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

　　拜讀過《中國的道路》，以及近年來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齡，仍在社會思想領域里作艱難的探索和啟蒙工作，實深感佩！

　　頃接今年第五期《書屋》雜志，即將先生給舒蕪先生的信讀完，文中談五四，談啟蒙，談魯迅與胡適，結(jié)合個人經(jīng)驗道來，尤足啟發(fā)來者。先生的論題均是大問題，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過，與先生頗出入，今不揣谫陋寫出就教于先生；
因先生是公開刊布的，故不另付郵，權當公開信發(fā)表。冒瀆之處，乞希鑒諒。

　　一、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從“個性解放”說起。

　　我同意先生說的“個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個部分，五四運動作為一個精神運動來看，前前后后確乎有著更為豐富的意義，但是，它無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么叫“個性解放”呢？蔣夢麟寫過一篇《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稱個性解放為個性主義，其實與個人主義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前者多表現(xiàn)在文化教育方面，后者則表現(xiàn)在社會國家方面，都是以個人價值為本位的。這是“以平民主義為標準之個人主義”，要旨是“國家社會有戕賊個人者，個人將以推翻而重組之”。對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識的。陳獨秀在比較東西民族的思想差異時說，“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睂τ趥�人主義，他的闡釋是：“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fā)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人權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看得出來，陳獨秀并沒有像先生那樣，把個人主義從民主、法治、自由主義那里分開，恰恰相反，在意涵方面，它與后者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胡適提倡易卜生主義是有名的。在文章中，他把這位挪威戲劇哲學家稱作“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傾向社會主義的李大釗，同樣反對“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倡言“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及個人自由的”。五四活躍一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用說了。而魯迅，早于1907年，便撰《文化偏至論》，標舉先覺善斗之士，力疾鼓吹個人主義。他認為，歐美之強，根柢在人，說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
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至于《摩羅詩力說》，則把詩作為人類內(nèi)在精神的一種象征性形式，仍屬意在個體反抗；
在一片順世和樂之音中，可謂不同凡響。魯迅一生所堅持的“思想革命”，即先生說的“啟蒙”，便發(fā)端于此�？傊�，個性解放，個人主義，乃是“五四”的靈魂。正因為“自覺至，個性張”，才能一時間產(chǎn)生那樣蓬蓬勃勃的，至今被我們視為啟蒙旗幟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不以“個人”解構家族，解構國家，解構傳統(tǒng)觀念，風俗習慣；
一旦消除了個人的自覺意識，一個群體，一場運動，只是一群如古斯塔夫·勒龐所稱的“烏合之眾”而已。事實上，轉(zhuǎn)眼之間，歷史便開始輪流上演一類萬喙息響的啞劇，一類亂糟糟的鬧劇，如此一直拖完了將近一個世紀。

　　二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瞿秋白等一群青年共產(chǎn)黨人便開始批判個人主義，而蔣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們則極力宣揚國家主義，集權主義，“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并以此否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陳獨秀組黨了，胡適入閣了，只余一個魯迅——自稱他的思想是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相消長——荷戟彷徨復吶喊。中國沒有個人主義的立錐之地。正因為這樣，才有了后來的如先生所說的“大的意志”。從思想史的方面看，可以說，五四精神的淪亡也就是個人主義的淪亡。

　　二、其次想說的是：“斗爭”何以成為問題？

　　現(xiàn)今的知識界，好像誰都把可惡的“斗爭”同魯迅聯(lián)系起來，連先生也如此；
甚至因為魯迅主張“打落水狗”，便說“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實在很使我感到意外。斗爭在魯迅這里，從來是以小對大，以弱對強，與權勢者自上而下，以強凌弱，以眾凌寡的所謂“批判”或“斗爭”是大兩樣的。話語這東西，如果真的不經(jīng)分析便可以混淆黑白的話，那么對于魯迅的斗爭，則應當換成另一個語詞，就是“反抗”。這種基于自由意志的個體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紅衛(wèi)兵運動或別的“痞子運動”，真是匪夷所思。

　　在過往的人為的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里，確實“樹立”過不少斗爭的英雄典型；
但是，在此期間，不也出現(xiàn)了像張志新、遇羅克一樣的人物嗎？誰可以否認他們曾經(jīng)同惡勢力作過斗爭這一事實呢？連先生大為稱頌的顧準，其實也都是在暗暗地作著斗爭過來的。魯迅說：“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我以為，這是千真萬確的。見到“斗爭”的字眼，便感到恐懼，或厭憎到要嘔吐，除非把自己置于如魯迅說的那類“萬劫不復的奴才”的地位里去；
不然，只能說明了我們從來未曾像魯迅，或像張志新遇羅克顧準們那樣斗爭過，只是一味挨“斗爭”而已。

