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蘇州，得北京大學寄來聘書。待余赴平后，清華又來請兼課。此必頡剛在北平先與兩方接洽，故一專任，一兼課，雙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詢之頡剛。

　　余赴北大，在歷史系任教，是為余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所任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必修課由學校指定。另一門選修課可由余自定。余決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志上讀之。任公卒后，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準書肆發(fā)行。余求其書不得�；蛉烁嬗啵�可赴東安市場，在某一街道中，有一書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逕授與八毛錢，彼即在其所坐柜內取出一紙包授汝，可勿問，亦勿展視，即任公此書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特開此課程，自編講義。一日，某君忘其名，來電話，詢余近三百年學術史最近講到陳乾初《大學·問》一篇，北平最富藏書，但此間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處。并舉馮芝生為例。君于何處得讀此文。余答，余之講義，付北大講義室，待下周去上課時，始領取分發(fā)，君何先知。彼在電話中大笑，謂君此講義人人可向北大講義室預定。先睹者已群相討論，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見當時北平學術界風氣之—斑，蓋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續(xù)開此課，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來書，云，君不通龜甲文，奈何靦顏講上古史。余以此書告講堂諸生，謂余不通龜甲文，故在此堂上將不講及。但諸君當知，龜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講。諸君試聽，以為如何。又一日，告諸生，事有可疑，不專在古，古亦多無可疑者。如某姓錢，此錢姓即屬古，無可疑。余確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幾代前，為五代吳越國王錢镠。以上仍有錢姓。近乃有人不姓錢，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來問，君何大膽若爾。余問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錢玄同之子亦來聽課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設宴席，席上多大學史學教授。一清華大學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學系教授孟森心史，兩人皆年老。主人推兩人居首座，曰孔孟應居上，可勿讓。又指余與錢玄同曰，君兩人同宗，可連座。余遂與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問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講一言一句彼必詳悉記載無遺。余答諾，并謂彼勤奮好學殊少見。玄同又謂，彼在君班上之筆記我亦過目，逐字不遺。余聞言，驟不知所答。竊恐或起爭論，將何措辭。

　　玄同乃續(xù)謂，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說。余僅諾諾。玄同乃改辭他及，不再理前緒，余心始釋然。

　　二

　　一日，又有人責余，君何無情乃爾。余問何事。彼云，君知適之近患病進醫(yī)院否。余曰，頃正聞之。彼云，適之尊君有加。有人問適之有關先秦諸子事，適之云可問君，莫再問彼。今病，訪者盈戶，君寧可不去。余答，此顯屬兩事，君并合言之，將教余何以為人。又有一學生告余，彼系一新學生，舊同學皆告彼，當用心聽適之師與師兩人課。乃兩師講堂所言正相反，不知兩師曾面相討論可歸一是否。余答此處正見學問之需要。汝正當從此等處自有悟入。若他人盡可告汝一是，則又何待汝多學多問。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自知所言觸處有忤，然亦無自奈何。

　　又有一生來問，師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莊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學報》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見否。余答，有之。彼云，愿聞其詳。余答，此非一言可盡，余在上古史班上當有述及，君倘愿聞其詳，可試來聽之。彼乃哲學系四年級生，自是遂來余上古史班上旁聽。越一年，來晤言，余聽師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師言不疑。哲學系有畢業(yè)紀念刊，當整理一年筆記成篇刊入。不知師尚有所言未盡否。余答，有之。因請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畢業(yè)刊物中，并告余，亦當請適之師同為一文討論其事。余允之。余因續(xù)撰一文，連同彼筆記同刊是年北大哲學系畢業(yè)紀念刊中。而適之則竟未為文。后余自刊《莊老通辯》一書。已在余居香港時，距當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筆記載當年北大哲學畢業(yè)刊者，余手邊無之，容當覓得，再以補入。此君已忘其姓名，惟聞其留學德國，歸國后，在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　�

　　余與適之討論老子年代問題，絕不止三數次。余曾問適之，君之《先秦哲學史》，主張思想必有時代背景。中國古人所謂知人論世，即此義。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則老子應在春秋時代，其言亦當根據當時之時代背景而發(fā)。君書何乃上推之《詩經》，即就《詩經》來論時代背景，亦不當泛泛分說樂天派悲觀派等五種人生觀，認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當知樂天悲觀等分別，歷代皆有，唐詩宋詞中何嘗無此等分別。即如最近世，亦復有此五等分別。何以老子思想獨起于春秋時代，仍未有所說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時代背景。君書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時代背景，又何故。適之謂，君之《劉向歆父子年譜》未出，一時誤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傳》，此是當時之失。然對余之第二問題，則仍未有答。

