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工作近30年了，但我從不把自己看作是“正宗”的北大人，因為我并沒有在北大讀過書，從未接受過那些聞名遐邇的北大名師們的教誨，沒有親歷未名湖畔的學子生活，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之一，也可以說是我心中一個難解之結(jié)。

　　未名湖是我兒時的一個美麗的夢。記得上小學六年級時，從電影《青春之歌》中知道了北大，看到了神采飛揚的北大人，令人神往的紅樓。后來我就學的師大女附中和女十二中（貝滿），都有許多師姐上了北大，北大也成為我們這一屆許多同學的追求目標�？晌也]有見過真正的北大。高中時一位關系不錯的同學名為“未名”。我曾好奇地問過她緣由。記得她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她的父母都是北大畢業(yè)，還說北大有一個叫“未名”的湖，她的名字大概就與這個湖有關系。記得她經(jīng)常說她將來會上這所有“未名湖”的大學，對此她胸有成竹，因為她學習優(yōu)秀，特別是文科非常出色。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也就有了這個未名湖的夢。

　　但是，這個夢似乎命定難圓。高中畢業(yè)時，沒有進大學，而是遠離家園留學法國。而那位“未名”同學，也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沒有如愿進北大。其實，我并非是學外語的好材料，但是我還是服從分配去學習法語，當時我父母都是很不情愿的。而我自己的最大遺憾則是沒有能夠進入北大中文系。聽說幾個同學如愿進了北大，還有一個很熟的朋友上了中文系，真是由衷羨慕。不過，現(xiàn)在回顧這段經(jīng)歷，沒進大學，比起一些同代人還是稍微幸運一些。我至少學了一點語言。而且，法語使我的后來，我的人生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影響了我的一生，這是后話。

　　但是，在國外的學習卻因國內(nèi)的“革命”中斷了。1966年以來，我們從過時很久的《人民日報》和每天晚八點的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對歐州華語廣播中，已經(jīng)感到了國內(nèi)發(fā)生大事了。我們密切關注著國內(nèi)的形勢。從三家村，海瑞罷官，北京市委等等先兆事件到北大“聶元梓第一張革命大字報”以及那封信，還有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廣播實況等等都在沖擊和震撼著我們，我們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徹底革命，對領袖的盲目崇拜使我們真誠相信它的目的是“蕩滌污泥濁水”，“觸及人的靈魂最深處”。坦白地講，那時的我既“幼稚”又“盲目”，真的以為復辟危險在即。我也做過現(xiàn)在想起來很“愚蠢”的事情，甚至做過所謂的 “代表”，去給使館文化處（那時沒有教育處）發(fā)難（其實就是提意見），要求批判“修正主義的留管制度”。這段歷史已經(jīng)有人開始敘述，其實個中虛實，遠遠比現(xiàn)有敘述要復雜和深刻得多，恕日后另文再論。不過，那種亢奮的精神狀態(tài)，在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完全、徹底地改變了。

　　不到兩年的國外學習，被國內(nèi)一紙命令宣告結(jié)束。1967年春天，我們應招回國。據(jù)說，招回的最重要原因是國內(nèi)各方的壓力。后來雖然在有關方面的努力下，陸續(xù)有些留學生重返原留學國，但法國由于68年的學生風潮而拒絕再接受中國學生，這使得已經(jīng)準備返法的一部分同學也失去了最后的機會。當然，我和另一部分同學或因家庭問題或因本人革命態(tài)度欠端正，本來就被排除在返法名單之外，更是斷了一切念想。親身經(jīng)歷那種“革命境況”，其實對我和許多同齡人來說，意味著獨立思考的開始。說來奇怪，越是沒有學習機會，我越是產(chǎn)生了繼續(xù)學習的強烈愿望。回國后不久，曾經(jīng)有一次，不知何方領導搞了一次登記，要留學生們填寫希望繼續(xù)在國內(nèi)哪所大學學習。當時我們許多人都欣喜若狂，我毫不遲疑地填上了北京大學。其實冷靜下來，我心里明白，在那樣的“革命形勢”下，如此好事怎么可能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所以這次登記最終不了了之，毫無下文是意料之中的。但這對我還是一次沉重打擊。我們后來被安排在外語學院，由北海艦隊派來的軍宣隊領導管理。其間組織了幾次去北大“學習”，不是去學習知識，而是學習“革命”，按要求觀看革命大字報。幾次造訪北大，看到聽見的和我心中那個鑲嵌著晶瑩剔透的未名湖的“圣地”相去甚遠，很讓我這個連大學夢都不能圓的學生黯然神傷：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傷痕累累的宿舍樓，令人顫栗的“戰(zhàn)時通道”，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這些都讓人完全沒有心情、也完全沒有可能去尋湖求夢……我暗自對自己說，我怕是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校園讀書了，那么小就開始憧憬的未名湖夢徹底破碎了……

