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臺灣學者之手，如史華慈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等。進入90年代后，隨著學術(shù)多元化趨勢的確立，該領(lǐng)域的研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經(jīng)過十多年的耕耘，現(xiàn)已取得豐碩成果。對中國近代自由主義做整體性研究的著作有：胡偉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劉軍寧的《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任劍濤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石畢凡的《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潮研究》等；
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義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有：歐陽哲生的《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xiàn)代闡釋》、張曉唯的《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年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章清的《“胡適派學人群”與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何卓恩的《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等；
關(guān)于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資料匯編有：劉軍寧主編的《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李世濤主編的《知識分子的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等；
論文則不計其數(shù)。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關(guān)于中國自由主義的特性?

　　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個舶來品，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識。不過，中國的自由主義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時候興起的？興起后是否已構(gòu)成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傳統(tǒng)？在這些問題上大家的持論有明顯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為中國自由主義概括特性的研究者。他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是“翻版”的自由主義，它不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調(diào)”，對于這樣的自由主義事實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義標準來判定，否則，中國的自由主義一定是“少之又少”。在這個前提下，他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標出六條性質(zhì)：抨孔、提倡科學、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傾向進步以及用白話文。并主張在具體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對象在某階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條，即可以“將他放進‘自由主義欄里’。”1 殷海光的看法對后來的研究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成為深化相關(guān)研究的基點，如歐陽哲生認為殷氏的六條有太過寬泛之嫌，他本人則將中國式自由主義的特征概括為：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群體的關(guān)系中強調(diào)以個人為本位，在社會漸進與激進革命的選擇中主張以改良為手段，在科學探索與宗教信仰的對抗中鼓吹以實驗為例證，在文化多元與思想一統(tǒng)中趨向自由選擇。2?

　　與歐陽哲生實際上是從自由主義者的行動取向的角度概括其特征不同，胡偉希是根據(jù)自由主義者對待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或其思想屬性來把握的，比如他曾把嚴復這個“中國近代自由主義運動的真正開創(chuàng)者”的思想特征概括為：認識論上的實證主義、倫理觀上的個體主義、歷史觀上的進化觀以及經(jīng)濟思想上的放任主義，并特別指出：“這些特征，對于了解整個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普遍特點來說亦具意義�！�3相比之下，許紀霖為中國自由主義者設(shè)定的門檻要高一些，他重在強調(diào)自由主義者是否具有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嚴復、梁啟超也宣傳介紹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學理和思想，不過，自由主義對于他們而言，是一種救亡圖存的權(quán)宜之計，而非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嚴格說起來，嚴、梁并不是自由主義者，只能算作自由主義的先驅(qū)。只是到了‘五四’時代，當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和自由、理性的價值在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得到普遍確認，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時，中國方才出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4

　　周策縱則把提倡思想和言論自由當作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共同立場”。他分析說，這些所謂“自由主義者”，有些在思想方面可以劃入激進派，但在行動上較偏重于制度化的民主方式。有些以前受過英法自由主義和立憲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如嚴復、章士釗等，裹足不參加新改革運動，并常放棄他們早期的信念，其他采用自由主義觀點的著名知識分子領(lǐng)導人物，如蔡元培、吳稚暉等，則受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影響，完全不曾系統(tǒng)化地接觸過自由主義。只有少數(shù)幾位學者，如張慰慈、高一涵和陶孟和，比較熟悉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理論。這些自由主義的作家中，胡適是最淺明易懂和擁有廣大讀者的作家。其他杜威的門徒如蔣夢麟和陶行知也是頗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教育家。5?