　　此后適之見余，再不樂意討論老子，而別撰《說儒新篇》。在彼撰稿時，屢為余道其作意。余隨時告以己意。如是者數次。適之說儒終于成篇，文長五萬字，仍守其初意不變。其說既與余上古史堂上所講意義大相背馳，諸生舉適之此文設問。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諸生，余所持與適之說儒不同之所在。諸生或勸余為文駁論。余告諸生，學問貴自有所求，不應分心與他人爭是非。若多在與他人爭是非上分其精力，則妨礙了自己學問之進步�！睹献印芬粫�，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兩說異同，諸生貴自有折衷。并余已將今天堂上所講，一一告之適之，不煩再為文辯論。遂拒不為。諸生乃浼余助教賀次君即就余講堂所講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學在天津《益世報》所主辦之副刊上。適之見之，大不悅，但亦未撰文反駁。主編此副刊之同學乃欲次君別為一文自解說，次君拒之，謂所辯乃本錢師之說，不能出爾反爾。不得已，主編此副刊之同學乃自為一啟事，解說此事。自后余來香港，某君在《港大學報》上刊一文，專為討論適之說儒。余始別為一小篇，追憶前說，則已上距當時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集�！　�

　　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上述老子孔子兩氏不過其主要之例而已。聞有北大同事之夫人們前來余課室旁聽，亦去適之講堂旁聽，退后相傳說以為談資。惟一時所注意者，亦僅為一些具體材料問題解釋之間，而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一大問題上，則似未竟體觸及也。然孟子所謂余非好辯，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適之告余，得商務來書，囑編一中學國文教本。彼謂，君在中學任教國文課多年，對此富實際經驗，盼我兩人合作，共成此編。余告適之，對中國文學上之意見，余兩人大相違異，倘各編一部中學國文教科書，使國人對比讀之，庶可有益。倘欲兩人合編，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無可窺其底里，遂拒不為。此事遂亦作罷。時適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國哲學史，而改授中國白話文學史。惟余與適之在文學方面甚少談及，以雙方各具主觀，殊難相辯也。

　　三

　　時傅斯年孟真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自廣州遷北平。孟真與頡剛雖一時并稱適之門下大弟子，但兩人學術路向實有不同。頡剛史學淵源于崔東壁之《考信錄》，變而過激，乃有《古史辨》之躍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終當考。二者分辨，僅在分數上。如禹為大蟲之說，頡剛稍后亦不堅持。而余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后，所疑皆超于頡剛。然竊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而孟真所主，則似尚有迥異于此者。如其以歷史語言二者兼舉，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無此根據。即在西方，亦僅德國某一派之主張。大體言之，西方史學并不同持此觀念。其在中國，尤屬創(chuàng)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語所，其時尚僅有地下發(fā)掘與龜甲文研究兩門，皆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學前途，則實不限于此兩者。

　　余至北平，即與孟真相識。孟真屢邀余至其史語所。有外國學者來，如法國伯希和之類，史語所宴客，余必預，并常坐貴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紹余乃《劉向歆父子年譜》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當時經學界之今文學派，乃及史學界之疑古派。繼此以往，則余與孟真意見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國史學上，實似抱有一種新意向。惟茲事體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盡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盡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彼著述亦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談論，亦甚少越出此范圍。凡北大歷史系畢業(yè)成績較優(yōu)者，彼必網羅以去，然監(jiān)督甚嚴。有某生專治明史，極有成績，彼曾告余，孟真不許其上窺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淵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兩代有所窺涉，則須私下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滿。

　　適之于史學，則似徘徊頡剛孟真兩人之間。先為《中國大史學家崔東壁》一文，僅成半篇。然于頡剛《古史辨》則備致稱許。此下則轉近孟真一邊。故北大歷史系所定課程似先注意于斷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歷史系第一次開會，適之為文學院長，曾言辦文學院其實則只是辦歷史系。因其時適之已主張哲學關門，則哲學系宜非所重。又文學系仍多治舊文學者掌教，一時未能排除。而歷史系上古史一門除余專任其必修課外，又開選修課，凡八門，頡剛孟真各任一門。此見當時學術界凡主張開新風氣者，于文學則偏重元明以下，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文史兩途已相懸絕。其在文學上，對白話文新文學以外，可以掃蕩不理。而對史學，則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論，但亦急切難有新成就。于是適之對北大歷史系之興趣，亦遂逐漸減輕。

