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顆多么高貴的心是這樣殞落了！朝臣的眼睛、學者的辨舌、軍人的利劍、國家所矚望的一朵驕花；
時流的明鏡、人倫的雅范、舉世注目的中心，這樣無可挽回地殞落了！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

　　最近中國的媒體開始了紀念恢復高考三十周年的活動。其實，這個紀念似乎早了點，1977年的高考時間是當年的12月，而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入校，已經(jīng)是1978年的春季了。不過名不符實是中國的習慣現(xiàn)象，不必深究。

　　“老三屆”這個詞，是一個中國特有的詞匯，指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候，當時在中學的高中，初中的三屆學生（即66～68屆高、初中畢業(yè)生）。這批人中絕大部分后來當了知青，也有少部分去了工廠和軍隊。前者人數(shù)一說是1500萬，一說是2000萬，后者人數(shù)不詳，不過據(jù)我的經(jīng)驗估計，大概在10%。

　　與老三屆相對應的一個詞匯是“新三屆”。新三屆有好幾個版本，如一，69～72級初中畢業(yè)生，即老三屆的弟妹們；
二，恢復高考后的77～79級大學生，等等。這里取第二種版本。

　　為什么要引入“新三屆”概念？因為新三屆與老三屆的某種密切的關系，及其重要的意義。其實本文題目，更準確地應當叫做《“老三屆”中的“新三屆”之殤》。念起來拗口且啰嗦，我自作主張地將這一群體簡稱為“老新三屆”。

　　許多紀念文章都提到了恢復高考改變了老三屆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實際上，從這兩個方面講，它都是不充分的。

　　從第一個方面來說，在1977～1979年的三年高考中，錄取學生大約有100萬人（當時號稱“百萬雄師”）。而這100萬人中有多少“老三屆”呢？最樂觀的估計不會超過20萬人。其中77、78級學生中這個比例高些，到了79級，老三屆已經(jīng)是鳳毛麟角了。而老三屆的總?cè)藬?shù)如果以1700萬計（1500萬知青加當工人和參軍的），那么通過高考改變個人前途命運的幸運兒不過只是其中的1.3%；
，以2200萬計，則不過0.9%。這個比例十分可憐。當然，此前的“工農(nóng)兵學員”大概也有100萬，不過工農(nóng)兵學員中的相當部分，是高干子弟，是老三屆中的特權階層，以及老三屆以下的幾屆學生。即使加上工農(nóng)兵學員的100萬，通過高等教育改變命運的老三屆，也不過只占其總數(shù)的5～6%左右。

　　本文著重討論第二個方面，即“老新三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老三屆是新中國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也是一個空前絕后的群體。他們是新中國的同齡人，大體出生在1947～1952年，在紅旗下與新中國共同成長。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三個方面簡單概括其特點：第一，接受了一定的文化知識的訓練和系統(tǒng)的理想教育，目睹了新中國所有的建設成績，富有理想主義精神；
第二，經(jīng)歷了新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苦難，甚至在后期參與其中，比如在文革中充當先鋒，又遭到拋棄，因此對新中國的體制弊病有深刻的認識；
第三，通過上山下鄉(xiāng)和參軍、當工人，是真正與中國社會底層勞苦大眾結合的一代知識分子，經(jīng)受了其他代際人群難以想象和難得經(jīng)歷的磨難與鍛煉，對中國真實的國情和艱苦的生活有真實的體認，并對結束文革起了特殊的作用，如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其主體是老三屆。

　　文革結束后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老三屆，也就是新三屆中的老三屆，也就是我命名的“老新三屆”，是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他們除了上述老三屆普遍的特點之外，又接受了正規(guī)和系統(tǒng)的高等教育。在大學里，這個經(jīng)過歷史的磨難和歷練的群體，極其強烈地表現(xiàn)出由狂熱趨向冷靜，由沖動趨向理智，由盲目趨向思考，由浮躁趨向執(zhí)著的特點。當時社會對他們寄予了極高的期望，以為這三屆大學生網(wǎng)羅了中國的具有獨特優(yōu)勢人才，人們希望，這個既有豐富的中國政治運動磨煉，又有難得的中國底層生活經(jīng)驗，同時具有系統(tǒng)文化知識教育的年輕群體，能夠擔負起中國現(xiàn)代化的骨干作用并最終擔負領導責任，最終把我們的國家?guī)敕睒s、強大、民主。人們希望，這個老新三屆能夠為我們貢獻出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大思想家、大師級學者。甚至當時黨和國家有意作出某種制度安排，以讓老新三屆在畢業(yè)后以非常的方式迅速進入各級黨政機關及企事業(yè)單位的一定領導層，比如處科級。

