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恢復高考三十周年，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因為恢復高考不僅對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我個人而言也有非常特殊的意義。我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恢復高考便成為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拔母铩敝兄�識青年在農村的艱苦勞動，是體力而非知識發(fā)揮了主導的作用。所以，人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文革”后期，整個社會的革命理想主義激情已經(jīng)開始衰退，人們也紛紛開始考慮國家和自己的前途。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最重要的動力是知識，而不是革命的烏托邦精神，這在當時是非常具有現(xiàn)代眼光的。因此，“文革”之后，他果斷地選擇了以恢復高考作為改革突破口，帶動了整個社會的由亂而治。

　　其實，高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人才選拔制度，更是一個通過選拔社會精英來規(guī)范整個社會發(fā)展取向的社會制度。“文革”中高考被廢止，人才出現(xiàn)嚴重斷層，期間雖然也選拔工農兵進入大學學習，但錄取的標準卻是政治成分，而不是知識取向，這樣，便導致了高等教育質量的嚴重下滑，甚至還一度出現(xiàn)了“白卷英雄”張鐵生考入大學的荒謬事件。在革命的政治標準的導向下，全社會都拼命去贏得政治，而不是努力學習知識。因為只要在政治上紅了，哪怕不具備任何專業(yè)知識，也照樣可以成為社會的精英人物。1977年恢復高考，其實質是重新以知識取向來規(guī)范和引導社會，選拔社會精英人才，這在20世紀中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整個近現(xiàn)代歷史中，有兩個事件至關重要。一是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清廷一紙詔書廢除了維系整個封建王朝政治統(tǒng)治的科舉考試，使中國整個社會產生了急劇的分化，特別是傳統(tǒng)士紳逐步分化，游離于體制之外，以至引發(fā)了辛亥革命和民國時期劇烈的社會動蕩。第二個事件便是1977年恢復高考，恢復高考使中國現(xiàn)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化的格局，它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命運，也關涉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毫無疑問，高考的恢復，確立了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價值導向和知識在國家中的地位，開啟了以知識作為社會發(fā)展核心動力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此而言，我們無論怎樣強調恢復高考的意義，都并不為過。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于1977年底舉行，1978年2月正式入學。我對參加高考的經(jīng)歷，印象特別深刻。當時我母親支內在重慶的一個工廠工作，我正好去探親，在歸途的船上，從廣播中聽到了恢復高考的重大新聞。我的心情無比激動，覺得前途豁然開朗。其實，我讀書一直是比較好的，即使在農村勞動三年，也并沒有放棄讀書，這倒并非是為個人前途做準備，而是覺得讀書是那時唯一的樂趣。我回到上海后就進入了緊張的復習，實際上也并不怎么緊張，因為雖然沒有讀完高中，但平時基礎一直比較好。我們當時面臨的競爭對手主要是老三屆的學生，他們學得比我們扎實，但我們比他們年輕。后來，經(jīng)過幾天的高考，終于夢想成真，考入了華東師范大學。

　　恢復高考對社會發(fā)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這一作用可以用“解放”兩個字來概括，也就是把個人解放出來，把精英解放出來，把國家從僵化的體制中解放出來。高考用知識取向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標準，知識就是最大的生產力�；謴透呖贾�初的三年競爭非常激烈，錄取率分別只有4.8％、6.6％和5.9％，再加上人們對知識的渴望和尊重，所以當時大學生的社會地位是神圣而崇高的，其受尊重的程度遠遠超過今天的博士生�；謴透呖技ぐl(fā)了一代人的熱情，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為國家建設培養(yǎng)了數(shù)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總之，所以1977年的恢復高考不僅建立起了招生、教育和就業(yè)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養(yǎng)體系，而且也是中國教育乃至社會發(fā)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重大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為。