　　四

　　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年。翌年，改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陳受頤弗允。受頤人素謙和，主講西洋史。聞其于西洋中古史頗有深入，實際并不任系務，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謂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謂，言實際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問。今治歷史，以前究屬如何專制，亦當略知，烏可盡置不問。屢爭，終不允。余言，余來任課，上古史秦漢史由學校規(guī)定，余一課任余自由開講，不論選課人多少，余意欲開此課，學校似不宜堅拒。遂終允之。北大選課，學生可先自由聽講，一月后始定選。到時乃無人選余此課。當時法學院院長周炳霖告其同事，學生來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國政治，今文學院開此課，當令學生前往聽講。遂有政治系全班學生來選聽此課。稍后，人益多，乃歷史系學生前來旁聽。因北大校規(guī)松，選定之課可任意缺席，未選之課可隨時旁聽。故學校自開學后，講堂必隨時改換。旁聽多，換大課堂；
缺席多，換小課堂。某教師或自小課堂屢換大課堂，某教師或自大課堂屢換小課堂。學生以此為教師作評價，教師亦無如之何。清華燕大殊無此現象。惟余第三年仍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俾完成余之講義。

　　余每次上堂必寫此一堂之講授大綱及參考材料。惜余此課所講迄今未編撰成書，惟散見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國史大綱》中。即余初來臺北，有《歷代政治得失》一講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謂余在北大講授此課一簡編。則已距當年開講近二十年之久矣。

時頡剛在燕大辦一《禹貢》，陶希圣在北大辦一《食貨》，兩雜志皆風行一時。諸生來余舍，請余辦一《通典》，謂當與《禹貢》《食貨》鼎足而三。余拒之。諸生曰，師僅掛一名，其他一切盡由吾儕負責，請勿憂。余曰，今年開此政治制度一課，乃為諸生于此方面常識特缺，非為余于此特所重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余愛通典制度，亦愛食貨經濟，又愛禹貢地理沿革。諸生當擴開興趣，博學多通，乃能于史識漸有進。待他年學問基礎既立，庶可擇性近專精一門。此乃成學后事，非初學時事。倘諸生今即專騖一途，適以自限，非以時國民政府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大雖亦尊令辦理，但謂通史非急速可講，須各家治斷代史專門史稍有成績，乃可會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國通史一課，乃分聘當時北平史學界，不專限北大一校，治史有專精者，分門別類，于各時代中各別講授。歷史系主任及助教兩人，則隨班聽講，學期學年考試出題閱卷，由彼兩人任之。余亦分占講席，在講堂上明告諸生，我們的通史一課實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講，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講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來何人在此講些什么。不論所講誰是誰非，但彼此實無一條線通貫而下。諸位聽此一年課，將感頭緒紛繁，摸不到要領。故通史一課，實增諸位之不通，恐無其他可得。乃有人謂，通史一課固不當分別由多人擔任，但求一人獨任，事亦非易。或由錢某任其前半部，陳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兩人合任，乃庶有當。余謂，余自問一人可獨任其全部，不待與別人分任。一九三三年秋，北大乃聘余一人獨任中國通史一課。于是余在北大之課程，遂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及通史之三門。學校又特為余專置一助教，余乃聘常來北大旁聽之學生賀次君任之。

　　自余任北大中國通史課，最先一年，余之全部精力幾盡耗于此。幸而近三百年學術史講義已編寫完成，隨時可付印。秦漢史講義寫至新莽時代，下面東漢三國之部遂未續(xù)寫。余之最先決意，通史一課必于一學年之規(guī)定時間內講授完畢，決不有首無尾，中途停止，有失講通史一課之精神。其時余寓南池子湯錫予家，距太廟最近。廟側有參天古柏兩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溝，即面對故宮之圍墻。草坪上設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與余相稔，為余擇一佳處，一藤椅，一小茶幾，泡茶一壺。余去，或漫步，或偃臥，發(fā)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歸。先于開學前在此四五天，反復思索，通史全部課程綱要始獲寫定。

