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頂?shù)男贝吧�。我可以看到那座塵封的表面濕漉漉的痕跡。在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間里有亮著燈的窗戶，若視力延長，你可以看到人們在窗簾后面移動，專注于他們每夜的工作和夢幻，每人活在他自已那幻想、欲望、儀式和愛好的小小的繭里。這是南非作家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憶錄《—個患白化癥恐怖分子的真實自白》(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簡稱《自白》)第一章的開頭。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獄，這本書記述了他的被捕和獄中的歲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一個持法國護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剛要登上回歐洲的班機時被捕。被捕前他沖進廁所，吞咽了張紙條。當他被帶到機場的一個房間，南非安全局的斯納克上校讓他寫份簡歷，他憑作家的想像力，編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會關系。上校的助手從旅行袋里搜出個煙斗。上校讓他握住煙斗，突然用南非語說，“算了吧，布萊頓，游戲該結束了，我們知道你是誰。是不是想讓我們帶你哥哥來見見?”后來才知道，與此同時，南非總理結束訪問回國，達官顯貴到機場迎候，其中有布萊頓的哥哥。我最近在讀《自自》。布萊頓在這本書靡頁上寫著：給我親愛的朋友和歌伴北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簽名，還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廷博。

　　一九九四年秋天，國際作家議會在里斯本開理事會。一天晚上，我們結伴去里斯本市中心聽“法度”(Fado)，一種悲傷的葡萄牙民歌。如今連悲傷也能賣高價，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飯館酒吧貴得嚇人，門口有人參拉外國游客。由布萊頓挑頭，帶著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脫離了大隊人馬。布萊頓不愧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他和別人聊著天，使眼色讓我們溜進小胡同，再尾隨過來。他根據(jù)事先畫好的路線圖，在小巷深處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煙霧彌漫，擠得滿滿的。歌手是個小伙子，非要唱盡人間苦難不可。“法度”讓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厲高亢，讓人抓心撓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場了。余興未盡，我們留下來喝酒。回旅館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們三個哼起歌來，在暗夜傾訴各自的憂傷。不知怎地，不同國度的酸曲最后匯成《國際歌》。布萊頓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協(xié)調，好像我們一起排練了一輩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華的大街上，我們昂首闊步，扯起嗓子，高唱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時候認識布萊頓的，我記不太清了。十幾年前我們肯定在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見過。那時我剛出國，誰也記不住，人物與日子像撲克洗在一起。我們真正相識應該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零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萊頓突然閃現(xiàn)出來，像個黑桃K。他有一種受難者的威嚴。皮膚黑黑的，絡腮胡子花白，繪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憫人，既熱又冷，且?guī)с^，女人得特別小心才是。他長得有點兒像神職人員，但絕不是那種普通的牧師，更不是紅衣主教，對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楞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過來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的決策人之一，幾乎年年都去，是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媒體和聽眾隨時樂于洗耳恭聽。他話鋒犀利，得理不讓人；
我本來嘴就笨，加上說英文，說得我理屈詞窮。我屬黃花魚的——溜邊，倒時不時能碰見布萊頓——在他厭倦公眾的時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開開玩笑，一來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自》是他三卷回憶錄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ason in Paradise)，是關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國旅行。那是一九七三年，他得到了三個月的簽證。一九九一年曼德拉獲得自由后，布萊頓再次回國三個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Paradise)。這三卷回憶錄可看作當代南非的個人編年史。我手頭只有這第二卷，好像從緊急出口處進入他的生活，從“現(xiàn)在”的位置看他的過去和未來。但丁《神曲》中有三個階段，從地獄、煉獄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煉獄，是布萊頓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納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結束時出現(xiàn)過。一天晚上，由他當警官的哥哥出面，請來兩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納克上校。那談話是一種炫耀，讓他看看他們對他有多么了如指掌。兩年后在機場，斯納克上校讓他握住煙斗，突然說，“游戲該結束了�！辈既R頓抽煙斗是出了名的�；�名進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煙。有一天，他穿過開普敦的露天市場，經(jīng)不住烤煙香味的誘惑，買了煙斗煙絲，回到旅館偷偷抽起來。布萊頓寫道：“看看他們如何挖掘一個人的過去，設計他的未來，修改他的現(xiàn)在。我沒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們手中；
他們對我知道的比我自己還多。他們有檔案，有電腦。他們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屬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園——不管是政治的還是性的……”和布萊頓相處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種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這琴弦被風暴狠命彈奏，未斷，那真是奇跡。而奇跡又往往源于苦難，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今年五月，我從美國去南非德班(Durban)參加詩歌節(jié)。在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轉機時，聽見擴音器在廣播：“布萊頓巴赫先生，請盡快到十八號登機門，飛機就要起飛了……”二十三年前，另一個布萊頓巴赫先生就在這兒，在登機前幾分鐘被捕。到了德班，在旅館放下行李，我被領到一家意大利飯館。布萊頓迎上來，和我緊緊擁抱，說：“伙計，歡迎到非洲來�！蔽覀冊诎屠�、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見面，這回可終于到他家來做客了。