　　在以上對自由主義的界定或理解中，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了學者們在更多問題上的分歧，比如，在中國自由主義興起的時間問題上，以胡偉希為代表的學者既然以嚴復為中國第一代的自由主義者，那么自由主義興起的時間就可以從戊戌維新時期算起，而以許紀霖為代表的則認為“如果要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應該從五四算起”6。再如，關(guān)于中國有沒有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問題，凡對界定自由主義的標準確立得相對寬泛些的，就比較易于做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則是否定的。如謝泳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宣布：“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它是說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溫和的，它想讓人多一點自由，多一點隨便說話的地方。”他以一個人能否把學術(shù)與政治分開、能否在熱情中保持理性這樣相對寬泛的標準來檢討“胡適他們那一班人”，其結(jié)論是中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7而雷池月則不僅強調(diào)自由主義必須具備“承認別人和自己擁有一份同樣的權(quán)利”、“以人的解放為出發(fā)點和歸宿”等終極關(guān)懷的特征，而且對自由主義實際影響的考核也比較嚴格，認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確實曾經(jīng)被引入中國并在知識分子中有一定影響。然而它不僅從未取得過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無法維持長久固定的形態(tài)——總是很快地分化到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這兩個極端去�！彼�以他的結(jié)論是：“要確認近、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存在著一種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尋找具有實證意義的群體表現(xiàn)實在難乎其難�！�8?

　�。ǘ�）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及其類型劃分?

　　與判定自由主義標準相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個問題是哪些人有資格被視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殷海光那樣寬泛的條件下，所謂自由主義者既包括胡適、吳稚暉、吳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可以包括嚴復、梁啟超等更早一些時候的人，甚至譚嗣同這樣的“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也可以列名其中。9而在標準相對定得高一點的許紀霖那里，嚴復、梁啟超等顯然不能被稱之為自由主義者。?

　　在自由主義者的身份確認上，最有爭議的是嚴復。有些學者，雖然在評論嚴復之于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功過是非上評價不一，但卻承認他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學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的由海外學者史華慈撰寫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就是把嚴復當作一個自由主義者展開其相關(guān)討論的。此外，袁偉時認為嚴復實際上“開啟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兩個傳統(tǒng)”：一是珍視國家獨立和富強，二是珍視個人自由與尋求國家民主化相結(jié)合�！霸谒�的前期思想中，明確地表示議會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國的不二法門，也是開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這個主張的理論基礎(chǔ)是珍視個人價值……總之，這一時期的嚴復不愧是最早的自由主義者和與之一體兩面的個人主義者。”10劉軍寧在評價嚴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持守時也肯定了他的自由主義者身份：“除嚴復之外，儒學中不言利的傾向幾乎在中國所有的自由主義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現(xiàn)出來。從而除嚴復之外還沒有其他人更能夠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者�！�11寶成關(guān)也認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兩大特點：工具主義、與西方古典主義嚴重脫節(jié)，可以追溯到嚴復那里，嚴復首開其端，后輩競其余緒。”12與這些看法相左，另有研究者則否認嚴復的所謂自由主義者身份，除上述許紀霖的意見外，觀點最鮮明的應以蕭功秦為代表，他曾有針對性地指出：“一些國外的權(quán)威學者把嚴復稱之為‘中國自由主義者’可以說是極大的誤解。正是嚴復，認為中國長期專制傳統(tǒng)以及由此形成的國民性，作為中國的既存現(xiàn)實，使中國不能通過自由主義的方式來實現(xiàn)富強�！�…如果僅因為嚴復稱贊過西方自由主義而把他當作自由主義者，而無視這位思想家所主張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權(quán)威政治論，那無疑是本末倒置。”13還有的學者則將嚴復作早期和中晚期之分，“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到1902年間，實際上是首要的自由主義改革家，是最先提倡西化、將現(xiàn)代科學方法、民主思想制度介紹到中國來和較先改革中國語言的人。他也曾較先反對科舉制度和傳統(tǒng)的儒家控制。但是在1902年以后，他逐漸轉(zhuǎn)變?yōu)闇睾捅Ｊ�，贊成以教育方式來改革，而不贊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他相信中國古代思想與現(xiàn)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處，因此應該好好保存。”14?

