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部小說的影響竟能大大越出狹小的文學評論圈子，引發(fā)了一個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或者說引發(fā)了一場不折不扣的“文明的沖突”，那么即便是看似置身事外的中國人，也應該讀一讀。

　　在世界文學史上，《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激起的軒然大波可謂空前，而圍繞這部小說所展開爭論的范圍之廣、程度之烈、所涉及問題之多之深也是空前的。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讀書界，這部在當代傳播條件下制造了曠世麻煩的英國小說迄今為止并沒有引起像樣的關注。然而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的9·11襲擊、巴以沖突的不斷升級，以及那硝煙似乎總是散不盡的伊拉克戰(zhàn)爭，都是以穆斯林為重要的一方，以美國、英國和以色列為另一方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已然確確實實地影響了并仍在影響著中國的國家利益乃至中國人個人的生存狀態(tài)。所以，即便不是為了為求知而求知，也應該對《撒旦詩篇》和拉什迪事件給予足夠的注意。

　　《撒旦詩篇》的作者是印度裔英國人薩爾曼·拉什迪(1947—)。在英國出版后，因包含了諸多對先知穆罕默德、對伊斯蘭教不敬的言論、場景和情節(jié)，引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強烈抗議，進一步導致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對作者發(fā)出懸賞追殺令，這反過來又使西方人覺得自己的言論自由理念受到了另一個文明或價值體系的冒犯，從而使本來就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西方與伊斯蘭文明間關系變得更緊張了。在這場全球性爭論中，一些西方人以“進步”自居，或從一種世俗的或“先進”的立場出發(fā)，用相對主義尺度來論證：《撒旦詩篇》雖包含了一些不太恰當?shù)难哉�，卻并非一定是對伊斯蘭教的“褻瀆”。他們認為，那些自以為遭受了傷害的穆斯林既然身處現(xiàn)代社會，便應啟蒙、啟蒙、再啟蒙，或者說，應當學會“寬容”，即學會忍受那種被傷害的感覺，直至根本不覺得《撒旦詩篇》一類的作品構成了對自己宗教感情的侮辱。他們認為，自古至今，不同時代在不同情況下都有判定褻瀆的不同標準，究竟什么是褻瀆，并非存在著一個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1]

　　可是即便已高度世俗化、“現(xiàn)代化”，西方人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自己生活其中的歷史和社會情景，來抽象地判定什么是或者不是褻瀆。甚至直到目前，英國人還有保護自己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使之免遭侵犯的法律。那么他們?yōu)槭裁磳δ滤沽衷谛叛鲈馊韬笏扇〉男袆臃磻绱思ち�？難道他們竟然不知道英國穆斯林對霍梅尼的追殺令并非負有責任？為何英國人不反躬自問，一方面他們以“進步”、“開明”、“寬容”相標榜，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遭到冒犯后，他們的反應卻與英國穆斯林對《撒旦詩篇》的反應如出一轍？事實上，直至1970和1980年代，英國基督教徒在維護基督教的神圣性方面也仍是立場堅定，毫不含糊，一點不亞于受《撒旦詩篇》侵犯后的穆斯林；
甚至他們所用的判定褻瀆的標準與傳統(tǒng)穆斯林相比較，也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那么，英國人為什么使用雙重標準？這個問題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拉什迪事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如果沒有深刻的歷史、政治、經(jīng)濟乃至意識形態(tài)背景，一部文學作品決不可能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一場如此激烈、參與人數(shù)如此之多、涉及面如此之廣、持續(xù)時間如此之長的爭論。

　　在故事中，“波斯人薩爾曼”篡改神傳達給先知的啟示，本當處以死罪，但“寬宏大量”的馬洪德/穆罕默德卻放過了他�？梢钥隙ǖ氖�，當拉什迪安排這一情節(jié)時，他知道生活會模仿藝術的。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生長在伊斯蘭教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拉什迪不可能不知道瀆神行為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當然也不妨作這么一個假定：怪誕、詭譎的拉什迪在通過自己的小說預測自己的命運。故事中的犯事者與作者同名，都是薩爾曼，這決非偶然。