　　布萊頓一定不同意我的說法。如今他四海為家，大部分時間在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來南非三個月，在大學教寫作，協(xié)助組織非洲詩歌節(jié)。這時間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沒有祖國，屬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種“中間地帶”的人。今晚是他的畫展的開幕式，可惜我晚到了兩個小時，剛好錯過。作為畫家的布萊頓和作為詩人的布萊頓是兩面鏡子，而布萊頓本人正從中隱形。

　　我提到在約翰內斯堡機場的另一個布萊頓巴赫。他說，這個名字在南非極少，很可能是他的親戚。最早的布萊頓巴赫家族來自德國，在非理性的遷徒途中，有荷蘭人、黑人、馬來人的血液匯人，血緣關系復雜得像塊調色板。他祖父是雇農(nóng)，到父親這輩日子好過些，按中國的階級劃分大概算個上中農(nóng)，自己動手挖渠、播種、采礦。布萊頓哥仨，還有個姐姐。大哥即他在機場被捕時正迎候南非總理的那位，是反游擊隊特種部隊的準將指揮官；
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聞記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
布萊頓是個寫詩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關系。“還行，只不過在一起從不談政治。”他告訴我，在巴黎流亡時，大哥來出差，哥兒倆從一個酒吧到另一個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這本書中，布萊頓的傾訴對象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檢查員先生”，有時又管他叫“眼睛先生”、“我先生”，語調充滿了調侃挖苦。依我看，“檢查員先生”是個雙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謀，又是他身處絕境的內心獨自的惟一傾聽者。布萊頓若是基督的話，“檢查員先生”就是上帝�！鞍。瑱z察員先生，你認為我有罪嗎?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彼麑懙�。

　　秘密警察頭子漢廷頓是個病態(tài)的家伙。有一次布萊頓被召到監(jiān)獄門外，漢廷頓把他正讀師范的侄女介紹給他。那個女孩于是他的詩歌迷，發(fā)誓要用淚水幫他脫離苦海。漢廷頓還請他到家里做客，帶他參觀花園。后面就是山，周圍似乎無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還是陷阱，在逃跑時把他擊斃?兩個小女兒請他簽名留言。午餐快結束時，電話鈴響了。漢廷頓接電話回來，問他要不要用他的衛(wèi)生間洗個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過請他原諒，他們該送他回去了。漢廷頓把他帶回監(jiān)獄辦公室時，布萊頓的妻子蓮坐在那兒。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萊頓夫婦請我到一家中國館子吃午飯。

　　五月的南非已進人冬天，但一點兒都不冷，像美國加州的夏天，陽光明媚。孩子們在海上玩帆板。中國餐館緊挨著一個大飯店。布萊頓坐在那兒等我。他放下報紙，目光探尋著，似乎想知道我對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剛寫了首待，是繪他的：“……你釋放的瘋狂／是鑄造寂靜的真理／驕傲如內傷閃爍／使談話暗淡……風在閱讀車轍／向藍絲綢以外的疼痛／致敬。”他問起我中國的變化，我告訴他算卦的說我明年回去。他微笑地盯著我。他回贈一首詩繪我，提到算卦的和鄉(xiāng)愁，詩中充滿了溫情。

