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在香港鳳凰臺月初開罵，據(jù)說無論是氣勢還是風(fēng)頭，全都超過臺灣著名的流氓作家李敖，仿佛是繼李敖在北京風(fēng)光過后的一個回應(yīng)似的。且不說北京當(dāng)局設(shè)在香港的準(zhǔn)中央電視臺鳳凰臺安排這么檔子節(jié)目有什么用意，有意思的乃是，王朔的這番開罵倒是讓海外華人著實領(lǐng)教了什么叫作北京的大院文化，什么叫做大陸的痞子作家。王朔的高調(diào)叫罵壓過李敖一頭，這并不出人意料。李敖在臺灣的成功，本來就拜臺灣文化人喜歡扮演新儒家之托。在毛澤東的地盤上，根本輪不到李敖扮演文化大流氓。隨便一個王朔，就足以把那廝給收拾了。

　　王朔的此番開罵，內(nèi)容是豐富的，聲調(diào)是奪人的，姿態(tài)是精彩的。沒有在大陸煎熬過的華人聽了也許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而在大陸千錘百煉的華人聽了，又會為自己怎么就說不出這番牛皮哄哄的話來感到自慚形穢。而要真正解讀王朔的這番罵語，當(dāng)真是不行的，不當(dāng)真也不行。最合適的方式，也許得從王朔的背后著手。也就是說，從王朔的文化背景上去解讀。

　　就像滿清給北京留了群八旗子弟一樣，四十九年以后，建政的共產(chǎn)黨也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大院文化。八旗有正紅旗、鑲黃旗之類，大院則有總政大院、總參大院、總后大院，等等大院。比起那五那樣的舊貴，大院出來的新貴經(jīng)歷過文革式的歷練。孫悟空假如不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里燒一燒，那么再牛皮也不過一只猴子，猴子一只。滿清的八旗子弟就那樣的猴子。相反，大院里的紅色八旗卻是被毛澤東的文革之火錘煉過的。他們造過別人的反，也被別人造過反，翻過來翻過去的這么一折騰，就成了新時代的兩面黃。王朔算是其中的姣姣者之一。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另一個大院子弟姜文為什么把文革稱之為“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原因。相比之下，李敖不過是讓國民黨的牢房給烤了一烤，比起北京大院里的兩面黃，絕對是小巫見大巫。只消聽聽朱德后人朱成虎那種核威脅的口氣，就該知道李敖的流里流氣其實是如何的小兒科。

　　當(dāng)然，王朔不是朱成虎。王朔不是一介武夫，王朔算是一個文人。王朔不過是對著文人扮武夫，朝著武人做文人。這是毛澤東的老戰(zhàn)術(shù)，對著文化人說粗口、耍流氓，不開飯，送勞改；
然后一轉(zhuǎn)身，又教導(dǎo)武人去讀《紅樓夢》。作為一個文人，王朔是毛澤東的好戰(zhàn)士。毛澤東的教導(dǎo)，王朔不僅心領(lǐng)神會，而且還能自成話語。比如，毛澤東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這到了王朔那里就變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到了王朔那里則成了流氓無罪。

　　王朔的這種大院腔，是可以理解的。這倒并不是原諒他的沒有讀過大學(xué)什么的，而是他的生存智慧還真是毛澤東式的，高于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一籌。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流氓哲學(xué)，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民間智慧。在王朔的智慧里面，既有平民氣，又有流氓腔。而這恰恰就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人的流氓崇拜絕對不是毛澤東時代才開始的，而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可以說已經(jīng)成了難以更改的傳統(tǒng)。

　　倘若要說王朔很流氓，那么也可以說，王朔很誠實。因為在中國人這個群體里面，要誠實只好耍流氓，不耍流氓的通常難以誠實。巴金不敢耍流氓，所以聲稱要說真話說到終了都說不成一句真話。不以流氓的方式表達誠實，不是偽君子，就是大傻逼。梁漱冥的父親梁冀，就是這么個大傻逼。以誠實到自殺的程度勸喻世人，死了也白死。盡管白死也是死。梁漱冥繼承了其父的傻逼精神，還樂在其中，晚年說起毛澤東依然心馳神往。王朔絕對沒有這么傻。

　　王朔也不虛偽。雖然王朔和許多當(dāng)今的中國文人一樣世故。這可能是王朔和當(dāng)今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異同所在。同樣的世故，一個虛偽，一個不虛偽。當(dāng)今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叫做新左派還是叫做自由主義，全都世故到了成精的地步。他們一會悲天憫人，仿佛把天底下所有的受苦人全都扛在了肩膀上；
一會兒又做出一付正義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樣，朝同僚吐吐口水，向當(dāng)局做做鬼臉。但他們的共同底線全都是一樣的：絕對不會把自己交出去；
用撲克賭桌上的說法，絕對不會“ALL　IN”。就像當(dāng)年的方勵之，英雄是要扮演的，可是到了緊要關(guān)頭，就算是為了自由故，性命也是絕對不可拋的。以這樣的文化精英為背景，王朔能不牛皮么？