　　那么“波斯人薩爾曼”故事的現(xiàn)實版本如何？由于《撒旦詩篇》對先知穆罕默德、對伊斯蘭教的褻瀆，1988年9月26日在英國一出版便激起了英國穆斯林的憤怒。他們很快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翌年年初，約克郡布拉福德市巴斯基坦背景的穆斯林以更富戲劇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在大街上示威時公開焚燒《撒旦詩篇》。當年2月，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更判處拉什迪死刑，懸賞一百五十萬美元，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對他以及出版《撒旦詩篇》的書商、翻譯該書的譯者進行追殺。這就是著名的追殺令(fatwa)。這就拉什迪事件驟然升級為一個世界性大事件。伊朗英國兩國斷交。自此，拉什迪退出了公共生活，在警方保護下蝸居起來。德黑蘭、紐約、倫敦和孟買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示威游行。布魯塞爾兩名伊斯蘭教自由主義神職人員被極端分子謀殺，后來統(tǒng)計共有二十二人死于歐洲、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國家的騷亂中。[21]印度于10月5日、南非于11月24日通過立法，禁止《撒旦詩篇》出版和發(fā)行。在隨后幾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馬利亞、孟加拉、蘇丹、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國家紛紛禁止該書的出版發(fā)行。[22]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的兩家書店因銷售該書而被燒毀；
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書店甚至把已然上架銷售的《撒旦詩篇》撤下書架。[23]在這種情況下，拉什迪于1990年發(fā)表了“真誠的信仰”一文及一份道歉書，表示他并沒有背叛伊斯蘭教，試圖以此平息批評者的憤怒。[24]這難免使人聯(lián)想到小說中“波斯人薩爾曼”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向穆罕默德悔過求饒的情景。

　　劇中人“薩爾曼”本來當以死刑論處，但他僥幸地逃脫了死刑�，F(xiàn)實中那個同樣被判處死刑的薩爾曼本人命運如何，卻仍是一個未完成的“拉什迪事件”。事實上，薩爾曼·拉什迪通過其小說所作自我預言的應驗過程直至目前也仍未結束，最終結局究竟怎樣，誰也不知道。1998年，伊朗方面為了緩和同西方國家的緊張關系，撤消了對拉什迪的追殺令。這對拉什迪自然是好消息。他由完全隱居轉(zhuǎn)入半隱居狀態(tài)，開始會會朋友，在保鏢的簇擁下也偶爾在公共場合短暫地露露面，[25]可是這并非意味著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個人或組織已完全饒恕了他。這一性質(zhì)異常復雜的“事件”在國際政治關系史、文明間關系史、思想史、文學史乃至通常意義上的社會政治史上究竟有什么含義，更需要一番思量，而描述、分析拉什迪事件又很難繞過一組常用的二分概念，或諸如伊斯蘭-西方、“左”-“右”、殖民-后殖民、進步-落后，甚或?qū)捜?不寬容（在西方，“不寬容”有一種針對穆斯林的更具扣帽子性質(zhì)的表述，即“原教旨主義”、“中世紀主義”）這樣一組二元視角。當然還可以采用一種綜合性視角。也許這正是解讀一個由文學文本引發(fā)的重大事件的最有效方法。

　　拉什迪事件的復雜性從一開始，便已隱含在拉什迪其人復雜的宗教、文化和社會背景中。他出生于孟買一個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十幾歲時被送到著名的拉格比公學讀書，后來又上了劍橋大學，但伊斯蘭教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在他的心靈上打下深深烙印。這從《撒旦詩篇》問世前他發(fā)表的其他小說、文章和訪談錄中是不難看出的。由于這種特殊背景----一個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印度人，少年時代又移居英國，后來更入了英國藉。這樣的個人經(jīng)歷不可能不包含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種族歧視、文化錯位。因而，在成為“拉什迪事件”以前，拉什迪便已參與到英國的反種族主義運動之中。[26]與此同時，他對自己的文化身份乃至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遷移、文化越界和文化雜交非常著迷。他的政治立場也明顯左傾，甚至宣稱其政治觀點“大體上是馬克思主義”的。[27]在成為全球爭論焦點后，右冀保守主義分子對他遭受的死亡威脅幸災樂禍，而左翼人士或社會民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也一改弱勢群體代言人的貫常形象，紛紛跳將出來，譴責布拉福德市、全英國、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傳統(tǒng)的左右分野一夜間消失了，驟然變?yōu)橐粓鲇懛ァ爸惺兰o主義”的十字軍東征。

