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歡聚一堂，慶祝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成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立于中國學術轉型的關鍵時期，表面上看，傳統(tǒng)的文史研究好像處在“瓶頸”狀態(tài)，重復的復制和生產，讓我們的文史研究越來越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引導公眾話題的能力，但是，正是這種令人煩惱的困境背后，卻醞釀著新變化。為什么？因為第一，這二十來年引進新理論新方法新觀念，就好像吃壓縮餅干，吞進去太多，現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氣的時候，第二，當下中國越來越多地出現的新資料，也在催促新的研究和解釋范式，第三，特別是當下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狀況的巨大變化，必然要求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釋。所以，暫時的停滯是變化的開始，學術史常常就是這樣一波接一波地變化的，我想，一個小小的文史研究院能否寫入大大的中國學術史，要看我們是否能夠參與學術史的變化。

　　說到近百年中國學術史，這里我想向大家報告一些感想。很長時間里，我特別關注兩個現代中國辦得最成功的研究機構，一個是1925年成立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就是俗稱的“清華國學院”；
一個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開創(chuàng)，現在遷到臺北的所謂“史語所”。這兩個研究機構之所以能夠辦得成功，我想，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他們在研究領域上抓住了國際學界的關注點，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終與國際學界同步。這就是陳寅恪講的“預流”，就是進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第二，不僅是“預流”，中國學者的中國研究，并不簡單等同于國外學者的“漢學研究”，它必須建立中國的立場、問題和方法，當時的這些學者在這一點上有明確的思考。第三，僅僅有充分國際化的預流和相對中國立場的意識，可能還不夠，清華學校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還得益于“天時地利”，我所謂的天時地利，是說那個時代不斷出現的新資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和大內檔案等，給他們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使得這兩個研究機構在當時成為中國學界乃至國際學界引人矚目的中心。

　　那么，時隔七八十年，新成立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應當如何應對“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它將在什么地方走自己的路呢？

　　一、中國研究的新國際視野：從“虜學”到“從周邊看中國”

　　對于以往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都是一種自我認識。今天，我想以“中國的自我認識”為中心，把以往的中國歷史也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時代”。由于漢文明傳統(tǒng)的強大，在沒有其他文化傳統(tǒng)對比的情況下，中國好像處在一個沒有鏡子的時代，這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觀念，一方面形成了以自身為天朝大國的朝貢體制。在很長時間里，盡管實際的世界知識早已經超越了漢族中國，但是在觀念的知識世界里面，中國人仍然習慣地想象一個處在天下之中的、很大很大的“中國”。

　　第二個階段是“一面鏡子的時代”。我把晚明西洋人來到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看成是至今延續(xù)的這個“全球化”的開端。應該說，自從晚明，特別是晚清之后，在西方的沖擊和比較下，中國人開始了對中國的重新認識，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這種重新認識是以一個“西方”為基礎的，從明清兩代的“西學中源”說，晚清“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的爭論，經五四、科玄論戰(zhàn)，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化熱”，其實，都是在這一面鏡子下的自我認識。

　　第三個階段是什么呢？即我常說的“在多面鏡中認識自我的時代”。大家都知道，一面鏡子是不夠的，我們會問，這面鏡子是正確的鏡子呢？還是一面哈哈鏡呢？它是認識自己的唯一鏡子嗎？它難道能夠全面地讓我們自我認識嗎？就像我們在理發(fā)室里修剪頭發(fā)的時候，僅僅靠面前的那面鏡子是不夠的，還必須后面有鏡子才能看到后腦勺一樣，我們是否還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鏡子呢？過去，好像中國人很少有意識地從自己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印度、蒙古等等的視角，來觀察和對比自己。其實，中國與“西方”的差異對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看到自我的特征，而那些看似差異很小，甚至曾經共享一個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國度的比較，才能真正認識什么才是“中國的”文化。