　　老實說，老新三屆在大學中就表現(xiàn)出了某些獨有的優(yōu)勢，甚至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各方面。比如，他們提出了“振興中華”和“從我做起，從現(xiàn)在做起”的口號，表現(xiàn)了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精神，迅速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與回應；
他們?nèi)琊囁瓶实貙W習知識，在年齡大（入學時甚至有30多歲的）、負擔重（許多學生已是拉家?guī)Э冢�、文化基礎參差不齊的不利條件下，表現(xiàn)出極其強烈的學習的刻苦精神，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學習優(yōu)勢（主要是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促進了知識的批判性吸收，以及學習的主動性），引領了全社會的學習文化知識熱潮；
他們在文壇發(fā)動了“傷痕文學”運動，在校園舉辦了各種學生的文學與學術期刊，以及其他形式的文藝活動（如演出各種政治話�。�，從政治、文化、倫理各個方面開始了對文革和中國政治體制的反思；
他們以極高的政治熱情參與了1980年的大學所在地方的基層民主選舉，甚至在校園里形成了一場“民主運動”。

　　1982年起老新三屆陸續(xù)結束本科學業(yè)，大部分開始重返社會，少部分繼續(xù)研究生學習。由于上述的全社會的期許與制度的某種安排，他們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開始發(fā)揮獨特的作用。這里僅以政界和學界為例：政界的這批人，一方面逐漸成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的重要智囊人才，在設計和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出謀劃策，制造輿論；
另一方面則擔任了各級基層的領導職務，以開拓進取的精神實際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學界特別是社會科學界的這批人，著力進行著更加深入的中國國情與進步的研究，并開始從經(jīng)濟與政治體制上深入反思與設計中國的制度框架。當然，由于資歷所限，地位所限，他們的作用往往不太明顯，而且有一個逐步顯現(xiàn)的過程。不過在當時中國的主要領導人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所發(fā)動和組織的改革開放中，在政界和學界中的中堅大多是改革開放派，包括了各個年齡段和各種經(jīng)歷的人才。在這一過程中，老新三屆大概只起著一種輔助和次要的作用，并未進入決策和操作的主體層面。不過這種情況在1986～1988年前后有了一個改變，在那幾年，主要由高校留校的老新三屆和就職于黨政機關以及社會各種研究團體的這部分人的發(fā)動，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與研究，比如他們繼承“傷痕文學”的余緒，制作了電視專題片《河殤》，更深刻地思考中國的體制弊病，更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個運動得到了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回應，鄧小平在他已經(jīng)形成的黨和國家體制改革的認識基礎上，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而黨中央則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進行了全面的部署。可惜的是，這個改革因八九年的事件而夭折。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體制改革運動，是老新三屆最輝煌的階段，也是這一代人及至這一群體對社會最有價值的回報。其后近20年至今，在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下，雖然也有人樂觀地夸獎“如今的新三屆，在各條戰(zhàn)線上是支撐門戶的棟梁之才。他們當中有黨政要員、科技精英、商界老總、機關干部、公司職員、廠礦車間技術骨干……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支宏大的生力軍，是中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不過在我看來，這一群體已經(jīng)湮滅于時代的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其光環(huán)日益褪色，風光不再。甚至老三屆這個詞也已經(jīng)很少被人們提起，只成為這個群體自感自慰自我惋嘆的符號，與及封閉性的自我聯(lián)系的脆弱的紐帶。老三屆中的大部分即沒有進入大學的知青部分，成了中國城市弱勢群體的一部分，好多成了下崗工人。而學界、政界、商界的老新三屆，即其中精華部分，雖然有極少數(shù)精英人物進入政界的省部級、學界的知名學者和商界的大老板行列，也大部分進入了或曾經(jīng)進入過各種級別的領導崗位（在中央國家機關和省級機關，他們占據(jù)了大多數(shù)的司局級的領導崗位），不過從整體看，他們的表現(xiàn)令人失望，他們變得十分平庸和無聊，不但并未出現(xiàn)過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大思想家、大師級學者，而且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的他們，也多是循吏。他們并不如當初全社會所期望的那樣發(fā)揮改造社會、引領國家前進的作用。比如綜合地看，這一群體中成績最大、最成氣候的，應當是以張藝謀、陳凱歌、吳子牛、田壯壯、黃建新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電影界的“第五代導演”，他們的經(jīng)歷，盡顯了老新三屆的所有優(yōu)勢，在電影界這一特殊領域中，“對新的思想、新的藝術手法，特別敏銳，力圖在每一部影片中尋找新的角度”，強烈渴望通過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在選材、敘事、刻劃人物、鏡頭運用、畫面處理等方面，都力求標新立異�！暗谖宕鷮а荨钡淖髌吩谒囆g性上和政治性上都有不俗的成績，當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力量出現(xiàn)時，盡管人數(shù)不多，卻給中國影壇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波。不過饒是如此，他們最終也走向平庸，一派無病呻吟、以形式上的華美掩蓋思想上的貧乏的窘狀。就現(xiàn)實的影響力而言，他們甚至還不如“草寇”出身的馮小剛。終于，在干部政策年輕化的時代潮流下，社會各界的這個群體也到了55歲以上，開始整體地陸續(xù)退出歷史舞臺。雖然他們在政界碩果僅存的幾顆明星，也許會在明天再度輝煌，但即使如此，當這幾顆星星意欲大展宏圖的時候，舉目四望，簇擁在其麾下的，也已經(jīng)很難找到他們當年大學宿舍里“睡在上鋪的弟兄”。