　　二

　　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和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擴張，統(tǒng)一的高考制度遭受了社會各界的批評和質疑，高考也在非議中經(jīng)歷了由統(tǒng)一趨向多元的變革�；謴透呖己蟮�30年，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前15年和后15年。如果說前15年高考起到了解放思想、以考促學的積極作用的話，那么在后15年，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推進，它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其實，高考的弊端并非后來始有，而是與考試這一選才方式相伴而生的，只是在恢復高考伊始我們更多體會到的是它的解放作用。在今天，現(xiàn)代化已經(jīng)不只是依靠知識的量的堆積便能實現(xiàn)的，而更需要創(chuàng)新才可以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創(chuàng)新才是社會快速發(fā)展的核心要素，而創(chuàng)新又具體體現(xiàn)為知識的創(chuàng)新。對于知識的創(chuàng)新，也就是如何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問題，高考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考什么，以什么樣的價值標準來取人，年輕的精英就會往哪個方向努力，從而變會影響整個文化的風氣。就這一目標而言，我們發(fā)現(xiàn)，今天高考的整個制度，乃至具體的考試內容、方法和形式，都與創(chuàng)新型社會的內在要求相距甚遠。最關鍵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應試化。表面看來，今天高考的很多題目和方式比過去要科學的多，但客觀題的分量則越來越大，無形中將學生的思維強行納入一個統(tǒng)一和標準化的模式里面，這對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發(fā)揮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復之初，考試題目雖然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但大多為主觀題，學生擁有相對自由發(fā)揮的空間，對考查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也有積極意義。但現(xiàn)在的高考題目，客觀的成份越來越強，使考試內容和方法變成了檢閱學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對創(chuàng)新能力的考查。在外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考試競爭使高考變成了評價學生知識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試。這樣，高考強烈的指揮棒作用就造成了從幼兒園到高中乃至整個教育體系的應試化傾向。

　　盡管我們的教育領域進行了諸多的改革，強調素質教育和創(chuàng)新能力，但卻依然無法扭轉應試教育的大趨勢。雖然高等教育經(jīng)歷了大規(guī)模的擴招，但招生錄取依然是以知識取人。要競爭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的入學機會，要在標準化的考試制度下脫穎而出，就必須對知識進行非常精致化的掌握和鉆研，所以今天就形成一個精致化的應試教育考試方式。歸根到底，高考是為高等學校選拔人才的，這種精致化的考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嚴重脫節(jié)。大學的目標是培養(yǎng)適應世界潮流的創(chuàng)新人才，而創(chuàng)新人才除了需要扎實的知識基礎之外，還需要創(chuàng)新精神和個性品格。而現(xiàn)實卻并非如此，高考并非圍繞創(chuàng)新來選拔學生，而是以維護公平作為第一要務。

　　為什么高考導致了應試教育，遭受了那么多批評，甚至從教育官員到中學教師再到學生和家長都認為高考制度不合理，但卻一直難以廢除呢？這確實值得認真反思。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高考在中國目前承擔了一個非教育的使命：維護社會公平。從考試形式而言，高考是目前為止形式最公平的考試制度，“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不問出身、不問金錢，唯有分數(shù)決定成敗，這給許多底層、特別是農村來的讀書人帶來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這一傳統(tǒng)源自于古代的科舉制度。盡管大家明明知道這個制度具有很多的不合理之處，但是社會民眾和輿論卻有不斷強化它的趨勢，說到底是因為高考制度維系了社會公正的原則，具有形式公正的合理性。在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下，高考賦予了每個人平等的競爭機會，維護了人們平等接受教育的公正原則，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梢哉f，除了考試的方式，我們現(xiàn)在還找不到其他的方式來代替高考，所以高考這種客觀化的考試方式也許是最讓底層老百姓覺得放心的一個制度。換作其他任何一種方式，都難以做到公平公正。就此而言，高考絕不僅僅具有純粹的知識功能，而且還扮演著維護社會公正的角色。正因為高考起著維護社會公正的作用，因此其考試模式還具有日益強化的趨勢，并且還從高考蔓延到了研究生考試。今年在教育學、歷史學和數(shù)學三個學科試行全國統(tǒng)一的研究生考試改革，使研究生考試在某種程度上異化為高考。這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來自社會底層、特別是內地學生的贊同，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分數(shù)來與城市的學生進行平等的競爭。當然這是另一問題，恕不詳述。

　　三

　　眾所周知，2006年復旦和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有益嘗試。兩校主要以面試成績而不是文化考試成績作為錄取的依據(jù)，這代表了高考制度另外一種方式。對于這次改革嘗試，我的個人態(tài)度是矛盾的。首先我贊成這個富有意義的改革，因為這一招生方式并非中國首創(chuàng)，發(fā)達國家的大學招生考試的主流基本如此，其實質不是挑選考試機器，而是選拔全面發(fā)展、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學生，這與歐美國家大學博雅教育的目標是吻合的。所以我非常贊同改革的方向，但對具體的做法如何更加完善還可以再研究討論。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一改革目前還不適合在全國推廣，而只適合在少數(shù)大城市中試行。