　　此課每周四小時，共上兩堂，每堂兩小時。余于開學后上課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廟，預備翌日下午上堂內容。主要在定其講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勻。如余講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極詳備，但講通史則不多及。又如余講近三百年學術史，牽涉甚廣，但講通史則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實，彼此相關，上下相顧，一從客觀，不騁空論。制度經濟，文治武功，莫不擇取歷代之精要，闡其演變之相承。而尤要者，在憑各代當時人之意見，陳述有關各項之得失。治亂興亡，孰當詳而增，孰宜略而簡，每于半日中斟酌決定明日兩小時之講述內容。除遇風雨外，一年之內，幾于全在太廟古柏蔭下，提綱挈領，分門別類，逐條逐款，定其取舍。終能于一年內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羅并包，成一大體。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復至太廟古柏下，然亦隨時隨地不殫精思，于每一講之內容屢有改動。又增寫參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諸書，凡余所講有須深入討論者，繕其原文，發(fā)之聽者，俾可自加研尋。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學生自加研尋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續(xù)。所發(fā)姑以示例而止。

　　中國通史乃文學院新生之必修課，亦有文學院高年級生及其他學院諸生，復有北平其他諸校生，前來旁聽。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有一張姓學生，自高中三年級即來聽課，余在北大續(xù)授此課，前后凡四年，張生每年必至。余又在西南聯大續(xù)任此課兩年，張生亦先后必至。余知前后續(xù)聽此課歷六年之久者，惟張生一人。彼告余，余之每年任課所講內容不斷有增損，而大宗旨則歷年不變。彼謂于余歷年所講變動中，細尋其大意不變之所在，故覺每年有新得，屢聽而不厭。如張生亦可謂善用其心矣。

　　二十年前，余曾去美國哈佛大學，楊聯升教授告余，彼其時肄業(yè)清華大學，亦前來旁聽。計亦已二十五年上下矣。檢其書架上兩書相贈，一為余之《國史大綱》抗戰(zhàn)期間在重慶之國難第一版，一為余之通史課上所發(fā)之參考材料。余受其國難新版，為余手邊無有者。其參考材料，則囑聯升教授仍留架上，或有足供參考處，余未之受。后此項材料由余英時交臺北某書肆印行。

　　余在北大任此課時，又常有日本學生四五人前來旁聽。課后或發(fā)問，始知此輩在中國已多歷年數。有一人，在西安郵局服務已逾十年，并往來北平西安，遍歷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輩皆日本刻意侵華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廠、隆福寺，各大舊書肆，訪問北平各大學教授購書情形，熟悉諸教授治學所偏好，以備一旦不時之需。其處心積慮之深細無不至，可驚，亦可嘆。

　　五

　　余任北大及兼清華課外，越兩年，又兼燕大課，于是每周得兩次出城，各半日。此乃無法辭卸者。某年秋，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某君忽來訪，邀余去兼秦漢史課一門。某君忘其名，乃北平史學前輩，其所編講義亦正流傳東安市場各書肆。其來言辭懇切，有堅求必允之意。余告以北大校規(guī)，校外兼課只許四小時，余已兼清華燕大兩校課，適足四小時之限。逾越校規(guī)，非余所愿，亦非所能。且開學已久，清華燕大兩校課亦無法中途言辭。如是往復半日而去。一日，某君又來，謂已商得北大當局同意，先生去師大兼課，北大決不過問。余無奈，勉允之。

　　余住馬大人胡同，近東四牌樓，師大校址近西四牌樓，穿城而去，路甚遙遠。余坐人力車，在車中閉目靜坐，聽一路不絕車聲。又街上各店肆放留聲機京戲唱片，此店機聲漸遠，彼店機聲續(xù)起，乃同一戲，連續(xù)不斷，甚足怡心。及登堂，聽眾特多，系主任亦在窗外徘徊。第二周課畢，系主任邀余赴其辦公室。告余，真大佳事。此課本請某君擔任，上堂后，學生問，中國封建社會系秦前結束，抑秦后開始，又或秦前秦后一體直下無變。某君所答，聽者不滿，爭論不已，終至哄堂而散。某君遂決不再來。別請某君，復如是，仍哄堂而散。某君遂亦決不來。恐直言相告，先生決不愿來。今幸兩堂過，學生竟不發(fā)此問。并聞對先生深致滿意。真大佳事。此亦當年北方學風。甚至同學校同一班級，兩課堂所講如同水火。師大此事雖所少有，然聞者亦終不以為怪。