　　老新三屆近乎悲慘的消亡，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我們?yōu)樗麄儑@惋的同時，不能不追索其中的原因。

　　大體說來，其中包括了內(nèi)在與外在兩方面的因素。

　　從內(nèi)在因素講，應當客觀地承認，這個群體在有諸多優(yōu)點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顧則徐的說法，這個群體是有嚴重殘疾的，“它蹶著腿，沒有拐杖可依，如小頭或大頭癥患者在馬路上甩著手徘徊一樣，在新與舊、閉國與開放、蒙昧與開化之間痙攣。一方面為作為‘驕子’而自得，一方面則哀嘆失去過太多美好時光。一方面以為成了知識人，一方面則只能背誦有限課本上的幾點教條。一方面懷疑、否定著‘文革’籠統(tǒng)的過去，一方面則固守著‘文革’的養(yǎng)成。一方面期待善良，一方面則習慣了殘忍。一方面追求著和平，一方面則隨時一激動而訴諸暴力。一方面渴望著美好，一方面則以為進步著的一點一滴已經(jīng)是最美好。一方面盼望著物質(zhì)的一己占有，一方面則擺脫不了對馬主義、毛思想的內(nèi)在崇拜。一方面已經(jīng)失去了固有的信念，一方面還要用美好的言辭打扮那些固有的教條。一方面為新輸入的任何觀念狂熱，一方面還是習慣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尺度劃分其敵友、是非。一方面為失去了共產(chǎn)理想而輕松，一方面堅持這個理想的美好性，并為不能實現(xiàn)而憂愁。一方面歡呼新事物，一方面又視花襯衣、迷你裙為洪水猛獸。一方面痛恨陳規(guī)陋俗，一方面服從、擁護、執(zhí)行著幾乎所有腐朽、專制的指示、指令。一方面……一方面……集體患著無法擺脫的精神分裂癥。”

　　顧則徐的話不免失之于苛刻。不過如果考慮到顧本人正是老新三屆之一員，是這一群人中最有身份意識的思想者，我們倒可以看出這一群體類似于魯迅那種嚴于解剖自己的境界與風格。其實上述的“一方面……一方面……”也許在許多時候正是他們的優(yōu)點：執(zhí)其兩端，守乎其中。我個人認為，這個群體的主要缺點在于，他們還缺少更深厚的學養(yǎng)。他們上小學、中學時，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缺少系統(tǒng)的學習；
上大學時，已經(jīng)不再是最佳學習年齡，以及當時大學知識系統(tǒng)的陳舊，他們收獲的知識成果有限；
畢業(yè)后，由于年齡和外語水平的緣故，他們絕大多數(shù)沒有能夠繼續(xù)深造，更少有去海外深造，從而對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理念一知半解，不能以世界的角度和人類最先進的知識來對中國進行認識和改造。上述“第五代導演”的表現(xiàn)正是這一缺陷的生動例證。還可以拿他們與“右派”群體作一個比較。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群體，基本接受了系統(tǒng)的完整的教育，相當多數(shù)曾經(jīng)負笈海外，因此具有中外結合的知識優(yōu)勢，所謂學貫中西。所以，當文革后落實政策后，這個群體突然爆發(fā)了文化、學術與政治的能量，在中國當代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中，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至今余響不絕。

