潮研究的緣故，該書關于思想史的研究在體系上更完整，在內容上更豐富，在判斷上更準確，在思想上更深刻。當然，相應的，其研究的難度也可想而知。

　　我國唐代著名歷史學家劉知幾特別強調“史識”的重要性。歷史研究離不開廣博的見識。現在看來，“見多識廣”是培養(yǎng)發(fā)散性思維習慣和能力的前提。因此，我想將李良玉教授的成功首先歸結于他具有廣博的學識。這些學識既包括對史料的熟練掌握，也包括對相關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廣泛了解。首先，就專業(yè)研究的領域而言，除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外，李良玉教授還在歷史理論、中國近現代史料學、中國社會史和中華民國史等領域有獨到的建樹。這些相關研究為他進行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知識后援。他的專題實證研究論文，嚴守“論由史出”的訓誡，旁征博引，蔚為大觀。許多史料看似信手揀來，實則凝聚著多年的心血。他對自己論述文章中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和史料的熟悉程度，在本書中得到充分地體現。我這里只想舉兩篇文章為例：一是《史料學的內容與研究史料的方法》中關于李大釗、陳獨秀、孫中山文集版本�？辈糠值膬热荩�
二是《關于“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歷史考辨》一文。如果沒有深厚的史料功底，要想寫出這樣的考證文章，是絕對不可能的。其次，他平素學習研究并不畫地為牢，他對專業(yè)以外許多自然和社會現象懷有濃厚的興趣。書中收錄的學術隨筆，內容廣泛涉及自然科學，如生命科學、天文、地理等等，不但有論說，而且有數據，可見他平日讀書范圍之廣博，點校筆記之勤勉，運思之精細。他在總結自己研究心得時，十分強調“讀書”的重要性，認為“繁榮學術的根本辦法是提倡和鼓勵多讀書”。他提出了“四個三七開”的科學讀書方法，即：七分讀書，三分研究；
七分專業(yè)，三分他業(yè)；
七分史料，三分史論；
七分粗讀，三分精讀。他還形象地把學術論文分為三種類型：牙膏型，甘蔗型和泉水型。他認為要達到“泉水型”的較高境界，必須“經過長期積累，以廣博的知識背景會合于對研究對象的深入體驗，形成了帶有濃厚個性特色的新鮮知識流”，寫作時才能“文思泉涌，觸類旁通”。他的論著表明這的確是他成功的經驗之談。每當我讀到他汪洋恣肆的文字，總忘不了他平日里的辛勤勞作（我與他平時接觸較多，就我所知，他絕少參加無謂的應酬，也沒有什么個人嗜好，日常生活就是讀書、思考、教學、寫作，數十年如一日）。他的成功，絕非偶然。

　　其次，李良玉教授的成功，還應歸因于他個性化的學術研究理念和敏銳的“問題意識”。

他在書中指出：思想研究的目的，是“鼓勵人們通過對理論及其思想方法的研究，提高自己認識水平，鍛煉自己的科學精神，鼓舞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氣”。他還指出：“思想史研究應當為新事物、新趨向、新時代引吭高歌，而不應當唯唯諾諾，為庸俗、腐敗和黑暗辯護。記住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實現心靈的溝通和對話，就能獲得公道、正派和基本的學術良知�！彼�的這些話值得我們牢記。從一個較高的層次上講，學術研究就是思想的過程，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是我們思想的原料和憑籍，研究的論著是我們表述思想的載體。進行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自身的理論修養(yǎng)和判斷能力。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關注現實，批評現實，促成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而《思想啟蒙與文化重建》一書，確實反映出一個具有時代精神和學術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關注和思考。

　　“文化重建”是李良玉教授在書中反復論述的一個話題。在這個問題上，他始終強調要堅持開放的觀念，要提倡寬容的精神，要遵循科學理性的態(tài)度。他指出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向我們提出了三個歷史課題：第一，正確評估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遺產；
第二，認真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歷史經驗；
第三，養(yǎng)成開放的文化觀。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開放的文化觀”作出了如下的詮釋：“所謂傳統(tǒng)文化，涵義僅僅是歷史上遺傳下來的文化，至于它是否適應于現實生活的需要，則要看它與時代精神是否合拍。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人傳統(tǒng)生活的結晶，社會生活方式改變了，傳統(tǒng)文化自然要按照人們的新的生活方式賡續(xù)下去�！�…我們不是為了傳統(tǒng)而活著，而要不斷創(chuàng)造新生活，形成新傳統(tǒng)。中國新文化的未來，基于外域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交流與融匯。”他還指出，建設新文化應當尋求四個方面的價值平衡：第一，傳統(tǒng)與現代的價值平衡；
第二，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價值平衡；
第三，科學與自然的價值平衡；
第四，理性與現實的價值平衡。他認為“平衡是自然界的基本規(guī)律之一，也是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基本規(guī)律之一。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實現平衡，是為了推動它們的融合與轉化。這種平衡，本質上是要確定一個更恰當的標準。它可能需要引進一些外來的價值與制度，也可能主動恢復某種原有的價值的合理性�！�…通過這種主動的平衡而形成的新的價值，仍將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它會使人類更加冷靜、祥和、異彩紛呈……”。他意識到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反對以任何個人和主張，作為評判思想正誤的準繩。

　　我個人認為，李良玉教授《思想啟蒙與文化重建》一書，是繼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三部曲之后，又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它的許多結論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之上。我敢預言，它的重要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

　　《思想啟蒙與文化重建》，著者李良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價28元。

　　[本文曾摘要發(fā)表于《廣西師大學報》2002年第3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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