　　對梁啟超的看法也有類似嚴復的分歧。如張灝認為，梁啟超“關(guān)心的焦點是‘群’這一集體主義概念，它幾乎不可避免地妨礙他對這些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某些實質(zhì)內(nèi)容的領(lǐng)會。因此，毫無疑問，梁在《新民說》中最終提出的那些理想，歸根到底很難稱作自由主義。15張汝倫則承認梁啟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義之根本價值，雖然也指出梁啟超時常將自由主義置于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16

　　隨著多元價值在學界的確立，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種明顯地擴大自由主義者隊伍的傾向。某些個人經(jīng)歷復雜或在思想史上扮演過“反動”角色的知識分子，如杜亞泉、章士釗、張君勱等五四西化派的論敵或調(diào)和論的鼓吹者，多被列入自由主義者17“欄”里。只是，基于他們的思想和性格的復雜性，研究者通常會做一些時間上或具體內(nèi)容上的限制，如王元化在提醒學界應關(guān)注杜亞泉文化理論的價值時，主要針對杜氏發(fā)表的《物質(zhì)進化論》、《倫理標準論》等文章說“他不僅是一個啟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痹偃纾�鄒小站是以《甲寅》時期為分析對象來展示章士釗的自由主義思想特征的。18丁三青則以1946年張君勱同意民社黨出席“國大”為個案分析張氏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痛苦抉擇過程。19當然，不贊同以自由主義者視之的也有人在，如雷頤曾以胡適和張君勱分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代表，認為“‘科玄論戰(zhàn)’實際上建構(gòu)了中國近代文化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框架，而張君勱更是因此成為開‘新儒家’之先河的重要人物”20。否認自由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tǒng)的雷池月認為，許多出版物里之所以“閃耀一串用智慧和崇高包裝起來的名字，如陳寅恪、胡適、吳宓、梁漱溟以及梁實秋、林語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不外是為了證明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jīng)形成一種傳統(tǒng)，實際的情形卻并非如此。21

　　上述這些分歧與知識分子本身的特征分不開，由于他們的學理背景或?qū)ξ鞣阶杂芍髁x的傳承不同，關(guān)注問題與表達問題的方式有異，思想和性格也呈現(xiàn)出不盡相同的面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時期也會有迥異的表現(xiàn)。這些差異無疑會影響到研究者的切入角度，致使對中國自由主義的類型劃分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學術(shù)取向。胡偉希在1991年發(fā)表的文章中曾以自由主義者到底是把自由當作工具理性還是價值理性為基點，將其分為工具型自由主義者、教條式或理念型自由主義者以及折衷型自由主義者三種類型。22在十多年后發(fā)表的題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基本類型》23的文章中，他又將自由主義者的類型劃分為四種：一是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終極信念與原則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嚴復和胡適；
二是根據(jù)中國現(xiàn)實對自由主義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張東蓀；
三是以疏離政治的方式將自由主義理想貫徹在學術(shù)和教育中的學術(shù)超越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陳寅��；
四是對中國自由主義運動進行批判性檢討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殷海光。?

　　許紀霖受殷海光提出的“觀念人物”和“行動人物”概念的啟發(fā)，認為可以將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分為兩類∶觀念的自由主義者與行動的自由主義者。前者以胡適為精神領(lǐng)袖，這班人“極其自覺地保持著個人精神和身分的獨立性，拒絕直接參政，拒絕成為‘組織人’，哪怕是組織反對黨。”他們“習慣于學科化地討論個別問題，拒絕思考改造中國的整體方案”。后者以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王造時等為代表。這些人“對參政懷有強烈的興趣，都自認為有治國安邦的卓越才能”，并“熱衷于思考和設(shè)計整體性的社會政治改革方案”24。類似殷海光、許紀霖這樣對自由主義者作二分的研究取向在學界比較普遍，如張汝倫也把中國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分作兩脈：一條是以胡適為代表，以英美留學生為主體；
另一條是從梁啟超開始，經(jīng)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義。“二者的區(qū)別并不在長遠有否留學經(jīng)歷，而在后一種自由主義更多地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更注重從中國的傳統(tǒng)中尋找與發(fā)掘同自由主義理念較相契合的資源，而前一種自由主義基本照搬英美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概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前者可稱為‘西化自由主義”，而后者可稱為“本土自由主義’�！�25研究者普遍認為，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其思想主要受杜威等人的實驗主義影響，而以張君勱、羅隆基、王造時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則以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為思想淵源。?

