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出版的愛德華·希爾斯的《學術的秩序：當代大學論文集》中譯本（G.阿爾特巴赫編，李家永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可以和去年問世的愛德華·希爾斯編輯的《韋伯論大學》以及將要出版的凡勃倫《美國的高級學術》（T.B.Veblen，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的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結合起來讀。后兩本書也都是敘述20世紀初大學形態(tài)變化過程的名著。希爾斯（1911—1995年）對德國、意大利極權主義政權對大學的侵害深惡痛絕，對斯大林體制對東歐高等教育的破壞也不是渾然不知。（pp.64-65）雖然他也是大蕭條“3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那個世代的學者，卻與那個時代由過激進意識信仰轉向保守主義觀念經歷的同一世代的那些學者不一樣，我們讀這本書可以感覺到這一點。他以否定口氣談到20世紀30年代初受托洛斯基影響的左翼學生群體的“主要活動發(fā)生在紐約城市學院”（p.238）。其實，這個群體的許多成員，也就是二戰(zhàn)之后，因為對斯大林體制的失望轉向極端保守政治信仰——今天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那個群體，比如列奧·施特勞斯弟子、被稱為“新保守主義之父的歐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就是其中一員。愛德華·希爾斯在幾篇文章中，多處流露出對麥卡錫主義侵犯了大學的獨立、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學術自由的厭惡。他在麥卡錫主義風潮之后，還寫過一部著作——《秘密的痛苦》（The Torment of Secrecy,1956），后來和他政治立場相近的丹尼爾·貝爾（早年從屬于那個左翼學生群體）在《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一書中幾次推薦它。另一方面，希爾斯對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大學校園發(fā)生的極左狂飆學生運動表示出他的抵制，書中《充足的夢想，匱乏的噩夢》一節(jié)，有專門的敘述。60年代芝加哥大學學生運動興起的時候，他和校長愛德華·萊維兩人被稱為對付激進分子持強硬態(tài)度的“兩個愛德華”。（p.7）

　　如果說我們希爾斯編的《韋伯論大學》中可以讀到韋伯對來自普魯士國家行政對大學教師聘用任命不當干預的批判，那么，處于不同時代和國度的希爾斯則認為，對美國的大學教師人事制度干擾最大的，不是來自政治家、財團或學生運動，而是大學里的教學人員自身。除了大學規(guī)模擴大、學生資質的降低，帶來教學人員沒有以前那么敬業(yè)和熱心的后果之外，還有就是一些教師以政治為標準，“宣傳他們的政治信仰，致力于破壞現(xiàn)行社會秩序。對他們說來“規(guī)范”、“科學”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他們認為不可侵犯的學術自由，“不是做學術事情的自由，而是做非學術事情的自由。”（p.123;pp.367—368）

　　赫欽斯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全面實行的博雅教育的改革，給希爾斯留下深刻影響。所以，他只是個文化領域中的保守主義者，那是因為他始終眷戀洪堡的德國式古典大學理念——“與世隔絕和自由”。他的大學時代和初登大學講臺的時代，正是美國的高等教育得益于德國大學研究、教學并重經驗后，開始青出于藍，要勝于藍的時代。與同世代的美國詩人、學者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一樣，他對德國學術乃至德語獨具鐘情，認為“要投身于科學與學術事業(yè)，必須將德語掌握到能熟練閱讀的程度”。他精通德語，研究、翻譯、介紹韋伯、卡爾·曼海姆的學說，用英文寫作時候，還留有德語句式的痕跡。也是這個緣故，戰(zhàn)時被戰(zhàn)略情報處派往英國工作，得以戰(zhàn)后在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等校任職的機遇。自1946年起同時受聘于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幾乎各占一年中一半時間。因此，他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知識分子論和大學論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希特勒上臺后，大批歐陸知識分子流亡美國，為美國大學強化了歐洲人文傳統(tǒng)；
然而，希爾斯兩棲于大西洋兩岸，把當時占支配地位的美國功能主義社會學帶到了歐洲。

　　他雖然推崇洪堡的大學理念，但不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深知即使在大學最為輝煌的19和20世紀，“從來就不是一個象牙塔”。(p.88)他看到二戰(zhàn)后大學規(guī)模迅速擴大，也對大量“對大學提供的智力活動不感興趣的學生“涌入大學感到憂慮：這些“為了文憑或學位來謀生的”學生所占比例的增加，“將會侵蝕大學的智力領域，更嚴格地說是科學和學術領域”（p.101）。他本人雖然沒有獲得過博士學位，讀了該書最后附錄的他終生的研究業(yè)績，我想不少我們的博導和弟子們都要感到汗顏的。希爾斯還無奈哀嘆：20世紀后期，原先代表大學學術水準的人文學科日趨式微，尚存唯一還可以依賴的堡壘是傳統(tǒng)悠久的歷史學，然而，即使歷史學也面臨嚴重危機。（pp.85—86）盡管如此，使他欣慰的是歐美的大學的教師們在20世紀中還是扼守住這個形成學術道德良心的教育機構，因為如果學術腐敗日益蔓延，那么將來“未來幾代人就沒有了據以確立的明確學術標準”。這一點，也應該是今天中國的大學人感到最為危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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