　　六

　　在北大任教，有與燕京一特異之點。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辦公。一助教常駐室中。系中各教師，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熱手巾擦臉又泡熱茶一杯。上堂時，有人持粉筆盒送上講堂。退課后，熱手巾熱茶依舊，使人有中國傳統尊師之感。

　　孟森心史與余同年到北大任課。一日，在休息室相晤。心史問余何年級，余答慚愧，亦在此教書。因諸生亦得來休息室問難，故心史有此誤會耳。又一日，余送《燕京學報》新刊余所著《周官著作年代考》一文贈心史。心史展視，謂此乃經學上一專門問題，君亦兼治經學耶，當攜歸，細讀之。自是余遂與心史常在休息室中閑談。又一日，心史特來寓址，自是往返益密。

　　某一年暑假，余回蘇州省親。及返北平，特訪心史。心史書齋西向。余謂今年酷暑，不知先生作何消遣。心史言，此暑期乃成一大工作。商務新出版《永樂大典》中之《水經注》，今暑專為此書作了許多考訂。遂引余視其桌上積稿，并歷述清代各家治《水經》之得失，娓娓忘時。余告心史，已向商務預約此書。方期不日去取書，作一番考訂工夫，為戴�！端�經注》一案作一定論。不謂先生已先我為之。心史說，此書實無新資料可供考訂。君不如向商務另購他書，俟余此番考訂絡續(xù)出版，君可就此作商榷，不煩另花一番工夫也。余謂，與先生相識有年，初不知先生亦對此有興趣。然心史所考訂，送北大《國學》季刊，主其事者，因適之方遠在國外，心史所考，與適之意見有異，非俟適之歸，不敢輕為發(fā)布。而心史此項存稿遂亦遲未整理，所發(fā)表者殊有限。及翌年，抗戰(zhàn)軍興，日本軍隊進北平，聞心史曾在北大圖書館發(fā)現一舊地圖，于中俄兩國蒙古邊疆問題有新證據之發(fā)現。遂派人特訪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攝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進醫(yī)院。雙十節(jié)后，北大同人絡續(xù)離北平南下。余赴醫(yī)院與心史話別，不謂心史竟以不起。余自抗戰(zhàn)勝利后，即未去北平，每念心史有關《水經注》考訂一稿，其整理成篇，及其未及整理者，究在何處。及其有關蒙古新地圖一事，仍有人留意及之否。人盡知心史在北大任教明清史，其對清初入關前史有著述。對此兩事，人或不知，追憶及此，豈勝惘然。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氣和易。所任明清史，講義寫得太詳密，上堂無多話講，學生缺席，只少數人在堂上，遇點名時輪流應到。心史說，今天講堂座上人不多，但點名卻都到了，仍自講述不輟。學生傳為談資。其時北平方唱尊孔。有人說，軍閥何堪當尊孔大任。心史說，專要堪當尊孔的人來尊，怕也尊不起。適之為文，昌言中國文化只有太監(jiān)姨太太女子裹小腳麻雀牌鴉片等諸項。心史為文駁斥，不少假借。但我們見面，他從不提起這件事。他從不放言高論，甚至不像是一爭辯是非的人。在北大同人中，卻是另具一格。

　　七

　　與余同年來北大者，尚有哲學系湯用彤錫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學，北大以英庚款補助特聘教授之名義邀來。余是年攜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別院居之，距北大甚遠。一日，錫予來訪。其翌日，錫予老母又來訪。謂，錫予寡交游，閉門獨處，常嫌其孤寂。昨聞其特來此訪錢先生，倘錢先生肯與交游，解其孤寂，則實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與錫予遂時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遷二道橋，凡三院四進，極寬極靜。年假以榆關風聲緊，挈眷奉先慈返蘇州，錫予老母亦隨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單身先返北平，適錫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來，錫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橋第三進居之。此本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間。其第二進僅一書室，為讀書寫作之所。此兩進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語。十力既來，而余眷久不來。錫予為余一人飲食不便，又勸余遷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書齋居余。而又為十力別邀一北大學生來居二道橋之第一進。

　　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開封河南大學來北大，與余同任教于歷史系。錫予在南京中大時，曾赴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聽佛學，十力文通皆內學院同時聽講之友。文通之來，亦系錫予所推薦。文通初下火車，即來湯宅，在余室，三人暢談，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談興猶未盡。三人遂又乘曉赴中央公園進晨餐，又別換一處飲茶續(xù)談。及正午，乃再換一處進午餐而歸，始各就寢。凡歷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當二十小時。不憶所談系何，此亦生平惟一暢談也。

