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戴晴撰寫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問世以后，“王實味”這個名字對于我們便不再陌生。然而，我也注意到，盡管近十幾年來有那么多關于他的書和文章問世，他的個人生平和思想屬性在人們心目中依然十分模糊。坊間廣泛流傳的某些歷史評價，在我看來是完全不著邊際的。

　　我想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其客觀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王實味傳世的作品非常有限，只有幾篇小說和幾篇雜文（參見黃昌勇編著之《王實味——野百合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人們僅僅依據(jù)這些有限的材料確實很難對他的生平和思想進行深入細致的刻畫與分析；
其主觀原因，是自戴晴始，人們在論述王實味的時候，似乎過多地傾注了個人的主觀情感和精神寄托，歷史敘事變成作者們現(xiàn)實批判的某種隱喻。這樣，王實味就不再是歷史上一個活生生的客觀存在，而被升華為某種終極理想價值的精神象征。這個現(xiàn)象，在近現(xiàn)代中國史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領域并非罕見。

　　那么，洗去后人主觀雕飾的重彩鉛華之后的王實味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根據(jù)熟悉他的許多人的回憶，現(xiàn)實生活中的王實味并不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執(zhí)、吝嗇，似乎缺乏中國人所推崇的“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他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自我封閉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門前曬太陽”以外，沒有其他業(yè)余愛好，日常生活單調而缺乏情趣。他對別人參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閑娛樂活動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與他人交往時，往往取一種居高臨下、屈尊俯就的姿態(tài)，一旦意見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幾乎沒有什么親密的朋友，也不是一個十分稱職的兒子、丈夫、父親和情人。

　　他具有一種強烈的向往革命的沖動，這或許與他的出身和早期經歷有關。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個破落鄉(xiāng)紳家庭，因為家庭貧困，曾經從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和北京大學兩度輟學，從十八歲開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為了謀生，他顛沛流離，居無定所，足跡遍布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先后從事過郵政局實習生、中小學教師和政府機關低級科員的工作，也曾經在上海亭子間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翻譯，個人生計長期沒有任何保障，飽嘗世態(tài)炎涼、社會不公和戰(zhàn)爭離亂之苦。他早年發(fā)表的幾篇小說，既記錄了一個充滿純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復雜的現(xiàn)實社會以后的種種主觀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滿現(xiàn)實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經兩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入黨是1926在北大讀書期間。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組織觀念十分淡薄，而“小資”情調卻十分濃厚。不久就因為追求黨內女同志，與工作方法簡單生硬的學生支部領導人發(fā)生齟齬，被指為“入黨動機卑鄙”，最終被北大黨組織開除。這件事顯然造成他對組織的某種不滿。目前尚無史料顯示在1930年前后，作為一個無黨派文學青年，他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間的主觀價值取向，但他顯然與“現(xiàn)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的陳源、徐志摩等人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受到他們的器重。他的小說作品多經由陳源、徐志摩之手發(fā)表于《現(xiàn)代評論》、《晨報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黨，奔赴延安，其歷史背景和思想動機值得進一步探討。