　　與此相關的是“寬容”問題。先生在信中高度評價寬容精神，其實，從伏爾泰、洛克以來，“寬容”一詞，都是針對政治和宗教迫害而發(fā)的，而且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和集團勢力而發(fā)的。對于無權者個人，免受損害還來不及，如何可能形成“霸權話語”而要求他“寬容”呢？伏爾泰在著名的《哲學辭典》中撰寫過“寬容”的條目，還專門寫過一本題名《論寬容》的書，他就認為，寬容精神是有原則的。在著作中，這個主張寬容的人經(jīng)常使用一個詞，就是“敗類”；
有意思的是，有一個時期在給朋友的信中，最后都要寫上一個口號樣的短語：“消滅敗類”。一望而知，“消滅”一詞是很不“寬容”的，然而，正是終生對“敗類”所作的不妥協(xié)的斗爭，使伏爾泰成為“歐洲的良心”。至于魯迅，在先生看來是太缺少寬容精神——謝泳先生稱之為“民主風度”——的了。先生例舉的“打落水狗”一說，出于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篇；
在整本雜文集《墳》里，恰恰這是作者自己最看重的文章。這緣由，或者正如他所說：“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其中說的“落水狗”，比喻的是“反改革者”，而且是咬人、咬死人的“反改革者”，明顯比伏爾泰的“敗類”還要敗類。文章的“結(jié)末”實在太好，太精警，而且已經(jīng)回答了好像作者早已料到的關于不寬容的詰難似的問題，先生不妨多讀幾遍。為了免勞翻檢，今一并抄在這里：“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么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于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jīng)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里，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后，是應該改換些態(tài)度和方法的。”果然，文章發(fā)表以后兩個月，“三一八”慘案便發(fā)生了。眼見北京政府槍殺了大批請愿的學生，主張“費厄潑賴”的林語堂隨即撰文表示收回他的看法，也就是說，不再“寬容”了，并且對魯迅表示大佩服�？上Ш髞淼娜耍�把這段故事連同劉和珍們的血全給忘記了！

　　三、相關的還有革命問題。

　　先生稱：“魯迅傾心革命，胡適傾心改良”，這個概括大抵上是不錯的。

　　不過，首先得弄清楚的是，革命在魯迅那里是什么意思？他說過：“‘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憋@然，魯迅的革命觀，是包括了先生說的改良在內(nèi)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說法，小革命即指漸進式的改革。但是，當世上的人們都大叫著“活不下去了”的時候，他是贊成和擁護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來，他經(jīng)歷的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
就像他說的，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但正因為這樣，他才會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也就是說，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膳碌氖拢�“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對革命的理解，我以為是充分的，用他本人最簡潔的話來概括，就是：“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僅僅在做革命的奴隸，還是不做奴隸而革命這一點上，便把他同胡適，以及后來以各種方式宣告“告別革命”的尊貴的學者區(qū)分開來了。

　　“革命”這個詞，首先是資產(chǎn)階級發(fā)明的，正如“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一樣，理論上如此，實踐上也如此。為什么要革命？因為有巴士底獄。一個如此堅牢的監(jiān)獄般的社會，如果不給毀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明白地指出，大革命來源于舊制度，革命的規(guī)模和手段其實是早經(jīng)舊制度預設好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深明革命是屬于他們的自由權利，因此必須把它寫進大憲章。著名的法國《人權宣言》，列述各項受保障的人權，其中之一，就是“對壓迫的反抗”。這就是革命，即洛克說的“革命的人權”。既然革命乃基本人權之一，就意味著它是天然合理的�！叭嗣裰鳈唷崩碚撈鋵嵳f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可以任意譴責假“革命”之名的各種暴力性政治行為，但是對于革命本身，又有什么權利去否定它呢？