　　我們來看看《撒旦詩篇》在英國問世之初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該書出版后，英國穆斯林雖感到受了傷害，但起初并沒有激烈的舉動。他們“平靜”地同作者、出版商、國會議員、檢查總長，以及首相講理。他們中許多人很溫和，并沒有要求禁止該書發(fā)行，而只滿足于要求在書中添加一面插頁，聲明該書故事純屬虛構，所涉及到的伊斯蘭歷史并非準確。但作者和出版商都沒有認真對待此事，連與穆斯林進行對話的意思也沒有。拉什迪本人甚至把他們視為“狂熱分子”，認為他們既沒有讀過也不理解他的書，而一心一意想要“壓制對他們珍視的教條的一種批判性考察（指《撒旦詩篇》）”。[28]英國傳媒的表現(xiàn)與作者和出版商相似。各大報紙既不發(fā)表書中激起穆斯林憤怒的有關章節(jié)，也不邀請穆斯林代表陳述其立場，更不愿花功夫讀一讀原著。相反，這些報紙卻批評抗議的穆斯林，指責他們“不寬容”，甚至以很不寬容的語氣相威脅：“一個寬容的社會是否應寬容那些不寬容的人？”[29]與此同時，英國穆斯林也舉行了一些頗具規(guī)模的和平示威。但所有這些努力均未能產(chǎn)生他們預期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一小群穆斯林于1988年12月2日在波爾頓燒了一部《撒旦詩篇》�？墒蔷瓦B這種頗具刺激性的舉動也未能引起全國性注意。這時一位倫敦律師給他們出主意：如果事先通知全國性媒體，那么引起注意的可能性會更大。布拉福德市的穆斯林這么做了。他們于1989年月1月14日在街頭焚書。此法立竿見影，各大媒體像馬蜂窩被捅了似的，紛紛開始報導。但結果卻遠非穆斯林所愿見到的。焚書對于英國人的神經(jīng)來說的確是一種強刺激，但他們的反應很難說是理性的。他們不去探討穆斯林為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受了傷害，而是猛烈斥責他們，罵他們?yōu)椤耙靶U人”、“狂熱分子”，并將他們同納粹相提并論。一些作家甚至發(fā)表侮辱性言論，要對穆斯林加以“開化”，以使英國人子孫后代免遭“中世紀原教旨主義”侵害。[30]

　　接下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具有分水嶺的性質(zhì)。1989年2月16日，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頒布了對拉什迪的追殺令（fatwa）。自此，拉什迪事件從僅限于英國擴大到全世界。與此同時，事件在英國本土也迅速升級。2月18日，著名的左派大報《衛(wèi)報》終于刊載了《撒旦詩篇》里一些傷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段落，但并沒有做任何解釋或評論，也沒有任何邀請穆斯林代表來開展對話的意思。其他左翼或自由主義傾向的報刊的做法相似。著名小說家安東尼·伯吉斯在當日卻發(fā)表了一番很有引領輿論潮流意味的言論。在《獨立報》（該報的政治立場為中偏左）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將布拉福德市穆斯林公開焚燒《撒旦詩篇》一事比作當年納粹焚書壓制思想自由，甚至說：既然穆斯林不喜歡世俗的英國社會，而想建立一個“神權國家”，他們完全可以“飛向阿亞圖拉霍梅尼或其他什么一本正經(jīng)的衛(wèi)道士的懷抱”�！丢毩蟆樊斎瞻l(fā)表的一篇社論在其他方面雖很有見地，但對所謂“原教旨主義”卻大打出手；
《衛(wèi)報》的一篇社論也傲慢地要求英國穆斯林做出承諾：他們既然生活在一個世俗社會，就應改變其原有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好幾家報紙不約而同地問道：英國讓太多的穆斯林“移入”，是否犯了一個“錯誤”？就連1967年種族關系法的首倡者羅伊·詹金斯也一反常態(tài)地表示：“我們在1950年代允許這里（英國）出現(xiàn)一個人數(shù)甚眾的穆斯林社團時，理應更謹慎”。他甚至更出格地說，穆斯林的行為使他更加堅定了這一看法：“不應吸收土耳其為歐盟成員”（《獨立報》1989年3月4日）。[31] 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英國人當中存在著一個不便明言的共同假設，那就是英國乃至其他國家的穆斯林正因他們是穆斯林，所以都是言論自由的敵人，都應對霍梅尼追殺令的出籠負責。