　　蓮來了，她個頭不高，言談舉止優(yōu)雅。我們從未謀面，僅在電話里說過話。她是華裔越南人，不會中文。他們的婚姻當時在南非是違法的，由于沒像中國那樣查三代，布萊頓只能是白人，不準和有色人種結婚。

　　布萊頓坐牢時，蓮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布萊頓動蕩生活的陰影在蓮的臉上留下痕跡——淡淡的哀愁。蓮看布萊頓時有一種憐愛和無奈，好像他是個惹是生非的大孩子。蓮告訴我，按漢語她應姓“黃”，全名是黃蓮。我一驚，沒敢告訴她中文的含義。老板娘是上海人，風風火火。我點了醉雞、清蒸魚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萊頓喝著青島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萊頓在，我們總是去十三區(qū)的一家名叫“大家樂”的廣東館子。那是難得的閑暇時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變了。他盯著街心花園的孩子，笑出聲來。

　　審判開始了。布萊頓寫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時多么軟弱無力——眼睜睜慶祝它自己的死亡�！辫偰景宓姆ㄍ�，大概過去是個猶太教堂，令人壓抑。審判日復一日，證人進進出出，父親坐在聽眾席上，呆呆的。布萊頓被判處九年徒刑。

　　漢廷頓把他帶到辦公室，好像對這一嚴厲的判決既惱火又震驚，而他的部下紛紛進來祝賀。有人甚至把布萊頓帶到廁所，給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為了共同慶祝一個重要節(jié)日。最后漢廷頓把他帶回牢房，戴著墨鏡坐在對面。他提起他年輕時的幼稚，家境的貧寒，以及他如何從總統(tǒng)的保鏢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講述中，他臉色蒼白，得到了某種類似性高潮的滿足。在布萊頓坐牢期間，漢廷頓甚至把他獄中的詩稿拿去出版，但條件是布萊頓必須把詩集獻給他。

　　讀布萊頓的書不是件輕松的事。他的詞匯豐富，還攙雜了法語和南非語，像兇猛的河流；
我像過窄的河床，泛濫成災。有時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謂潛在的讀者，性急地跳了出來，參與他的寫作。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萊頓，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實，在踏上我的祖國的那一刻，我已經(jīng)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護照在羅馬申請簽證時，網(wǎng)已經(jīng)張開了。我刮綽絡腮胡子，改變發(fā)型，戴上寬邊眼鏡。在飛往南非的飛機上，我結識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給了我電話號碼。

　　過海關很順利。頭幾天我東游西蕩，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與政治無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組織取得聯(lián)系。被捕后漢廷頓告訴我，他們甚至在清潔工打掃旅館房間以前，取走我喝過的每個酒瓶。

　　安娜打電話到旅館約我看戲。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拋棄了她。她開車帶我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景點去玩。她外出飛行時，我搬到她的單元去住。

　　我來到開普敦，在平靜的海角鎮(zhèn)佐下，經(jīng)常和地下組織的人見面。有一次，他們開車來接我，發(fā)現(xiàn)被一輛白色福特車跟上了。我們東繞西拐，到開普敦市中心，我跳車鉆進商場地下室，脫掉風衣，戴上毛線帽，從另一個出口沖出去。下午，搭公關汽車溜回到旅館，沒開燈，我從窗口看見那輛白色福特車，有兩個家伙在車里抽煙。風急雨驟，海浪拍打著水泥墩。我整夜在銷毀文件。凌晨，我從旅館的后院翻墻，搭上輛公共汽車。到了市中心的終點站，剛下車，那輛白色福特車出現(xiàn)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拌拌，沿著空蕩蕩的水果攤位。那場面多少有點兒像三流影片。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居然逃脫了，躲到一個老朋友家。傍晚他開車把我?guī)ё�，在另一個城市上了火車�；氐郊s翰內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們去爬山，我加入了進去。沒想到我自投羅網(wǎng)，安娜本人就是個秘密警察……