　　四、民主與法治。

　　先生特別看重“規(guī)范”的民主，“制度化”的民主，也即民主憲政。在信中，先生說這“規(guī)范”是五四所確立的，其實是不確的。五四處在禮崩樂壞的階段，運動中沒有人會考慮到給政府修憲，將民主法制化。其時的民主，意謂平等、自治，就像“科學”一樣，惟是一種精神，觀念，不“規(guī)范”的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民主的感召下，才有了對抗政府的行動，有了平民教育，有了“神圣勞工”的新崇拜，以及嗣后的勞工運動。知識分子以此埋葬了知識分子，這在歷史上是很帶戲劇性的事。那時候，“立憲政治”是受沖擊、受批判的對象。陳獨秀就認為，它是十九世紀的過時的事物，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信仰、集會結(jié)社和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權”，反而淪為“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他說：“倘立憲政治之主動地位屬于政府而不屬于人民，不獨憲政乃一紙空文，無永久厲行之保障，且憲法上之自由權利，人民將視為不足輕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擁護之，則立憲政治之精神已完全喪失矣。是以立憲政治而不出于多數(shù)國民之自覺，多數(shù)國民之自動，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薄肮埠蛻椪�，非政府所能賜予，非一黨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偉人大老所能負之而趨。共和立憲而不出于多數(shù)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彼�以，他主張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取代立憲政治，實質(zhì)上要的是先生說的“實質(zhì)民主”，也即“直接民主”。這樣的民主，可否實行另當別論，但至少在五四時期是一種普遍的理念。后來到了抗戰(zhàn)期間，陳獨秀提出“大眾的民主革命”，反對“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與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一脈相承，但畢竟未能完全脫離黨派政治的理論框架；
即便如此，以未脫羈囚的在野之身而言政治，挑戰(zhàn)蘇聯(lián)及共產(chǎn)國際霸權，無論如何是可敬佩的。

　　“好政府主義”者的胡適，受先生推許的地方很不少，大的方面，當是在五四初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轉(zhuǎn)到“立”的上面，即幫助國民黨政府設計并實行民主憲政，慢慢“改良”。實際的情形如何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十多年后，在抗戰(zhàn)時期，才在各種政治力量的促成之下，發(fā)起“憲政運動”。主持修憲工作的最高首腦，也即黨的最高首腦蔣介石，這是決定一切的。經(jīng)過幾番折騰，各種委員會成立過了，各種會議開過了，卻是無疾而終。此間的一些言議，如“結(jié)束黨治”，“保障人民思想、言論、結(jié)社、出版等自由”之類，包括胡適的主張人民參政，規(guī)定政府權限等，不能說沒有一定價值，就是不能實行。因為這里存在著一個為胡適們一致承認的前提，即一切通過政府。這是一個政治悖論。胡適們徒有拯救“黨國”之志，其奈政府專制腐敗何，結(jié)果意欲“改良”而不能，反倒愈“改”愈“劣”；
等到《中華民國憲法》出臺，不出三年，這政權就一命嗚呼了。

　　也許，魯迅確如先生所說，重“實質(zhì)民主”而輕“形式民主”。但是，說到根由，卻并非如先生說的那樣，是出于對規(guī)范的民主缺乏認識。早在留日時代，他就在先生指為不怎么高明的那兩篇文章中批判過“國會立憲”之說了，大概這與他自覺為“奴隸”而非“公民”的角色認知有關，也與以“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使命自期有關，因為他實在不是那類專家型學者或政治智囊人物，根本無須了解那樣成“套”的“規(guī)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外，這也跟他對政府的構成，也即國家的性質(zhì)的看法有關。國民黨的所謂“國民政府”，根本不是像美國那樣的民選政府，而是在“清黨”大屠殺之后建立起來的，靠所謂的“黨軍”和特務政治撐持的，完全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流氓政府。1927年以后，魯迅多次論及“流氓”，看來，他是跑到民主的背后窺測和搗亂去了。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辭典中，“流氓政治”與“民主政治”實在是絕好的一副對子�？傊�，他不會與這樣的政府沾邊兒，“好政府”也不沾邊兒。在一次講演中，他已經(jīng)表白得再清楚不過了：“偏見如此，”他說，“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五、關于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廷臣及其他。

　　知識分子的分野，分化和轉(zhuǎn)化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先生對魯迅和胡適的評價，看來主要同這個問題有關。