　　英國社會相對說來是寬容的，英國人相對說來尊重個性且富于個性，但在這場爭端中他們卻有點失常，顯示出一種無個性可言、整齊劃一的不寬容。這種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地聲討穆斯林的情景，使拉什迪事件完全有理由被視為一場“文明的沖突”。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英國傳媒在拉什迪事件上丑化穆斯林方面扮演了一個并非光彩的角色。有評論者認為，歷史上任何東西對穆斯林造成的傷害都不能與西方傳媒相比擬。無論是中世紀的火藥還是現(xiàn)代交通通訊工具都比不上西方傳媒。就連蒙古人1258年“兵臨巴格達城下，摧毀歷史上最偉大的阿拉伯帝國”這一事件對穆斯林造成的沖擊和威脅也比不上當代西方傳媒。[32]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在傳播技術高度發(fā)達和信息快餐化的當代條件下，對抗議的穆斯林進行口誅筆伐的英國人大多是通過大眾傳媒來獲取信息的。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愿意花力氣去通讀這部大開本的長達564頁的《撒旦詩篇》，因而不可能準確了解該書究竟在何種意義和多大程度上傷害了穆斯林的感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然，學術界另當別論，但學術并非信息快餐，不可能直接、迅速地影響公共輿論。即使不對事件加以夸張和渲染，而持一種相對中性的立場，大眾傳媒以其本身性質(zhì)也不可能詳細討論《撒旦詩篇》的復雜內(nèi)涵，遑論深入探討拉什迪事件所由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 ¾ 伊斯蘭與西方文明間由來已久的齟齬和沖突，以及諸如殖民主義時代與后殖民時代的社會政治語境差異。既然大多數(shù)英國人沒有也不愿意花力氣去弄明白為什么穆斯林對《撒旦詩篇》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他們將憤怒完全集中在拉什迪所受到的死亡恐嚇上，也就不奇怪了。

　　左、中、右各派英國人如此同仇敵愾地譴責穆斯林，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由言論而導致追殺令從根本上講一種“中世紀主義”蒙昧。也就是說，伊斯蘭教方面以抗議、焚書甚至發(fā)布追殺令來表達自己的憤怒，是對英國人乃至所有西方人奉為神圣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構成的嚴重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至于言論自由是否只在某些特定、具體的條件下才能成立，至于有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至于在過往歷史上乃至現(xiàn)當代，英國是否出于這樣那樣的理由限制言論自由，英國人是不愿意對之進行思考的。實際上，只要稍稍運用一下理智便不難發(fā)現(xiàn)，言論自由縱然已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現(xiàn)代觀念，也不可能神圣到可以對一個有著大量信眾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隨便嘲笑、侮辱的程度。不說在敏感的宗教問題上，就是一般問題上，具有悠久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英國也并非允許絕對的言論自由。這一點，稍具常識的人都應當想得到。當具體的個人或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實體受到誹謗時，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當公共秩序遭到破壞時，難道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而不對后果負責？事實上，英國在這方面有種種限制絕對言論自由的法律，而如所周知，法律在這個老牌發(fā)達國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在與宗教密不可分的種族關系方面，英國也明智地限制了絕對言論自由：導致種族仇恨和沖突的言論是違法的。然而在有關宗教本身的立法方面，情況卻令人遺憾。