　　隨著研究的深入，向來被視為同一流派的自由主義者也成為研究者比較的對象，如成慶的《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中的兩種民主觀——以張君勱和張東蓀為例》26認為，張君勱和張東蓀“在民主和憲政理念上存在分歧”，張君勱雖然修正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但他卻明顯地“是遵循著自由主義民主的邏輯”�！霸诙鄠�層面上，張君勱都顯現(xiàn)出與自由主義民主觀念近似的取向”。相比之下，張東蓀的看法“與共和主義民主的觀念架構(gòu)頗為相似”，“張東蓀一直都致力于對儒家政治傳統(tǒng)的轉(zhuǎn)化，我們似乎可以將他視作儒家式的共和主義者�！�

　�。ㄈ�）自由主義者的輿論干政?

　　自由主義者盡管有如上所謂功利型和理念型等不同類型，但以輿論干政則是他們共同的特征。除在社會辦的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外，他們還熱衷于自辦一些政論性刊物，如《努力周報》、《獨立評論》、《再生》、《觀察》等，以此為陣地集中表達自己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

　　“努力社”是胡適一脈自由主義者的第一次結(jié)“社”，《努力周報》是他們創(chuàng)辦的第一份刊物，“好政府主義”則是他們最早的政治理想。關(guān)于好政府主義失敗的原因，許紀霖在《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的論戰(zhàn)》一文中的分析比較有代表性，他認為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超然議政在當時面臨著雙重角色沖突�！暗谝环N是‘知識精英’與‘社會良心’之間的角色沖突”，“第二種角色沖突是‘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的沖突”。這種困境加上武人政治的“基本國情”，導致了好政府主義的最終失敗。27閆潤魚的《評〈努力〉在“歧路”前的搖擺》28，剖析了努力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談政治與談文藝之間的艱難抉擇及其歷史原因。?

　　“人權(quán)思潮”是自由主義者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發(fā)起的一場比較有影響的直接與當局抗爭的運動，它一直是研究者熱衷討論的話題。除一些專著外，論文有沈衛(wèi)威的《中國式的“費邊社”議政：胡適與“平社”的一段史實》29、姜義華的《從抗爭到妥協(xié)：人權(quán)論戰(zhàn)的困境》30和《論平社曇花一現(xiàn)的自由主義運動》31、張連國的《中國自由主義遲到的人權(quán)宣言：1929—1931年人權(quán)運動簡評》32、盧毅的《平社與費邊社淵源初探》33等。其中，姜義華的文章比較詳細地交代了人權(quán)論戰(zhàn)的緣起和過程，并提出這場論戰(zhàn)絕非胡適等人的書生空論，而是從一開始“就設(shè)法使他們的主張進入實際的政治運作”，因而可稱之為中國式“費邊社”的政治改革運動。文章認為，胡適等人最終拋卻人權(quán)說王權(quán)，沒有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原因在于他們沒有直接領(lǐng)導或積極參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沒有自覺地與農(nóng)民運動結(jié)盟。34

　　《獨立評論》也是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力圖超然議政的一個陣地，在它刊行的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緊對華侵略，國民黨與共產(chǎn)黨關(guān)系之緊張形同水火。自由主義者一方面對執(zhí)政的國民黨提出批評，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以武力為后盾的共產(chǎn)黨的不滿和擔憂�！�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批評與指責：以〈獨立評論〉為例》35、《論胡適與蔣介石政治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以〈獨立評論〉刊行時段為界》36等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了自由主義者在理念和現(xiàn)實之間抉擇的窘困。?