　　知識分子的定義如何，真是言人人殊，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角色的具體規(guī)定，通過何種方式在社會上發(fā)揮作用，以及作用到底有多大，等等，也都沒有劃一的看法。我認同的是，所謂知識分子，首先得有相當?shù)膶�業(yè)知識，他立足于自己的專業(yè)，關心專業(yè)以外的廣大社會，并且以自己的理想價值，設法加以干預，批判，改造。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是不結(jié)盟的，即使參加某一個社團或組織，他也能夠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本階級本集團的利益局限。但是，他無論如何不會與權勢者合作，而是站在無權者一邊，挑戰(zhàn)主流社會；
因此始終保持獨立的身份，在言論方面，也持毫不妥協(xié)的姿態(tài)，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達個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知識分子操使的是批判性的個人話語，他們主要通過言論，而非組織的聯(lián)絡，在社會上構成一個“壓力集團”。在本質(zhì)上，這是一種無權勢者的結(jié)合，通過輿論，向權勢者“叫板”。所謂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顯面而言，其一就是輿論壓力，以此促使或迫使權勢者作出讓步和改革。倘使沒有輿論，甚至連言論也沒有，那么壓力將降至零點。但是，僅此還不能說知識分子的職能便被取消了，因為通過零散閱讀，他仍然可以在社會上傳播思想的星星之火。此外，還存在著一個隱面作用，就是獨立人格的，道德的，審美方面的影響。先生似乎太看重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的影響，而且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合法形式發(fā)揮的影響，所以會想到拿尼采和杰弗遜作比較；
說到魯迅，貶之以民主憲政的認識問題，“被利用”問題，也都是這樣。其實，魯迅的價值完全落在社會方面，即使當時的中國社會未曾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集團與之呼應，也仍然無損于他的力量和作用。魯迅的偉大是本體的偉大，是東方抵抗知識分子的典型。

　　與知識分子不同，專家型學者一般執(zhí)著于他的專業(yè)，甚至不問政治。倘若一旦成為官員，進入決策層，那么作為知識分子或?qū)W者的角色就要發(fā)生根本性蛻變。胡適二十年代鬧鬧別扭，三十年代就從邊緣進入權力中心，成為廷臣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問題加劇，這時，中國的知識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便有了一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全面合作的契機。1932年國防計劃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標志，最初班子50人，都是學術界有名望的人物。至1935年，蔣介石的“人才內(nèi)閣”或“行動內(nèi)閣”敞開大門，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圈子內(nèi)的人物紛紛入閣，基本上都做了部長或委員。這是知識分子的勝利呢，還是全面潰敗呢？先生舉唯一的一個證明“胡適關心的面要比魯迅為寬”的例子，就是四十年代末，胡適出任北大校長時，曾向“當局”提出把一批研究原子物理的年輕科學家聚集到一起，研究原子科學。先生所以稱道，并不在自然科學發(fā)展本身，而在此舉可以增強國力，到底是廷臣的意見。就像先生說的那樣，即使中國在這方面的發(fā)展 “不致落在蘇聯(lián)之后”又如何呢？蘇聯(lián)此后的結(jié)果又如何呢？在胡適的思想中，自由主義已然轉(zhuǎn)向，作為廷臣，是不能不讓位于國家主義的。就在陳獨秀稱之為“黨權為重國權輕”的時候，胡適哪怕試圖加強“國權”，壯大國家的力量，實際上還是穩(wěn)定了“黨權”；
因為當時的中國乃是“黨國”，這種極權主義政體的性質(zhì)是不可能自動改變的。

　　從啟蒙知識分子到一般學者再到廷臣，胡適一生的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傳統(tǒng)士人便一直在廊廟與山林之間兜圈子。請允許在此抄引一段洋鬼子李普曼的話，因為我覺得借此描述胡適一類人物是最恰當不過的，他說：“把追求知識分子與行使政治權力結(jié)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那些試圖這樣做的人，結(jié)果不是淪為相當惡劣的政客，就是成為冒牌的學者�！弊匀�十年代以后，胡適基本上與獨裁專制的政治代表人物為伴，且以“諍臣”自許。這是胡適的喜劇，也是胡適的悲劇。知識分子角色的存在是以遠離權力門檻為前提的。正因為這樣，五四的一群——包括當年的胡適在內(nèi)——才有了一種反叛的精神，自治的精神，破壞偶像，狂飆突進的精神。五四精神的淪亡有種種原因，來自知識分子內(nèi)部的，則有胡適的背叛。因此，說胡適在五四時期是一個代表人物則可，若以他服務于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民主、政治、憲政”建設為五四精神的代表則不可；
說胡適一生多少保持了自由主義的一些理念則可，因為他仍然可以借此向蔣家討價還價，若以此討價還價為自由主義的規(guī)范則不可；
若說可，也無非是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罷了。

　　六、關于魯迅的“被利用”。

　　其實，魯迅在生前死后都在被利用。至于先生說的“被利用”，乃專指政治人物的利用，實際上，說是“被改造”也許更確當。先生認為，魯迅被“圣人”化的命運，他本人是脫不掉干系的。信中舉了三個理由：