　　也許是出于本位主義的下意識，英國早就有針對冒犯主流宗教基督教的立法，卻并沒有相應的針對褻瀆非主流宗教的立法。這不能不說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只是程序或形式意義上的平等）這一現(xiàn)代理念的嘲諷。[33]當憤怒的穆斯林寫信給首相撒切爾夫人，要求她禁止《撒旦詩篇》的出版和發(fā)行時，這位在該小說中被罵為“酷刑夫人”（“撒切爾夫人”的英文為Mrs. Thatcher; “酷刑夫人”的英文則是Mrs. Torture；
Torture與Thatcher諧音）和“婊子瑪吉”（Maggie the Bitch；
一般情況下，Thatcher的全名為Marguerite Thatcher，Maggie為Marguerite的縮稱）[34]的女首相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雅量，不僅沒有與拉什迪計較，反而以法律和言論自由的名義為他進行了辯護。撒切爾夫人對拉什迪不可謂不寬容�？墒钱斔裾裼性~地回應穆斯林的抗議說“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nèi)，人們應能自由地表達意見，這是我國民主制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35]時，她對穆斯林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這種把法律絕對化的做法，不啻是說穆斯林并沒有遭受什么傷害。從法律的純形式角度看，也的確如此。撒切爾似乎忘記了法律也是作為利益主體的人所制定出來的這個簡單的道理。這對于律師出生的她是不應該的。無論如何，把自由理念和法律絕對化了的撒切爾未能表現(xiàn)出如此雅量，即，既強調(diào)法律對于多元性現(xiàn)代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也承認英國在宗教問題的立法方面存在著明顯缺陷，由此所導致的宗教間的不平等狀況需要改變，以免發(fā)生進一步的宗教或族群沖突。因此不妨作這一推測：如果英國事先已有針對褻瀆非主流宗教如伊斯蘭教或猶太教或其他宗教的立法，那么，《撒旦詩篇》要么可能根本不會問世，要么雖冒法律之大不韙僥幸出版了，卻在布拉福德市穆斯林焚書之后、霍梅尼頒布追殺令之前，作者及出版商便已然受到了法律的懲罰，這樣也就可能根本不會發(fā)生所謂拉什迪事件了。

　　在西方諸多民族中，英國人雖也有過迫害猶太教徒、天主教徒一類的不光彩紀錄，但先發(fā)現(xiàn)代性畢竟使他們在宗教寬容方面開風氣之先。盡管如此，即便他們在20世紀也不能完全容忍對耶穌基督的不敬。在1960年代以前，有這么一種不成文的約定：在銀幕上表現(xiàn)耶穌基督的面部是不敬的。故而，《龐培最后的日子》（1935）和《本·霍爾》（1959）只用了遠鏡頭來表現(xiàn)耶穌基督，而在需要使用近鏡頭時，銀幕上出現(xiàn)的只是耶穌的手或腳。在《王中之王》里，扮演耶穌基督的演員剃掉了渾身上下的體毛，因為體毛被認為有損耶穌的神圣性�！冻壝餍且d基督》把耶穌基督刻畫成一個搖滾樂手。在最初的抗議后，英國人逐漸容忍了這部影片。他們甚至也逐漸容忍了《上帝的符咒》這部片子把耶穌基督演繹為一個天真的小丑�？墒�，當《逾越節(jié)陰謀》里耶穌基督以一個江湖騙子的面目出現(xiàn)時，他們便像穆斯林那樣走上街頭游行示威，以至該片無法繼續(xù)公映，永遠銷聲匿跡了。同樣能夠說明問題的是《基督最后的誘惑》。該影片為了展現(xiàn)耶穌基督富于人性的一面，描述了他與一名妓女的密切關系，但從總體上看不能說嘲笑或褻瀆了耶穌基督。盡管如此，該影片仍然激怒了虔誠的英國基督教徒。他們強烈要求毀掉所有的拷貝，使之不能再公映。他們還在傳媒上大肆攻擊該片的發(fā)行公司Universal Pictures（大眾影業(yè)公司？）。他們甚至在該發(fā)行公司的母公司的總裁李·沃瑟曼家門口上演了一幕模擬耶穌受笞刑的街頭活報劇。這些恫嚇行為嚇得好幾家連鎖放映公司根本不敢放映這部片子[36]