　　也因為是這樣的文化背景，王朔大大咧咧地把文學(xué)等同于體育比賽，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列入北京代表隊，與曹雪芹相提并論。又因為在幻覺中與曹雪芹站到了一起，余秋雨一類的文人也就理所當(dāng)然地成了他的晚輩。王朔對余秋雨的不屑一顧，除了余秋雨的作品和其為人處世本身的原因之外，還得從王朔的另一句話里去解讀：叫做“一條解放軍的命，勝過李嘉誠所有的錢”。解放軍的命是否像王朔說的那么值錢，毛澤東早就在他的歷次戰(zhàn)爭中作了回答。無論是紅軍時代的互相殘殺，還是國共內(nèi)戰(zhàn)中的人海戰(zhàn)術(shù)，或者是朝鮮戰(zhàn)場上的尸骨遍野，無一不在標(biāo)明解放軍的命值多少錢�？梢�，大院子弟以毛澤東的腔調(diào)吹牛皮，也是喜歡不打草稿的。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朔以這樣的方式，對錢、對錢背后的商業(yè)文化、對商業(yè)文化在大陸的標(biāo)記性城市上海，表達了他的大院情緒。換句話說，王朔以打江山坐江山的口氣，談?wù)撝�商人和商業(yè)，以及浸透了商業(yè)文化的上海文化人。

　　不過，王朔也有王朔的徹底。比起魯迅，王朔確實是徹底的。他坦言自己追星，還乘機惡狠狠地捧了鳳凰臺的女明星一把。他也坦言自己嫖妓，并且發(fā)現(xiàn)妓女比中國知識分子來得善良和干凈。假如魯迅當(dāng)年也王朔那樣向那位日本房東的女兒坦言自己愛她，就不會鬧出兄弟破裂的丑聞；
假如魯迅也像王朔那樣內(nèi)急上來時去趟妓院解決一下，就不會壓抑到變態(tài)的地步，罵了清末名婉賽金花不算，還要罵《紅樓夢》里的林黛玉。這種不徹底是中國文人通常犯有的毛病。相比之下，毛澤東沒有這毛病。毛澤東也是徹底的。被毛澤東夸獎的魯迅不徹底。也正是因為魯迅的這種不徹底，使王朔理所當(dāng)然地產(chǎn)生了優(yōu)越感：我敢公開說自己嫖妓，你們敢么？

　　王朔敢說這種狠話，是因為他明白，大家其實都在嫖。暴富的鄉(xiāng)鎮(zhèn)官商嫖學(xué)生妹，大學(xué)教授嫖自己的研究生，上上下下全都在摸著石子過河。這是可做而不可說的事實，也是公開的秘密。問題在于，有些人不便說，有些人不敢說。王朔抓住機會打了個空間差，敢于說，也善于說；
說得娓娓動聽，說得聽眾一楞一楞。

　　平心而論，王朔倒并不是個把女人不當(dāng)回事的嫖客，而是個聽上去對女人有情有義的男子漢。王朔不僅向妓女致敬，而且希望由女人來治理世界。對女人如此的公開表示崇拜，可能是王朔此番罵語中最為精彩的華彩段落。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幾千年的男性統(tǒng)治證明，男人治國治天下是完全失敗的。且不說其它，就以當(dāng)今美國和中國為例，便可見一斑。假如讓小布什夫人勞拉當(dāng)總統(tǒng)，絕對不會讓美國陷入伊戰(zhàn)的爛泥坑。據(jù)網(wǎng)上傳聞，胡錦濤的太太看《中國農(nóng)民調(diào)查》看得淚流滿面。僅此一點，假如投票選中國總統(tǒng)，中國民眾就該投胡太太而不是胡先生一票。因為孔教的緣故，女人在中國歷史上被嚴(yán)重妖魔化。無論在《封神演義》、《三國演義》還是在《水滸傳》里，女人不是禍水，就是淫婦，被男人送過來送過去的玩兒，最終還要被一刀揮作二段什么的。就王朔的婦女觀而言，他完全超過了中國那些個演義小說。一如王朔在適欲求愛上的身體力行，使他成了一個比魯迅健康的文人。如此的坦誠，使一些裝模作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相形見絀。

　　至于王朔聲稱：“死后要捐實體給窮小孩看病”什么的，那就說了也就說了，人們聽過也就聽過了。因為這類善事最好只做不說，將來做了再說也不遲。因為善事善行，一說便俗，一說便有做秀嫌疑。既然已經(jīng)誠實了，索性誠實到底就結(jié)了。不必拿死后捐體嚇唬人。要知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化人，神經(jīng)都比較脆弱�；钪�已經(jīng)不容易，何苦拿死后如何如何去嚇唬他們呢？坦言自己嫖妓已經(jīng)夠刺激夠轟動了，不需要再擺不怕死的譜。人都是要死的，毛澤東不也死了么？誰能夠萬歲呢？

　　再說遠一點，地球終將要毀滅，更何況北京大院？在將來的中國，北京不會再是一個首都。將來的中國，將從地方的獨立起步。臺灣獨立太小太小，上海獨立才是實質(zhì)性的。將來的中國，先獨立，后聯(lián)邦。首都遷到長江三角洲之類的地方。至于北京，在被來自北方的風(fēng)沙徹底淹沒之前，還有一定的歷史文物價值。包括北京大院在內(nèi)，都可算是文化景觀。從周口店到北京大院，也能勉勉強強的湊出一部民族的歷史。在那樣一付文化版圖上，再回頭看看王朔，確實可以和老舍并列，成為北京文化的一景。至于曹雪芹，那是跟莎士比亞一個層次的人物。不要說王朔，就是老舍，都是望塵莫及的。但王朔也不要太悲觀，至少比李敖強多了。因為李敖在將來的文化版圖上，只是一個省略號。

　　二○○七年三月七日寫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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