　　除對《獨立評論》的一般性研究外，以該刊為主要陣地在自由主義者陣營內(nèi)部進行的關(guān)于“民主與獨裁”的大爭論，因在當時的思想和文化界產(chǎn)生了不小震動而成為眾多研究者動用筆墨的對象。如顧昕的《民主思想的貧瘠——評述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關(guān)于‘民主與獨裁’的論戰(zhàn)》，對民主派和獨裁派的基本觀點及其交戰(zhàn)過程做了全面的評述，并特別闡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思想的理解和誤解及其產(chǎn)生背景。至于這一論戰(zhàn)的結(jié)果，文章認為：“民主贏得了宣傳上的勝利，但在智識上的誤解與混亂依然故我地存在�！�…中國的實際政治運作依然是權(quán)威主義的。”37董國強認為，這場論戰(zhàn)的發(fā)生一方面反映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30年代以后國內(nèi)局勢急遽變化、各種矛盾錯綜交織的現(xiàn)實面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獨立評論派成員構(gòu)成的某種異質(zhì)性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38。閆潤魚的《民主﹑獨裁抑或“修正的民主政治”》39一文，將這場討論的聲音，由以蔣廷黻和胡適為代表的獨裁、民主兩股擴展為三股，即增加了以張君勱為代表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派。文章認為民主派和獨裁派對于政體問題的討論多從現(xiàn)實的可能性出發(fā)而于根本性的價值不顧，“修正的民主派”則“恰好填補了這些缺憾”，它既關(guān)照現(xiàn)實也考慮到了價值。?

　　自由主義者在四十年代產(chǎn)生的影響在相當大程度上緣于其提出的“中間路線”主張，這個問題因此也成為研究中的一個亮點。所謂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一方面是要堅持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要吸取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的思想。關(guān)于這一思潮興起的原因，研究者的分析大體是從當時的國際國內(nèi)環(huán)境以及思想家個人的追求兩方面展開的。如胡偉希等認為：“這種思想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當時西方自由主義營壘中思潮轉(zhuǎn)換的影響�！�40宋亞文在討論施復亮與中間路線思潮的文章中，認為施從20世紀20年代末參與改組國民黨的“中間運動”起，一直沒有放棄對民主理想的追求，所以他在40年代中后期可以“始終引領(lǐng)著中間路線思想的發(fā)展潮流”41。再如高力克對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的研究中也指出：“研究系的改良式社會主義，表征著現(xiàn)代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發(fā)端，它日后成為現(xiàn)代中國‘第三條道路’的基本思想資源�！�42對于中間路線主張，學者們多給予正面的評價，如陳先初認為：“民盟關(guān)于中國型民主的制度思考是有其獨到之處的，它沒有將民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層面，而是將其擴展到社會經(jīng)濟領(lǐng)域，讓經(jīng)濟與政治同步。這種不僅強調(diào)政治民主而且同時強調(diào)經(jīng)濟也要民主的思路，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們(包括西方)的民主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束縛。”43?

　�。ㄋ模╆P(guān)于自由的價值屬性以及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命運?

　　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思想基調(diào)，著重強調(diào)個體獨立和自由的價值。但近代中國所處的特殊歷史環(huán)境卻賦予以對本民族表示高度認同為特征的民族主義以不可替代的優(yōu)先性。作為舶來品的自由主義如何應對民族主義這個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自由主義者到底是把自由作為一種終極性的價值還是工具性的價值，這是研究者無法回避也是樂于考究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自由在自由主義者那里只是為實現(xiàn)富強而借用的一種工具。這類觀點在對嚴復的研究中表達得最為典型，賀麟早在194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中就講到，嚴復對“救時藥劑”的關(guān)懷，遠遠超過了對“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關(guān)懷。44視嚴復以自由為工具的觀點在學界很流行，其中尤以史華慈的闡述影響為大，他認為嚴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對西方文化關(guān)注的焦點并不在自由，而是一種能發(fā)揮富強的社會動力或達成國家富強的手段，嚴復“把自由作為提高社會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為獲得富強的最終手段”45。林載爵認為：“嚴復思想中，‘單位’是為了‘總體’而存在，也就是個人是為了國家而存在，個人在國家之中并沒有他的主體價值�！毙旄呷钜舱J為：“嚴復對于科學、自由、平等、民主的價值的信服盡可是真實的，但這一切只是作為富強手段的價值，而非其內(nèi)在的價值，引起他的強烈反應�！�46李澤厚一方面根據(jù)嚴復提出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思想判定嚴氏是真正理解英國的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則指出嚴復在實際主張上“仍然把國家的自由（即獨立）、把富強、‘救亡’遠遠放在個人自由之上”，“這就構(gòu)成嚴復的理論思想（‘自由為體’）與實際主張的一個重大的內(nèi)在矛盾”47。?