　　我認為，中國的高考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應該是多元化的，至少要兩條腿走路，一是繼續(xù)實行原來客觀化的考核方式；
二是在經(jīng)濟發(fā)達、條件成熟的大城市實行自主招生改革。之所以要兩條腿走路，是因為改革會涉及到教育和社會公平的問題。如果按照知識的合理原則，那么30年前的那套高考選拔方式，應該廢除了，因為這套制度只是培養(yǎng)考試機器，在選拔導向上是有問題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采用選拔具有綜合素質的全面發(fā)展人才的制度，必須具備很多客觀條件。比如在城鄉(xiāng)差別還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就會影響到考試選拔的公平性。如果以客觀化的書本知識來選拔人才，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地的考生還是相對公平的，正如科舉時代一樣，農村學生只要發(fā)憤苦讀，仍然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如果要以創(chuàng)新能力和綜合素質來選拔學生的話，城鄉(xiāng)之間與沿海和內地之間的不公平就會凸顯出來。若要在這樣的選拔制度中脫穎而出，必定需要很高的成本。要考查學生的藝術修養(yǎng)，譬如是否會彈鋼琴，是否有廣博的人文及科技知識，這取決于幾個條件：一是考生是否具有足夠的閑暇時間；
二是家庭是否能夠提供一定的物質基礎，第三是考生所生活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發(fā)展的空間。譬如要考炒股的問題，那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考生就有壟斷性的優(yōu)勢，因為他的父母可能就在炒股；
然而西部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西部農村的考生雖然可能是很好的讀書種子，但因為周圍生活的環(huán)境中沒有一個人炒股，所以這對他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總之，從我們目前的國情來看，只能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堅持傳統(tǒng)的統(tǒng)一考試的形式，另一方面適當?shù)財U大像復旦交大這種自主招生的模式，但也只能在條件比較成熟的大城市適當推廣。同時，自主招生的比例也不能太高，最多不能超過學校招生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否則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

　　四

　　公正可以分為形式公正和實質公正，兩者之間是有內在張力的，形式公正和實質公正難以同時兼顧。所以在現(xiàn)代社會中，首先要滿足形式的公正，這也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個制度除了形式公正之外，還要符合更高的實質公正的原則。就高考而言，雖然它的形式是很公正的，但卻很難說做到了實質公正，還存在很多實質不公的問題。交大、復旦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要達到實質公正的目的，這與大學培養(yǎng)人才的理念是符合的，也就是使學生在素質和能力面前人人平等。同樣的選拔方式，在美國和香港等地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因為他們的社會發(fā)展和地區(qū)差異沒有我們這么大。而在中國實行就可能會問題百出，因為我們的差異實在是太大，地區(qū)差異，城鄉(xiāng)差異，階層差異相互糾葛在一起，很難保證各地的學生會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

　　美國的大學招生主要是種族間入學機會平等的問題，所以他們依照補償原則，通過“肯定性行動計劃”來解決少數(shù)族裔的入學問題。中國的族群問題并不突出，因為少數(shù)民族人口較少，高考中通過加分的形式對他們給予補償。所以在高考中給少數(shù)民族學生補償，實行加分政策。中國更大的問題來自階層的差異，地區(qū)的差異，城鄉(xiāng)的差異，如果按照美國補償?shù)姆绞絹碜�，那么如何補償，將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當然，這里牽涉到很多的因素，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之一。在現(xiàn)有的信用制度下，很難說農民一定是貧困的，即使他是農民，但他非常有商業(yè)頭腦，并已經(jīng)發(fā)家致富了，但其出身卻還是農民。而在國外則不同，他們的收入非常透明，信用制度健全，富人沒法冒充窮人�？傊�，如果中國要執(zhí)行美國的弱勢補償原則，恐怕目前還難以做到，而且各種配套改革措施都難以跟上。