　　(一)魯迅從來未曾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我不知道，個人主義思想的存在本身，是否可以為魯迅開脫一點責任，還是非帶上“理論的形式”不可？魯迅首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話語形態(tài)自是不同于邏輯學者的，先生這里未免強人所難。

　　(二)“相信蘇聯(lián)”。魯迅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與他對“奴隸”在新政權的地位及相關的狀況的評估有關。的確，終其一生，魯迅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沒有根本的改變，這里有多個方面的原因，比如信息的封閉，從北洋軍閥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反宣傳等等；
但是，無庸諱言，魯迅輕視“形式民主”，不免要給他的思考留下某些“空洞”，對首創(chuàng)“一黨專政”政體的蘇聯(lián)缺少必要的警覺，或者造成覺悟的延緩，都未嘗不是一個原因。但是，他對蘇聯(lián)的許多做法是仍然持有保留態(tài)度的。即使如此，無非說明他實在并非那類無過的“圣人”而已，那么“被封為圣人”者與非圣人之間有什么關系呢？

　　(三)先生指魯迅“在和郭沫若、周揚到楊邨人這樣一些人戰(zhàn)斗的時候，自以為是同導師們的思想是一致的”，這“自以為”不知根據(jù)何在？我對魯迅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從來是反對“鳥導師”的。

　　七、魯迅與胡適的留學背景。

　　先生為了說明胡適與魯迅的高下，有一段說到兩人的留學背景。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在留學生那里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這是一個事實。至于影響的正反深淺，關系到綜合的因素，往往因人而異。先生在信中說：因為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在“民主制度”方面極不成熟，所以魯迅在那里接受的現(xiàn)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
至于胡適，因為有幸留學在美國，而美國又是“天生的現(xiàn)代國家”，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把一個國家的文化形態(tài)和完善程度對應于留學生的思想狀況未免太簡單化，倘如此，對于土生土長的本國人來說，則大可以無視其它條件，直接由所在的國家、種族來判定優(yōu)劣了。

　　八、魯迅有過“超越五四”的說法嗎？

　　先生說：“魯迅的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钡�先生并未引魯迅片言只字，只引了瞿秋白的話；
因為魯迅有過“人生得一知已足矣”一聯(lián)贈瞿秋白，所以在先生那里，瞿秋白的賬也便成了魯迅的賬。這種邏輯推理，有點近乎“株連”。魯迅一直慨嘆“五四失精神”，可以說，他本人便是五四精神的招魂者。至于“超越”之說，于他不但未曾有過，而且簡直討厭；
批評創(chuàng)造派的要點，便是反對“超時代”。

　　九、關于魯迅被“誤導”和被魯迅“誤導”。

　　先生引了某“研究者”的話說：“可以證實的是魯迅后來似乎接受了組織的領導。”說到“組織”，有點語焉不詳，如果指的是一般社團，魯迅三十年代就在左聯(lián)的組織里。左聯(lián)多有共產(chǎn)青年，也有黨組的，魯迅所以加入，與當時共產(chǎn)青年被屠殺，被緝捕，不能見容于專制政府有關，自然也與他的信仰有關。但是應當看到，這是有條件的，是一種自由選擇，雖然受“導”，在他本人卻是一點也不迷“誤”。他的清醒，透徹，只要參閱左聯(lián)成立的當月（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謙信即可。馮雪峰，瞿秋白，確乎是魯迅的朋友，受到他們的一些觀點的影響是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魯迅的多疑和固執(zhí)，要他改變自己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事實上，他與瞿秋白、馮雪峰在許多相同的問題上，比如翻譯，比如大眾化，比如知識分子問題，比如統(tǒng)一戰(zhàn)線，看法并不一致；
而且只要一比較，總是魯迅顯得鋒利，穩(wěn)健，而且深刻得多。

　　魯迅對“組織”這東西是一直存在戒心的，且看他對許廣平信中詢之以是否加入“團體”問題的答復：“這種團體，一定有范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只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他后來所以加入一些團體，如左聯(lián)，又如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要而言之，都是為了與政府對抗的緣故，目的借個人以壯大社會反抗的力量。這類團體在構成方面并不嚴密，因此，他的加入是以不致?lián)p害個人的自由意志為前提的。如果個人與團體之間發(fā)生沖突，他或許有“顧全大局”而隱忍的時候，如他在信中曾經(jīng)說到過的，如受傷的野獸一樣，鉆入林莽間舐干傷口的血跡，不讓人知道；
但這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自設的限度，就要公開反抗了。這反抗，正是他在組織里保持的個人自由。左聯(lián)的情況就是這樣。他不能讓個人屈從于所謂的“組織”，或什么“元帥”之類，且看他最后的反抗——答徐懋庸的萬言長文是最有代表性的反抗文本——是多么勇猛，莊嚴，富于道義的力量！