　　1968年，在“逍遙”了一年后，我們被送到唐山柏各莊軍墾農(nóng)場，接受“再教育”。國事、家事前途未卜，工作、學習希望渺�！f來特別丟人，我從北京站一登上火車，就止不住眼淚，一直哭到唐山站，別人怎么勸都沒用……其實我并不是一個愛哭的人，而且非常好面子……

　　兩年后，接受再教育的農(nóng)場生活結(jié)束，我回到北京，分配到外語學校當法語教師。我至今懷念外語學校的八年時光。不單單因為在外語學校的工作使我慢慢揀起法語，更因為我和那里的許多老師結(jié)下了非常情誼，其中就有好幾位是北大畢業(yè)的。這個學校是中等�？茖W校，卻聚集著一批從北大、外院來業(yè)務水平優(yōu)秀的教師，重視業(yè)務的校領導，很費心思地尋覓到不少有不同“政治”或“歷史”問題、外語水平極佳的人才。英語、法語、德語、日語、阿拉伯語專業(yè)都有北京大學的畢業(yè)生。比如英語組的張雅潔，德語的李月宣，李玉敏，黃文華，王燕生；
日語組的吳之榮；
阿拉伯語的李琛，關稱；
法語組的張寅玖（已離開），劉恒永等等。和我來往最多、也最熟悉的是黃文華，她高挑身材，舉止優(yōu)雅，談吐不凡，她的先生王大鵬，也是北大畢業(yè)，典型的中文系才子，我當時對他們二位敬重有加，視為師長。雖然不止一個“好心人”勸我注意不要多和黃交往，特別提醒我王大鵬57年有問題。但那時文革已進后期，我與人交往已經(jīng)注重的是感覺，自己沒有上過正規(guī)大學，特別崇敬大學畢業(yè)生，尤其是正宗的北大畢業(yè)生。加之我和黃文華是福建老鄉(xiāng)，而且兩家離得很近，她住史家胡同，我住演樂胡同，只隔幾條小街，來往多也是自然的事情。我們經(jīng)常一起騎車回家，一路上什么都聊，因為都喜歡看書，所以很有共同話題。不過，我們彼此真正了解是在76年初。我們一起去天安門，一起抄錄詩詞，一起討論，一起憤怒，一起傷心。黃文華的父親也是上個世紀初的老留法學生，自然和總理有過關系。這也是我們經(jīng)常談論的內(nèi)容。再后來，形勢急轉(zhuǎn)直下，我們的聯(lián)系更加頻繁。我們千方百計從各處尋找總理的相片，翻拍，加印，交換，散發(fā)。那是一段難忘的日子。后來，我們還把抄來的詩詞集中起來，請一位老師刻鋼板，再自己油印，印了幾十本小冊子，分散給朋友。記得封面題名是秋瑾的一句詩《灑去猶能化碧濤》，至今，有的老同事或老朋友在見面時還會提到這本非常簡陋而又親切的小書……