　　因而，從周邊看中國，從周邊各個區(qū)域對中國的端詳中，可能我們會重新認知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關于這個問題的思想史意味，這里無法詳細討論。從文史研究的角度，我更想討論這一研究方向的學術史意義。如果我們回顧中國學術史，在某個角度上說，中國學術國際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波，似乎應當上溯到清代中后期對于西北地理和遼金史、蒙元史的研究，在這一波中，關注視野不再僅僅是“漢語”、“漢文化”和“漢文獻”，涉獵范圍也不僅僅是儒家世界和傳統(tǒng)經典，研究內容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政治史的范圍。在那個時代以后，中國學者的眼界才大大打開，這是一個巨大變化，也開拓了后來的學術新領域。第二波出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這個時候，中國文史領域出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像王國維、陳垣、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湯用彤等等，他們接受了新的研究方法，又恰好有新發(fā)現的很多材料，這一機緣促成了中國學術國際化的第二波�！翱脊虐l(fā)現”刺激了地下和地上互證的兩重證據法，“敦煌文獻”刺激了語言學和歷史學結合的研究方式，國外漢學的刺激，喚起了對中外文化接觸的研究興趣，各種非政府文書和非儒家文獻的出現，引起了對經濟史、宗教史、地方史的重視，而大內檔案的使用，則促使研究者深入到政治深層、民間生活等等方面，促使歷史研究傳統(tǒng)的重心和邊緣的移動。

　　那么，第三波究竟是什么呢？我不能預言，但是我以為，“從周邊看中國”這一課題，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刺激思想和學術的變化�？梢詮娜齻�方面來看：第一，我們注意到，在前兩波的學術史變動中，關注的空間都在西北，與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重合，而比較少地注意到東邊，比如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等等，可是，事實上這些區(qū)域所存的有關中國的文獻相當豐富，大量的舊記載，如今恰是新材料。第二，近代以來我們習慣了中西文化對比，“西方”這個巨大而朦朧的背景，讓人看起來中西文化差異似乎很清晰，但是實際上卻相當朦朧。因此，也許通過那些看似文化差異不大的周邊為對照，倒更能看出它們與我們之間，那些細微卻又至關重要的文化差異。第三，這些不屬于漢族的資料的使用和不在傳統(tǒng)中國范圍的歷史和文化的討論，會促進我們對于多種語文的關注。八十年前，傅斯年就曾經指出，要擴展研究的史料和使用的工具，借鑒比較歷史和語言的方法，因為史料的擴充和工具的改進，就是學術的進步。

　　也許，現在是一個“需要多面鏡子的時代”，周邊各個區(qū)域長期以來對于中國的不同認識，可能恰恰是很多面使中國自我認識更加準確的鏡子，和這些曾與中國親密接觸、看上去有些相近的文明體比起來，那個長期以來當作比較鏡像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朧含糊的銅鏡，雖然看得見整體中國文化的輪廓，卻看不清具體文化中國的細部。所以，如果我們轉身面向這個“周邊”，套一句經濟學界常用的術語，也許，它將成為學術“新的增長點”，因為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我以為引出的學術史變化，有可能是對語言工具的重新重視、對域外新資料的重視、對國際學術世界的了解。

　　二、多元視野中的中國觀點：與域外中國學的比較

　　其實，近百年來，對于“中國的周邊”的研究并不是中國文史學界的特長，歐洲學者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相當有成就的“中國周邊研究”，他們在這些研究中不僅使用了歷史、文獻、考古和語言學的方法，而且在地理、民族、宗教和風俗上甚為用力。受到歐洲的影響，明治以來的日本中國學家更是關注所謂“滿蒙回藏”以及中國周邊，對于蒙古、朝鮮、安南、西域等等史地領域，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這是當年席卷歐美、日本以及中國的國際學術潮流，看起來，這一潮流有它的同一性，似乎是世界一致的風尚。不過，仔細考察就知道，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日本，這一趨向自有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特殊背景。以和中國最為密切的東鄰日本為例，如果說，從學術史上來說，它是學術近代化與國際化的推動所致，充分表現了它的現代意味，那么，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這一學術風氣中恰恰在看似純粹的學術取向、學術方法和學術話題背后，隱藏了日本對于中國的某種特殊意圖。