　　至于說到魯迅“誤導”別人，包括先生，大約這要同“接受主體”有關的罷？至少我相信，魯迅不同于別的“教唆犯”，他沒有說要別人相信他，相反倒是要別人不相信他，他說他沒有那樣給別人指明出路的本領，連對誠懇請教他的學生也如此；
此外，他把他的東西寫出，就像他打的比方那樣，“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一并擺在地攤上，任人挑揀。而先生以為合用，何以不挑這個而偏揀那個呢？

　　歷史怎樣演變可以存而不論，不過，倘使先生當年確是出于魯迅的引導，才奮起同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作斗爭的話，我至今仍然得說，這“導”并不見得便“誤”，無論對魯迅，對先生，都很可以引為光榮的。

　　十、最后，說說破與立。

　　先生說“啟蒙應當有破與立兩方面的意義”，這是的確的。對于破與立，行文間雖然未曾作優(yōu)劣之分，但畢竟傾向于以“立”為上。在比較魯迅不如胡適時，先生指魯迅主要是“破”的，而胡適則主要轉(zhuǎn)到“立”的上面去便是。學界大抵也持類似的看法。其實，破與立其來有自，所司不同，彼此亦往往交互為用，不可取代。作為一種象征性符號，破與立可以作許多引申，例如：知識分子就是破的，學者和廷臣是立的。知識分子同學者廷臣一樣使用共同的專業(yè)知識資源，但是通過批判，卻能以社會問題激活既有的專業(yè)知識；
學者和廷臣惟在積累，學者積累學問，廷臣則積累權力化的操作技術。擴而言之，社會運動也是破的，五四運動就是最大的破，而憲政建設一類則可以說是立的了。但是，社會運動——自然不同于蔣介石以“黨國”名義制造的“新生活運動”之類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先生屢次申言繼承“五四精神”，應當被認為是對五四作為社會批判運動的作用所做的高度估量；
如果舍棄了批判，舍棄了破，在禁錮嚴密的傳統(tǒng)文化面前，陌生的西方現(xiàn)代觀念將無隙可乘，那么所謂的“五四精神”剩下的會是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歷史場合，破比立甚至顯得更為重要。

　　說到魯迅的“立”，先生指為“因為創(chuàng)造社的攻擊而學得的新思潮，又因為馮雪峰與瞿秋白的介紹而向往的新世界�！钡�不知先生之“新”何謂？魯迅留學時介紹十九世紀后葉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國”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也非魯迅首“立”；
但于接觸和閱讀，則要比創(chuàng)造社輩早得多。他確曾說過感謝創(chuàng)造社“擠”得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僅此而已；
也確曾說過“相信惟新興的無產(chǎn)者才有將來”，這也是他一貫的與“有產(chǎn)者”相對立的平民意識的表現(xiàn)，并非宗共產(chǎn)主義的宣言。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正如其他主義一樣，無疑豐富了魯迅，卻未曾改變魯迅。他有他的思想。既能容納新潮，又能抗拒時流，此之謂真正的獨立的思想者。

　　退一萬步說，即使魯迅毫無其他的“建設性”可言，沒有立，只有破，我們就能小覷這樣一個中國社會的清道夫嗎？在一個充斥著官僚學者聰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茍且的“老大帝國”里，魯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國家集團與個人之分。如果連根本性的問題，譬如像“革命”，“斗爭”，“主人”與“公仆”，“奴隸”與“奴才”，“亂”與“叛”，“流氓”與“戰(zhàn)士”，“自由主義”與“好政府主義”，“權威主義”、“憲政主義”與“動物主義”等一些語詞，到底是甚么涵義還未及弄清楚，雖然給中學生編了“公民教科書”，也怕難免“誤導”。至此，忽然想起魯迅寫的一首打油詩《公民科歌》，說的是周實先生老鄉(xiāng)的事，不覺啞然失笑。實在扯遠了，失敬得很，就此打住。

　　即請

　　夏安

　　2001年5月20日，深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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