　　他并不是一個性格堅強、有堅定信仰的人。盡管在延安整風初期，他因發(fā)表雜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經提出“退黨”要求，但當他覺察到局勢不可扭轉的時候，又自動跑到中央組織部痛哭流涕，要求組織上寬大處理；
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延安的時候，他積極配合黨組織上演了一出現(xiàn)代版的“周瑜打黃蓋”，可是回到監(jiān)所后，他又捶胸頓足，后悔不已……因而，他與組織的最終決裂，實乃在于黨內某些領導人的褊狹和無情，而非他個人具有某種決絕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態(tài)十分駁雜，缺乏理論上的系統(tǒng)性和一貫性。雖然他第一次脫黨后與自由派知識分子有過一些接觸，但他本質上并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自由主義觀念的接納至多限于一般個人道德倫理的范疇，而與國家政治方面的內容無涉。他在延安發(fā)表的論文和雜文也談不上深刻的理論性。他的《文藝民族形式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一文，因立場偏激而獨樹一幟，然而他的那些文藝觀點能否站得住腳還有待進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雜文中所表達的理想訴求，歸結起來無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義”。而且，他對這些理想訴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質樸和大眾化的，它們主要建筑在對具體事實表象觀察的基礎上，而非建筑在對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礎上。這似乎是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的一類激進知識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義的“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義的國家政治理論建構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詮釋，否則，關于“自由”的理解，就會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關于“民主”的理解，就會帶有民粹主義的傾向。因此，如果真要從思想屬性上進行分類，我倒寧愿將王實味歸類于原教旨馬列主義者的行列。畢竟，他在上海時就曾經為托派翻譯過一些蘇共中央政治文獻，而在延安馬列學院和中央研究院擔任特別研究員的不到四年的時間里，他所翻譯的馬列主義文獻達到兩百萬字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延安最高當局將他定性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強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與“國民黨探子、特務”和“反革命”之間劃等號，是否應該被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徹底消滅，那是另一個問題，在此不贅）。

　　王實味的可愛與可敬之處，在于當他覺察到邊區(qū)的特權現(xiàn)象和官僚主義等問題時，沒有像絕大多數(shù)人那樣保持緘默，而是誠實、率性地將自己的不滿公開地表達出來。不過，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指出那些問題，人們需要的并不是什么超凡的智慧，而是仗義直言的勇氣。因此，就其雜文批判現(xiàn)實的思想深度而言，我以為實在與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那個一語道破真相的小男孩難分高下。

　　基于上述事實與分析，我想，如果不是有關方面后來的過激反應，王實味原本不會產生如此重大的歷史影響。他的為人并不足稱道（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可以以此為借口剝奪其自由乃至生命），尤其缺乏感召他人的“克瑞斯瑪”；
他的那些言論也缺乏深刻的、革命性的思想內涵，并不足以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占據(jù)一席之地。

　　我這樣說，并非不同情王實味的個人遭遇，也并非不欽佩他的批評勇氣，不過，古今中外的歷史反復表明，一個歷史人物批判現(xiàn)實的勇氣與其對思想史發(fā)展的貢獻，并不一定總是呈現(xiàn)正態(tài)分布的比例關系。因此，我們在把王實味當作思想人物進行分析和評價時，應該徹底摒棄個人的主觀情感好惡，既不因他的人格缺陷而漠視其批判現(xiàn)實的勇氣，也不因他的悲慘遭遇而夸大其思想的貢獻。

　　冷靜客觀地界定王實味的思想屬性和思想水平，對于我們加深理解“王實味事件”的政治學含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認為“王實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劇性因素集中表現(xiàn)在：他提出那些尖銳的批評，主觀上完全出于響應上級號召的動機，他所揭露的問題也都有客觀的事實依據(jù)，結果卻被定性為“別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監(jiān)禁和殺害；
他用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和“人道主義”觀點批評邊區(qū)的等級特權制度和官僚主義現(xiàn)象，結果卻被冠以“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自由化”的罪名。我們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實味、丁玲等人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極端民主化”主張的同時，一種新的革命倫理被悄然建構起來。這種革命倫理與我們所熟知的那些長期以來受到人們廣泛認同的道理價值判斷之間存在著某種莫名其妙的張力。“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斬斷了世俗倫常的親情和友情，“黨性”與“人性”似乎變得水火不相兼容，來自上級的批判斗爭不論對錯與否，都被視為對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種考驗。結果，革命隊伍中固然涌現(xiàn)出一批像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等人那樣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時等級制度、特權思想、集權主義、個人崇拜等消極因素也不斷發(fā)展蔓延。

　　如此看來，“王實味事件”難道僅僅是王實味一個人的悲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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