　　為什么這么說呢？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所謂日本這一學術趨向的現代意味是很清晰的。他們采用和西方一致的工具、資料和方法，從事西方學界感興趣的領域、課題和問題，并且采取和西方科學相同或相似的，被標榜為“中立”的客觀主義立場和研究方法，追趕西方的學術潮流。甚至極力效仿歐洲來自傳教士和人類學家的漢學傳統(tǒng)，把“中國學”變成“東洋學”，即把領域逐漸從漢族中國擴大到中國的周邊，即所謂“中止了日本歷來僅僅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偏狹”。當時，日本學者多選擇以滿、蒙、回、藏為主的學術課題，都體現了這種追求現代性、融入國際潮流的趨向。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學術轉向背后卻隱藏了很深的政治背景。明治以來逐漸膨脹的日本民族主義，對于過去亞洲最大的對手中國，重新采取一種俯視的眼光來觀察，不再把過去的“中華帝國”看成是龐大的“一個”，而是借用歐洲流行的“民族國家”新觀念，把過去所謂的“中國”解釋成不同的王朝。自從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對于中國以及周邊的領土要求越來越強烈。因此，當時的日本中國學者，對于中國“四裔”即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出現了異乎尋常的熱情，都有格外的關注。這種政治意圖，在某種程度上激活了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漸從學術演變成一種理解中國的政治觀念，這種糾纏了學術與政治的觀念一直發(fā)展到二戰(zhàn)前后，便在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

　　那么，我們討論“從周邊看中國”，又如何建立同歐美和日本中國學研究相區(qū)別的立場呢？應該說，中國現代的文史之學，從一開始就與民族主義的立場和世界主義的潮流始終分不開，這是不必諱言的。我們提倡“從周邊看中國”，并不是打算重走過去歐美和日本對滿蒙回藏的研究老路，我們提倡的“從周邊看中國”仍然是聚焦中國史，這是不是有些逆現代學術潮流而動呢？我以為不是，因為在“中國”這個近世形成的文明空間和現代已經成型的政治國家，傳統(tǒng)仍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強有力地籠罩這個地區(qū)，以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仍然有它的意義。

　　三、交錯的文化史研究：不必劃地為牢

　　我們關注的重心在中國，也試圖以“中國的文史”作為研究的主要領域，但并不是說我們想劃地為牢，我們也想研究中國以及周邊各個文明體在文學、宗教、學術、藝術等等方面的彼此互動。所謂“只知其一，便一無所知”確實是對的。盡管“看中國”是我們的研究重心，但了解彼此文化之間的交錯，同樣應當關注，只是我們不希望把這種接觸、交錯和影響，變成一種簡單的流行的比較，而是希望透過文學、宗教、學術、藝術以及語言的具體接觸史，看看這一文化的大鏈條，究竟是怎樣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地連接起來的。