　　其實，中國現(xiàn)在問題是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區(qū)，其高考名額分配也多，越是貧困的地區(qū)高考名額反而是弱勢，從某種意義來看，它的實質是貧困在補償富裕，落后在補償發(fā)達。這一不正常的現(xiàn)象是需要改變的。這就需要對高校的招生比例進行某種調節(ji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如何調節(jié)還涉及到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大學產權不明確，比如說復旦大學，它是國立大學，產權歸國家所有，但另一方面，因為是“985”工程院校，有一部分經(jīng)費來自上海市，其教師的收入也有相當部分來自上海市財政。那么，既然地方投資辦學，就必然會要求得到某種形式的回報，所以就會在招生中有所體現(xiàn)。當然北大清華是一個例外，北大清華沒要北京的錢，但是在北京卻招生這么多，當然北京的生源比較好，這也符合兩校的招收高素質學生的要求，這是一種所謂的實質合理性。但如果按照公平的補償原則，這樣的招生就是不合理的。北大和清華用的是全國納稅人的錢，按理來說是納稅越多的地區(qū)，招生名額也應越多�？婆e時代科名的分配就是依照賦稅來分配名額的，就是后來的庚款留學的名額分配也大體如此。出資方應該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回報，這也是招生名額分配的一種合理性。如果像中國政法大學那樣按照人口比例招生，顯然得益的是中部地區(qū)的人口大省山東、河南等，而西部地區(qū)反而更吃虧，因為西部人口基數(shù)少。假設中國政法大學在寧夏原來的招生計劃有10個，但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招生，可能連10個也達不到，所以按人口比例招生對西部地區(qū)很不公平。中國的問題很難找到圓滿的答案，總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缺失，但我們還是應鼓勵高校進行各種合理性的試驗，在改革中總結經(jīng)驗，以探索新的發(fā)展道路。

　　所以從這點來說，中國的地區(qū)差異問題的確非常復雜，我們不能用一種合理性來抹煞另一種合理性，在幾種合理性之間需要恰當?shù)钠胶狻４髮W的所謂創(chuàng)新型人才要求，是一個合理性；
富裕地區(qū)，因為納稅多，所以名額分配多一些，這也是一個合理性；
貧困地區(qū)需要照顧弱勢群體的補償原則，也是一個合理性。關鍵是如何來協(xié)調這幾種合理性，這也是我們在操作中遇到了一個難題。實際上，當前許多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都要面臨這一問題，而在紛繁復雜的矛盾背后實際上存在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就是對社會公正的理論分析。我們的公共政策之所以在各種合理性的沖突下隨社會輿論及長官意志的左右搖擺而相互矛盾，就是缺乏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和回答。面對各種各樣的合理性，究竟哪種合理性是優(yōu)先的，哪種是次優(yōu)先的，我們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支持。當年美國在肯尼迪總統(tǒng)時期，實行平權法案，遭到的社會阻力也非常大，在大學入學中對黑人的少數(shù)族裔實行優(yōu)惠政策，就遇到了很多質疑，為什么成績差的黑人學生進入了大學而成績相對較好的白人學生則遭到拒絕？憑什么黑人小孩要到白人的貴族學校來讀書？那么這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理念呢？哈佛大學的羅爾斯教授在《正義論》中就全面論證這一問題。他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至于如何來安排社會正義，他提供了一個理論，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之上，從照顧弱勢的角度出發(fā)，提出了補償原則，以追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羅爾斯的正義論是一套非常復雜精致的理論體系，它不僅為美國各種各樣的社會公正奠定了一個哲學基礎，并且在很多領域還被制度化了。

　　然而，中國的情況比美國更為復雜，但如何從制度上來安排，以協(xié)調因地區(qū)差異而帶來的巨大的沖突，我們還缺乏一個全局的整體的思考，缺乏一個讓大家信服的理由。這不僅僅是一個對策性的問題，同時也是公共政策倫理背后的正當性問題。高考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義理論，而現(xiàn)在我們缺乏理論工作者來論證這一問題，工作做得還不夠。我們的改革和研究過多地停留在對策層面，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這也是造成今天改革比較混亂的一個原因。所以，如何平衡高考改革中的各種合理性，這不僅是一個公共政策選擇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整個社會對公正概念及原則的一種理性選擇。

　　高考改革的策略，應在確定核心原則的基礎上，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宏觀調控下，允許若干大學進行各種自主招生模式的改革，探索招考制度的最佳模式。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刀切，因為地區(qū)差異、階層差異等問題使得改革至為復雜，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實行一刀切，結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所以我從來不贊成一刀切的方案，中國沒有一個一勞永逸，可以包治百病的模式，在我們這樣一個如此多元的國家，應該允許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高考改革需要大膽地試驗，謹慎地推廣，特別是改革試點應該循序漸進地推開。而現(xiàn)實的改革則剛好相反，可謂是“小心試驗、大膽推廣”，教育行政部門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在沒有各方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就貿然地全面推開，改革的善良的愿望，就很可能變成了行政長官的意志。

　�。ㄔ�載《招生考試研究》2007年第2期，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李立峰博士的協(xié)助，謹致謝意）

　　作者簡介：許紀霖，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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