　　自后錫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時時相聚。時十力方為新唯識論，駁其師歐陽竟無之說。文通不謂然，每見必加駁難。論佛學，錫予正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教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惟余時為十力文通緩沖。又自佛學轉入宋明理學，文通十力又必爭。又惟余為之作緩沖。

　　除十力錫予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兩人，時亦加入。惟兩人皆居前門外，而又東西遠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僅得五人相聚。宰平與漱溟則不易相值。

某日，適之來訪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適之來訪僅此一次。適之門庭若市，而向不答訪，蓋不獨于余為然。適之來，已在午前十一時許，坐余書齋中，直至午后一時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適之來，乃為蒙文通事。適之告余，秋后文通將不續(xù)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學院長，此事與歷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絕無權過問。且文通來北大，乃由錫予推薦。若欲轉告文通，宜以告之錫予為是。而適之語終不已。謂文通上堂，學生有不懂其所語者。余曰，文通所授為必修課，學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學生有優(yōu)劣，優(yōu)者如某某幾人，余知彼等決不向君有此語。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語，亦不當據為選擇教師之標準。在北大尤然。在君為文學院長時更應然。適之語終不已。余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在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余無可言。兩人終不歡而散。文通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終未去適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續(xù)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晉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約規(guī)定余只任上古兩漢，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門，則聘陳寅恪兼任。上堂僅盈月，寅恪即辭去不再來。謂其體弱，其夫人言，若不辭北大兼職，即不再過問其三餐。于是此課遂臨時請多人分授。學生有發(fā)問者，謂此課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獨不有錢某來上課。史系主任始來請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離北大，即轉至天津一女師任教。其家仍留北平，與錫予及余諸人之來往則一如舊日無變。

　　八

　　余又因錫予獲交于陳寅恪。錫予寅恪乃出國留學前清華同學。寅恪進城來錫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書齋中聚談。寅恪在清華，其寓所門上下午常懸休息敬謝來客一牌，相值頗不易。余本穿長袍，寅恪亦常穿長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馬褂，或一長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錫予識吳宓雨生。彼兩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華兼課，課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華之所。一院沿湖，極寬適幽靜。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則臨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學校中。錢稻孫與余同時有課，亦常來，三人聚談，更易忘時。雨生本為天津《大公報》主持一文學副刊，聞因《大公報》約胡適之傅孟真諸人撰星期論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辦此副刊時，特識拔清華兩學生，一四川賀麟，一廣東張蔭麟，一時有二麟之稱。賀麟自昭，自歐留學先歸，與錫予在北大哲學系同事，與余往還甚稔。蔭麟自美留學歸較晚，在清華歷史系任教。余赴清華上課，蔭麟或先相約，或臨時在清華大門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雞一只，歡談至清華最后一班校車，蔭麟親送余至車上而別。

　　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住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十力常偕余與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談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

　　一日，余去北大有課，攜《清華學報》所刊余近撰《龔定庵》一文，過孟劬家門前，囑其門房遞進。及課畢歸，見孟劬留有一紙條，乃知孟劬已來過余家，蓋不知余赴北大有課也。余遂即去孟劬家，孟劬娓娓談龔定庵軼事，意態(tài)興奮，若疑余有誤會。孟劬與余亦屬忘年之交。前輩學者，于昔人事，若不干己，而誠誠懇懇不肯輕易放過有如此。孟劬又常告余，彼同時一輩學人，各不敢上攀先秦諸子，而群慕晚漢三君，競欲著書成一家言之意。余因孟劬言，乃識清初學風之一斑，以較余與孟劬同在北平時情形，相距何堪以道里計。因念孟劬慕古之意特深，而東蓀趨新之意則盛。即就彼兄弟言，一門之內，精神意趣已顯若河漢。誠使時局和平，北平人物薈粹，或可醞釀出一番新風氣來，為此下開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戰(zhàn)軍興，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

　　其他凡屬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歡相接，研討商榷，過從較密者，如陳援庵、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覺民、趙萬里、賀昌群等，既屬不勝縷述，亦復不可憶。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zhàn)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天不佑我中華，雖他日疆土統一，而學術界則神耗氣竭，光采無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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