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腐敗的原因是元朝時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認為歸根結底的辦法是思想教育。既然和風細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決定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一次強制性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動，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警示官員和百姓。

　　他下定決心，這次活動一定要搞深搞透，觸及官民靈魂深處, 使他們“鑒此非為，格心從化”。為此，他親自制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所謂《大誥》，簡要捷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匯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啰里啰嗦老生常談的說教。由于是朱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語句多有不通。朱元璋卻稱這本書是臣民之“至寶”，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

　　朱元璋號召百姓造反

　　洪武中葉，大明帝國發(fā)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朱元璋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中發(fā)出了這樣的號召：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籍之徒�，F(xiàn)在，我要靠你們這些高年有德的老人以及鄉(xiāng)村里見義勇為的豪杰們，幫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當官的給百姓做主，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我還沒見到一個人！

　　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jiān)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并且許諾，皇帝會根據(jù)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誥初編》中這樣號召百姓們：從省級官員到府州縣級官員，如果在國家規(guī)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財錢的，準許境內(nèi)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聯(lián)附近的鄉(xiāng)親，聯(lián)名到京城上告，有憑有據(jù)，懲辦罪犯，更換好官，撫育人民。同時，從省級到縣級的官員，如果清廉能干，政績卓著者，準許境內(nèi)百姓來京匯報，我給他們獎勵。

　　十九年，朱元璋的政策又大幅度前進了一步，宣稱在大明帝國之內(nèi)，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沖進官府捉拿自己不滿意的吏員：如果以后有吏員們判案時枉斷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糾集四鄰，直接到刑房里，把這個吏員拿住，送到京城來！如果有強買百姓東西不給錢的，收稅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軍時受賄放縱犯罪卻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況出現(xiàn)，都許百姓們直接把這些吏員拿獲！

　　從“把民眾捆綁在土地上”這一極端，輕易跳到了“放手讓民眾造反”的另一個極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證”制度。他知道這一制度一定會被官員們用作阻攔百姓上訪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進京反映問題的人，不論有沒有通行證，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規(guī)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則“全家族誅”。

　　賦予農(nóng)民以不經(jīng)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這一號召再次證明這個通過農(nóng)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nóng)民理想的某種忠誠。

　　官員們?nèi)缃駥Π傩障鹿蚯箴埩?/p>

　　詔書發(fā)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xiàn)朱元璋想象中“群起響應”的局面。

　　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雖然皇帝一再發(fā)布“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愚民”的殷切呼喚，他們還是將信將疑，愣在當?shù)夭桓覄印?/p>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zhèn)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積極捉拿貪官韋棟，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fā)現(xiàn)�；实郯l(fā)布詔書說，因為這些市民不聽他的話，所以“將坊甲鄰里盡行責罰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說：“有罰款把家罰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處死！”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

　　他知道，這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當然最有效。同時，對那些乍著膽子，捉拿官員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獎勵。常熟縣百姓陳壽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縣里的惡劣吏員顧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為高興。

　　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于在各地興起。通往南京的路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里，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

　　于是，大明天下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在朱皇帝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被顛倒過去的世界終于又顛倒回來了！

　　朱元璋要的是人間奇跡，而非公平正義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徙流辦事”的辦法，讓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他不僅動用刑獄，嚴加懲處，而且還法外加刑。罪行嚴重的，處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凌遲、族誅等各種酷刑。

　　不幸在洪武時代做官，真是一件極為危險的勾當。據(jù)說，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這一天殺的人就少一些；
如果把玉帶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這一天準得大殺一批，官員就嚇得面如土色。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zhàn)心驚，不知什么時候就有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又活過了一天。

　　原來是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他們“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多不樂仕進”。家里若有好學之子，反而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就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至自殘肢體。

　　不少人在時過境遷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還心有余悸。如當時監(jiān)察部副部長左僉都御史嚴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辭職，朱元璋懷疑他是裝病，將他黥面發(fā)配到廣西南丹，后來遇赦放還，活到宣德朝，回憶起當年的經(jīng)歷，說先時國法甚嚴，做官的常保不住腦袋，這頂破帽不好戴��！說完還北面拱手，連稱：“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不少受過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為牽連到冤案中送了命。戶部尚書滕德懋被人舉報為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處死，之后剖開滕的肚子，想看看這個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開之后，發(fā)現(xiàn)里面全都是粗糧草菜，只好悻悻地長嘆一聲：“原來是個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里有許多無辜者，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歸根結底：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污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xiàn)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xiàn)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么公平正義。

　　 （作者系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原載于《同舟共進》2007年第5期，本站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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