　　除嚴復外，在對其他自由主義者的評價中也有類似的觀點。胡偉希認為，自由主義不僅在嚴復那里被作為救亡圖存的工具，“以后整個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發(fā)展的軌跡亦如此”48。陳先初在對“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研究中提出，張君勱的“政治設(shè)計力圖從理論上解決自由與權(quán)力的平衡問題，同時通過加強政府的權(quán)力以適應民族主義的需要。然而在現(xiàn)有體制內(nèi)，張的目的不僅無法達到，相反，其偏于一端的權(quán)力主義傾向極有可能成為論證現(xiàn)存政權(quán)的借口。結(jié)果是，民族主義無法實現(xiàn)，民主、自由的價值也必然喪失�！�49顧昕則在概括“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存在的某些出入時講到：“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盡管也承認個人主義的諸價值，但他們心靈深處把這些價值與民族主義聯(lián)系，在他們眼里，這些價值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們促使形成一種人格或能力，而這種人格或能力正是促使西方文明取得飛速進步的核心所在，中國為了御侮圖強，必須學習西方，因而也必須接受這些價值。個人自由在這里不知不覺成為一種手段�！�?

　　另一種觀點則承認自由在自由主義者那里并不僅僅是工具，自由與富強、個體與群體之間是可以相互兼顧達至平衡的。張灝在討論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時認為，梁啟超雖然不是在個人幸福上而是在國家利益里討論自由，但他卻把“民族主義與民主化”、“參與的自由與國家獨立的自由”看作是不可分離的“同一硬幣的正反兩面”。梁啟超試圖“在集體主義的構(gòu)架里與西方的自由主義理想妥協(xié)”50。許紀霖也認為《新民說》時期梁啟超的“群”的理想乃是一個以政治美德為中心，國民信仰為紐帶的政治倫理共同體。在這一共同體中，個人與社會，公與私都處于互動﹑和諧的關(guān)系中。梁啟超將自由主義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義的敘事脈絡中加以論述，代表了一種中國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義。51黃克武認為嚴復對個人價值的肯定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礎(chǔ)上的，在他那里，“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可以攜手并進而不相沖突。”52羅志田的《胡適世界主義思想中的民族主義關(guān)懷》認為在自由主義者胡適的思想中一直保留著對民族主義的幾分關(guān)懷：“胡適民族主義的情緒終其生并不稍減，只是隱與顯的問題�！�53另有研究者則指出在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有關(guān)論述中本身即存在矛盾，不過，這些矛盾“從一方面看反映出在近代中國欲將自由確立為‘體’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從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在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體系中，才為個人自由留出一定的空間，并使這些人獲得自由主義者的稱號”54。?

　　關(guān)于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問題，美國學者格里德的分析迄今依然稱得上是最精辟的，他認為：“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chǎn)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么答案。”55環(huán)境之于自由主義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研究者一致認同的，在這個基礎(chǔ)上，一些研究者還嘗試著從更廣泛的領(lǐng)域或角度解釋導致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失敗的原因，如汪秀枝的《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失敗的民族心理原因》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廣泛流行的、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異心理、狹隘平等心理、重情輕法心理、怕官拜官心理、重義輕利心理等或與自由主義的主張相反，或難以與自由主義的主張相容，它們都對自由主義起著抵制作用�！�56?