　　文革結(jié)束不久，我進了北大，不過仍然不是到未名湖畔學習，而是因為偶然的原因入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工作。當我走進北大校園，再次漫步未名湖畔時，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一年，我已年過三十。。。。。

　　外哲所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遵從最高層領導指示建立的主要從事現(xiàn)代外國哲學研究的機構(gòu)。我來的時候還和亞非所等在一起屬于“研究所”管轄。后來獨立。經(jīng)過文革，當時的所長是維也納學派成員，分析哲學專家洪謙教授，副所長是海德格爾親授弟子，存在主義學者熊偉教授。我進所的第一篇譯文就是熊偉教授要求作的，要我翻譯馬塞爾的《1970年的存在》，大概也是要了解一下我的水平。我從沒有受過任何的哲學訓練，外語也是半截水平，在外哲所的前輩和文革后的第一、二批的出類拔萃的研究生中間，我的困難可想而知。進入北大的夢想竟然成真，但身在北大我卻時時不敢忘記我不是北大出身，而是“非正宗”的北大人。也許正是成為真正北大人的夢想，使我留在北大至今。

　　剛開始從事翻譯時，我經(jīng)常會去社科院歷史所，求教北大五十年代北大畢業(yè)的周劍卿老師。她是西語系著名法語教授桂裕芳先生的同班同學，因為歷史所離我家很近，我一有問題就去找她。周老師原來在外交部工作，我留學法國時，她和她的先生剛好在使館工作，當過黃鎮(zhèn)大使的翻譯�？上М敃r并不認識她。她回國后從事學術研究，著述、譯作成果頗豐。她稱我是她的小朋友，每次求教都熱情接待，耐心講解。讓華爾好在所里的老師和同事都非常關心我，讓我這個門外人漸漸熟悉這一行。我從翻譯專業(yè)文章開始，并在老師們的建議下，以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作為研究法國當代哲學的切入點。當時的翻譯多沒有發(fā)表，但對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有用的基礎，是通向外國哲學研究之路的必要階梯和可靠積累。在專業(yè)翻譯中，給我?guī)椭睦蠋熣娌簧伲ㄓ腥苏f，我所以找了我的北大西語系畢業(yè)的先生，也是為了找一位老師），熊先生熟悉存在主義，給我很多有益的指點和教導，并且經(jīng)常鼓勵我多參加活動；
還有洪先生的高足陳啟偉先生，他學問好，人也特別好，他多次指出我翻譯中的非常“低級”的錯誤，因為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我現(xiàn)在對這些錯誤還記憶猶新。到北大后最令我高興的就是能遇到這樣的好老師。當時我在語言方面經(jīng)常請教的還有西語系的劉自強先生，她是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兒媳，她的父親是愛國軍官，受屈含冤英年早逝，母親劉淑清很了不起，不但培養(yǎng)出幾個出色的女兒，還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慈善家，我也是在幾年前讀了她的傳記才知道這位母親的不平凡一生。劉自強先生身上散發(fā)的書卷氣，她的睿智，她的慈悲，她的寬厚和謙和，真是得益家傳。劉先生本人擅長西方文學、特別是詩學研究，她的文學感覺敏銳，對許多理論問題領悟深刻，所以我不但在語言上受惠于她，而且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方面也受到她的點撥。如今，劉先生已退休數(shù)年，我們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時而會電話問候，前兩年，梅先生也走了，劉先生更讓我牽掛，我始終難忘劉先生可貴的幫助，至今對她心存感激。