　　這里不難看出，當撒切爾回應穆斯林說“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nèi)，人們應能自由地表達意見”時，她不僅把法律絕對化了，而且把“言論自由”絕對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了。她在脫離了具體社會政治語境的情況下，講一種抽象、絕對的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如此簡單化，甚至神圣化，是有害的。鑒于《撒旦詩篇》所引發(fā)的社會動蕩，英國即便未能像印度和南非那樣明確立法禁止該書出版和發(fā)行，或者說這種立法操作難度太大或獲得通過的可能性較小，也完全可以像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37]那樣，或像英國本身在種族關系方面已做的那樣，在與種族關系密不可分的宗教問題上通過一項針對褻瀆的法律，以防止類似拉什迪事件的現(xiàn)象再度發(fā)生。可是英國人并沒有這樣做。如果說，這是出于言論自由的“原則性”考量，那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如前所述，英國也存在諸多限制絕對言論自由的法律，甚至不僅在與宗教密不可分的種族關系問題上已有限制不適當言論的法律，而且還有保護主流宗教基督教的反褻瀆法律。這恰恰表明，即便英國已然是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社會，虔誠基督教徒的宗教感情也并非不需要保護。換句話說，即便在當代條件下，傳統(tǒng)宗教對于許多英國人來說也并非已完全喪失了其固有的神圣性，可以為所欲為地對之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在拉什迪事件上，素來以提倡公平精神相標榜的英國人為何如此失態(tài)？一個巴掌拍不響。某些穆斯林國家尤其是伊朗的反應方式顯然也負有責任，甚至重要的責任。游行示威、請愿或以這種那種方式要求禁止《撒旦詩篇》的出版發(fā)行，均未超出合法、合理、合情的界限，甚至像布拉福德市穆斯林那樣公開焚燒《撒旦詩篇》，也至多只能算有一點過激，不能算不合法�？墒�，采取一種所謂“極端的文學批評形式”，[38]亦即由一個主權國家的宗教領袖對另一個國家的公民發(fā)出追殺令，從現(xiàn)代法律、社會和政治理念的角度看，均屬于反應過度。伊朗方面或許可以用更加溫和一點的方式來回應拉什迪對伊斯蘭教的侮辱，譬如依照伊斯蘭教法律對他進行審判，并給他一次懺悔的機會 ¾ 著名的開羅愛資哈爾大學的神學家們就認為，這是處置拉什迪的最恰當?shù)姆绞�。[39]無論如何，如果當時伊朗的主流輿論是冷靜的、相對溫和的，就會出現(xiàn)這種可能性，即對拉什迪進行象征性的缺席審判，并按照伊斯蘭法律對他判刑，但考慮到他是英國公民，也考慮到西方法律與伊斯蘭法律有較大距離，故酌量減刑。

　　然而實際情形并非如此，霍梅尼終究頒布了追殺令。1980年代的伊朗，宗教權威是至高無上的，而且與國家權威合而為一、不可分割，這使得對拉什迪論戰(zhàn)溫和一點的反應幾乎沒有可能。相比之下，在目前伊朗，在不可阻擋的世俗化潮流的推進下，宗教與國家權威已經(jīng)有了程度可觀的分離，更由于存在著與西方改善關系以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訴求，且這種訴求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因而不難想象，如果現(xiàn)在的伊朗必須對《撒旦詩篇》做出反應，它一定會溫和得多。無論如何，如果沒有追殺令，伊斯蘭方面明顯地處于原告地位，而追捕殺令一旦發(fā)布，即便這至多只代表宗教極端主義立場，不僅伊朗變?yōu)楸桓�，全世界穆斯林也多少變�(yōu)楸桓�，或者說，陷入一種原告與被告角色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境地。此外，在圖書銷售已高度商業(yè)化、炒作化的當代條件下，追殺令也不啻在全世界為《撒旦詩篇》作了一則絕妙的免費廣告，使其銷量劇增。這種促銷效果是通常情況下的巨額廣告費所決不能比擬的。在此意義上，追殺令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造成的危害之大，不亞于《撒旦詩篇》本身對伊斯蘭教的褻瀆。

　　追殺令不僅在英國人當中暫時消除了左中右的分野，使他們表現(xiàn)出一種可笑的同仇敵愾，而且使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西方各國普遍感到，它們奉為神圣的自由理念受到了來自另一個文明或價值體系的根本威脅，盡管事實上即便在高度現(xiàn)代化的西方社會也根本不存在絕對的言論自由，所謂言論自由在某些情況下很可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高調(diào)�？傊�，西方各國在其所感受到的共同威脅面前，結成了意識形態(tài)統(tǒng)一戰(zhàn)線，紛紛譴責伊朗或其他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的評論家們談到（霍梅尼的追殺令）對美國憲政制度的威脅，而西方人則經(jīng)常把阿亞圖拉霍梅尼描述為以圣戰(zhàn)來反對寬容和言論自由這些西方價值觀”。[40]這就使得本來僅局限于英國一國的事態(tài)，很快演變?yōu)橐粓鍪愕奈拿鞯恼搼?zhàn)，一場文明的沖突，演變?yōu)橐粋�世界性的大事件，即拉什迪事件。