　　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有關信仰的，早年宮崎市定曾經說到，1515年前后的歐洲在制作圣母像的時候，可能受到了東方觀音形象的影響。也有人指出，因為觀音和圣母形象的如此接近，所以，當時日本長崎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轉入秘密之后，來自中國泉州制作的陶瓷觀世音像尤其是童子拜觀世音像，曾經替代了圣母瑪利亞的塑像，被心中仍然向往天主的日本信徒膜拜。這個關系西洋、東洋和中國的文化現象是否很有趣也很令人深思呢？第二個例子有關祭祀樂舞。眾所周知，明代中國國家祭典尤其是文廟祭祀孔子的樂舞，在古代中國是很重要的儀式和象征，根據比利時學者鐘鳴旦的研究，萬歷年間的宗室朱載堉在《樂律全書》中曾經對于這些樂舞有過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闡述和改造，它引起了耶穌會士錢德明的注意，最早的一批有關舞蹈圖示被收錄在1780年巴黎出版的一部書中，究竟這些整齊有序規(guī)模龐大的國家樂舞以及它背后的儒家涵義，對歐洲有什么影響，這還需要研究；
無獨有偶，同樣是萬歷年間，國家對于文廟祭祀儒家先祖孔子的樂舞，曾經由一個皈依了天主教的著名學者李之藻（1565-1630）進行修訂，他的《泮宮禮樂疏》討論鄉(xiāng)校（即泮宮）中的圣祠，以及祭器、音樂和頌歌。然而，更有趣的是，李之藻的《泮宮禮樂疏》中記載的樂舞，又被明亡以后流亡到日本的虔誠儒家學者朱舜水，作為基本依據，用來為德川家族制定祭孔典禮，因而成為后來日本孔廟祭祀樂舞的格局。從一個樂舞傳播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東洋、西洋和中國之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化接觸中的連鎖現象？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史哲各個學科，不僅各自劃地為牢，形成了各自的邊界和壁壘，而且由于中國和外國的研究界限，使得我們的研究仿佛也像有了國界和海關一樣，不辦護照沒有簽證就絕不能出境，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可是，文學、歷史、宗教、學術、藝術、哲學等，常常并不需要護照和簽證，自己就越境出界，構成交錯的圖景。只是需要注意，文化河流漫堤而出，會隨著地勢高低起伏的變化，改變流向，或急或緩，有時候積成大湖，有時候變成急流，一些看似相同的宗教、思想、學術和藝術，在不同區(qū)域生根，卻會結出不同的果實。

　　四、結語：新資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在文史研究領域，任何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都是從發(fā)現新資料開始的。在中國文史領域，過去百年中，有前面所說的四大發(fā)現，最近幾十年里，不僅有大家所熟知的從馬王堆到懸泉置的簡帛大發(fā)現，也有包括陸續(xù)發(fā)現的石刻資料的收集，還有日益顯出重要性的民眾日常生活資料的發(fā)掘，將來，也許還會有“周邊”關于中國的歷史資料。資料仿佛是建樓的基礎，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就好像在沙上建房。我以為，一個好的國際性的研究機構，當然需要在資料庫的建設上下功夫，第一盡可能收集和保存新的文獻資料，這是“預流”的第一步，第二，研究文史的文獻資料不局限于傳統(tǒng)的經典，也包括民間資料，不局限于文字文獻，也包括圖像與影像，不局限于中國的資料，也包括外國的資料，這是“拓寬文史研究視野”的必須，第三，盡可能形成一個自己的有特色的資料庫，因為天下文獻資料太多，沒有什么研究中心可以包羅無遺。當我們有了新資料之后，如果還有新的方法，這些新資料將會向我們提出很多過去沒有想到的新問題。無論這些問題將來被證實，還是被證偽，它都將引起學術研究典范的新變化。而因為有了新材料，又有了他們解讀的新思路，學術史就會開出一個新天地，建立一個新典范。

　　最后，再讓我們回顧一下現代中國學術史，1920年代到1930年代，清華學校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文史研究的工具、資料、視野和方法上努力推陳出新，開出了中國文史研究的新局面，所以，這兩個研究機構成了當時中國學界乃至國際學界引人矚目的中心。七十年過去了，清華學校研究院已經成為歷史，歷史語言研究所則遷到了臺北，那么，現在的中國大陸的文史學界，是否能夠在這個國際國內形勢越來越復雜的背景下重新出發(fā)，對傳統(tǒng)中國文史有新的研究，不僅成為新的“國際學術潮流”的預流者，而且成為對中國文史進行新詮釋的平臺？這將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時候，時時要思考的責任。

　　謝謝各位，希望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未來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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