　　洪謙教授是外哲所的所長，他是分析哲學專家，又是維也納學派的唯一中國成員，他常常對我說，我搞的東西，你一點不懂，很多人都不懂。確實，他研究的學問，我是一竅不通，看他的一些文章，如讀天書。但是，我仍然把他視作我在北大的恩師，和其他很多師長一樣，他教給我更多的是應該如何做人，如何處世，如何在一個遠非完美的世界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干凈的靈魂。我聽許多哲學界的老人說過，在長期變動的局勢的壓力下，洪先生始終堅持“資產(chǎn)階級”立場，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從來沒有為迎合時政而改變過。據(jù)說文化革命中，他曾對家人說過，如果他要受到公開侮辱，是決不能忍受的，一定會斷然自絕。好在公開批斗臨時不知何故取消，避免了悲劇結(jié)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洪先生對于許多“事件”，都是愛憎分明。我最感激他的，是他對我專業(yè)學習和研究上的支持。在選定以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作為法國哲學研究的入口之后，曾經(jīng)遇到過數(shù)次沒有什么道理的指責和沖擊，薩特有時甚至成為了許多所謂腐蝕“資產(chǎn)階級思潮”的急先鋒，有些理論邏輯簡直到了荒謬的地步。洪先生的基本態(tài)度始終如一，我曾在一篇紀念薩特誕辰100周年的小文中回憶了這段經(jīng)歷，印象最深的是，身為分析哲學專家的洪先生雖然對歐陸人文思想傳統(tǒng)有自己的激烈看法（比如對康德），但他的內(nèi)心卻藏有深切的人文關懷，所以他會不止一次地強調(diào)：薩特是二十世紀西方最偉大的四個思想家之一，是非常值得尊敬，值得研究的。我也是在洪先生以及其他一些老師的支持下堅持從這個入口走了下去。我的第一篇論文——非�！俺跫墶钡挠嘘P薩特《厭惡》一書的評論文章，就是在他的鼓勵和推薦下發(fā)表的。1980年代末，洪先生身體漸漸出現(xiàn)問題，后來查出絕癥，住在友誼醫(yī)院，記得最后一次見到他是1990年去海南開會之前，那時他已經(jīng)病很重了，但仍然保持著平日的“紳士”風度，雪白硬挺的襯衣領子，整齊的頭發(fā)一絲不亂，筆直地坐在病床上和我交談，那次，洪先生談了很多……告別時，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話：“希望下次來還能見到我”。而我離京剛到�？诓痪�，涂紀亮先生就帶來了洪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曾經(jīng)在洪先生走后多次想寫點東西以作紀念，題目都想好了：《真正的貴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成，不過，我會常常想起這位可敬的前輩，……

　　我內(nèi)心對之長存感激的，還有我們所里的研究生，說來他們是學生，但其實應該是我的老師，這絕非故作謙虛，而是事實。因為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特別是 77、78前后的學生，擁有獨特的思考能力和人生經(jīng)歷，他們的聰敏、好學、熱情、仗義和獨立思考的精神，都深深地感染和幫助了我這個遲到的、先天不足的 “老學生”，那時的師生關系很奇特，年齡相差非常大，個別人比我還要年長，但在大多數(shù)時間，彼此間很象朋友。這樣的關系，一直延續(xù)到幾經(jīng)風波后的今天的外哲所，雖然外哲所的“老人”已經(jīng)所剩無幾，幾位老先生陸續(xù)仙逝，還有的幾位因各種原因離去，去年，為外哲所發(fā)展立下汗馬功勞、中國民營學術書店出版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王煒因積勞成疾去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入所的那些學生，很少有留下來的，有的最初留下，后來也因為各種“風波”而去國離鄉(xiāng)，時而會在國內(nèi)或海外相遇，都會回憶起北大外哲所的人和事，都會感到一種溫暖，心中的溫暖。這種溫暖在現(xiàn)在越來越難得，但唯因我們經(jīng)歷過那種溫暖，不管我們面對怎樣的現(xiàn)實，有時會產(chǎn)生怎樣的遺憾，都會在心底珍藏對未名湖畔那段時光的美好記憶，珍藏對北大的深深感激……

　　未名湖永遠是我心中的一個夢，雖然我已經(jīng)在北大工作了近三十年，但我依然向往我夢中的未名湖，我這個非正宗北大人的未名湖夢似乎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也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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