　　最后應當指出，先發(fā)現(xiàn)代性雖然給西方人帶來了一定優(yōu)勢，使他們更為“進步”，但從宏觀文明史的角度來看，西方人并非總是比穆斯林更開明、更“先進”�？偟恼f來，歷史上伊斯蘭教對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比基督教西方開明得多、人道得多（盡管在近代以來在西方入侵、社會文化生態(tài)失調(diào)、必須盡快富國強兵的情況下，伊斯蘭教已難以表現(xiàn)出從前那種從容）。故而，西方媒體在拉什迪事件上指責穆斯林搞“中世紀主義”，即便不是惡意攻擊，至少也有點歷史健忘癥。不應忘記，在第一次十字軍東侵中，西方人于1099年7月攻破耶路撒冷后，殺害了7萬穆斯林，把這一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洗劫一空。[44]恰成對照的是，公元638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領后，基督教教堂和居民安然無恙，基督教徒仍然能夠光顧圣殿、朝拜圣物。[45]西方人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伊比利亞半島（即現(xiàn)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要么將當?shù)氐哪滤沽謿⒑�，要么將他們�?qū)逐出境；
對待猶太教徒，除了將他們驅(qū)逐出境，還用強迫改宗一類手段加以迫害。恰成對照的是，“在歐洲宗教裁判所的權力甚囂塵上之時，古老的奧斯曼帝國并沒有設立宗教裁判所。毋庸置疑，那時（15、16世紀）的土耳其一般來說比許多歐洲國家都寬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邀請希臘人重返家園……而在同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卻在迫害摩爾人和猶太人�！盵46]

　　西方人的“中世紀主義”蒙昧或不寬容也表現(xiàn)在因思想抵捂而殺人上。眾所周知，十字軍東侵屠殺了大量的穆斯林；
西方基督教徒對猶太人的屠殺則從中世紀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且并非局限于德國和奧地利，而是一種全歐洲現(xiàn)象。但這只是屠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罷了。西方基督教徒屠殺自己人當中的“異端”之事也可謂層出不窮。臭名昭著的例子有13世紀十字軍（對付歐洲基督教徒的十字軍�。⿲Ψ▏喜堪柋冉膛傻臍埧徭�(zhèn)壓，[47]16世紀日內(nèi)瓦神權國家在火刑柱上燒死以三位一體為謬誤的啟蒙神學家塞爾維特（亦為發(fā)現(xiàn)人體血液循環(huán)的第一人），以及大規(guī)模屠殺法國胡格諾派圣巴托羅繆慘案。[48]相比之下，伊斯蘭教要開明得多�！犊商m經(jīng)》里明確承認耶穌基督為先知（盡管并非穆罕默德那樣的“最后”的先知），明確承認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均為 “有經(jīng)人”，需加以優(yōu)待。這與西方人對穆斯林、對穆罕默德極盡丑化之能事形成了強烈對照。十分現(xiàn)代甚至“后現(xiàn)代”的伊斯蘭教義產(chǎn)生了積極的結果，即穆斯林對其統(tǒng)治區(qū)域里的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實行的開明政策。在伊斯蘭教于公元7世紀上半葉興起后五、六個世紀里，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人口中的大多數(shù)仍為基督教徒（盡管后來逐漸改宗）；
及至13世紀末葉，埃及南部努比亞地區(qū)大多數(shù)一性論派仍能保留自己的信仰，而及至此時，他們持這種信仰已達八百來年。[49]伊斯蘭教于7世紀上半葉便已興起，但直至公元9世紀上半葉亦即倭馬亞王朝晚期，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大馬士革的圣約翰仍能在其神學著作中抨擊伊斯蘭教，將之視為一種反三位一體論的基督教異端（而非一種新宗教�。┘右择g斥。[50]穆斯林統(tǒng)治下的信仰環(huán)境何等寬松可見一斑。

　　穆斯林的信仰未必是唯一正確的信仰，穆斯林心目中的真理未必是唯一的真理，但伊斯蘭教畢竟是一個與十多億信眾的生命形態(tài)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伊斯蘭教本身也并非是一個封閉的、一成不變的體系，而一直是也應當是一個開放的、不斷成長的體系，也應當“與時俱進”，或者說應當隨著各伊斯蘭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經(jīng)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扇绻蜒哉撟杂山^對化，如果在言論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如果像拉什迪那樣把絕對自由理念毫無顧忌地用于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中，這只能是良知的悲哀，理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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