　　但更主要的是外在因素。這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的主導，另一方面是當政者的忌憚。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閃現(xiàn)了亮麗的一耀之后，這個群體就逐漸消失在中國社會的視野之中。1989年后，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夭折，社會生態(tài)日益惡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無論是官場還是學界、文化界，都日益嚴重地蔓延著腐敗之風。中國政界基本結束了此前的破格擢拔新人的政策，論資排輩開始重新被確立為最重要的規(guī)則。在主政者的主導下，執(zhí)政黨和國家都重新確立了價值目標和游戲規(guī)則。在這樣一個宏觀背景下，雖然老新三屆還在緩慢地沿著官場的階梯往上爬，但已不具備任何政治優(yōu)勢，工農(nóng)出身并有基層工作經(jīng)驗的、接受過非正規(guī)高等教育的群體更受到當政者的青睞。同時，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開始與環(huán)境融合，按照上述官場的價值目標和游戲規(guī)則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個人利益開始超越國家和社會利益，成為決定他們行為的主導意識。這也難怪他們：雖然他們這個群體的絕對數(shù)量不算少，大約有二三十萬之眾，但是置之于中國整個社會和官場的汪洋大海之中，實在是幾朵小小的浪花，很快被這個大海吞噬，自然也就難以形主流與氣候，不得不投降或投誠于整個官僚集團。當然，按照論資排輩的規(guī)則，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慢慢熬到了一定層級的領導位置，但可憐此時的他們已不復當年吳下阿蒙，已然成為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后來，隨著黨和國家進一步的干部年輕化政策的實施，他們開始迅速殞落。某一天他們驀然四顧，突然發(fā)現(xiàn)他們居于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比他們高的位置還在被年長者占據(jù)，而他們的同級已經(jīng)是較他們更為年輕的一代，而他們自己的出路，要么退居二線，要么干脆退休。實際地看，這個群體的年齡，只是很少給了他們優(yōu)勢，而更多地成為他們的劫數(shù)。除了在學術界他們還可以茍延殘喘于一時（較之那些更年輕且留過洋的學弟妹來說，他們也無什么優(yōu)勢可言），他們已經(jīng)在整體上即將告別這個時代。

　　從當政者的忌憚來講，其實早先在承認這個群體的各種優(yōu)勢時，當政者中就有一些人對他們存有戒備之心。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學校園掀起的那場民主化的學運，對中國政治體制提出了疑問，并對這個體制開展了一種主要是輿論而非實質(zhì)的沖擊。老新三屆成為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和骨干，極大地震撼了當局，使其對這個群體有一種復雜的認知與感情。我在當時就聽說過某位相當級別的領導人曾說：這一代人可能是中國振興的棟梁，也可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掘墓人。雖然存在這種顧慮，不過由于當時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在總體戰(zhàn)略上堅持改革開放，因此，在經(jīng)歷了一段彼此的齟齬之后，堅持民主理念的老三屆大學生很快與國家領導集團握手言和，在同一個戰(zhàn)壕里作戰(zhàn)。在1984年國慶游行中，北大學生自發(fā)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雖然并非老新三屆所為，但實質(zhì)地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包括老新三屆的各年齡段的大學生與改革開放的國家領導集團的關系。以后，正如上述，老新三屆開始了他們最輝煌的一耀：策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墒�，在歷史的曲折發(fā)展中，到了1989年，在那場政治風波中，雖然這個群體組織發(fā)動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集結，其后卻難以控制失去理智的在校大學生，不能使學生適時回到校園，終于使自己成為這個事件的陪葬品。此后，中國的當政者，更加深了對他們的疑懼，因而加強了對這一群體的控制使用。雖然隨著時間的流失和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這一群體整體以自宮的形式表達了對當政者的歸順，終于在抹去了自己“老新三屆”的徽記之后，遵循論資排輩的規(guī)則，他們慢慢熬到了中國官本位的處級或司局級頂戴的位置，不過這時的他們，已經(jīng)不再有任何特色了。

　　老新三屆的命運是中國當代政治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悲劇。國家付出如此大的代價，收獲了一代棟梁之材，卻這樣灰暗地結束了他們的政治生命。今后，即使黨和國家再次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絕難找到像他們這樣的骨干隊伍。這一代人的優(yōu)點和特色，如果以一個不大恭敬的比喻，可以以“騾子”命名之。騾子雖然具有馬和驢的雜交優(yōu)勢，但可惜，只能用在當代，它沒有生育能力，不可能被復制。當三五年后老新三屆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后，中國就難以再次組織哪怕是“紀念高考恢復ⅩⅩ年”這樣間接引出老新三屆話題的活動。他們將徹底被歷史遺忘。

　　不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雖然會因此而受損，卻并不會因此而無望。讓我們關注新三屆中生于1952年至60年代中期的那一代人，以及新三屆后的幾屆中國大學生。他們雖然沒有老新三屆那樣豐富的經(jīng)歷與磨難，但也身受當年政治之難與生活之苦，與工農(nóng)兵進行了緊密的結合。他們的優(yōu)勢在于，一是更年輕，二是大多接受了更高深的教育，并且相當多地具有海外學習的經(jīng)歷。在干部年輕化的政策下，他們是中國社會各屆風華正茂的一代。

　　老新三屆即將成為昨日黃花，如果中國不能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出生的新三屆以及后幾屆大學生的這一代人也將殞落。那時，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即使我們發(fā)動了政治體制改革，我們也難以找到可靠的隊伍。中國將進入一個更大的悲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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