　　自由主義是與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鼎立而存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對它的成敗分析事實上離不開對其他思潮的評價，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所謂失敗必定意味著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的勝利呢？有學者提出并解答了這類問題：“不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并不意味著保守主義或革命主義的全盤勝利；
也不表示它們有著天然的沖突。因為，這不是成敗與否的問題，而是它為中國社會的進步提供了多少合理資源與價值，不要無限地夸大它們之間沖突，而是要理性調(diào)整三者的關(guān)系，從中汲取有益的東西�！�57?

　�。ㄩZ潤魚：《自由主義與現(xiàn)代中國》，新星出版社，2007年5月，29元。）

　　1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趨向》，史華慈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85年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19-22頁。

　　2 歐陽哲生：《中國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較》，《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

　　3 胡偉希等：《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3頁。

　　4 許紀霖：《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第8期。

　　5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317-318頁。

　　6 許紀霖：《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遺產(chǎn)：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回顧》，《開放時代》1998年第4期。

　　7 謝泳：《我們有沒有自由主義傳統(tǒng)》，《書屋》1999年第4期。

　　8 雷池月：《主義之不存，遑論乎傳統(tǒng)》，《書屋》1999第4期。

　　9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趨向》，《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第22頁。

　　10 袁偉時：《嚴復思想遺產(chǎn)三問》，《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2頁。

　　11 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302頁。

　　12 寶成關(guān)：《嚴復與自由主義》，《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9年第1期。

　　13 蕭功秦：《“嚴復悖論”與近代新保守主義變革觀》，《蕭功秦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

　　14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86頁。

　　15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頁�！�

　　16 張汝倫：《現(xiàn)代中國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4頁。?

　　17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載http://www.zisi.net。

　　18 鄒小站：《章士釗〈甲寅〉時期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評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9 丁三青：《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痛苦抉擇》，《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20 雷頤：《殊途同歸：胡適與張君勱的歷史命運》，《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1 雷池月：《主義之不存，遑論乎傳統(tǒng)》，《書屋》1999年第4期。

　　22 胡偉希：《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基本悖論詳述》，《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23 胡偉希、田薇：《中國自由主義的基本類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24 許紀霖：《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第8期。

　　25 張汝倫：《“第三條道路”》，《讀書》1999年第4期。?

　　26 《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27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16-317頁。

　　28 《民國檔案》2002年第3期。

　　29 《史學月刊》1996年第2期。

　　30 劉青峰編：《胡適與現(xiàn)代中國文化轉(zhuǎn)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1 《江海學刊》1998年第1期。

　　32 《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33 《學術(shù)研究》2002年第3期。

　　34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第334、344頁。

　　35 張?zhí)�原：載《史學月刊》2002年第5期。

　　36 高志勇：載《南開學報》2005年第2期。

　　37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第399-400頁。

　　38 董國強：《論1910—193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發(fā)展流變》，《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

　　39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40 胡偉希、田薇：《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基本類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41 宋亞文：《施復亮與20世紀40年代中間路線社會思潮》，《廣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42 高力克：《五四時期研究系的“第三條道路”》，《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2年第5期。

　　43 陳先初：《20世紀40年代中間黨派的民主訴求》，《求索》2003年第6期。

　　44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勝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21頁。

　　45 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2頁。

　　46 轉(zhuǎn)引自黃克武：《嚴復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東南學術(shù)》1998年第4期。

　　47 李澤厚：《論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2頁。

　　48 胡偉希等：《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第22頁。

　　49 陳先初：《評張君勱“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4期。

　　50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第143、146頁。

　　51 許紀霖：《政治美德與國民共同體》，《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52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53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4 閆潤魚：《觀念的調(diào)適：民主科學自由在近代中國》，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

　　55 《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頁。

　　56 《河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11卷第6期。

　　57 顏德如：《嚴復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歷史教學》2005年第1期。

　　本文是《自由主義與近代中國》緒論的“研究現(xiàn)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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