　　不知道為什么，一個中國詩人，對我這段故事特別感興趣。他竟然要替換我，不僅用第一人稱，還要把幾十頁的內容壓縮成這么一小段。

　　布萊頓，因為我相信，逃跑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個不愿與權力認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廳里通過，這里正舉辦布萊頓的畫展。展廳里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對他的畫不滿地搖頭，嘟嘟囔囔。布萊頓畫的多是自畫像，充滿了自我嘲諷。他任意把自己變牛變馬，變成毛澤東。有時他頭上頂著條魚，那是基督的標志。他的畫里充斥著男女生殖器。

　　他坦率地臺訴我，他出獄后為女人發(fā)狂，不斷更換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個黑女人同居，還生了一個孩子。感情糾葛像張網(wǎng)緊緊纏著他。蓮接受了這個現(xiàn)實，把那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女兒。

　　我們都不是圣徒，無權對他人的經(jīng)驗作道德上的判斷。獄中生活之刻骨銘心，是我們這些有幸站在高墻外邊的人無法體會的。我在讀《自白》一書時常做噩夢，驚醒時喘不過氣來。有時不得不略過一些章節(jié)，好像唱針在黑色的舊唱片上跳動。

　　在南非監(jiān)獄，剛被判刑的人先要單獨監(jiān)禁三個月，作為“觀察期”，而布萊頓的“觀察期”拖了近兩年。那種絕對的封閉對人的摧殘是最深的。布萊頓和螞蟻說話，與自己下棋，因飛進高墻的鳥而狂喜……

　　一九八二年冬天，布萊頓獲釋回到巴黎。我聽說他頭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光著腳，繞著圈小跑，邊跑邊哭。他心理上并沒有離開那堵高墻，仍按獄中的作息時間表：每天早上放風半小時。

　　布萊頓在國際作家議會擔任過司庫，也就是掌管經(jīng)濟命脈的。國際作家議會的核心成員包括一些法國的思想家，諸如德里達、波杜。布萊頓特別討厭空談。一九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開會，他接受一家法國電臺的訪問時說：我們應從法國沙龍式的語言中解放出來。事后他告我那是個很小的電臺，又是上午的節(jié)目，聽眾不會超過一百個，居然被德里達聽到了，找他來質問。布萊頓反唇相譏：我有權這么說，如果你還承認我們生活在自由國度的話。

　　在法國政府、國際筆會等方面的壓力下，南非當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釋放了布萊頓。釋放是突然的。按原計劃蓮同一天飛回巴黎，臨走前準備再見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萊頓被帶到城里，在一家高級旅館的房間，南非當局的某個頭面人物見了他�；乇O(jiān)獄路上，押送者經(jīng)過海邊時減慢車速，讓他把車窗搖下來，呼吸一下帶咸味的海風。當天夜里布萊頓給蓮寫了封信，準備第二天見面時交給她：

　　“……我不知道那個時刻是否已到來。我對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這些年你離我更近了，更珍貴了。和以往相比，我現(xiàn)在對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堅強對我來說是個謎……”第二天蓮未能如期來探監(jiān)。布萊頓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帶到監(jiān)獄辦公室，監(jiān)獄長宣布了釋放的決定。他什么也聽不見，站在窗口，看見一朵白云在山頭追問寂靜。

　　布萊頓似乎從來沒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他會講南非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
他現(xiàn)在是法國公民，又持有塞內加爾的外交護照。我問他這是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說，塞內加爾總統(tǒng)是他哥們兒。

　　《自白》接近尾聲，我已精疲力盡，要想跟上布萊頓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處打電話，都找不到他。按時間算他應該在南非。這哪兒說得準?他滿世界飛，現(xiàn)在多半正在路上。

　　書是這樣結尾的：“起飛。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滿更多的香擯。個人的致意。非洲在腳下滑走，我的愛。餐盤端來時的困惑：不記得怎么使用刀叉，還有菜的順利。只用勺，這么久。這么久。沒有一個字，沒有。第一夫人黃蓮和我握著手。她睡著了……，我們二十一點四十分將抵達戴高樂機場，那里下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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